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问题和方法

第2章 解释意识

1．潘多拉的盒子：意识应该被揭秘吗？

这儿有树，我知道它们粗糙的树皮；这儿有水，我感觉到它的味道。野草的气息，深夜的星星，心情放松的夜晚——我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力量与活力，我怎能否定这个世界的存在呢？然而世上所有的知识，都没有给我任何东西使我确信这个世界是我的。你向我描述这个世界，你教我对它进行分类。你列举这个世界的规律，在我渴望知识的时候，我承认这些规律是真的。你解剖它的机制，我的希望也随之增长……在如此多的努力中，我到底需要什么？这些山丘柔和的线条和抚平这颗受伤心灵的黑夜之手，教给我的反而更多。

——阿尔贝·加缪，《西西弗斯神话》

（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 1942）

甜美是大自然唱出的歌谣；

我们理智，我们惹事

扭曲了事物形式的美好：——

我们分析，我们凌迟。

——威廉·华兹华斯，《把书桌掀翻》

（William Wordsworth, “The Tables Turned”, 1798）

人类意识大概是最后尚存的谜团。所谓谜团，就是人们至今还不知如何去思考的现象。这个世界还有许多别的重大谜团：宇宙起源之谜，生命与繁殖之谜，在自然中发现的设计之谜，时间、空间和引力之谜。在过去，这些谜团并非只是科学无知的地带，也是令人感到十分困惑和惊奇的领域。对宇宙学、粒子物理学、分子遗传学和进化论方面的任何问题，迄今为止我们都还没有最后的答案，但我们确实知道如何思考它们。这些谜团虽未消失，但已被驾驭。它们不再摧垮我们思考这些现象的研究活动，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分辨拙劣的问题和正确的问题，就算在目前公认的一些答案上，我们还犯有致命错误，但我们也知道如何着手去寻找更好的答案。

然而，对意识，我们却仍处在一种可怕的混乱状态之中。今天，唯有意识还是这样一个话题：它常常让哪怕是最为老练的思想家也张口结舌、无所适从。而且，与所有早先的谜团一样，还有许多人坚称并希望，意识绝不会被揭秘。

谜团毕竟是令人激动的，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乐趣。没人会喜欢一个扫兴的人把电影情节透露给等候入场的观影者。一旦真相大白，你就再也不能重新获得那种一度让你心驰神往的美妙神秘状态了。所以，读者要小心啊。如果我成功地解释了意识，那些继续阅读本书的读者就会失去神秘感，得到有关意识的初级科学知识。这种交换对某些读者来说可不是一场合算的交易。因为有的人视揭秘为渎神，所以我预计他们一开始就会把本书看作对理智的恶意破坏和对人类最后避难所的攻击。我想改变他们的想法。

加缪说，他不需要科学，因为他可以从山丘柔和的线条和黑夜之手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考虑到加缪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不会去挑战他的说法。科学并不回答所有的好问题。哲学也是如此。但也正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必保护意识现象，使之不被科学研究，或者不为我们正在从事的这类揭秘性质的哲学所研究；这个现象本身就令人迷惑，与加缪关注什么无关。有时，一些人由于害怕科学会像华兹华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分析，我们凌迟”，因而会受到一些哲学信条的吸引，这些信条据说可以提供这样那样的担保，抵挡科学的入侵。无论这些哲学信条是强是弱，他们的这些疑虑不安当然都有根据。的确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揭秘意识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我的看法是，这种情况事实上不会出现：如果有什么损失，理解上的收益也完全可以抵消它；一个好的意识理论可以提供收益，既有科学的收益，也有社会的收益，既有理论的收益，也有道德的收益。

不过，意识的揭秘怎么会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呢？或许它就像失去孩提时的天真，就算这种失去得到了很好的补偿，那也确实是一种损失。例如，考虑这种情况：当我们变得更加世故时，我们的爱会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骑士时代的骑士会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公主的荣誉，哪怕他从未与公主说过什么话——这是我大概十一二岁时特别心醉神迷的想法，但这可不是今天的成年人随便想想就能进入的心理状态。人们过去谈论和思考爱的方式，如今几乎不可能再有了——当然，除了儿童和那些能以某种方式抑制成人识见的人。我们都爱告诉自己所爱的人，我们爱他们，我们都爱从他们那里听到，我们为他们所爱——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爱是很单纯的，但是作为成年人，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确信我们知道爱是什么意思。

伴随着这种视角转变，我们是过得好些了还是坏些了呢？当然，这种转变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天真的成年人继续追捧哥特式浪漫文学，使其成为畅销书排行榜的冠军，而我们这些世故的读者，却发现自己已经根本不会为这类书的预想效果所动：看到它们，我们会咯咯发笑，而不是失声痛哭。如果这种书真让我们哭了——有时它们的确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哭起来——我们会觉得很尴尬：自己还在为这些廉价的把戏所感动。原因是我们无法轻易地处在女主人公的心智状态，她整天都在担心自己是否已经找到“真爱”——好像真爱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就如黄金感情与黄铜感情一样不同）。这种成长不只体现在个体方面。我们的文化也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或者说，无论这种复杂是否有价值，都至少在整个文化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这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对爱的看法已经改变，这些改变又带来感性的转变，这些转变让我们无法再拥有那些曾经令我们先辈激动过、挫败过或充满活力的经验。

意识的情况与此类似。今天，我们也谈论我们有意识的决定和无意识的习惯，谈论我们享受的有意识的经验（我们跟自动取款机不同，那些机器就不具有这种经验），但在说这些的时候，我们不再确信，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意思是什么。虽然还有思考者不依不饶地坚称，意识是一个真切的、珍贵的东西（就像爱，就像黄金），是一个“清楚明白的”、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但是，人们的怀疑也在不断生长，我们怀疑这是一个假象。也许，共同诱发人们对某个神秘现象的感觉的各种现象，与让人认为爱是一种单纯的感觉的各种现象相比，也没有什么终极的或本质的统一性。

让我们把爱和意识与两个相当不同的现象——疾病和地震——相比较。我们关于疾病和地震的观念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也经历了实质性的修改，但是，疾病和地震这些现象仍然在极大程度上（但并非完全）独立于我们看待它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疾病观念，这本身不会让疾病消失或者减少它们发生的频率。不过，这种改变的确会引起医疗和公众健康方面的变化，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疾病的发生模式。类似地，也许有一天，人类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地震，或者至少可以预测它，但总的来说，地震的存在不受我们看待它的态度或观念的影响。但爱却是另一回事。一个历尽沧桑的人不大可能再以从前可能的某些方式“坠入爱河”，这只是因为，他们已经无法相信那些坠入爱河的方式。例如，我不再可能有一场纯粹的青少年才有的那种热恋——除非我“回到青春期”，并在此过程中忘记或放弃我认为自己所知道的许多东西。幸运的是，还有其他类型的爱我可以去相信，可是，如果没有会怎样呢？暂时可以非常简单地这样讲：爱是其存在依赖其概念的现象之一。还有一些类似的现象，金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忘了钱是什么，那就不会再有钱了。也许会有一堆堆的铜版印制的纸片、饰以浮纹的金属圆片、由计算机储存的账户余额记录、银行的花岗岩和大理石建筑，却不再有钱：没有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汇率或利息，甚至没有货币价值。那些各式各样的铜版印制的纸片拥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本来可以解释（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特征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纸片会在各种交易和交换活动中来回易手，但它现在会人间蒸发。

按照我在本书中会逐步展开的意识观，我的基本结论是：与爱和金钱一样，意识这个现象也依赖与之相关的概念，而且依赖到了惊人的程度。虽然意识像爱那样拥有复杂的生物学基础，但又像金钱一样，它的一些重要特征来自文化，而不只是以某种方式内在于它的实例的物理结构。所以说，如果我是正确的，如果我成功地颠覆了其中一些概念，那么我就会危及所有依赖这些概念的意识现象。我们将要进入人类概念思考的后意识时代吗？这难道不可怕吗？这难道是可以设想的吗？

如果意识的概念要“开始变成科学”，我们关于道德行为和自由意志的观念又会怎样呢？如果意识经验以某种方式被“还原”为单纯的运动中的物质，我们对爱与痛、梦想与欢乐的感受又会怎样呢？如果有意识的人类“只”是一些有生命的实物，我们对其所做的任何事情，又怎么会有对错之分呢？这些令人担心的事，助长了那些反对解释意识的人的抵触情绪并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

我确信这些令人担心的事具有误导性，但它们的误导并不明显。在跟本书就要开始的理论和论证进行的对抗中，这些令人担心的事把对抗的赌注抬高了。还有一些有力的论证完全没有这些担心，但它们还是摆好架势，反对我将提出的那种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我承认，我不仅要证明这些论点是错的，而且要证明我的意识观即使获得广泛接受，也不会带来上述可怕后果。（而且，如果我已经发现，我的理论很可能有这些后果，那我干吗还要研究下去呢？我根本不会写这本书。但超出本书讨论范围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让我们来看看光明的一面，我们要提醒自己，在早先揭秘工作的影响下发生了什么。我们发现，奇迹一点儿也没减少；相反，我们发现，宇宙的复杂性既美丽又炫目，其程度已经超过捍卫神秘者的设想。早期见解中的“魔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百般掩饰想象力的许多明显失败，这种无趣的逃避做法无非就是诉诸经典的“解围之神”。与当代宇宙论引人入胜的奇异景象相比，驾金车穿过天空的火神只是连环漫画书中头脑简单的乘客；而DNA（脱氧核糖核酸）繁殖机制的递归复杂性，则使生命冲动（élan vital）就像超人所担心的氪星石（kryptonite）一样好玩。当我们理解了意识，当意识不再神秘时，意识将会变得不同，但仍然会有美感，而人们对意识的敬畏之情也会获得更大的空间。

2．意识的神秘

那么，意识的神秘之处在哪里？每个人都是意识的经验主体、知觉和感觉的享有者、痛苦的承受者、观念的思考者和意识的沉思者，对我们来说，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或确定的吗？这看来不可否认，但意识本身到底是这个世界中的什么东西？这个物质世界中的生物个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意识神秘，就神秘在这里。

意识的神秘有许多表现方式。最近一天早晨，当我坐在摇椅上看书时，这种神秘就以一种特别的力量再次打动了我。我当时只是抬头望望，一开始只是盲目地注视着窗外，陷入了沉思，这时周边的美景让我走出理论的冥想。在那个早春的日子里，透着绿意的金色阳光，透过窗子洒了进来；院子里枫树的成千上万根枝条，穿过绿芽织就的薄雾，仍然清晰可见，形成一幅奇妙而复杂的优雅图案。窗户玻璃已经有些年头，上面有着几乎察觉不到的细纹，当我使椅子来回摇动时，从视觉上来看，玻璃上的这些不完美的细纹，引起同步摇晃的波浪，在枝丫构成的三角形间来回运动，这种规则的运动，给清风中的枝条闪动的微光平添了非凡的生动感。

随后我注意到，树枝所体现出的这种视觉节律，锁定在维瓦尔第协奏曲的旋律中，这是我看书时听的背景音乐。开始我以为，显然我必定在无意识地让我来回摇晃的节奏与音乐保持同步，就像我们会无意识地踩节拍一样。但是，摇椅的晃动实际上只有一个范围相当有限的、容易控制的摇动频率，所以，这种同步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也许因为我刚好有一种无意识的偏好，想要一种干净利落的状态，想要维持步调一致的状态，于是才对这种巧合做了轻微的修正。

在我心里，我飞速地掠过了一些只能模糊想象的大脑运作过程，这些过程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够无意识地调节自己的行为（包括我们的视觉行为和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以使“图画”和“音轨”“保持一致”，但这些玄想接着又被突然的领悟打断。很难“建立一个模型”来说明我当时的所作所为（我从我特有的第一人称视角来描述的这种体验与思考之间的互动），这种难度甚至超过建立一个模型来说明无意识的后台过程，这些过程无疑也在我身上发生着，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正在做的事情的因果条件。后台机制相对容易理解，令人困惑的倒是在前台和中心、在聚光灯下发生的事情。你看，我有意识的思考，特别是我在由和煦的阳光、温暖的维瓦尔第小提琴旋律、波纹般浮动的树枝组合而成的场景中所感受的那种愉悦，再加上我思考所有这些时享受的快乐，这一切怎会只是在我大脑中所发生的某些物理事件呢？我大脑中的电化学事件的组合，怎会使千百根枝条随着音乐的节奏晃动，从而形成这一令人愉快的情景呢？当阳光洒在我身上时，我大脑中的某个信息处理事件，怎会使我感觉到阳光的那种美妙的温暖呢？就此而言，我脑中的一个事件，又怎会把我脑中某些其他信息处理事件粗略地视觉化为我的心智图像呢？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的确，这些事件作为我有意识的思想和经验，似乎不可能是大脑里发生的事件，而必须是某种其他的东西，这种其他的东西是由大脑事件引起或产生的，但无疑，它还加了某些别的东西，而且所加的东西一定是由与此不同的原料组成的，位于不同的空间。嗯，为什么不呢？

3．心智素材的魅力

我们来看看，如果踏上这条无疑充满诱惑的道路，会发生什么。首先，我希望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实验。闭上你的眼睛，想象某个东西，然后，一旦你形成你的心智意象，就仔细地检查它，再回答下面的问题。在阅读这些问题之前，请你首先遵从这条指令：闭上眼睛，尽可能详细地想象一头紫色母牛。

好了吗？现在看问题：

（1）你所想象的母牛是朝左、朝右，还是正对着你？

（2）它在咀嚼反刍的食物吗？

（3）你看得见它的乳头吗？

（4）它的紫色是比较浅，还是比较深？

如果你遵从上述指令，你大概就能回答这四个问题，而不必在回想中再添补。如果你觉得这四个问题要求太高，回答起来比较困难，那么你很可能根本没有想象一头紫色母牛，而只是懒惰地想——“我正在想象一头紫色母牛”，或“把这叫作想象一头紫色母牛”，或做某种类似的难以名状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做第二个练习：闭上眼睛，尽可能详细地想象一头黄色母牛。

这回你大概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前三个问题，而且你也可以自信地说出，你所想象的这个母牛身体的两侧是什么样的黄色，是浅黄、黄油黄，还是棕黄。但是，这次我想思考一个不同的问题：

（5）想象一头紫色母牛跟想象一头黄色母牛有什么区别？

答案是明显的：你想象的第一头母牛是紫色的，而第二头是黄色的。可能还有其他的区别，但这个是最本质的区别。麻烦在于，由于这些母牛只是想象出来的母牛，不是真实的母牛，也不是画在画布上的母牛，或显现在彩色电视屏幕中的母牛，所以很难看出，在第一种情况中什么是紫的，在第二种情况中什么又是黄的。在你的大脑中（或在你的眼球里），没有什么母牛形状的东西会在第一个例子中变成紫色，在第二个例子中又变成黄色，而且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你的头盖骨里漆黑一片，再者，那里也没有可以看出颜色的眼睛。

你大脑中有一些事件，与你特定的想象密切相关，因此以下情况并非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神经科学家可以检查你大脑中因响应我的指令而发生的过程，并将之解码到可以确认或否认你对最初四个问题的回答：

那头母牛面朝左吗？我们认为是的。牛头的神经元兴奋模式与左上方视觉信号区的显示一致，我们观察到了1赫兹振荡的运动探测信号，这信号暗示牛在反刍，但我们没有在乳房复合表象群中检测到任何活动迹象，而且在用被试的颜色探测轮廓来校准诱发电位之后，我们认为，被试在颜色问题上撒了谎：想象中的母牛几乎确定无疑是棕色的。

假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假定科学读心术已经成熟，但谜团似乎仍然存在：在你想象一头棕色母牛时，这个棕色是什么？它不是科学家通过你对棕色的经验所校准的大脑中的事件。不管是所涉及的神经元的类型与位置，还是这些神经元与大脑其他部分的连接，抑或是活动的频率或振幅以及所释放的神经递质的化学成分——所有这些特性都没有哪个正好是“你想象中的”母牛的那个特征。因为你的确在想象一头母牛（你没有撒谎——科学家甚至可以确认这一点），所以，一头想象的母牛在那时是存在的；在那一刻，在某个地方，确实有某个东西必定具有那些性质。这头想象的母牛，一定不能被认为是在大脑素材的介质（medium）中，而是在……心智素材（mind stuff）的介质中。它还可能是什么呢？

那么，心智素材必定是“梦所得以构成的东西”，并且它明显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其中一个我们已经略微提及，却很难界定。首先，心智素材总有一个目击者。我们注意到，大脑事件的麻烦在于，不管与我们意识流中的事件多么“吻合”，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致命缺点：没人在那里看着它们。在你大脑中发生的事件，就像发生在你胃里或肝里的事件一样，在正常情况下是没人看到的，而且，有人看到和没人看到，它们发生的方式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意识中的事件，“按照定义”，就是被看到的；它们为经验者所经验，而且它们就是因为这样被经验，才成为它们：它们是有意识的事件。似乎一个被经验的事件，不能独自发生，它必须是某人的经验。一个思想要产生，得有某个人（某个心智）思考它才行；一处疼痛要发作，得有某个人感觉到它才行；一头紫色母牛要“在想象中”突然存在，也得有某个人想象它才行。

看来，大脑的麻烦在于，当你向它里面看时，你发现那里没有人。大脑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做此思考的思考者，或有此感觉的感觉者，而且，整个大脑似乎也不是这一特别角色的更好的候选者。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话题。大脑在思考吗？眼睛在看吗？还是人类用他们的眼睛看，用他们的大脑思考？这有区别吗？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语法”问题，还是说这揭示了混乱的一个主要来源？自我（或一个人，或一个灵魂）不同于一个大脑或一个躯体，这种观念深植于我们的说话方式之中，因此也深植于我们的思考方式之中。

我有一个大脑。

这样说似乎是一件完全没有争议的事情。而这似乎并不只是意味着：

这个躯体有一个大脑（和一个心脏、两个肺等）

或

这个大脑有它自己。

我们会很自然地把“自我及其脑”（the self and its brain, Popper and Eccles, 1977）看成两个不同的东西，有着不同的性质，不管它们有多么依赖彼此。如果自我不同于大脑，那它似乎就必定是由心智素材构成的。在拉丁文中，思维之物是“a res cogitans”，笛卡儿把这个术语变得赫赫有名，他提出了他认为不可动摇的证据，这证据表明，他，作为一个明显能思考的东西，不可能就是他的大脑。下文是他的证明的一部分，确实引人入胜：

接下来我就仔细地思考我是什么。我看出来了，虽然我能假装我没有躯体，世界也不存在，所以没有我所在的地方，但是我不能假装我不存在；相反，单从我在怀疑其他东西是否真实这一事实，就可以明白而确定地推出，我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只是停止思考，那么即使我曾想象过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是真实的，我也没有理由相信我应该是存在的。由此我认识到，我是这样一个实体，我全部的本质或本性就是思考，我的存在既不需要地方，也不依赖物质性的东西。[《谈谈方法》（Discourse on Method, 1637）]

这样，我们已经发现了人们也许想用心智素材制造的两类东西：不在大脑中的紫色母牛和进行思考的东西。但是，还有别的一些特殊能力，我们或许也想将它们归功于心智素材。

假设一个葡萄酒酿造厂决定用机器来替代他们的人类品酒师。由一个基于计算机的“专家系统”来进行质量控制与酒品分级，这大概在现有技术的能力范围内。现在我们已经充分了解可以通过哪些相关的化学过程制造出传感器，它们能取代人的味蕾和上皮细胞中的嗅觉感受器（只要有味觉与嗅觉的“原材料”，也就是刺激输入）。这些输入如何结合并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我们的经验，现在还不是非常清楚，但正在取得进展。视觉方面的工作则进展得更远。关于色觉的研究表明，虽然以机器的色彩判断构件来模拟人类的独特性、精细性和可靠性会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很容易想象，运用这些感觉传感器及其相似机制的先进输出，来形成精细的分级、描述和评价流程。将样品酒倒入漏斗，几分钟或几小时之后，系统会打印出包括评语在内的化验报告——“精美的、香醇可口的比诺葡萄酒，不过口感并不持久”，或者其他类似的话。这种机器甚至能比人类品酒师更好地执行所有合理检测，其准确性和一致性，完全能达到酿酒师们所能设计的水平。但是，这种系统不管变得多么“灵敏”和“有识别力”，似乎都绝不可能拥有和享受我们在品尝葡萄酒时的感觉。

事实上，这真的如此明显吗？按照功能主义标签下的各种观念，如果你复制出了人类品酒师的味觉认知系统的全部“功能结构”（包括记忆、目标、天生的厌恶等），你也就复制出了所有的心理特征，包括享受、快乐，以及让我们中许多人喜欢饮酒的那种品味能力。功能主义者说，一个系统是由有机分子构成的还是由硅构成，这在原则上没有区别，只要它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人工心脏不一定要由有机组织组成，人工大脑也无须如此，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这样说。如果人类品酒师大脑的所有控制功能，可以在硅片中复制出来，那么，对品酒的享受本身也就可以复制出来。

某种功能主义理论最终可能会取得胜利（事实上本书将为一种功能主义理论进行辩护），但乍一看，这似乎令人难以容忍。单纯一个机器，不管它可以多么精确地模拟人类品酒师的大脑过程，似乎都不能品尝美酒，也不能欣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或篮球赛。要能够欣赏，你得有意识，而这是纯粹的机器所没有的。但是，大脑当然可以说是一个机器，就像心脏、肺或肾一样，这些器官的所有功能最终都可以从机械层面来解释。这就能让如下观点看起来令人信服：大脑不是可以进行欣赏的东西，进行欣赏是心智的责任（或特权）。所以，在硅基机器中复制出的大脑机制，并不能够进行真正的欣赏，而最多产生欣赏的幻觉或假象。

因此，有意识的心智并非只是人们所见证的颜色与气味存在的地方，也并非只是思考的东西。它是发生欣赏的地方。它是裁定事物为何重要的最终裁判员。也许，这一点甚至可以从如下事实中推出：有意识的心智也被认为是我们意向性行动的源头。如果做重要的事情是依赖意识的，那么这里的所谓重要（享受、欣赏、受苦、关心），应该也依赖意识。这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吗？一个梦游者“无意识地”造成伤害，他不必负责任，因为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他没有做出这种伤害的行为。他的躯体运动与导致这种伤害的因果链条有着复杂的联系，但是这些链条并不构成他自己的任何行动，这个情况就像他因为自己跌下床造成伤害一样。单纯的躯体共谋不能算作一个意向性行动，受到大脑结构控制的躯体共谋也不能算，因为梦游者的躯体就明显是受梦游者大脑结构控制的。必备的额外条件是意识，这个特殊的成分可以把单纯的发生变成作为（mere happenings into doings）。

如果维苏威火山爆发使你所爱的人死亡，那并不是它的错，而怨恨（Strawson, 1962）或蔑视它，也不是可行的选择——除非你以某种方式说服自己，你认为维苏威火山是一个有意识的行动者，而这与当代人所持的观念不同。我们在悲痛时，把自己置于这些心理状态下，责骂飓风的“狂暴”、诅咒癌症不公平地“杀死”了一个小孩，或者“埋天怨地”，这的确具有一种奇怪的安慰效果。最初，人们说一个东西“有生命”而不是“无生命”，就是说这个东西有灵魂（拉丁文是anima）。把那些对我们造成强有力影响的东西想成有生命的，这不只具有安慰效果，它也许还是生物设计的一个深层技巧，是一条捷径，这条捷径可以帮助常感时间紧迫的大脑去组织和思考那些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思考的东西。

我们也许有一种天生的倾向，把每个不断变化的东西都首先看成有灵魂的（Stafford, 1983; Humphrey, 1983b, 1986），但是无论这种态度多么自然，我们现在都知道，把一个（有意识的）灵魂赋予维苏威火山，这就走得太远了。在何处划定界限，这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后面我们将会回到这个问题上。现在，对我们来说，意识似乎恰好就是把我们与单纯的“自动机”区分开来的因素。单纯的躯体“反射”是“自动的”、机械的，它们也许与大脑中的回路有关，却无须有意识心智的介入。把我们的躯体想成“我们”“从内部”控制的那种单纯的布袋木偶，这是十分自然的。我要让布袋木偶向观众挥手示意，我只要摇动手指即可；我要摇动我的手指，我只要……摇动灵魂就行吗？这种观点的确存在很大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它看起来还有些道理：我们一般认为，除非在行为背后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否则就没有负责这个行为的实在行动者。当我们这样思考自己的心智时，我们好像就发现了那个“内在的我”，那个“实在的我”。这个实在的我，不是我的大脑，而是拥有我的大脑的东西（“自我及其脑”）。哈里·杜鲁门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的桌上放着一个牌子，上面有一行著名的文字：“责任止于此。”（The buck stops here.）大脑的任何部分看来都不可能是责任所止的地方，这个地方据说应该在命令链条的开端，构成道德责任的最终源头。

此处总结一下：我们发现，有四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心智素材是存在的。有意识的心智看起来不可能只是大脑或大脑的任何固有部分，因为大脑根本不可能：

（1）是紫色母牛所在的介质；

（2）是进行思考的东西，那个“我思故我在”之中的我；

（3）品尝美酒，憎恶种族偏见，爱一个人，成为重要与否的判断的来源；

（4）带着道德责任去行动。

一个可接受的人类意识理论必须解释这四项依据，它们是人们认为必定存在心智素材的基础。

4．为什么二元论失势？

心智不同于大脑，因为心智不是由普通物质组成的，而是由某种其他的特别材料组成的，我们将这种观点称为二元论，今天即使存在我们刚才仔细讨论过的那些有说服力的主张，它也理所当然已经名声不佳了。吉尔伯特·赖尔对他所称的笛卡儿的“机器中的幽灵教条”做过经典的攻击（Ryle, 1949），自那以后，二元论者就一直处于守势。现在的主导观念是唯物论，虽然关于它的表达和论证各有不同，但核心观念都是：只存在一种东西，也就是物质，亦即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的物质性的东西，而心智从某种角度来说不过是一个物质现象。简言之，心智就是大脑。按照唯物论者的观点，利用物理原理、规律和自然状态下的物质，我们就可以解释放射性、大陆漂移、光合作用、繁殖、营养和生长；利用同样的东西，（原则上！）我们也能说明每个心智现象。本书的一个主要责任就是解释意识，同时不为二元论的迷人歌唱所动。那么，二元论错在哪里呢？为什么它失宠了呢？

反驳二元论的标准意见，17世纪的笛卡儿本人是再熟悉不过了；公正地说，不论是他还是后来的二元论者，都不曾令人信服地战胜过这些反对意见。如果说心智和躯体是不同的东西或实体，那么，它们仍然必须相互作用；躯体的感官必须通过大脑通知心智，必须把知觉、观念或某种类型的资料发送给或显示给心智；然后，心智在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必须指挥躯体以恰当的方式行动（说话也包括在内）。因此，这种观点常被称为笛卡儿相互作用论或相互作用的二元论。按照笛卡儿的表述，心智与躯体相互作用的位置是大脑中的松果体或称脑上腺（epiphysis）。在笛卡儿自己所绘的图中，松果体是头部中间那个放大的有尖角的椭圆体（见图2.1）。

只需把笛卡儿理论其他部分的要点也加入他的示意图（图2.2），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指出相互作用论的问题所在。

只有在大脑以某种方式把它的信息传输到心智之后，对箭头的有意识知觉才会产生；只有在心智对躯体下了命令之后，人的指头才会指向箭头。信息到底是怎样从松果体传输到心智的呢？由于我们（还）一点儿都不了解心智素材有什么性质，我们甚至（还）无法猜测，它怎么会受到以某种方式来自大脑的物理过程的影响，所以让我们暂时忽略这些上行信号，集中考察返回信号，也就是从心智到大脑的指令。按照假说，这些信号不是物理信号；它们不是光波、声波、宇宙射线、亚原子粒子流。这些信号与任何物理能量或质量都没有联系。那么，如果心智要对身体有任何影响，上述信号如何可以发挥作用，以影响大脑细胞中所发生的事情呢？它们必须影响这些细胞才能发挥作用。物理学的基本原则是，任何物理实体轨迹上的任何改变，都是一种加速，而加速需要消耗能量，但这个能量又从何而来？正是能量守恒定律说明了为什么“永动机”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而二元论明显违背了这个原则。自笛卡儿时代以来，关于标准物理学与二元论之间的这种对抗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而现在它也被广泛地视作二元论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致命缺陷。

正如有人所预料的那样，确实有人基于仔细钻研相关物理学知识，巧妙地避免技术上的难题，在此方面进行探索和阐发，却没有吸引多少人改信归宗。在这里，二元论的窘境其实比我们引用相关物理学规律所指出的困难要简单一些。二元论这种不合逻辑的特性连小孩子都会注意到，他们在友好的幽灵“鬼马小精灵”（Casper）遭遇的那种情况（见图2.3）中就会发现这一点，不过在孩子们的幻想中，他们会乐于容忍这种无逻辑性。“鬼马小精灵”如何能够既穿过墙壁，又抓住正在下落的毛巾呢？心智素材如何能够既逃过所有的物理测量，又控制躯体呢？机器中的幽灵在我们的理论中是没有作用的，除非它是一个可以让物体动来动去的幽灵，就像一个搞恶作剧的吵闹鬼，可以打翻一盏灯或摔上一扇门，但任何可以移动一个物理实体的东西，本身也是一个物理实体（不过可能是一种奇怪的并且也从未得到研究的物理实体）。

那么，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心智素材实际上是一种特别的物质？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降神会上，介质通常产自稀薄的空气，当时的人把后者称为“通灵物”，这是一种奇怪的黏胶物质，据说它就是精神世界的基础材料，但人们也可以把它捕获在玻璃瓶中，它可以泄漏、变湿、反射光线，就像日常的物质一样。这些欺人的观念陷阱不应该阻碍我们冷静地追问：心智素材可否既是在构成大脑的原子和分子之上的、之外的东西，又是一种可以用科学来研究的物质？一般来说，一个理论的本体论，就是这个理论认为确实存在的事物及其种类的清单。过去，物理科学的本体论包括“热质”（构成热的东西）和“以太”（弥漫整个空间、作为光的振动媒介的东西，就像空气和水是声音振动的媒介一样）。现在，人们不再认真对待这些东西，而同时，中微子、反物质与黑洞则被纳入标准的科学本体论之中。也许有人会想，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扩充物理科学的本体论，以便解释意识这个现象。

物理学家、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在《皇帝新脑》（The Emperor’s New Mind, 1989）一书中，就真的提出了这样一场物理学革命。虽然我本人并不认为他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这是一场革命，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他很小心，不让自己掉进二元论的圈套。这里的区别在哪里？彭罗斯清楚地说明，他意在通过他所倡导的这场革命，让有意识的心智更容易（而非更难）为科学所研究。一些公开承认自己观点的二元论者，十分坦率和满意地宣称，他们没有任何关于心智如何运作的理论；他们坚称，心智完全在人的认识范围之外。这绝非偶然。其中潜藏着以下感觉：心智素材保证会如此神秘，以至于永远把科学排斥在外，这才是它最具魅力的特征。

在我看来，二元论这种根本反科学的立场，是它最负面的特征，因此，在本书中我要采用一个明显独断的规则：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二元论。这不是说，我认为我能给出一个压倒性的证据，证明一切形式的二元论都大错特错或者不能自圆其说，而只是说，由于二元论沉沦于神秘，所以接受二元论就是认输（如在图2.4中）。

对此，人们普遍达成了共识，但这种广泛存在的共识很肤浅，不过是用纸把唯物论墙壁上几个麻烦的裂缝糊了起来。科学家和哲学家本可以在赞成唯物论方面达成某种一致，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消除古老二元论的工作比当代唯物论者所设想的要困难。为传统二元论的图景找到合适的替代理论，这需要对我们习惯的思考方式做出相当惊人的调整，这些调整一开始无论对科学家还是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反直觉的。

我的理论似乎一开始就与日常智慧相冲突，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不祥之兆。相反，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好的意识理论可以让人读起来很舒服，可以直接让人感叹“完全赞同”，可以让我们激动得大叫，也许还会让人暗中带着几分骄傲：“当然！我一直知道这个！它是很明显的，只要有人指出它来！”如果真有这样的理论，我们应该早就已经碰上它了。既然心智的神秘之处困扰人们如此之久，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如此之少，那么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往往一致认为相当明显的一些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的。我将马上引入我的候选理论。

如今的一些大脑研究者（也许是这些人中沉默的大多数）还在继续妄言，在他们看来，大脑就像肾或胰脏一样，只是另一个器官，应该只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最可靠的术语来描述与解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在专业研究过程中提到心智或任何“精神的”东西。对在理论上更大胆的其他研究者而言，则有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心/脑（mind/brain, Churchland, 1986）。这个新的研究对象很好地表达了在这些研究者中流行的唯物论思想，他们乐于对世界和自己承认，大脑之所以特别让人着迷，也特别令人困惑，是因为大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就是心智。但即便是在这些研究者当中，也不大有人愿意面对大问题，而只想延后考虑关于意识本质的那些令人困扰的问题。

虽然这种态度完全合乎情理，适度地肯定了“逐个击破”式研究策略的价值，但它也有负面的效果，即歪曲了在我们称为认知科学的学科里所出现的一些新概念。几乎所有的认知科学研究者，不管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还是人工智能研究者，往往都延后考虑有关意识的问题，将他们的注意力限定在心/脑的“外围”或“从属”系统上，这些系统被认为在为某个含糊想象的“中心”输入信号，并服务于这个中心，“有意识的思想”和“经验”正好发生在这个中心。这样，留给“中心”去做的心智工作就太多了，而这就导致理论家们低估了大脑相对外围的系统所必须完成的“理解量”（Dennett, 1984b）。

例如，理论家们往往认为，知觉系统为某个中心思考区提供“输入”，这个中心思考区又把“控制”和“指令”提供给支配躯体运动的相对外围的系统。他们也认为，各种相对次要的记忆系统持有的材料，可以被这个中心思考区利用。有观点认为“长期记忆”和“推理”（或“计划”）这些假定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理论划分，但这个观点恰恰是“逐个击破”式研究策略的人为结果，而不是在自然中发现的东西。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只去注意心/脑的特定子系统的做法，常常会导致某种理论上的短视，以至于理论家们无法看出，他们的模型其实还是在预设，在心/脑的这个晦暗“中心”巧妙隐藏起来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笛卡儿剧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汇集”，意识也在那里产生。看起来这也许是一个好观点，一个无从避免的观点，但在我们比较详细地看出为什么其实它不是一个好观点之前，笛卡儿剧场还会继续吸引那群被幻觉迷惑的理论家。

5．挑战

在前一节中我曾指出，如果二元论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的意识。有些人确信，我们无论如何都没办法理解意识。如今，在大量科学进展亟待探索的时期，这种失败主义在我看来是可笑的，甚至是可怜的。但我假设，它也许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真理。也许意识真的不能得到解释，但在尝试之前，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呢？我认为，这个谜题的许多片段——事实上是绝大多数片段——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只需我的一点儿帮助，它们就能组合到位。那些捍卫心智而反对科学的人，应该祝我在这次尝试中好运，因为如果他们是对的，我的计划就注定失败，但是，如果在此领域可以做的工作我都做了，那么我的失败就应该能够让人们明白，为什么科学始终棋差一步。他们最后就会拥有反对科学的论据，而我也就为他们干了所有的累活。

我的计划的基础规则是直截了当的：

（1）不允许有任何奇迹组织。我将在当代物理科学的框架内，尝试解释人类意识的每个令人困惑的特征；在任何一点上，我都不会诉诸任何无法解释的或未知的力量、实体或有机能力。换言之，我想看看，在标准科学的保守界限之内，可以做成什么，我只把发起唯物论方面的革命作为最后的手段。

（2）不假装麻木。据说，行为主义者就假装麻木，他们自称并不具有我们很清楚他们与我们共有的一些经验。如果我想说，意识的某个富有争议的特征是不存在的，我就有义务设法指出这一特征是假象。

（3）不在经验性的细节上吹毛求疵。我会试着正确把握我们如今所知的所有科学事实，但是，哪些令人激动的进展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个问题还存在大量争议。如果我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已经写入教科书的事实”，我就无法利用某些最有启发意义的新近发现（如果它们货真价实的话）。然而，如果借鉴近期的研究成果，我最后可能仍然会在无意中犯下一些错误。戴维·休伯尔（David Hubel）和托斯坦·维泽尔（Torstein Wiesel）因为在视觉方面有所“发现”而荣膺1981年的诺贝尔奖，而这些“发现”正遭受质疑；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著名的“视网膜皮层”色觉理论，虽然20多年以来一直被多数心智哲学家和其他非专业人士视为确凿无疑的事实，但如今在视觉科学家中却没有得到多大认可。

因此，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关心的是建立可能性（和反驳认为其不可能的主张），我将满足于勾画理论的草图，而不是给出成熟的、经过经验证实的理论。一个关于大脑可能如何运作的理论草图或模型，可以把复杂的情况转变为研究计划：如果这个模型不起作用，那么其他更加现实的类似模型会成功吗？（第1章解释幻觉产生的理论模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样的模型显然容易直接受经验反证，但如果你想说，我的模型不是关于一个现象的可能解释，你就必须指出，它肯定漏掉了什么或不能做到什么；如果你只是说，我的模型在许多细节上是不对的，那么我会承认。例如，笛卡儿式的二元论之所以是错误的，不是因为笛卡儿选择松果体而没有选择比如说丘脑或杏仁核作为躯体与心智相互作用的场所，而是因为心/脑拥有一个交互作用的场所这种观点本身就是错的。当然，随着科学的进展，什么可以当作吹毛求疵，这也会发生改变，而且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标准。我将宁可失之简单，也要提高与传统心智哲学的对比程度，而且还要为经验主义批评家提供可以攻击的更为清楚的靶子。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遇到意识之谜的一些基本特征。意识的神秘性是意识的关键特征之一——甚至可能是意识离不开的特征，没有这一特征它就不复存在了。由于这一可能性被模糊却广泛地接受下来了，谨慎的人往往会接受那些甚至无意解释意识的学说，因为意识对我们来说实在重要。二元论者认为，大脑不可能是一个思考的东西，所以一个思考的东西也就不可能是大脑，这种观点十分诱人，其中的理由各式各样，但我们必须抵挡住诱惑；“接受”二元论，其实只是接受失败而不愿承认。接受唯物论，这本身不能消解有关意识的难题，这些难题也不会由来自脑科学的任何直截了当的推理来解决。通过某种方式，大脑必定就是心智，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较为详细地看出这如何是可能的，否则我们的唯物论就还是不能解释意识，而只不过许诺在某个美好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它会解释意识而已。我已经提出，这个许诺是无法兑现的，除非我们学会如何抛弃更多笛卡儿的遗产。同时，不管我们的唯物论理论可以解释其他什么，如果我们忽视了自己“从内心”非常真切地知道的有关经验的事实，这些理论就无法解释意识。在下一章中，我会列出这些事实的一个初步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