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灾难

“9·11”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美国的领空被认为对商业飞行不安全，我的管理团队被困在了不同的城市。我自己在西雅图，通用电气的首席财务官凯斯·谢林在波士顿，副董事长兼前首席财务官丹尼斯·迪恩·达默曼（Dennis Dean Dammerman）在棕榈滩，鲍勃·赖特在洛杉矶。所以，我和团队成员每6个小时就召开一轮电话会议。

要跟进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让人颇费脑筋。我们有个客户名叫阿塔（Atta），他使用过我们的飞行模拟器。我们需要查明，他是不是驾驶美国航空公司航班撞向北塔的劫机者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这花了我们不少时间，但谢天谢地，这阿塔不是那阿塔）。接下来，我们需要确定世贸中心7号楼的再保险风险（我们很快降低了10亿美元的账面价值）。我联系了通用电气已故员工的家属，并写了一封慰问的电子邮件发给通用电气的员工——这是历史上通用电气内部首次发送的全员电子邮件。我的国家、我的公司、我的家庭，一时间全挂在我心上。长长的待办事项清单既让我感到害怕，又让我感到动力十足。

我决心保护通用电气最脆弱的客户——全美国的航空公司，它们购买了我们的飞机发动机，租赁了我们的飞机。我的做法与我们在起飞前听到的那些安全忠告恰恰相反：那时候，空乘人员会建议你，在紧急情况下，要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再去帮助别人。但我知道，保护通用电气最好的办法是把航空公司的福祉放在首位，尽管事实证明，这很难。

直到星期四晚上，我才回到自己位于康涅狄格的家中，这时距离袭击事件已经过去了48小时以上。我很高兴能与妻女团聚。我女儿正在一所新的中学开始高一生涯。我们从密尔沃基（我之前在那里执掌通用电气医疗公司）搬家之后，她彻底离开了之前熟悉的生活，我知道，这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很棘手。实际上，在一所被悲剧撼动的学校里做个初来乍到的新生，更加困难。

袭击发生6天后的星期一，美国股市自“9·11”事件以来首次开市。到那一周结束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14.3%，按百分比算，是当时的历史最大单周跌幅，这意味着1.2万亿美元的市值化为泡影。我试图保持冷静，但通用电气受到极大冲击。我听到好几位股东（包括我们最大的一位）说：“我们没想到通用电气在保险业的规模会这么大！”我很想说：“我们从来没隐瞒过这一点。你买我们股票的时候难道没有检查过我们持有的资产吗？”但我把话咽了回去。

每天醒来，我都站上爬梯机，试着一步一步地坚守正常生活秩序，这也是我批准通用电气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美国几乎所有主要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的动机。广告画面是表情严肃的自由女神，她卷起一只袖子，似乎要从基座上走下来。广告说：“我们将卷起袖子，我们将一同前进，我们将共克时艰，我们将永不忘记。”

哪怕航班逐渐恢复正常，也很少有旅客想搭乘飞机。航空公司大受冲击，这对通用电气来说不是好事。在我写完这本书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航空行业带来了类似的影响，甚至可能更糟。当时和现在一样，我深信，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很重要，帮助客户也很重要。在最困难的时候，你永远记得是谁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这期间的大部分夜晚，我的管理团队都会打电话讨论我们的风险。每天晚上都会出现新的挑战，我绝不是在开玩笑。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在学习一门外语。有人会说：“好吧，我们明天必须买10亿美元美国航空的EETC[1]，要不它就会破产。”达默曼第一次在我面前使用这个缩写的时候，我问他：“这见鬼的EETC是什么东西？”我的学习曲线太陡峭了。

丹尼斯·迪恩·达默曼，我们都爱叫他的绰号“3D”，他是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金融工作者。1984年，杰克·韦尔奇任命他担任通用电气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财务官，那时候他才38岁。到2001年，他已经经历过一切。兴许，这就是他在混乱面前镇定自若的原因。他是我的导师。我还在商学院的时候，他是通用电气第一轮面试我的人，我对他的支持始终心怀感激。不过，在这一刻，我更感激他的临危不乱。

[1] EETC（Enhanced Equipment Trust Certificates），增强型设备信托凭证，是一种债券。——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