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孟钟捷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当代“无法过去的过去”。从根本上而言，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运行法则源于七十几年前的炮火、泪水、教训和探索。正因如此，即便任何一段历史都是独特的存在，永远不会以同样的面貌轮回再现，但当下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来龙去脉的一次次回溯和呈现，仍然不啻为某种让世人保持警觉、谨慎权衡、小心决策的资治法宝。
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战争何以发生以及盟军如何取胜这两个问题，总是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有关战争起源的争吵，自战火出现后便没有停歇过。有人归咎于凡尔赛体系的结构问题，有人指责希特勒的处心积虑，有人批判欧美国家的绥靖主义，有人指向苏联的外交自保。即便在“二战”起始点上，都存在着1931年说、1937年说、1939年说、1941年说等不同论断。与此相似，有关反法西斯同盟最终获胜的原因，研究者也各有所选，从人心所向到国力比较，从战略优劣到决策成败，从外在环境变迁到内部结构变化。就此而言，对每一位书写二战史的学者来说，怎样回应上述问题，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牛津通识读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反映了作者格哈德·L.温伯格的学术功底及其个人的研究心得。1928年，温伯格出生于德国城市汉诺威。1938年，他因犹太身份而不得不随家庭出逃英国。1941年，他来到美国。在日本短暂服役后，温伯格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肯塔基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他的博士生导师是著名的德国流亡历史学家汉斯·罗斯菲尔斯（Hans Rothfels）。罗斯菲尔斯持坚定的反纳粹立场，认为希特勒及其第三帝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这一观点对温伯格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毕生投身于对希特勒、纳粹德国及二战史的研究，整理了包括希特勒《第二本书》在内的德国档案，曾出版《德国与苏联》（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政策》（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战争中的世界》（A World at Arms）、《胜利展望》（Visions of Victory）等著作。
除此之外，温伯格积极参与了有关二战史的各次重大争论。20世纪50年代，他与导师罗斯菲尔斯一起，同德国右翼历史学家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展开辩论。希尔格鲁伯认为，德国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是一种防御方案，因为希特勒担心苏联会攻击德国。不仅如此，他还把英法向德国宣战的9月3日作为“二战”爆发日。对此，温伯格始终持批判态度，坚持认为德国外交政策很早就做好了侵苏准备，德国入侵波兰的9月1日是毋庸置疑的“二战”起始点。60年代初，他反驳波裔美国历史学家大卫·L.霍根有关“二战”起源于英波密约的观点，提出德国早在《霍斯巴赫备忘录》中就表明了入侵波兰并发动全球战争而非大陆战争的态度。这一立场支撑他批评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认为后者对希特勒的外交理念评价过低，因为在温伯格看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很多想法并不是天马行空的。进一步而言，希特勒并非泰勒眼中的传统政治家，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新型政治人物。由此，他在90年代有关屠犹问题上的“目的论”和“功能论”的争议中力挺前者，批评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罗宁未能认清希特勒早已确立的屠犹目标，反而陷入有关“最后解决方案”如何形成的繁琐考证中。也正是在这一点上，2007年，他在评述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的著作时，反对后者贬斥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做法。温伯格认为，希特勒在苏台德危机时已做好了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准备，而张伯伦通过谈判手段让他不得不进行了“战略退却”。就这一点而言，张伯伦并非无功而返。简言之，在其漫长的二战史研究生涯里，温伯格始终秉持着希特勒及其纳粹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这一基本立场，强调希特勒的反犹反共意识形态及夺取世界霸权的野心。
本书是温伯格于2014年出版的小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译本。上述理念及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心得，都浸润在字里行间中。
在引言里，作者回应了有关“二战”起点的争议，但坚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9年”，即便此前已出现了一些地区性的军事冲突。当然，他随即重申了自己的老观点——“德国发动战争之初，即有吞并全球之意”，由此让这场大战“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特色”。
在通往战争的“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温伯格既关注了《凡尔赛条约》的问题，又肯定了它给国际治理带来的一些正面元素，如国际联盟“为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影响了20世纪普通民众和领导人的思考方式”，对于战犯加以审判的条款即便没有落地，但也“为人们开始思考战争的恐怖提供了新的因素”。作者充分描述了希特勒的霸权构想，并在此背景下肯定了张伯伦的斡旋努力，因为《慕尼黑协定》被希特勒视作“一辈子犯过的最大错误”。也正因如此，1938年后，希特勒的侵略步伐变得更为坚定。
有关战争的进程，作者并没有过多创新之处。但显然基于自己的研究心得，温伯格专列一章详谈“巴巴罗萨计划”。不仅如此，他在东亚地区也发现了苏、德、美、日四国之间的复杂关联。他对于双方的战略方案与具体战术进行了颇为精到的叙述和点评，基本反映了最近四十年来军事史方面的研究进展。
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本书专列一章分别讨论了各国后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是一次“整体战”。它不仅外化于战场上的生离死别，而且还表现为后方世界的纷繁复杂。既有抵抗者，又有合作者，既有屠杀，又有静默。当然，战争推动了军事科技以及战地医疗技术的长足发展，“战后，这些成就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作者总结说，“虽然‘二战’期间物质破坏巨大，但毕竟也有几样有益的技术进步”。
在温伯格看来，“胜利的代价是高昂的，但是失败的后果更加可怕，从这个意义上说，胜利的高昂代价是值得的”。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大战的性质和结论都在警醒世人，今后对待战争应慎之又慎”。
全书言简意赅，从全球史的视角，评述了这场世界大战在各地区的兴起、发生与影响。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关注欧美大国，而是尽量把笔触伸到为战争所影响的一切国家。例如中国，温伯格虽然不赞同把“二战”起点放在1931年或1937年，但并不否认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而且提醒读者，“不管有无外援，中国人民都会坚持抗日”，并提到了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至少一千五百万”。他也注意到日本的战争反省远远不如德国深刻，以至于那些被日本侵略的国家和地区“拒绝与日本达成和解”。
当然，一本带着明显作者研究印记的小书，不免挂一漏万，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讨论。在关于战争的起源讨论中，温伯格显然过于重视了希特勒的称霸野心和决策影响，对英法的绥靖主义缺少深入分析。与此相反，他对苏联的各种批判散见于各章之中。甚至在有关“二战”影响的评述里，他也只关注到苏联人的感受变化，却没有提及美国在战后成为世界霸主这一事实。此外，作者似乎对波兰抱有最大的同情心，以至于在两处都以最高级的方式来提及波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遭受‘二战’蹂躏的程度有波兰那么深远”，“没有任何国家的损失比波兰遭受的蹂躏、冲击、劫掠和毁灭更严重”。然而，这种定性在比较视野下却是值得怀疑的。
不管怎样，温伯格作为当代最著名的美国二战史学家，他的这本小书依然是我们走进这场“无法过去的过去”不可或缺的入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