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现实主义与非真实风格（1956年）

对皮耶·弗朗切斯科·利斯特里访谈的答复，《最近十年的作品与作家。IX：年轻人不再尊崇海明威》，《新邮报》，1956年6月6日，第3页。虽然利斯特里写过，他在都灵的普拉蒂咖啡馆采访过卡尔维诺，但是访谈录的文本大部分内容以及与报纸上刊登内容不同的部分都节选自卡尔维诺的文件中保留的手稿。

依您看，哪些作家或作品为战后意大利的叙事文学指引了方向？在我们的文学背景下，这些作家与作品具有什么意义？

数日前，我同一位朋友讨论潘帕洛尼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我们的文学正在寻求首先不要与那绝望的又具创造性的时刻失去联系，这一时刻开启了战后时代，尤其是在蒙塔莱的诗歌、维托里尼和帕韦塞的散文中享有盛名。”朋友对我说，那三人代表的文学高潮时期现在已经结束，提出将萨巴、莫拉维亚、卡洛·莱维三人作为战后文学的风向标。我本能地拒绝这种分类，我明白我这么做，比起为了保护至关重要的真实性来说，更多的是为了维护我自己，为了不让自己感到火烧眉毛。因为我最初的文学突破——我的文学萌芽——就是在蒙塔莱启明星般的照耀下、维托里尼《西西里的谈话》给我最初的至关重要的写作激励下、帕韦塞实质性与决定性的教诲下开始的；此外，我越来越倾向于一种“经典的”、“反浪漫主义的”、构建“封闭式”故事的、轮廓十分明晰的、不带表情的镇定视角的需求，这让我接近莫拉维亚；我对对话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这种对话在叙事和描述中给“诉说”、自觉反思、起强调和协调作用的情感介入提供了空间，就像我所见的卡洛·莱维建立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总是带有面目一新的欢乐与奇迹一样。我受益于此，我该怎么办呢？我不喜欢“调解”，我也不喜欢放弃我所见到的和我凭直觉所了解的一切。我想将不安分的——但既没抒情也没绝望的——后三人的巨大变迁感带入文学中（或者看着别人将其带入文学中，我总是谈我希望存在的那些事物，未必是我渴望做的那些事情），这种文学富有意识，掌控事物，理智竞争，是一种平静甚至冷淡的创作，具有一定功能。

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是否存在文化和诗学上的发酵，可以引起同质的文学时期？

比起同质性，更应该追求讨论、辩论。目前有一种原生缺陷在发展：文学的缺陷在品位的花园里成长，而情感的缺陷则是在思想的菜园里长大。

您是否认为，现在小说可以被认为是最适合全面描绘现实的文学体裁？哪些最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技术与风格问题是与您的个人经验相关的？

我认为，小说对应于一种阐释人类生活关系的方式，它从文学之初便开始生效，甚至更早，并将一直继续有效。小说，感知和描绘现实的小说是有历史的，而这之中资产阶级小说的历史只不过是一个插曲。小说在其所有的历史含义中都是一部形态变化的世俗史：形态变化可以是一种教育、个体或集体的社会转型期、个体或集体的战争、爱情冲突、意识的选择、任何被客观地或象征性地或内在地表现的事物，只要是表达现实世界中的活动、现实的持续性和持续多样性就可以。因此我不相信小说会灭亡。但是您问了我一些关于技术和风格的问题。那么，这就是今天小说的危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我称之为“多风格”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任何风格都被作为常规而接受，总是被写为“某某风格”，托马斯·曼则可以在中世纪的模仿作品、现实的性爱故事、无赖骗子故事中交替变换。我也体验过并接受这种“多风格主义”，但是它完全无法使我满意；我认为，如果存在颓废主义迹象，那就是它了。而从另一方面，我既无法赞成那些（例如维托里尼）认为现在有一种与“旧的”写作方式相对立的“现代的”写作方式，也无法赞成那些坚信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小说传统作为一种“自然的”事实，在这一事实中只能插入想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我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我一旦有想法，就会写下来。目前，我尽量将我时不时涌现出来的想法写得更好。[1]

在什么范围内或在什么意义上您可以接受或者拒绝“现实主义作家”的称号？

好的，您先前谈到了“全面描绘现实”。我必须说实话，“全面描绘”这种观点让我有点害怕。描绘现实的复杂性，这一点是的，这才是我认为对现实主义的正确定义；在不同时代，现实以特定的方式呈现出意想不到的复杂性。我对工作的期望既把我带向客观的现实主义（它主要强调现实的复杂性），也将我带向奇幻的虚构（它主要强调现实过程中的特定运动）。现实和非真实风格是两个总是协调进行的方向，几乎是同一理性态度的两面。童话风格诞生于笛卡尔时代的法国，带有启蒙主义文学的特征。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除外，这并非巧合——伟大的童话作家。只是神秘主义者感受不到童话的线性和纯净的乐趣。因此，并不是神秘主义者不能讲述那些对于非神秘主义者来说至关重要的真实的事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讲述方式，而其他人需要去理解每个人的获知方式。

在颓废派的经验之后，您认为“角色”的复苏有可能吗？

我最近写了一些涉及这个问题的篇章，不过是从侧面写的。[2]有人说，“角色”概念无用，那个不言而喻的角色可以是作者本身。事实上，我把“人的概念”放在心上，不论是角色、作者，还是相关的读者。

您认为，当代小说是否应该暗示着一种意识形态？

是的。而且我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它必须创造意识形态。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就在那儿，我现在写一篇小说来暗含它。那作家的工作就是多余的了。作家必须用写作来帮助创造意识形态，来丰富意识形态。

注释

[1]报纸上刊登的文本最后一句是这样的：“我一旦有了想法，我就会尽量将它们付诸实践。”

[2]指的是《狮子的骨髓》，《文学比较》第VI期，总第66期，1955年6月，第17—31页；随后收录在《文学机器》中，以及《散文集》第9—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