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神秘的高原

来汽车进西藏

1975年2月，我们接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的通知。通知让4月下旬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市报到集中，然后赴西藏参加青藏高原自然资源的综合科学考察。我是4月25日下午乘火车抵达成都的。

成都，千百年来就是我国西南地区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更是交通运输的枢纽和要冲。由于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又被称为“天府之国”。从灌县岷江分流而来的锦江由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锦带般的江流不仅浇灌着两岸成千上万顷沃地良田，古时候还是四川人乘舟入长江、出三峡，然后东至吴越，南出洞庭、湖广，北上汴京、长安的水上官道。诗圣杜甫那旬“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便是绝好的写照。也许由于锦江的缘故吧，成都又称锦城或锦官城。杜甫在《蜀相》一诗中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可见至少早在唐代就有锦官城的称谓了。不论锦江也好，锦城、锦官城也好，都说明成都这块广袤的川西坝子与锦字有关。锦是一种由蚕丝纺织而成的面料。早在数千年以前的奴隶社会，勤劳智慧的巴蜀人民就会植桑养蚕。四川盆地古称“蜀国”，蜀字本来就是古代由蚕虫的像形演变而来的方块字。由蚕丝织成的蜀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所以说成都别名锦城或锦官城的真正缘起与巴山蜀水的桑蚕养植及纺织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报到集结处设在四川省人民政府招待所，也就是现在的滨江饭店内。因其滨临锦江而得名。只见招待所的大院内停放着几十辆一式军绿色国产解放牌大卡车、跃进牌嘎斯牵引车和北京牌吉普车。那时讲究“备战、备荒、为人民”，连公共汽车都被漆成草绿色，说是打起仗来好隐蔽。考察车牌号前两个数字都是“01”，一看便知那是首都机动车辆的编号。报完到，我被带到冰川组住的房间。别的同志都已经先我到达。这几天，滨江饭店清一色地都是我们这一帮来自“五湖四海”，且“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去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臭老九”们。几百号操着南腔北调的队伍格外地引人注目。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讲师刘时彬同志身高一米九几，是我们考察队里最高的一位，每次外出，总有一些好奇的成都人跟前跟后地围观他。老刘诙谐地对围观他的人说：“没买票，怎么可以随便参观呢？”钟玉成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所搞真菌研究的，个头不高，体重却有100公斤，是考察队中最胖的一位。那时候，什么都凭票、限量，国民中瘦人多，像老钟同志如此体重的人实属罕见。他一出现，好比见到了一头大象，更是招惹得行人驻足观看不已。老钟对老刘说：“干脆，出张海报，咱俩在成都举办一次人体展览。”司机小关，一脸美髯，逗得服务员姑娘们楼上楼下，直叫他“卡斯特罗”总统。食堂吃饭，哪一桌菜不够吃，只需“卡斯特罗”出马，餐厅服务员准会再加两个可口的炒菜。还有一位孙先生尚志，四十多岁，搞经济地理的，人称活字典，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道。说起话来不紧不慢，讲开故事絮絮叨叨。他可不管别人爱听不听，讲起来没个完，即便剩下最后一个听众，他仍不厌其烦地“为您服务”到底。讲到高兴处，有跳有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说到伤心处，谓然长叹，甚至下泪失声。倒也不失为一位业余宣传鼓吹家。

考察队共分十几个小组数十个专业。我所在的冰川组由兰州大学和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派人组成。冰川组的组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吉均教授。郑本兴任副组长。冰川组共有现代冰川、古冰川、冰川气象、冰川水文和孢粉等5个专业共10个人组成。老郑在冰川研究所是我的学科组的组长，是古冰川方面的研究骨干。无论是天山古冰川遗迹，还是喜马拉雅山古冰期的划分，都浸润着他蒸腾的汗水和他留下的坚深的足印。冰川所另一位参加这次考察的就是搞孢粉分析的唐领余，在单位他也是老郑的部下。兰州大学一共有4人参加，除了李吉均老师，还有牟昀志和杨锡金两位老师，另外一位是刚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叫单永翔。小单负责冰川气象观测，杨老师负责冰川水文观测，牟老师和老郑一样，搞冰川第四纪研究，也就是古冰川研究。到拉萨后还将从自治区水文总站借调一位协助杨老师的辅助人员，加上一名藏语翻译和一名司机，冰川组正好10个人。我1970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李吉均、牟昀志和杨锡金都是我的老师，所以也是极熟的。说来也巧，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冰川组，竟可以找出好几个三的组合：李吉均、郑本兴、牟昀志三位都是1956年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的同班同学；杨锡金、我和单永翔三人都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是校友；李吉均、郑本兴和我又都是四川同乡……。

“想当年，我给你抬过轿子，现在你该给我抬抬轿子了。”刚见面，李吉均老师这样对我戏谑道。

文化革命初期，我们正在野外地质实习，突然被学校召回参加运动。带我们实习的几位老师一下车便受到当时学校党委和系总支领导下的运动领导小组的点名批判，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办公教学大楼一直贴到他们的家门口。两天前还和我们同吃同住的老教授、老专家突然之间成了文化革命的打击对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和同班好友秦大河联名写了一张不同意如此作法的大字报。署名时秦大河很谦虚，说我的出身好，署名在前，他署名在后。我表示理解和同意。我的父亲是农民，他的父亲是教授。后来省委派来了工作团，我们俩侥幸地成了后来被批判成“刘邓反动路线”的首批积极分子。并分别一度担任班文革小组正副组长，系文革（筹）委员、副主任、主任。由于那张大字报的署名顺序，当然也许我的家庭出身还过得去吧，我总是排到前一位。众所周知，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团好景不长，两个月之内便被“批倒，批臭”了，被工作团重用的积极分子们也树倒猢狲散。在“反动路线”的两个月之内，地质地理系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在工作组和筹委会的领导之下，李老师自然也在被领导之列，所以便有他曾经为我抬轿子一说了。

稍事休整，领取了部分进藏装备后，便准备分期分批分乘汽车和飞机向拉萨进发。

一种神往的心情激荡着每个考察队员的心，更激荡着我的心。要知道，到西藏，上冰川，这可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心愿啊！记得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我国登山运动员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于1960年5月25日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报道时，我被他们那种为国争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所折服，更为我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和如此巨大的青藏高原而无比自豪。尤其是那被称为世界屋脊之巅的珠穆朗玛峰，那海拔8882米的高度，那俊逸飘飞的旗云，那浩浩荡荡的白色冰流，对我那年青幼稚的心灵具有多么巨大的诱惑力呀！从那时起，我就深深地立下了有朝一日去世界屋脊工作、考察的宏愿。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时，一口气填报了五六个地理和地质专业的学校。其中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便是我报考的甲类学校中的第一志愿。大学毕业后专业分配不对口，先到农村，后又被分到气象局。那时气象部门由空军军管，属保密单位，挖了大半年防空洞后又被指派到一所中学当老师，地理、体育、语文、政治什么课都教过。只是一想到当年的志愿不能实现时，心里总是惆怅得发慌。直到1974年，借整顿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东风，专业归口，于是终于调入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紧接着就被通知参加这次科学考察。当时的心情比当年突然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更高兴、更激动。

大部分考察队员被安排乘飞机进藏。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够乘飞机进藏。原因很简单：许多人在那以前从来都没有尝到过坐飞机是个啥滋味。像我吧，只见过飞机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中飞翔，只有那轰隆的马达声告诉我那不是飞鸟而是飞机。可是一宣布乘坐飞机的名单，冰川组只有我榜上无名。有看法，没办法，嘴上还得服从。我的年龄最小，按单永翔玩笑式的挖苦话说，这叫做“出门三步，小的吃苦。”再说我还得为李组长抬轿子呢。虽说委屈，让我乘汽车却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乘飞机的劝我们坐汽车的说：搞地学的就是要多走多看。川藏公路沿线可看可学的东西多着哩。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嘛！李老师是个书迷，说话很少离开个“书”字。

川西平原

4月30日，一个由三十多辆大小不同的汽车组成的车队，离开成都，离开麦苗正青，菜花正黄的川西平原，徐徐驶上了西去青藏高原之路。从此，我开始了今后大半生都将要全力投入且为之奋斗的冰川科学的研究事业。

天生瀑布老虎嘴

北京牌后开门212吉普车的轰鸣声使人的精神老是处于亢奋状态。和着汽油味的灰尘从并不密封的后门缝里袭来，一会功夫便浑身是油灰。连同司机一共8个人，除了驾驶员旁边一个座位之外，其余6个人3人一排相视而坐在两条平行的竖排凳上。这样的车拉东西还行，拉人，真让人活受罪！人横坐着，两眼只想往前看，几天下来，腰酸腿疼，头闷眼花。尤其上了高原之后，本来身体很好，也被折腾得恶心呕吐，坐卧不宁。我们不时地诅咒着北京吉普车厂的设计师们。那以后，我宁肯扛卡车大厢，再也不愿意受乘坐北京212后开门吉普车的洋罪了。司机姓段，来自河南地球物理所。四十来岁，一米八几的个子，更像个山东大汉。由于车技娴熟，除了车队队长唐天贵驾驶一辆五座北京吉普拉着带队的刘玉凯和两位协助后勤的同志每天提前出发打前站外，我们这辆车以平均30公里的时速行进在车队的最前面。其余7人除我来自兰州之外，还有甘肃农业大学1人，中国科学院北京地质研究所2人，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3人。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陈福明同志是文革前北京地质学院的研究生，也是一位上年度参加过青藏高原第一阶段科学考察的老队员。他是我们这辆车的车长。不知什么原因，斯人肠胃不佳。一旦停车小憩，便像离弦的箭，跳下车便往可以藏身的地方跑去，原来又拉稀了。于是他赢了一个“皇帝”的雅号。那时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有个皇帝名叫“海尔·赛拉希”，陈福明车长天天“赛拉稀”，所以大家不叫他的名字，只管他叫做“赛拉稀皇帝”。若干年过后或开会或出差，当年的老战友一见面总也忘不了这位经受过世界屋脊考验的“皇帝”。这位“皇帝”能上能“下”，后来先后“屈”任过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业务处长和副所长。

来自甘肃农业大学的也是一位工农兵学员，是藏族，叫索多。索多小伙子皮肤黑里透红，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炯炯有神。按他的自我介绍：“呀拉索的索，‘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多。”出口不凡看来索多的汉语功底不错。索多是农大草原系二年级的学生，出身于西藏念青唐古拉山下纳木错湖畔一户牧民家庭。上大学前曾被招收到昌都汽车运输修理厂当过工人。普通话讲得十分“呀古都”。但是一路上大家都喜欢向他学习一些简单的藏语对话。大概还是那旬“民以食为天”的最高指示起作用吧，我记得我们学会的第一句藏语便是：“撒玛撒，着！”（吃饭去！）。

第一天住天全。从成都算起，行程才190公里。由于许多司机都是刚从部队上转业不长时间的新手．说是当了几年的汽车兵，实际上毫无行车经验可言。我们队上的许多“师傅”们还算不错，好歹还能把汽车开着走，哪怕慢一些呢。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川藏公路山大沟深，水急路险，车上各种装备器材和科学仪器值钱自不必说，考察队员虽是一些不值钱的臭老九们，倒也是人命关天。所以他们虽然车开得慢一些，却也十二万分的安全。后来车队顺利到达拉萨，由于有『这二千五百多公里安全行驶的经验，他们真成了“又红又专”信得过的驾驶员了。

进藏的汽车队

天全是四川省的一个县。这地方在中国革命近代史中因为有张国焘“南下天全有大米和腊肉吃”的典故在我脑海里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在四川，这是一个不算大的县城。它滨临青衣江，山青水秀，确实是一个民殷地肥的好地方。

天全县西扼川藏公路的要冲，是四川盆地进入藏区高原的必经之路。

因为要翻二郎山，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天刚麻麻亮车队就出发了。两小时后，我们来到二郎山下一个叫新沟的鸡毛小镇。川藏公路从小镇中间穿城而过。抬眼向西望去，二郎山高耸入云，果然名不虚传。只见满眼的绿树葱笼，满山的飘红滴翠。山峦起伏，鸾峰嶙峋。深遂莫测的山谷中波诡云谲。条条白练似的云雾在山腰上缠来绕去，使本来就让人有无限神秘感觉的群山益发缥缈虚幻，真让人相信那该是神仙出没的地方。随着凉凉的山风袭来，我们听见一阵高似一阵的吼啸声。有人猜说那是林涛，有人则认为那是瀑布溅落谷底的轰鸣。

在新沟小憩时，“皇帝”老陈自然忘不了上茅厕。汽车在兵站加足了汽油后，我们驶上了被林海和雾气遮裹着的盘山公路。自1952年通车以来，公路已经运行20多年了。二郎山的盘山公路两旁经过20多年的风雨滋育，经过20多年的保养维护，当年开山放炮炸断的古树老藤的残体早巳荡然不存，代之而起的是更令人心醉的新叶繁花。不过透过翡翠般的水葫芦叶和那迎风招展的马桑枝，当年的炮眼凿痕仍依稀可见。刹时，一幕幕战士悬空作业图在我的脑际哗然展开。铁锤的敲打声，千年老岩的爆炸声，战士们的欢笑声，山泉的咆哮声汇成了一首雄壮的二郎山开山筑路的进行曲。回想起人民子弟兵硬是靠着一颗赤热的心再加上两只打满血泡的手开通了这挡在康藏前进方向上的第一座万丈高山，一种无限的敬意油然升起。不知谁起了个头，合着车轮滚动的节拍，我们唱起了“歌唱二郎山”的曲子，连平时不苟言笑的段师傅也加入了我们的小合唱：

此时此刻，我们才真正体会到这曲久唱不衰的歌声歌颂的不仅是二郎山，而更是当年那为和平解放西藏立下头功，不怕流血流汗甚至牺牲生命的筑路大军。

车队继续盘旋而上。急弯标牌不时从车窗外面骤然闪过。许多路段是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踪，这大约便是山穷水尽的意境了。“快到老虎嘴了。”车长陈福明同志告诉我们。果然，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靠公路的左前方望去，只见危崖突起，盖住了公路上方天际，那形态就是一个欲吞万物的血盆大口。古树长藤的错节盘根包裹着摇摇欲坠的岩石，细细的水流顺着那些根须的末梢飘溅下来，纷纷撒落在车棚和车窗上，顿时觉出丝丝凉意，股股甜意。

二郎山

突然，车身一斜，我们进入了一段向里凹曲的大急弯。紧接着一阵雷鸣似的吼声扑面而来。原来这就是著名的老虎嘴瀑布。老虎嘴瀑布既是天工造化的产物，又是当年筑路大军精心构思的艺术杰作。二郎山，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即便在二郎山海拔3437米的最巅处，也可以掘地而为泉。作为一个硕高朋大的天然屏障，二郎山体横桓在四川盆地的西缘，丰沛的太平洋湿润气流顺着长江各支流源源不断地涌到这里，抬高、搅动而形成一个强劲的降雨中心。二郎山的年降水量高达2500毫米以上。如果说前山不远处的雅安市是中国的雨城的话（由于二郎山的屏障作用，雅安市的年降水量高达1900多毫米），那么二郎山堪称中国的雨山了。自从1975年我首次进藏途经此地到1993年近20次往返二郎山，无论什么季节，无一次不是在霏霏雨海中穿行。1950年修筑二郎山公路时，工程设计人员巧夺天工，硬是在壁陡的悬崖上凿出了这段半边隧道，于是原先那奔泻的瀑布就变成了这半边隧道的天然洞帘了。

段师傅有意放慢了车速。当汽车驶过这天然水帘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是行驶在公路上，而是游戈在银河中。瀑布飞溅出的水珠，在天光的映衬下，散发着五彩的亮斑，宛若银河系中那璀璨夺目的万颗星辰。

穿过老虎嘴瀑布，我们的视野突然变得清新起来。原来我们进入了两条雾带的中间地段。远处，银练似的瀑布和山溪在苍翠欲滴的林海中时隐时现。近处，竞相开放的大叶杜鹃绚丽娇艳。不远处，几棵姿态婆娑的云杉树浑身上下挂满了金线般的松萝。树杈上积满了厚厚的腐叶。从腐叶堆中抽出的几枝颜色各异的杜鹃花更令人叫绝不已。于此，我们又体会到“老茎新花”的另一种意境了。在那以后，每当这个季节路过二郎山途经这一段公路时，我总要嘱请驾驶员同志尽量把车开得慢一些，以便再次欣赏这自然界奇妙的天作之合。直到1993年（1994年因二郎山隧道工程开工，车辆绕道石棉而未能再睹二郎山风光，不知那老茎新花、飞泉瀑布，还有那半边隧道等景观能得保全吗？），这些共生在松杉之上的杜鹃花还依然绽出美丽的笑嫣，迎送着过往行人宾客。只是那腐叶层堆得更厚了些，那杜鹃枝干更粗壮了些，那色彩纷呈的花儿更娇艳了一些。读者诸君若有机会驾临二郎山，千万别错过了欣赏这一景点的机会啊！

泸水之滨会故知

人们在形容山体的高大及气候环境的复杂变化时爱说：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殊不知在二郎山垭口，你会发现，一山有两季，前后不同天。刚才还是云雾茫茫，转眼之间仿佛从雨季进入了旱季。二郎山东坡总是望天不见日，俯首不见地，林海森森，云海茫茫。可这山的西边却多是风和日丽、蓝天白云。鸟瞰大渡河谷，云海不见了，林海也不见了。映入眼帘的尽是干旱山坡或山坡较为平缓处的层层梯田。下山后，看到在大渡河两岸的田边路旁的崖坡上竟长满了仙人掌一类亚热带干热河谷相植物。体如人形的仙人掌疯了似地蔓延滋生，与庄稼争水争肥争土，已成了当地农业生产的一大害。初来乍到的外地人要是晚上外出，迎面见到一株仙人掌，往往会被它们那张牙舞爪的怪姿鬼形吓个大踉跄哩。

与二郎山东坡恰成鲜明对照的大渡河干热河谷自然景观在气象学上被称为“焚风效应”。当气流运行方向与山脉走向几近垂直角度时，在两山夹一江的地形条件配合下，从山脊一侧翻越过来的湿润气流来不及下沉便又爬上了另一条山脉的脊部，于是在河谷地带很难形成一定规模的降雨过程。这种现象在横断山脉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河谷中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便是那“焚风效应”在作怪。

我们沿着大渡河东岸缓缓上行，不久便到达泸定县城。这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打前站的同志已为我们在西藏交通厅泸定运输站联系准备好了一应食宿事宜。听说我们是赴西藏的科学考察队，服务员将招待所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床单、被褥和枕巾全部翻换一新。食堂专门杀了一头大肥猪。开饭时八莱一汤。每桌放了一瓶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记得那时的65度北京二锅头一元多钱一瓶，相当于我们途中一天的生活补贴费。当时市面上的“茅台”、“五粮液”也随处可见，每瓶也就是几元钱。只是那时人们的工资太低，很少有人问津。

我们考察队进西藏多是住运输站。从成都到拉萨，川藏公路沿线每隔100公里左右便设一个运输站，统属西藏交通厅管辖，类似于铁路系统的建制，独立于地方党政部门的领导。

饭后天时尚早。运输站紧靠大渡河，躺在床上都能感觉到大渡河水对堤岸的剧烈振动。越过浊浪排空的江流，对岸是一个古老的泥石流冲积扇。冲积扇的面积有十多平方公里大小，上面种植着油菜和小麦。透过青黄相间的小春作物，可以看见一座年代不算久远的中西合壁式建筑。这就是许多老红军在长征回忆录中所谈到的泸定天主教堂。当年毛泽东等红军领袖指挥红军抢渡大渡河时就住在这里。全国解放后巳在其附近建了一座泸定县中学。记得在成都听一位同学告诉我，甘孜州有两位高中时的同学，其中一位和我同姓，叫张孝纯，大学毕业后夫妇二人被分配到泸定中学任教。另一位政法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炉霍县公安局，后来由于工作出色先后被提拔为县委书记和甘孜州委副书记，他乡遇故知也是人生一大幸事，何不趁此机会前去拜访呢？于是给行车组长“赛拉稀”和带队的刘玉凯同志请了假，我便单身一人前往泸定中学。去泸定中学必须经过举世闻名的铁索桥。我提着一袋在成都分发的广柑，穿过泸定县城，约半个小时之后来到让我们这一代人无限敬仰的天险泸定桥。

一桥锁江，万夫莫开。果然名不虚传。

泸定桥

大渡河在铁索桥横过的地方宽约100来米。向桥下看去，只见河水湍急，黄色的波浪一排赶一排地从上游涌来，吼声如惊雷爆炸。从巴颜喀拉山滚滚流来的冰川雪水，逶迤千里，仍未褪去全部寒意；飞溅而起的浪珠被河风吹刮到脸上颇有几许渗凉的感觉。再看那桥，13根碗粗的铁链凌空飞架在大渡河的东西两岸。其中下部9根均匀并排为桥面，上铺木板后即可过人过畜。两边各有两根铁链分做护卫桥栏。由于桥面高出水面三十多米，跨度很大，初上桥面的人把不稳脚步的平衡，晃来倒去，竟裹足而不敢向前；若是心脏有毛病的人，更觉头晕目眩，恶心呕吐。要是心里害怕又非过桥不可，切记别往桥下看。因为水的流速太快，会使人产生水流不动而桥面迅速向上游飘去的幻觉。由于年轻，平时又喜欢体育锻炼，所以我自觉无事很快就适应了。我不时一边摸摸那粗壮冰凉的链索，一边注视着那滚滚而来又急忙滚滚而去的大渡河水，心里默颂着毛泽东那气势磅碟的诗句：“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是啊！想当年北上抗日的红军战士，在国民党各路军阀的围追堵截之下，终于来到这一桥相接的泸水之畔c想不到横桓在面前的不仅是滚滚的急流，还有对岸那各种火炮的交叉封锁。桥面的木板早被抽去一空，剩下的铁链在飞啸的弹火中痛苦地摇曳着．仿佛它们也盼望着得到红军的解放。最后，长途行军、战斗的疲劳之师，竟然能以极小的代价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强行通过了泸定铁索桥，赢得了胜利北上，创造了古今中外战役战术史上的伟大奇迹。第二天，全队统一组织参观，一位当年在这里战斗过的红军战士介绍说，夺桥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在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将军的陪同下，当天夜里来到桥面上。聂帅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全国解放后，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建一座纪念碑，用以缅怀我们的先烈，让子孙后代别忘记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呀！”刘伯承元帅也情不自禁地在桥上连跺了三脚。边跺边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了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看来，只要真理在手，军心所向，万民支持，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样的天险也能突破。

泸定桥建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桥的西岸有一座石碑，上刻有康熙皇帝御笔手书“泸定桥“3个正楷大字。还有一块石碑上刻着两句诗：“泸定桥边万重山，高耸入云千里长”诗句一方面说明铁索一桥锁万山的险要地理位置，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一层泸定一城自古以来就是汉藏千里相通的必经之路的意思，而铁索桥的建立正是藏汉人民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在西岸桥头上方的石壁上修了一座“红军楼”。内中主要展览着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光辉史实、文物和图片。那位红军老战士总是绘声绘色地给前去参观的客人讲解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英勇奋战可歌可泣的伟大业绩。

参观完泸定桥后，不禁使人想到一个题外之题。那就是在300年以前，想既无动力、又无机械起吊运输条件的保证，凭借人们一双双手，一双双肩，一双双腿，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论凌空架起这座千钧铁桥的工程技术方面的难度。一扣铁环长20厘米，以两公斤计，加上环扣相套的重迭部分，每根百米长链至少重1500公斤。如何将这些人力几乎不能为的铁索牵引到洪流滔滔的彼岸，并且使每根铁链拉伸、固定并保持相同的下垂弧度，就是在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也非轻而易举之事，何况在3个世纪以前这块洪荒、落后又无交通条件可谈的边远小镇呢。一座泸定索桥，悬吊着多少历史的奥秘，又给走向这历史的人们以多少真理的启迪！

下红军楼后沿着大渡河西岸的狭窄小道，十几分钟就来到泸定中学。老同学见面，喜出望外。尽管一个劲地声明一个小时前才会过餐，看上去她们一家也刚刚放下碗筷，可是主人仍执意重摆酒席，张孝纯同学的丈夫小郭家务操持得不错，更能喝酒，两个小时之后把我这位考察队里有名的“海量”灌得醮醮然，昏昏然，可他却像没事一样，一边和我碰杯，一边进到厨房里，一会儿加一个青椒肉丝，一会儿加一个蒜泥白肉。我指着从成都带来的广柑，说这是一点小小意思。可他们说泸定这地方啥都产，啥都有。说着从床下拖出一筐黄果，就是广柑，当地人叫黄果，和川南、贵州、云南有些地方的叫法相同。一看那黄果的个儿比我带来的广柑大，色泽更亮鲜。喝完酒剥了一个尝尝，质嫩肉甜。临走时我放下了一袋成都的广柑，又提走了一筐泸定的黄果，是小郭同志用自行车给我送到运输站住地的。

天地之大说来也小。当年同学毕业后各奔东西，想不到10年之后竟在这泸水之滨相聚。我对他们夫妇来到这“老、边、少”的山区从事教育工作的选择表示钦佩。可是他们说我不远数千公里去西藏科学考察更了不起。其实从我高中毕业报考地理专业那一天起，就没有想到干这行是一件苦差事。真所谓“人不畏苦，奈何以苦惧之？”倒觉得只有西藏高原这样的地方，才是我事业的理想天地、冰川研究的神圣殿堂。

新路海的古冰碛

泸定到康定60公里远，一溜的漫上坡。两岸高山林立，谷地中河水湍急如飞。西行20公里左右，康定河便与大渡河分手而去。只见两河合流处泾渭分明：大渡河水浑如搅，康定河水清似银。由于河床越来越狭窄，坡度更陡了，康定河水撞击在谷地和两岸的巨石上，迸发出迭迭相加的冲天浪花。记得1969年大学工程地质实习经过秦岭山中的褒河时，见某河段里一巨石上书“袞雪”（“滚”字偏旁以河水代之）二字。传说是三国时魏王曹操骑马驻足于此观赏河水浪花飞溅似雪而题。而目下所见，康定河数十公里河谷中日日夜夜，长年四季全是滚动着的“雪花”，尤如万斛珍珠喷洒。在两岸青山的映衬下，无些许杂色，光艳夺目。似乎在康定河的源头，有一台高功能的织机，源源不断地将织出来的白色锦缎向下游输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遗憾的是当年东汉丞相无缘到此一游，否则，他一定会挥毫书曰“滚雪流”于这康定河了。

康定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许多外地人，特别是外省人以为甘孜才应该是自治州的州治之所。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甘孜只是一个县份，离真正的州府康定城还有两天多的汽车路程。在60公里旅程的尽头，你怎么也难以想像到两山逼一水的狭窄谷地会突然峰回路转、山穷水尽后一派繁华景象的街市魔术般地展现在你的面前。后来有一次路过康定时巳在州里任副书记的高中同学陈开华给我们介绍说：“我们这个地方，山是跑马溜溜的山，城是康定溜溜的城，一条溜溜的康定河穿城而过。”又说：“康定城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打箭炉”，传说蜀汉丞相诸葛孔明西渡泸水、南擒孟获在这里炼铁造箭。”并指着东北一角的柱形山头对我说：“那就是当年炼铁的炉窑。”山头很高，顶部常年云遮雾绕，果真像一座即将出铁的高炉。距康定城北约10公里处，有一个大温泉。在泸定时张孝纯同学告诉我，到了康定城一定要去洗洗温泉，说大温泉里含有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矿物质。不过她说洗温泉时小心水中有蛇，前几年有人被蛇咬伤过呢。吓得我路过几次康定城都没敢去洗温泉澡。直到1992年陪同日本学者从西藏考察返回途经康定时才如愿以偿。不过这时有关部门已在温泉出露处围地为池，在原有的基础上又盖起了几十间专为游客洗浴的汤房。现在的过往行人不论天时早迟，多要在溜溜的康定城住上一天半宿的，除了体会康定情歌优雅的意境外，恐怕洗一回可祛百病的温泉澡也不失其为主要目的之一。

出康定城西南，过公主桥，汽车一加油便驶上了折多山的盘山公路。

公主桥，相传是文成公主当年进藏与松赞干布和婚时经过这里，见两岸汉藏百姓来往交通十分不方便，就让随行工匠按内地技艺设计建造的一座单孔石拱桥。桥面宽不足5米，跨度约5米。现在的川藏公路桥与公主桥并行而架，公主桥保存完好。只是经年不用，其上青苔蒙面，杂草丛生，要不经人指点，丝毫不会引起人们格外的注意。

川藏公路线

折多山属大雪山山脉。它坐北向南，横断川西高原。如果天气晴好，站在折多山上南望，横断山最高峰——贡嘎雪山一览无余。与二郎山不尽相同的是，折多山植被以高山灌丛为主，地貌形态明显地表现出古冰川作用的特征。可惜第一次参加野外科学考察，又是在行车途中，几位冰川专家们都是从天上走，对那些属于我专业范围之内的地貌现象，“无缘对面不相识。”后来才知道，康定河的源头分明是一条经过第四纪冰川作用过的箱状“U”形槽谷：宽浅、平缓。在经过后期冰水夷平的冰碛阶地上长满了次生的高山箭竹。一片片新开垦出来的荒地上已种上了苹果树秧；一幢幢新建的红瓦楼房矗立在青翠的竹原之中。

当车队行进到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度时，突然一阵寒风袭来，康定城里虽凉还暖的感觉顿时一扫而光。只有“皇帝”一人正闭目养神，显得十分安闲自在，嘴角边流露出些微微的嘲笑。原来他早巳套上了毛衣毛裤。这时我们才想起了他昨天晚上的忠告，可是当时谁也不在意。真是不碰南墙不回头。我们迫不及待地从各自的高山包中取出衣物加在身上，一边赞扬着陈福明同志的先见之明，一边观察着车窗外面景物的变化：一阵阵浓雾从贡嘎山方向涌来，能见度骤然降低。汽车打亮了桔黄色的雾灯，依次放慢了车速。只见寒冷的雾气所过之处，地面上，灌木的枝条上，电杆上都结满了一层粉白粉白的雾淞。电话线被结满的霜凌压得深深的下垂着。在一处路面较宽的地方，车队停了下来。路面越来越滑，没有加力挡的车都临时加挂了防滑的链条。

川藏公路上的冰冻灾害

好不容易才爬到海拔4300米的折多山口。回首下望，折多山谷地变成了云的河、云的湖、云的海洋！西南方向上的贡嘎雪山像一尊玉色观音端然矗立在云涛之上，是那么的肃穆，是那么的安祥！贡嘎山是我国著名的海洋性冰川分布区。在它的四周冰川溢流。东坡有风景如画的海螺沟冰川，西坡有被当地藏胞视为圣物的贡巴冰川。只是此行的目的是西藏，我心里默默自语道：“等着吧，总有一天会来光顾你的！”世上的事说来也巧，就在我撰写本书时，成都山地研究所一纸调令飞到我的手中：我被调到四川，以后将专门负责贡嘎山的冰川研究工作。

翻过折多山，我们进入了川西高原面。高原面上的公路宽敞、平坦、顺直。经过新都桥、乾宁、道孚、炉霍两天行程，我们来到甘孜县，住在城西3公里的甘孜运输站。途经炉霍县境时，1973年大地震的痕迹仍历历在目：地缝、裂沟、滑坡、断崖比比皆是。令人惊异的是，竟然没有见到一处地震后人民流离失所、房屋断壁残垣的凄苦景象。原来党和政府及时派来了救灾慰问团，送来了大批救灾物资和款项，利用当地丰富的森林资源优势，生产自救，按抗八级地震烈度标准为灾民们盖上了新房。从那房顶上哗啦啦飘扬着的五星红旗，可以想见当地各族灾民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感激之情。

甘孜城座落在雅砻江左岸。这里地形开阔，水美草肥。碉楼式的屋舍，一望无际的草原，河漫滩上成片的沙棘，公路两旁高耸入云的白杨，还有漫山遍野的羊群和牛群，牧羊姑娘那悠扬婉转的歌声在蓝天白云下回荡。所有这一切与碧绿如染的雅砻江水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甘孜高原的风情图画。在这幅美丽的画图中，最使人不能忘怀的则数在皑皑雪山辉映下的甘孜白利寺。白利寺是西康地区最著名的藏传佛教喇嘛庙。它的著名之处还在于它有极动人的革命历史。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驻跸甘孜时，时任白利寺主持的格达活佛在红军的宣传教育和实际行动感召下，带领当地广大僧俗民众，积极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因而被推选为苏维埃博巴藏语，即藏族人民的意思）政府副主席，与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交往颇深。红军北上后，格达活佛将许多伤病员装扮成喇嘛，治病养伤，然后进行了安全转移。新中国成立后他坚决拥护我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被选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当他了解到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有少数人正在进行“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后，主动推迟朱总司令电邀他赴京的行期，却要求先赴昌都、拉萨去做上层政、教人士的思想转化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当格达活佛抵达昌都后，受到帝国主义英国特务福特及其帮凶的严密监视，甚至不惜使用卑劣的手段多次投放毒药将格达活佛残害致死。格达活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也为历史悠久的白利宝刹增添了无限的光彩。他的事迹不仅在甘孜地区僧俗人民中广为传颂，而且和他主持过的白利寺一起永远载入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史册。

离开甘孜运输站约三四个小时的行程，我们抵达马尼干戈兵站。这是个三岔路口，向北经石渠县可通青海玉树，向西便是川藏公路的要冲雀儿山了。高原春晚，雀儿山还处于冰封雪冻之中。谷地中冰川还未完全进入消融期。以冰雪融水为主要补给来源的马尼干戈河的水流还不太深，流速也不急。汽车还没进兵站的大门，老远就闻见一股鲜鱼的香味。原来随同打前站的回族老张是专搞动物研究的。他用自带的粘网捕来两大桶“高原细鳞鲤鱼”，兵站炊事员是地道的四川人，经他们一烹调，味道鲜美异常，连平时不爱吃鱼的索多同志也接连“消灭”了三大条。动物组张学忠告诉我们，这种鱼是高原河湖中的常见种，由于常年生活在冰冷的雪水中，脂肪尤其发达，鳞片又细又碎，所以在鱼类分类学上被叫做细鳞鲤，也有人称之为“裸鲤”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了马尼干戈，一个来小时后，来到新路海，这是雀儿山东坡山脚下的一个冰川湖。湖面海拔4000米，面积2平方公里左右。因为谷地源头有一个小冰川，所以倒也可以无师自通，书本上的理论和眼前的实际一结合，依次看去，上面的冰川，下面的冰湖，冰湖四周的冰川侧碛、终碛似曾相识，历历可数。这便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冰川，冰碛。雀儿山，新路海令我终身不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许多同志都是第一次见冰川，于是我这位实属外行的内行，随着大家的提问声，煞有介事地给大家进行了一堂有关冰川的科普教育：“大约在一万多年以前，我们地球又经历了一次寒冷时期。尤其在我们北半球，从北欧的阿尔卑斯到青藏高原的喜马拉雅，普遍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冰川前进。国外冰川学家把这次全球规模的冰川前进称为玉木冰期（Wilrmglaciation），在我国又称之为“珠穆朗玛冰期”，由于这是地球进入第四纪地质历史时期以来最近的一次冰进，所以习惯上又叫做“末次冰期”（Lastglaciation）。自那以后，气候重新变暖，冰川后退，有的冰川甚至消失而我们的地球进入了气候适宜期或“冰后期”。冰后期一直延宕到现在，也就是说地球的发展历史进入了第四纪以来的全新世。全新世以来的气候也发生了许多次小的冷暖波动变化，主要的有两次，一次便是距今3000到5000年前的冰川前进，科学上称之为“新冰期”（Neo-glaciation），另一次就是距今300年左右的小冰期（LittleleeAge）冰川前进。……”不少人对我的振振有词赞叹不已，然而我心里明白：我在背书呢！不过后来的研究证明，雀儿山的现代冰川的确是新冰期冰进的产物，新路海正是新冰期以来冰川不断消融后退形成的冰川终碛堵塞湖。

听完我的冰川“科普”讲演后，我们结伴来到湖边，对着清澈的蓝天，对着洁白的冰川，对着同伴和同伴们倒映在湖中的身影，留下了一张张永久的纪念。

二郎山是盆地中的高山，雀儿山却是高原上的高山。雀儿山的山根比二郎山的山顶还高出1000米呢！离开波光鳞鳞的新路海，我们开始翻越雀儿山。雀儿山是川藏公路北线的必经之路，也是川藏公路在四川境内最后也是最高的一座大山。公路两侧山坡上是厚厚的积雪，积雪层下隐隐约约可以发现一丛丛低矮的小叶杜鹃树，几只雪鸡扑打着翅膀向山坡的高处跑去，在雪地上留下了几道长长的槽印。公路路面上的积雪在来往汽车的碾压下，已变成又硬又滑的冰溜。尽管加大了油门，汽车仍然慢慢地爬行着。车窗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气。雨刷不停地摆来摆去才勉强看清前面的道路。一阵冷风刮过后又下起了雪霰，打在车棚上，噼噼叭叭，像炒豆子一样。新雪落地，连路也不好辨认了。我们走走停停，生怕把车开进了不见轮廓的排水沟。看到这艰苦的环境，我们又想起了当年的筑路大军，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冰天雪地中，把川藏公路铺筑在这飞鸟也难过的雀儿山上，延伸到金河江边。一时间，我们仿佛又听到了当年那铁锤铿锵的敲打声，此起彼伏的夯路号子声，开山放炮的爆炸声……我们唱起了《打通雀儿山》，歌声越来越宏大，越来越嘹亮：

“提起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

“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汉，铁山也要劈两半……”

这是诗人高平当年随军采风时为雀儿山公路通车谱写的歌曲，和《歌唱二郎山》齐名。

雀儿山垭口公路通过处的海拔高度为4889米，比二郎山垭口还高近2000米。在1952年通车以前这里真个是“千山鸟飞绝，万里人踪灭”的去处。即使公路修通以后，总是有半年时间大雪封山。尤其在雀儿山的西坡，正当沿金沙江北上水汽通道的要冲，纷纷扬扬的大雪由冬初下到春末。有时下得狠了，一次可以下到几米厚。道班工人就在最容易积雪的地段架一座纯木结构的防雪“隧道”。在无法搭架施工的路段，积雪厚了就用推土机推，推出一条冰雪走廊。倘然两头的车迎面开来，正好在这冰雪走廊中相遇，那麻烦就大了，晓事的司机想法子退一退，倒倒车，兴许能化干戈为玉帛；如果双方都是“二杆子”，免不了就成为“路窄的冤家”。这时节，道班工人兄弟一边两头劝慰着，一边想办法指挥后来的车辆停在适当的地方，否则积多难返，矛盾化解了，想倒车也找不出地方。段师傅很有经验，每当遇到复杂路况时，总是先打喇叭，要是雾大雪稠，一定加上雾灯探路，碰上来车，减速或停在一旁，还很有礼貌地告诉对方说后面有车队，请多关照。我们小心翼翼地在满是积雪和冰溜的公路上行驶着。北京吉普虽然前后加力，仍不时感觉到车的后半截甩来甩去，像喝多酒的醉汉似的。道班工人兄弟们分头在紧要路段上梭巡着，不时地向过往车辆指点着前进的方向。望着养路工人那一双双因霜风吹刮变得树皮般粗糙的大手和一张张被高山紫外线以及强烈的雪面反光照射灼烤而变得黝黑面孔，一种无比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藏族同胞把川藏公路誉为连结首都北京和西藏拉萨的一座“金桥”和“一条金色的飘带”。为了维护这座金桥的畅通无阻，让这条金色的飘带永放民族团结的光芒，几十年来，就是这些养护道班的兄弟姐妹们一代接一代地前赴后继，年复一年地顶风冒雪，战天斗地，不怕流血流汗，饿了，抓一把糌粑，渴了，捧一团冷雪……有的因工伤，或因突发性疾病来不及送到几百公里之外才有条件治疗、抢救的医院而长眠在这雪岭冰峰之巅。他们真是千里川藏线上最可爱的人！

闻名遐迩的德格城

翻过雀儿山，便进入了长江的主源金沙江流域。我们沿着金沙江的一条小支流德格河向金沙江驶去，一过金沙江就算“入藏”了。距江岸30公里有一个人烟稠密的去处，这便是闻名遐迩的德格城。这是四川省沿川藏公路北线最西端的一个县城。它坐落在德格河南岸的一个山坡上，依山傍水。房屋鳞次栉比，一式的土木结构，完全的藏族风格。一排排两层或三层楼房建筑整齐、美观、大方。由于明显地采取了上小下大的梯形建筑形式，给人一种稳固、凝重的感觉。后来才知道，梯形是藏式建筑的基本风格。普通民居是这样，宏伟的布达拉宫和日喀则的扎西伦布寺也是这样，就连建筑物上的门窗也是一个一个的小梯形。德格县是林区，木材资源十分丰富。房屋的墙壁都是由选料均匀的一根根圆木十字相交嵌成的。正面和两侧的圆木墙用当地出产的朱砂红土染成暗红色，而窗户的框却用石灰染成纯白色（有的农区也有用油漆染成暗红色），更显得古朴，明快，窗梢和门梢上挂着印满经文的麻色幡旗。各家各户的院墙上、屋角旁种满了吊金钟、月季红或藏红花。而房前屋后则生长着白刺花和束花报春。一个家种，一个野生，彼此相映成趣，看上去真是一派祥和、富足的景象。

藏式两层建筑

德格古时候是一个小王国，历史上它以能印刷精美的佛教经书而享誉海内外。据说我国藏文喇麻教经典全部出自德格城的印经寺。正由于这个缘故，小小的德格城也成了众多佛教僧侣们朝拜的圣地。

金沙江是四川省与西藏自治区的天然分界线。过金沙江大桥时天色已晚。我们一一下车，带队的刘玉凯同志在打前站的车途经桥头时下车专门等候我们。此时他取出解放军总参谋部和中国科学院有关进藏考察的批文，让我们接受守桥部队值班战士的检查，清点人数而且准确无误后依次放行。可惜当时桥上无灯，而且车辆过桥时也不允许开灯，江面一抹黑。只隐约听见汽车发动机声之外的江水冲打在桥墩上发出的哗哗声。车过桥心时，凭着手电筒的光亮，大家掏出笔记本，记下了这值得纪念的时刻：1975年5月5日，傍晚8时25分。青藏高原号称世界第三极，那时一般人去西藏的机会不多，更何况作为一名科学考察队员能亲自去一趟世界的屋脊，从科学的意义上讲无异于去了一次南、北极。1987年我有幸赴南极参加日本第29次南极考察队，对东南极日本的飞鸟站、昭和站和瑞穗站进行了考察。其中飞鸟站位于内陆90公里，瑞穗站位于内陆300多公里。我是作为第一个中国人首次同时到达过日本3个南极站访问考察的科学工作者。当我从考察破冰船上乘直升飞机首次降落在南极大陆时，我同样记录下了那一个终生难忘的时刻：1987年12月22日，南极当地时间上午10时50分。在我的野外考察日记中是这样记录首次过金沙江大桥的情景的：“……1975.5.5，德格县城，海拔3300米。遇冰雹，十分钟内铺满了公路和公路两侧的山坡和川地……8:25分过金沙江大桥，桥岸里程距马尼干戈138公里，桥面海拔高程3000米。可惜桥面无灯，江面一抹黑……，当车行至大桥中心时，我们都激动地喊叫着：“入藏了！我们入藏了。”

前不久，我已接到日本极地研究所渡边兴亚教授的邀请，要我在方便的时候赴北极参加由他负责的一个日本北极站的考察研究，我憧憬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从唯远唯长的划分原则出发，金沙江是长江的正源，也是长江的主源习惯上从四川省石渠县直门达乡（这以上便是江源段又叫通天河）算起一直到宜宾都称为金沙江，全长约2300公里，若包括通天河在内则金沙江全长3481公里。金沙江大致与澜沧江、怒江平行而与它们合称为横断山三江流域，只是到了云南丽江石鼓附近才与澜沧江和怒江分向而撒手东流。金沙江不仅水量丰富而且天然落差极大，达到5142米，水能蕴藏量为2813万千瓦。换句话说吧，它相当于10个葛洲坝装机总容量的电能。因长江漂流而大出风头，大红大紫的虎跳峡就生在云南境内的金沙江段。虎跳峡的右岸就是我国纬度最南的冰川分布区玉龙雪山；左岸是哈巴雪山。峡长16公里，江流在虎跳峡中连续下跌七级陡坎，落差高达170米。河谷最窄处才30米。如果在此修建一座“虎跳电站”的话，可以获得528万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即相当两个葛洲坝水电站的效益。

金沙江流域广大，水量丰富。早在1958年就有人提出西线南水北调的科学方案。就是将金沙江的水量截获一部分经青海、甘肃导入黄河上游以解决西北干旱地区缺水之虞。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又旧题重开，委托有关科研、水利部门对这项工程的可行性进行前期调查研究和论证。

总而言之，渊远流长的金沙江在不很久远的未来，一定会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贡献出它的巨大能量，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大放光彩。

许多到过北京的人，可能去参观过东直门外的雍和宫。去过雍和宫的人，也许会留意到在雍和宫的宫门的横梢上，悬挂着一块横匾。横匾上写着“福衍金沙”四个鎏金的大字。雍和宫初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本来是雍正皇帝胤祯即位之前的府邸。到了乾隆九年（1744年）的时候，改建为喇嘛庙，并作为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进京谨见皇帝时下塌的行宫。

早从元朝开始，中央政府便对西藏地方行使了主权，屯戍军队，并在拉萨设立都元帅府。而自清代顺治皇帝开始，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钦定后才能正式在各自的封地内坐床修炼，进而主持地方政府军政事务。那“福衍金沙”的主要意义也正在于此。可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藏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从另一层意义上讲，西藏从农奴制社会在短短的时间内便跨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百万农奴翻身当家作了主人。因此真正达到福衍金沙、春到西藏则是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之后的事。那以后，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政治稳定昌明，经济进步发达，文化兴盛繁荣的全新历史时期。

永流不息的金沙江水便是这伟大历史进程最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