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9年7月，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关于元大都的学术对话，我有幸应邀出席，做了题为《元大都齐政楼名称方位考》的报告。那时，刚刚草得一篇小文，本想扩充为一篇论文发表，后来发现其中涉及的问题实非一篇文章能够承载，遂决意拓展，成为此书。
全书分甲乙两篇，甲篇以元大都齐政楼（即元大都鼓楼）的名称、方位为研究对象，对齐政楼的名称本义，学术界讨论多年的齐政楼、钟楼的建设地点加以考证，同时考证元大都大天寿万宁寺中心阁、中心台的建筑性质、建设地点，对元大都中轴线制度加以研究；乙篇以元大都的大城规划、建筑布局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古代天文、律历、数术之学，揭示其所蕴含的阴阳法式与思想观念。
在研究过程中，我一次次惊叹于元大都的平面布局——其中的相当部分还留存于今天的北京——竟是如此精确而艺术地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最为核心的知识与思想体系！
《元史》记元大都的规划者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1]。刘秉忠的这些学问，竟如此直观地呈现在元大都的城市空间里，中国古代经学与城市规划的深刻联系跃然眼前。
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将不同层级的空间安排统属于哲学意义上的“道”，以城市的空间形态诠释宇宙之生成、万物之蕃息，呈现了一个完整而经典的思想体系。其中用力最深之处，莫过于将鼓楼、钟楼独立出来，使之成为城市建筑，并以齐政楼（鼓楼）对应北极璇玑，取义“道生一”“易有太极”，以《尚书·尧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命名齐政楼，取义尧舜禅让、舜得天命，以此显示忽必烈乃尧舜传人，元朝与历朝历代一样，是中华正统的延续。这一规划意图，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拔地而起的元大都，成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上的一座丰碑。
元大都的规划思想根植于中国固有之宇宙观与时空观，后者是古代中国形成与发展的文化基石。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交融——这出在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的重头戏——在有元一代表现得尤为充分。在这场历史的演进中，中国固有之思想精神显示出强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彰显古代中国之存在，实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并不因统治者血统的改变而改变。这样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单一宗教的民族国家截然不同，古代中国由此走出一条“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张忠培先生语）的发展道路。这是治中国史者必须深刻领会的，否则，就会陷入诸如元朝或清朝到底算不算是中国之类无意义的争论。
研究元大都的规划思想，还需要对中国古代阴阳数术加以讨论，因为后者在元大都的规划设计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如何认识阴阳数术，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大难题。“五四”之后，阴阳五行被视为“迷信之大本营”遭到批判，此后阴阳数术几乎成为学术禁区。可是，一打开古书，一涉及古代制度，阴阳数术就摆在那里，仍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我们不能不将其作为严肃的学术问题来面对。
其实，不妨看看古人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有谓：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2]
《汉书·艺文志》亦云：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3]
阴阳家确实存在“舍人事而任鬼神”的情况，可是，“序四时之大顺”“敬授民时”是他们的看家本领，这对于生产生活至关重要，是不可缺失的。对此，古代史家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正是因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与观象授时存在深刻的联系，阴阳数术便成为古代文化的一大枝干。对于农耕文化来说，对时间的掌握关乎万事根本，“为治莫大于明时，明时莫先于观象”[4]。先人从事观象授时的实践，远远早于其对文字的创建。一万多年前，中国所在地区独立产生了种植农业，这意味着彼时先人已经初步掌握了农业时间。时间只能通过空间来测定，认识不了时间与空间，农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文明的门槛更是无法迈入。先人通过空间测定并管理了时间，生产生活得以维系。在文字尚未创建之时，以何种方式标识并记录时空，就是先人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这是讨论阴阳数术不能脱离的历史情境。
考古学资料显示，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所在地区的农业文化与文明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与时间、空间密切相关的知识体系已然具备。在《易传》所记“上古结绳而治”的时代，以数记事必是记录知识与思想的方式，这在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物、遗址中已能看到，“神秘”的数术即导源于此。我们应该秉持历史的辩证观来看待阴阳数术，对其做客观的研究，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儿倒掉。否则，我们就无法读取大量史前文物、遗址所蕴含的人文信息，无法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解释五千多年前以良渚遗址、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数术并不会因为文字的诞生而消亡，因为它所承载的知识与思想还在延续。中国古代建筑营造的思想性在许多方面正是通过阴阳数术加以体现的，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即为代表，其中的核心理念在明北京城的规划中还得到了进一步发扬。这表明，阴阳数术是中国建筑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失去了对这一层面的考察，古代建筑制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构图比例、斗拱制度、方位布局等）我们就无法说清。
元大都的规划设计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营造制度及其文化谱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本书完成的还只是一个初步的研究，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希望得到学者和读者的教正。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故宫博物院老院长、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的无限思念！
2016年我从新华社调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先生即扶病对我详加指导，嘱我做宫廷制度研究，要求我把先秦两汉文献通读吃透，并把涉及宫廷制度的考古报告都看一遍。先生一再强调，从事史的研究，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实事，二是求是，三是“通古今之变”；必须站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高度从事故宫的研究。
这些年来，先生的话语始终回荡在我的心里。完成这一部书稿，我感到是向先生交出了一篇作业，可是已无法面呈，先生遽归道山已近三年矣！
不能忘记先生辞世前两天——2017年7月3日，在先生的书房，先生对我的最后嘱托！在先生的心中，辛亥革命之后得到完整保存的故宫，分明是中国历史之主权的象征，将之完整地保护与传承，事关中华文明生生世世之大伦、国家民族之大义！先生为此拼搏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虽力已难支，仍做狮子吼：“拼死了干，为故宫，值得啊！”面对伟大的中华文化，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到了一个读书人的责任！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必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感谢单霁翔院长的知遇之恩，使我得以从繁忙的新闻工作岗位跻身于故宫的学林，获得充足的研究时间。2016年我向单院长报到时，向他报了一个研究计划——紫禁城时空格局探源。本书即为这个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接下来还有相当繁重的工作需要完成。单院长对我说：你尽管放手做研究，故宫要养士！刹那间，曾子的这番话激荡在我心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能做到吗？
感谢冯时先生给予我学术工作巨大的帮助。在我初涉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领域时，冯时先生不但在数月之内，每周一次对我加以指导，还惠允我旁听他给研究生开设的古代文献、古文字课程，以及给本科生开设的天文考古学课程。冯时先生在古文字与天文考古学等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实非后学如我之笔力能够叙述。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原始人类的天文活动以及原始的天文学不仅是文化诞生的渊薮，而且也是文明诞生的渊薮”，“古人持续不断的天象观测便是他们创造文明的活动”，“古人对于天文学的需要犹如他们对衣食的需要一样重要，这当然无可避免地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文明的起源与天文学的起源大致处于同一时期。这意味着一种有效的天文学研究提供了从根本上探索人类文明起源的可能。事实上我们并不怀疑，如果我们懂得了古代人类的宇宙观，其实我们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5]冯时先生的这些话语，给我插上了思想的翅膀。
2012年春，王南博士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你研究梁思成先生，连斗拱都没有摸过，这怎么可以啊？”我心头一紧，立刻报名加入他的古建筑测绘队伍。从此之后，他在课余，我在业余，奔走于北京的碧云寺、五塔寺、云居寺、西黄寺、历代帝王庙等，完成了一批测绘工作，深深陶醉于中国古代建筑之美及其博大的精神世界。王南是一位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学者，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深受学生敬重的老师，他以炽热的激情从事学术研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有幸见证了他的巨著《规矩方圆，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群与单体建筑之构图比例研究》的诞生过程，他所取得的突破性贡献为本书的写作开辟了道路。他教会我使用CAD绘图软件，给我提供了大量测绘资料。本书许多篇章的写作都得到了他极为宝贵的建议。他绘制的精美的建筑分析图能够在本书中得到大量引用，令我感到万分荣幸。这分明是对这八年来我们共同走过的学术历程的纪念！没有王南的帮助，没有在斗拱上摸爬的经历，我是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的。谨志铭感于此。
感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傅熹年先生、林洙女士、岳升阳先生、韩涛先生（Thomas H. Hahn）、赵鹏先生、徐华烽先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珍贵的学术资料；感谢徐林先生以精确的地理信息分析帮助我锁定北京城中轴线向北延伸抵达的山梁，并与我一同驱车前往现场踏勘；感谢刘蓉林女士在本书的写作、编辑过程中给予宝贵的建议与帮助。
多年以来，我的学术研究得到了诸多前辈、师友的指点和帮助，谨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与崇高的敬意！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学长罗锐韧君、我的大学同窗黄路君和他的夫人马绍文女士，在我面对艰难时刻时，是你们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爱！每一次与你们相聚，我都仿佛回到了校园，重温理想的芬芳，获得无穷的力量去迎接挑战！
感谢慈父、慈母养育之恩！感谢岳父、岳母多年来的关心、照顾！感谢姐姐、妹妹，是你们替我分担了太多的家庭责任，使我能够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
感谢我的妻子刘劼和我最最宝贝的宽宽！和你们在一起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这使我有勇气战胜一切困难。我们经历了共同的成长，这样的成长还会继续。
王军
2020年6月5日
[1][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四十四·刘秉忠》，3688页。
[2][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3289页。
[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1734—1735页。
[4][清]孙家鼐等撰：《钦定书经图说》卷二，8页。
[5]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修订版《弁言》，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