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的名与实

一、“反套”在《新青年》上

1920年代中期，鲁迅将他“五四”前后主要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杂感结集为《热风》，题记中追忆“五四”以后的情形：

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1]

这段追述中有两个动词值得注意，一是“另起”，一是“反套”。这两个词提醒我重新思考“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与《新青年》的关系。按鲁迅的说法，所谓“新文化运动”不是《新青年》同人的发明，而恰是《新青年》的反对派、革新运动的投机家“五四”以后另起的名目。

一年后为杂文集《坟》写后记，鲁迅又说“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不久这类人又“二次转舵”，反过来嘲骂“新文化”。[2]鲁迅对“新文化运动”一词的理解，偏重于白话文的倡导、传播。在主张白话这一点上，“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同人发起的文学革命确有竞争关系。但在鲁迅看来，“五四”以后勃兴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外“另起”的旗号，尽管这个旗号后来又被其发起者背弃，并“反套”在《新青年》身上。

由鲁迅所谓的“另起”与“反套”引出的问题是，谁发明了“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要理清“新文化运动”的名与实，及其与《新青年》的关系，鲁迅之说还不足为凭，须考虑其他同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我关心的不仅是，对于“新文化运动”，他们说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这么说。这涉及《新青年》同人“五四”前后的聚散离合，思想立场的转移，社会地位的升降，尤其是在运动过程中的位置变化。

可以说我最初感兴趣的不是新文化运动本身，而是“新文化运动”这个命名与《新青年》之间的缝隙。不加引号的新文化运动，是指学界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既有论述，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或1917年《新青年》北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即将新文化运动看作由《新青年》同人倡导的，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一场文化运动[3]。新文化运动作为事后追认的历史概念，无须加引号。给“新文化运动”加上引号，意味着由过去完成时回到现在进行时，试图把这个凝固的历史概念，融解为未定型的新名词，在“五四”之后被各种势力界说、争夺、批评[4]。

周策纵梳理五四运动史时曾指出，“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出现于1919年下半年，流行于1920年初[5]。但他援引的最早出处并不确切，在《新青年》《新潮》吸纳这一名词以前，“文化运动”或说“新文化运动”已被趋新的报刊广泛使用[6]。“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出现在“五四”以后，至少说明用它来指称“五四”以前《新青年》同人的主张，是一种“反套”。

“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同时也是《新青年》同人风流云散的两三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倒显出“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7]。鲁迅这种“寂寞荒凉”之感，或缘于以北京为阵地的《新青年》与“五四”后横向扩张的“新文化运动”在时空上的错位。“新文化运动”确实延续了《新青年》同人的基本主张，但已超出一家一派的掌控，成为各方势力争相攘夺的旗号[8]。

“五四”以后《新青年》同人也卷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话语争夺。被封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1920年初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定义，然而只回应了“文化”是什么，忽略了何谓“新……运动”[9]。陈独秀这篇演说与《文学革命论》的语调截然不同。前者只是复述当时思想界的共识，后者作为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完全是老革命党的口吻，“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云云，尽管有煽动的嫌疑，却正符合他身为主将的立场[10]。无论文学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可能都不是陈独秀关注的重点，但他在这两场运动中的位置感是不一样的。

对于“五四”后流行的“新文化”，胡适的态度前后不一。他起初极力撇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曾在1920年度北大开学典礼上声明，自己“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北大也称不上是运动的中心。胡适以为“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只有一种新动机、新要求，“并没有他们所问的新文化运动”[11]。从何时起，他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变为“我们的”？在作于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已将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合二为一，“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12]，“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命’的重要”，“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13]。胡适给“文学革命”加上“运动”的后缀，称之为“新文学运动”，在构词法上也有向“新文化运动”靠拢之势。

在读解陈独秀、胡适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表态时，须考虑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二人经“五四”而暴得大名，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受益者。正如一位北京学生给胡适写信说，“自来谈新文化的人，必要连带想到提倡的人，而阁下与陈君（独秀）之名，亦随借此发达。但新文化之胚胎虽在五四之前，而文化之进步确在五四之后”，所以陈、胡二人自然要替“五四”张本、替新文化辩护[14]。

与被视为领袖的陈独秀、胡适不同，周氏兄弟到“新文化”的势头过去以后才发言。1924年周作人给《晨报附刊》编辑孙伏园去信“反对新文化”。作信的缘由本只是北大内部的男女纠纷，周作人却取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题目，以致孙伏园在编者按中解释这个题目是来信原有的，“其中‘新文化’似应作‘所谓新文化’解”。在这封信的末尾，周作人道出他“反对新文化”的题意：“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15]

周作人反对的“新文化”，是群众运动与社会制裁的别名。他以为“五四是一种群众运动，当然不免是感情用事，但旋即转向理知方面发展，致力于所谓新文化的提倡，截至民国十年止，这是最有希望的一时期。然而自此以后感情又大占优势，从五四运动的往事中看出幻妄的教训，以为（1）有公理无强权，（2）群众运动可以成事”，而将思想改造、实力养成置于脑后[16]。从这段议论可知，周作人并非真的反对“新文化”，相反，对“五四”以后“感情用事”的群众运动转向诉诸理智的文化运动，他是寄予厚望的。在周作人看来，“五四”诚然造就了“新文化”，其中非理性的道德激情又潜伏着对“新文化”的反动。

1949年后，周作人更倾向于将“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区别对待，反对胡适所谓的“五四的精神是文学革命，不幸转化而成为政治运动”。周作人认为“五四从头到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17]。这种“旁观者”的视角，有助于拆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融贯性。周作人晚年在回想录中也称五四运动“本来是学生的爱国的一种政治表现，但因为影响于文化方面极为深远，所以或又称以后的作新文化运动”[18]。胡适后来强调“五四”与文学革命精神上的承继性，而周作人则将文学革命、“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切割开，突出“五四”的异质性以及强大的吸附力[19]。问题的关键是，依照周氏的说法，“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与“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是如何通过五四“焊接”在一起的？这不单是日趋激烈的主义之争促成的，以“五四”为焊缝的历史拼接从192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