前言
大学的第一年，我在阅读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集》时，对身心问题着了迷。当时身心问题是一个神秘现象。我的思想和感觉，究竟是如何与构成我大脑的神经细胞和分子在同一个世界里相一致的？经过对此神秘现象30年的思考、谈论和写作，我想我如今已经取得一些进展。我认为我能够大致勾勒出一个解决方案、一个关于意识的理论，它可以对一些问题给出答案（或指出如何去寻找答案），这些问题一直都困扰着哲学家和科学家，也困扰着普通人。我得到过许多帮助。我有幸能从一些极为优秀的思想家那里，得到非正式的、不知疲倦的、高度冷静的教诲，你们会在书里见到这些人的名字。我要讲的故事，不是某个孤立的认识问题，而是一场跨越了许多领域的奥德赛式历险；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对话和提出异议的过程融在一起，无法分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胆大冒失的错误中学到的东西，常常比从谨小慎微的回避中学到的要多。我确信，在这里我要提出的理论肯定还有许多错误，而我希望这些是大胆的错误，因为那样可以激发别人给出更好的回答。
本书的观念，经过多年敲打才成形，但本书的写作却是从1990年1月开始的，一年写完，这要感谢一些优秀研究机构的慷慨资助，也要感谢许多朋友、学生和同事的帮助。比勒费尔德大学交叉科学研究中心（the Zentrum für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 in Bielefeld）、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应用认识论中心（CREA at the École Polytechnique in Paris），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贝拉焦的塞尔贝罗尼别墅（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Villa Serbelloni in Bellagio），为我前5个月的写作和讨论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我所在的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通过认知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gnitive Studies）支持我的工作，让我可以在1990年秋季研讨班报告本书的倒数第二稿，这个研讨班吸引了塔夫茨大学以及大波士顿地区其他杰出大学的教员和学生。我还要感谢卡普尔基金会（Kapor Foundation）和哈克尼斯基金会（Harkness Foundation），感谢它们支持我们在认知研究中心的研究。
几年前，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来到认知研究中心与我一道工作。他、雷·杰肯道夫（Ray Jackendoff）、马塞尔·金斯波兰尼（Marcel Kinsbourne）和我开始定期会面，讨论意识的各个层面和各种问题。虽然我们四个的研究思路迥然不同，但我们的讨论却富有成效，令人鼓舞。我要把这本书献给这些好朋友，感谢他们教给我的所有东西。另外两个与我长期共事的同事和朋友，凯瑟琳·埃金斯（Kathleen Akins）和布·达尔布姆（Bo Dahlbom），在影响我的思想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此我是永远感激的。
我还要感谢比勒费尔德大学交叉科学研究中心的成员，尤其是彼得·比厄里（Peter Bieri）、金在权（Jaegwon Kim）、戴维·罗森塔尔（David Rosenthal）、杰伊·罗森堡（Jay Rosenberg）、埃卡特·舍雷尔（Eckart Scheerer）、鲍勃·范久利克（Bob van Gulick）、汉斯·弗洛赫（Hans Flohr）和莱克斯·范德海登（Lex van der Heiden）；感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应用认识论中心的成员，特别是丹尼尔·安德勒（Daniel Andler）、皮埃尔·雅各布（Pierre Jacob）、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丹·斯佩贝尔（Dan Sperber）和戴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感谢“意识王子们”——爱德华多·比夏克（Edoardo Bisiach）、比尔·卡尔文（Bill Calvin）、托尼·马塞尔（Tony Marcel）和阿龙·斯洛曼（Aaron Sloman），他们参加了尼克、马塞尔、雷和我在3月的塞尔贝罗尼别墅里进行的高强度且富有成果的一周讨论研究。我也要感谢爱德华多，感谢其他参加6月在帕尔马举行的关于“忽视”的问题研讨会的成员。皮姆·莱维尔特（Pim Levelt）、奥德玛·诺伊曼（Odmar Neumann）、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奥利弗·塞尔弗里奇（Oliver Selfridge）和尼尔斯·尼尔森（Nils Nilsson）也对本书的各个章节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我还要感谢尼尔斯，他向我提供了沙克（Shakey）
的照片，感谢保罗·巴赫——伊——里塔（Paul Bach-y-Rita），他也提供了照片，并对修复性视觉设备提出了建议。
我感谢去年秋季研讨班的所有参加者，他们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研讨班，他们分别是：戴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克丽丝塔·劳勒（Krista Lawlor）、戴维·乔斯林（David Joslin）、辛西娅·朔斯伯格（Cynthia Schossberger）、卢克·福彻（Luc Faucher）、史蒂夫·温斯坦（Steve Weinstein）、奥克斯·斯波尔丁（Oakes Spalding）、米尼·贾库马尔（Mini Jaikumar）、利娅·斯坦伯格（Leah Steinberg）、简·安德森（Jane Anderson）、吉姆·贝蒂（Jim Beattie）、埃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图尔汗·詹勒（Turhan Canli）、迈克尔·安东尼（Michael Anthony）、马丁娜·勒普克（Martina Roepke）、贝丝·桑格利（Beth Sangree）、内德·布洛克（Ned Block）、杰夫·麦康奈尔（Jeff McConnell）、比约恩·兰贝格（Bjorn Ramberg）、菲尔·霍尔库姆（Phil Holcomb）、史蒂夫·怀特（Steve White）、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和安德鲁·伍德菲尔德（Andrew Woodf ield）。一周又一周，这帮家伙以最具建设性的方式，让我备受“煎熬”。在本书最后修改的过程中，凯瑟琳·埃金斯、布·达尔布姆、道格·霍夫施塔特（Doug Hofstadter）和休·斯塔福德（Sue Stafford）提出了许多无价的建议。保罗·韦纳（Paul Weiner）把我绘制的粗糙草图改成了出色的插图和表格。
得益于凯瑟琳·怀恩斯（Kathryn Wynes）和安妮·范沃里斯（Anne Van Voorhis）非凡的工作，我和认知研究中心的一些同事可以从最近几年的繁杂事务中抽身；没有他们的工作效率和远见，这本书也许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感谢我的家人，苏珊（Susan）、彼得、安德烈娅（Andrea）、马文和布兰登（Brandon），我爱你们。
丹尼特，塔夫茨大学
199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