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饥寒

单飞不想再讨论这个沉重的话题，便道：“有你的‘能量蛋’在，这些流行病的入侵手段是造不成什么大患的。相比之下，对于完成‘太平盛世’的任务，国内的问题相对更为棘手。饥寒起盗心，这种‘盗’乃求生的本能，不是简单的对错能寥寥定论的。对于你之前说的用土豆作为缓冲，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一下。毕竟生态环境也很重要。”

单清欢果然跟着单飞的思路走，毕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多，能完成一个是一个。问题解决着解决着思路就开阔了，而有些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毕竟当下的情况，人民有钱，就能解决大半的问题，比如：饥、寒，事关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单清欢从单飞的怀抱里出来，自己坐好。

单飞继续阐述他知道的，道：“据一些史料记载，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大部地区时，欧洲人所为之雀跃的东西是美洲的金、银。随着其他欧洲人跟进，来到美洲后，焦点转向了烟草、咖啡豆、可可、糖，这些珍奇农产品的出口。这些产品全是美洲作物，或者可以在美洲以前所未见的规模栽种的作物。

它们没有一样对人很有好处的，但是欧洲人很快就爱上这些里的每一样东西，而且把它们栽种在欧洲以外的地方。

欧洲人清除林地，开辟土地大种植园，引进奴隶，特许某些公司成立，王室垄断买卖，赚取大笔金钱……而后又失去所赚的金钱。

后来使全球暴增的人口不至于挨饿的那些美洲作物，最初其实是颇为低贱的食物，根本不受大投资者青睐的。

栽种在美洲各地的那种玉米就是其一了；有数百年时间，这种玉米都未曾催生出大规模耕种的新的经营模式。但是，它非常耐寒，营养价值又高，因而即使没有得到大的投资者推广，仍然很快就成为全球各地小农栽种的作物。

比玉米更卑贱的是马铃薯，1550年由西班牙军人，在秘鲁安第斯山区‘发现’的。即使在原产地，马铃薯都被视为二流食物，栽种地从未扩及到北方的哥伦比亚，且绝大部分栽种在山坡上的贫瘠之地。没有伦敦商人为了马铃薯贸易而成立新公司；它受到欧洲老百姓极度的冷落，待遇远不如营养成分较低甚至有毒的其他美洲作物。但天灾人祸的危机，反倒为马铃薯缔造良机，马铃薯的特性正符合危机时人类的需求；到我们离开上一世的时候，马铃薯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粮食作物。变相地也佐证了，物种多样性的必要性。

马铃薯成为安第斯山区的重要作物，出于四个最为简单的原因。

首先，在极高海拔地区，马铃薯照样生长，在其他可食植物几乎都不敌寒霜摧残的时候，它仍然能安然无恙地生存。

其次，马铃薯的单位卡路里产量大，大过稻米，更大大超过小麦、燕麦、以及其他谷物。同时，又富含多种维生素。

再次，马铃薯几乎不用照顾就能有收成，使高地居民有时间砍树、采矿、采集其他山区和林区的产物，用以向低海拔的居民换取纺织品、陶器、水果，以及换取低地居民不攻击他们。

最后，马铃薯易于贮存，即使没有特殊贮存设施，从而有助于作物歉收时他们不至于挨饿——作物歉收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

西班牙水手将马铃薯带到菲律宾，航行途中，因有马铃薯可以食用而不至于患上坏血病。马铃薯靠着自身的优势，也就是使它在安第斯山区大受欢迎的那些优势，在亚洲也攻城略地。凡是因人口逐渐增加而且日益往山上拓殖的地区，都是它大展身手的地方。

在长江沿岸高地的开拓上，马铃薯和玉米举足轻重；因此，18世纪中国人口之所以能增长到新的高峰，这两样美洲作物居功厥伟。而山坡地、森林被砍伐殆尽，从而引起19、20世纪中国的生态灾难，这两样东西也是重要的祸因。

但在欧洲，马铃薯才终于征服了大部分人口居住所在地的低地城镇和农田。

1600年后，欧洲人口急速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一群人数缓缓增加的植物学家、改革人士、皇家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开始想到用马铃薯解决这一粮食危机。但1770年，仍发生一船马铃薯运到那不勒斯救济饥荒时遭拒；在法国，到了19世纪初，仍有人深信马铃薯会造成麻风病……通常要在某地蒙受严重苦难之后，这种作物才会得到该地民众的全面接受。”

单清欢道：“让民众全面接受一个事物或事实，有时候就是如此——有些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即视感。明明敌人已在附近，先知先觉地告诉大家转移或者奋起反抗，都不会得到支持。非到敌人在村口放枪伤了人，大家才接受到：原来真的有敌人这回事儿这步……”

单飞道：“爱尔兰，欧洲第一个以马铃薯为主食的地方，就是如此。据传，西班牙无敌舰队于1588年进攻英格兰落败，英格兰人从其中一艘失事的船上抢救下马铃薯，从而使马铃薯传人英格兰。这时，没有哪位求新求变的贵族推广这种神奇的食物，但事后的发展表明，征服爱尔兰的英国人，其邪恶居心反倒是比仁心善意更有效地促成了这种食物在爱尔兰的普及。

为平定爱尔兰人一连串的叛乱，英国人诉诸焦土政策——烧掉仓库、磨坊、玉米田、大麦田、燕麦田，杀掉牲畜，以让顽强的抵抗人民饿死。叛军也以牙还牙，在一片焦土下，马铃薯的优点正好被突显。它们生长在小块湿润田地的地下，四周环绕水沟，不易遭到火烧；它们密集存放在农民的小屋内，因此躲过了火烧；它们不需要碾磨加工；没有犁的人家——也包括没有耕畜的人家，用一把铲子就能栽种这种作物。

17世纪，战事加剧。据记载，1641-1652年的叛乱期间，爱尔兰有八成人口死亡或外逃。到该世纪结束时，马铃薯已成为爱尔兰人食物的主要来源：成年男性一天约消耗七英镑马铃薯。除了牛奶，几乎不吃其他任何东西。

马铃薯使得爱尔兰人口得以迅速地恢复，进而在18世纪增长到新高。这种作物不只是单位产量惊人，而且种植几乎不需要成本——不需要仓库、耕畜，只需要极为简单、少量的工具。

地主出租一小块土地，换取佃农替其无偿耕种另一块土地。因此，就连非常贫穷的爱尔兰人，都有能力比同样贫穷的英格兰或者法国人，更早娶妻生子。

极度贫穷，人口却有增无减，全面倚赖，似乎从不歉收的一种作物——至少1840年的大饥荒前是如此的。

这一综合现象，使爱尔兰和马铃薯成为全欧的热门话题。有些人认为马铃薯将拯救饥饿的欧洲，有些人则觉得马铃薯会形成可怕的梦魇。

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觉得会造成灾难，都认为人口暴增很危险。另外，马铃薯把社会所能接受的‘基本生活工资’不断地压低，就农庄而言，这种几乎不需要成本和照顾的作物，他们觉得有利有弊。

事实上，18世纪期间认为马铃薯大有所为的人，正是那些希望它越来越廉价，以喂饱大量穷人。借此实现自己理想的人，包括欧陆的军队指挥官——欧陆国家的军费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税收速度、英格兰新兴工厂的老板——这些老板竭力生产比工匠所生产者更便宜的产品，以攻占市场。

总之，如马铃薯在爱尔兰一样，战争、饥荒，替马铃薯打入中欧、东欧，打开了一个更大且更长久的开口。

马铃薯产量高，易于贮存，使得它成为军队的最理想粮食，对于一心想达成备战状态的政治家而言，亦然。

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主张‘军队要吃饱才能长途跋涉’，在前世的波兰许多地方和东德，积极推广马铃薯。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时（1778-1779，美国独立战争的一部分），双方阵营都极为仰赖这种神奇块茎，因而有人称这是‘马铃薯战争’；波希米亚的马铃薯作物耗尽，该战争随之告终。随着法国大革命而爆发的二十五年战争期间，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动员，使马铃薯的食用扩及欧洲其他许多地方；俄国于1831-1832年饥荒之后，政府大力推广栽种马铃薯，为这一作物征服全欧画下了句号。

在西班牙人‘发现’它三百年之后，作为美洲对人类最重要的献礼之一的马铃薯，这时在欧洲的栽种面积和食用人口都远过它在原产地的时候；但是它是以穷人的食物身份，征服这个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大陆，虽有众多优点，它在版图上的每一次扩张，都让新的使用者觉得是迫于无奈而接受的。

”

单清欢笑道：“唉。人类不但肤浅，还非常不公平。所有人都知道预防比治疗更重要，但预防只会得到很少的奖赏，或干脆利落地被忽略掉了。我们只赞美那些在历史书中留下名字的人，而忽略了那些我们书本里没有提及的贡献者。就像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忽略掉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的价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