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取义《尧典》

一、大都新制

齐政楼是忽必烈建造的矗立于元大都中央的鼓楼，它与北侧的钟楼相望，见证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演进。

在京师市井之中建独立的报时用鼓楼和钟楼是元代开创的制度，对后代都城影响至深，明中都、南京、北京皆因袭之。（图甲1-1至图甲1-3）

傅熹年在《社会人文因素对中国古代建筑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一书中指出，明代还把建独立的鼓楼、钟楼推广到重要的地方城市，成为明、清地方城市中新出现的标志性大型公共建筑。现存钟鼓楼较早之例在西安和大同（图甲1-4至图甲1-6），都建于明初洪武年间，体量巨大、宏伟壮丽，迄今仍是地方城市钟鼓楼之冠，已成为这两个城市的重要历史标志性建筑。明代以后进一步将此种制度推广到中小州县城。钟鼓楼因多建在十字路口，或南北相对（如明北京），或东西相望（如明中都、明西安），成为城市重要景观和构成城市立体轮廓的重要内容，其间的街道也成为城市的主干道或重要商业街，形成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鼓楼和钟楼的出现，逐渐代替了以前在衙城前建谯楼的模式，形成了新的城市中心广场和商业繁华区。[1]

元大都齐政楼、钟楼的建设，翻开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新的一页。在此之前，金中都曾在皇城南门（宣阳门）之内设鼓楼和钟数，称文楼和武楼；金又在南京（汴京）城中部州桥稍北建文楼和武楼。[2]元大都创新这一制度，首次在都城中央，东西、南北干道交会之处建独立的鼓楼和钟楼，实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

东西、南北干道是城市子午、卯酉“二绳”的象征，“二绳”交午之处即“中”之所在。在这样的城市之“中”建钟鼓楼报时，就把时间、“二绳”和“中”建立了联系，这是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制度的核心内容。

子午、卯酉二绳，见载于《淮南子·天文训》：

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3]

在这段叙述中，空间、时间、阴阳、刑德发生了对应关系。

中国古代以十二地支配地平方位，子午卯酉分执北南东西。测定这四个方位是空间规划之始，亦是时间规划之始。《周礼·考工记》记云：

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4]

根据这一方法，在平地上直立表杆，以表杆的基点为圆心画圆，日出、日落之时，表影与圆有两个交点，用绳把两点连接，即得正东西之绳；再把此绳的中点与表杆的基点用另一条绳连接，即得正南北之绳；夜里再通过望筒观察北极星，测定其绕行的北极，就可进一步校准二绳。[5]（图甲1-7至图甲1-10）

学者考证，测定二绳所立之表，所画之圆，就是甲骨文“中”字所象之形。[6]（图甲1-11）

子午、卯酉二绳测定之后，将其累积，即可划定丑寅、辰巳、未申、戌亥四钩，再以四维相配，则四方五位、八方九宫备矣。（图甲1-1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析分，又可得到更多方位。这是中国古代空间规划的基本方法，可溯源至新石器时代，诸多考古学资料可证。（图甲1-13至图甲1-19）

测定了空间，就可以测定时间。正午之时，读子午线上表影消长之变化，即可确知一个太阳年的周期。影极长靠北，时为冬至；影极短靠南，时为夏至。表影往返一次，即为一个太阳年的时长。[7]将此时长析分，即可确定春分、秋分。二分之际，太阳正东而起，正西而没。北南东西、子午卯酉遂与冬夏春秋、二至二分拴系，北为冬、南为夏、东为春、西为秋的时间与空间为一的观念由此衍生。[8]

《淮南子·天文训》记“日冬至则斗北中绳”“日夏至则斗南中绳”，是说初昏观测北斗指向，斗柄北指，中正南北之绳，时为冬至；斗柄南指，中正南北之绳，时为夏至。

《淮南子·天文训》又记录了在二十四个地平方位中，观测北斗初昏指向，以确定二十四节气之法，其中包括北斗“指卯中绳，故曰春分”，“指酉中绳，故曰秋分”[9]，这是说初昏斗柄东指卯位，中正东西之绳，时为春分；斗柄西指酉位，中正东西之绳，时为秋分。

此种观测北斗授时之法，即如《鹖冠子·环流》所记：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10]

在这一授时体系中，地平方位如同时间的刻度，北斗如同指针，同样是北南东西、子午卯酉与冬夏春秋、二至二分拴系，北为冬、南为夏、东为春、西为秋，时间与空间为一。（图甲1-20）

冬至之日，昼极短，夜极长；是日之后，昼渐长，夜渐短。这就是“阴气极，阳气萌”。所萌之阳气为生养之气，所以，“冬至为德”。

夏至则反之。这一天，昼极长，夜极短；是日之后，昼渐短，夜渐长。这就是“阳气极，阴气萌”。所萌之阴气为肃杀之气，所以，“夏至为刑”。

春与秋亦有刑德之义。《管子·四时》云：

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11]

这是说春时阳气生发，长养万物之德随阳气而始，成长于夏；秋时阴气上扬，肃杀阳气之刑随阴气而始，移行于冬。刑德不失其向，则四时相顺如一；刑德失去方向，则四时相逆而行，做事就不能成功，必有大的灾殃。

《管子·四时》以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其中，夏为德、冬为刑与《淮南子·天文训》夏至为刑、冬至为德，正好相反。这是因为《管子》取义夏至“阳气极”、冬至“阴气极”，《淮南子》取义夏至“阴气萌”、冬至“阳气萌”，二者看似对立，实为统一。

此种阴阳刑德的辩证关系，投射于空间之中，就形成了两种阴阳互易的方位观念：

1. 以南为阳、北为阴，如《春秋繁露·阴阳位》所记：

是故阳以南方为位，以北方为休；阴以北方为位，以南方为伏。阳至其位，而大暑热；阴至其位，而大寒冻；阳至其休，而入化于地；阴至其伏，而避德于下。[12]

这是说阳气以南方为本位，以北方为休位；阴气以北方为本位，以南方为伏位。阳气行至南方本位，即大暑酷热；阴气行至北方本位，即大寒冰冻；阳气行至北方休位，即入化于地；阴气行至南方伏位，即潜行于下，这是为了避让长养万物的阳气。

这里所说的南北也就是夏冬。夏时阳气极，南为夏，所以南方为阳位；冬时阴气极，北为冬，所以北方为阴位。时间与空间为一，南与北就被夏与冬赋予了阴阳之义。

2. 以南为阴、北为阳，如《周易》以南方之巽、离、兑为阴卦，北方之震、坎、艮为阳卦。《系辞下》有谓：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

韩康伯《注》：

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众之所归。阳卦二阴，故奇为之君；阴卦二阳，故耦为之主。

孔颖达《正义》：

“阳卦多阴”，谓震、坎、艮一阳而二阴也；“阴卦多阳”，谓巽、离、兑一阴而二阳也。[13]

这是说震、坎、艮由一个阳爻、两个阴爻组成，阳爻为一卦之主；巽、离、兑由一个阴爻、两个阳爻组成，阴爻为一卦之主。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以少者为一卦之主，是因为“少者，多之所宗；一者，众之所归”。阳爻为奇，为一卦之主，即所谓“阳卦奇”，“奇为之君”；阴爻为耦，为阴卦之主，即所谓“阴卦耦”，“耦为之主”。（图甲1-21）

在八个经卦中，震居东为阳，兑居西为阴，坎居北为阳，离居南为阴，艮居东北为阳，巽居东南为阴，再加上西北纯阳之乾、西南纯阴之坤，则北方之卦俱属阳，南方之卦俱属阴。显然，这是取义阳生于冬、阴生于夏，强调的是矛盾的不同方面。

中国所在地区，一万多年前独立产生了种植农业，[14]种植农业的发生须以时间的测定为基础，时间又需要通过空间来测定，这意味着先人在极为古老的时代就认识了时空。

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知识一经产生，就需要对此加以记录。先人标识时空的方法极为朴素——以木配东、火配南、金配西、水配北、土配中，这就是五行；以青配东、赤配南、白配西、黑配北、黄配中，这就是五色；以生成数配四方五位、天地数配八方九宫，这就是“洛书”[15]（图甲1-22，图甲1-23）；以八个经卦配八个方位，这就是八卦（图甲1-24）。标识了空间，也就标识了时间。

仁义礼智信称“五常”，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亦可与时空相配。东为仁、西为义、南为礼、北为智、中为信是标准配法。这是因为春时万物生养，此为仁；秋时万物生成，此为义；夏时万物高低互见，此为礼；冬时阳气闭藏，此为智；中与天中对应，“诚者，天之道也”[16]，此为信。空间被时间赋予了意义。

兹将中国古代标识五位、四时的基本方法列表如下：

基于以上时空法式，元大都居东之卯位，立崇仁门（明清之东直门）；居西之酉位，立和义门（明清之西直门）。由此形成了东仁西义、左春右秋的格局。齐政楼、钟楼居两门之中，就是对应天中的“信”之所在。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7]《礼记·祭义》：“天则不言而信。”[18]时间确实不骗人，冬天既然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对太阳年周期的测定与管理，是种植农业的根本，后者对时间的要求极为严苛，农时一误，收成即无，生存便是问题。

中国的大部分区域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四季分明，一旦误了农时导致绝收，人民就没有粮食度过寒冬。《礼记·月令》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19]，即要掩埋熬不过冬季的死者，人世之艰辛若此！对于农耕文化来说，对时间的测定确实是关乎生死的，由此产生的知识与思想也就是生存之道了。

所以，对子午、卯酉二绳的认识极为重要，把方位搞错了，就会把时间搞错，后果不堪设想。直到今天，北京人跟人犯急，还会这样嚷嚷：“你不能找不着北啊！”“你得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古人以干支纪日，子午卯酉所配之日，皆相隔十五天，为一个节气的周期；十二地支与十二时辰相配，子午卯酉将一日百刻均分为四份，每份二十五刻。能说出子午卯酉，才能讲清楚时间与空间，这关乎万事根本！

忽必烈在元大都中央之区，子午、卯酉二绳交午之处，[20]建造齐政楼和钟楼，正是在诉说他心中的子午卯酉。这位游牧民族的英雄，从逐水草而居的漠北南下，入主中原，以农耕文化生死立命的时空法式营造元大都，实有其必然的逻辑。

忽必烈创新了都城制度，却又是万变不离其宗，由齐政楼、钟楼标示的时空格局直通种植农业的起点，这并不是忽必烈的发明创造，而是忽必烈的继承与发扬。这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二、钟鼓何在

钟鼓报时之制甚古。《周礼·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又记：“凡军旅，夜鼓鼜。军动，则鼓其众。田役亦如之。”郑玄《注》：“鼜，夜戒守鼓也。《司马法》曰：‘昏鼓四通为大鼜，夜半三通为晨戒，旦明五通为发昫。’”[21]

就是说，鼓人负责教人击打六种鼓、四种金属乐器，以调和音乐、控制节拍、协调军旅、指导田役，要教人分辨鼓的声音和用途。军队安营扎寨，巡夜戒备要按时击鼓，黄昏之时击鼓四通，夜半之时击鼓三通，黎明之时击鼓五通。打起仗来，要击鼓传令，鼓舞士气。田猎也如此。

击鼓鸣金，既可“以节声乐”，又可“辨其声用”。知时方可明用，钟鼓报时遂成制度。出土汉代画像砖已见市楼悬鼓图案，这是市肆之内的鼓楼形象，后来的鼓楼形制与之一致。（图甲1-25，图甲1-26）

目前已知宫城钟鼓楼出现的较早之例在曹魏邺城。唐长安有早晚击鼓按时启闭坊门的街鼓制度，称“冬冬鼓”。北宋东京一度施行此种制度，终因里坊制的瓦解而不存。[22]元大都不设坊墙、街鼓，而是直接在都城中央建造了高大的鼓楼、钟楼。

元大都以钟声为令，实行宵禁制度。《元史·刑法志》：“诸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有官者听赎。其公务急速，及疾病死丧产育之类不禁。”[23]《马可波罗行纪》对元大都的这一制度，也有明确记载：

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鸣钟以后，除为育儿之妇女或病人之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24]

元大都钟楼位于齐政楼北侧，古代文献有确切记载，学术界认识一致。可是，齐政楼位于何处？长期以来，学术界观点不一，成为一大悬案。由此导致钟楼的位置也难以确认。

197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发表《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指出：“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鼓楼北），这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经过钻探，在景山以北发现的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遗迹，宽达二十八米，即是大都中轴线上的大道的一部分。”

报告同时指出：“元大都的钟鼓楼，并不在中轴线上，而是偏于中轴线稍西，即今旧鼓楼大街。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始改建钟鼓楼于大天寿万宁寺中心阁的旧址附近，因此，明清北京的钟鼓楼才正建在城的中轴线上。”[25]

报告基于考古钻探得出的结论——元大都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中轴线，证实了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关于元明两代都城轴线相沿未变的论断，[26]纠正了元大都中轴线位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以西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的说法。[27]

报告得出的另一个结论——元大都中轴线北抵大天寿万宁寺中心阁，元大都钟鼓楼不在中轴线上，而是位于中轴线以西百余米的旧鼓楼大街，则未见相应的考古材料，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

1985年，王灿炽发表《元大都钟鼓楼考》指出，元大都鼓楼旧址即今鼓楼所在地，元大都钟楼旧址即今钟楼所在地。元大都是在钟鼓楼建成三十多年后，才在鼓楼东偏，兴建了万宁寺。万宁寺中心阁是元成宗的御容殿——广寿殿。大都宫城北面的中轴，是正对钟鼓楼，而不是中心阁。[28]

1988年，《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其刊载的《元大都城》图，并未接受王灿炽的意见，而是将大天寿万宁寺中心阁标注于元大都中轴线北端（今鼓楼稍北处），将鼓楼、钟楼分别标注于今旧鼓楼大街的南口、北口。[29]（图甲1-27）

2008年，王灿炽在《钟鼓楼》一书的序言中重申，元大都鼓楼的旧址，正居都城之中，在宫城北中轴线上，即今鼓楼所在地；元大都钟楼的旧址，在鼓楼正北，与鼓楼相望，即今钟楼所在地。他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这个结论，已被1986年3月鼓楼泵房地下室开槽时发现的元代鼓楼地基所证实，是确凿可信的。”[30]

尽管如此，2012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1册刊载的《元大都城》图[31]，仍然沿用了《北京历史地图集》关于元大都万宁寺中心阁、鼓楼、钟楼的标注位置。

以上两种学术意见，事关元大都都城制度的根本问题，并对判断今存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价值造成影响，很有必要再做深入研究。

三、齐政何义

关于元大都齐政楼的名称，《析津志》记：“齐政者，《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义。”[32]《大明一统志》记：“齐政楼在府西海子东岸，元建，盖取齐七政之义。”[33]在以往对元大都钟鼓楼制度的研究中，皆缺乏对齐政楼名称本义的深入考证。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见载于《尚书·尧典》关于尧舜禅让、舜得天命的故事。[34]齐政楼得名于此，表明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报时场所，而是直通上古尧舜之制，具有顺天承命、道统存继的意义。

《尧典》是《尚书》第一章，其开篇即言：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35]

即记传说中的帝尧名曰放勋，他继承上世功业，恭敬为政，明辨是非，文德纯备，心之所系乃天下太平，为人诚实恭和，克己谦让，惠及四方之外，通天统地，懂得任用俊德之士亲和九族。九族和睦之后，又考察、表彰百官，使礼仪昭明，天下各邦能够和平共处，人民生活幸福和谐。

这说的是治国平天下之道。九族亲睦，关乎一国之治；协和万邦，才是天下太平。一国不是天下，万邦才是天下。天下是天之所覆，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36]天地日月是包容万物的，是没有私心的。《六韬》曰：“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37]因此，天下不会只有一种存在方式，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不是说你跟我不一样，我就要把你变得跟我一样，求同存异才能实现天下太平。而要实现天下太平，关键在于钦明文思、允恭克让、克明俊德。其中，钦明文思、允恭克让是修德，克明俊德是用贤，治国平天下必须修德用贤。

何为德？《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38]德是要让人活得下去！这是超越了民族、宗教差异的最高原则。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但大家都要活得下去，这是最大公约数。所以，孔子强调“为政以德”[39]。以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撑。

《尧典》中的这些思想，经过儒家阐释，成为正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孟子》记其流泽：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40]

在这段叙述中，尧舜之道，经商汤而至文王，经文王而至孔子，千百年来延绵不绝，并不因改朝换代而中断；孔子为一介书生，却与商汤、文王同为尧舜传人，表明尧舜之道是超越政权的思想统绪，有其独立不改的传承体系。其中要义，韩愈《原道》有如下阐释：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41]

及至宋代，朱熹又加阐释，并冠之以“道统”之名：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42]

这个“圣圣相承”的道统，就是儒家思想及其传承体系。朱熹认为，孔子虽为一介书生，不得人君之位，但他继往圣、开来学，其功有贤于尧、舜之处。这就把孔子尊奉为道统的化身。（图甲1-28）

道统与治统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与政治的巨大张力。王夫之《读通鉴论》云：

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43]

天子之位即帝王治权，其代代相传即为治统，皇皇二十四史即记其统绪。

儒家理想的政治形态，是道统与治统合一，如同尧舜之治。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治统须遵从道统，即如元人杨维桢《正统辨》所言：“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44]

在儒家看来，得一国者未必得道统，得道统者方可拥天下，不能够拥天下，则国祚不永。道统不失，天下不失，也才有治统可言，这才是根本。明亡清兴，顾炎武著《正始》，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有语云：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45]

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为了道统之永续，一代代读书人前赴后继。

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6]“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7]他是要重振道统之传。

孔子曰：“邦无道，谷，耻也！”[48]“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49]他不与无道之君为谋。

孔子曰：“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50]“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51]

他确实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2]。

及至孟子，齐宣王有疑：“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对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53]

孟子又云：“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54]朱元璋读之大怒，下令将孟子逐出孔庙，刑部尚书钱唐挺身而出，愿以身殉道，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朱元璋未能成功。[55]

荀子直书：“从道不从君。”[56]晏子直言：“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57]《左传·桓公六年》记：“上思利民，忠也。”[58]这是要求国君也必须有忠，要忠于人民的利益，否则就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那样的事情。

正是认识到道统乃治统之本，清顺治皇帝致祭炎帝：“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59]康熙皇帝强调：“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60]乾隆皇帝直言：“夫治统原于道统。”[61]

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孙中山笃定地认为，帝制可废，道统不可废，道统与建设一个宪治的中国并不矛盾，遂向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坦言：

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62]

他相信尧舜之道是中国的根本，道统不再，中国不再。

忽必烈营造元大都，取义《尧典》，筑齐政楼于都城中央，实有“继道统而新治统”的重大意义。

可是，《尧典》所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真义何在？古今学者认识不一，成为一桩公案。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齐政楼建造意义的理解，以及对齐政楼方位的判断。

辨名方可正位。很有必要做一番探究，考证齐政楼的名称本义，借以廓清齐政楼的具体方位，明确它与元大内、都城轴线的空间关系，进而认识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主流正统文化对入主中原的蒙古族统治者的深刻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明持续不间断发展的内在逻辑。

---

[1]傅熹年：《社会人文因素对中国古代建筑形成和发展的影响》，144页。

[2]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451—452、468页。按：关于金中都的文楼与武楼，《析津志》记：“过门（按：即皇城宣阳门）有两楼，曰文，曰武。文之转东曰来宁馆。武之转西曰会同馆。”（《析津志辑佚·古迹》，113页）关于金南京（汴京）的文楼与武楼，元人杨奂《汴故宫记》载：“丹凤北曰州桥，桥少北曰文武楼。”（《元文类》卷二十七，《中华传世文选》第7册，561页）《南村辍耕录》卷十八《记宋宫殿》抄录杨奂《汴故宫记》，以其所记故宫为宋宫，非也。据《金史·郭安国传》，金贞元三年（1155年），“南京大内火”，“烧延殆尽”。（卷八十二，1834—1835页）经此一焚，宋宫几乎毁尽。杨奂《汴故宫记》云：“己亥春三月，按部至汴，汴长吏宴于废宫之长生殿，惧后世无以考，为纂其大概云。”（561页）己亥年，即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杨奂所记是金朝后来重建的南京宫殿。《金史·南京路志》注引杨奂文以详金南京宫阙制度，完全正确。（卷二十五，587—588页）

[3][汉]刘安撰，[汉]高诱注：《淮南子》卷三《天文训》，《二十二子》，1216页。

[4][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四十一《匠人》，《十三经注疏》，2005页。

[5]古人是以靠近北极的恒星作为北极星，以标志北极。通过望筒观察，可发现北极星绕北极而行，通过调整望筒，锁定北极星绕行的圆心，即可测定北极，进而精确规划方位。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他以望筒测定北极以及北极星运行轨迹的方法：“熙宁中，余受诏典领历官杂考星历。以机衡求极星，初夜在窥管中，少时复出，以此知窥管小，不能容极星游转，乃稍稍展窥管候之，凡历三月，极星方游于窥管之内常见不隐，然后知天极不动处远极星犹三度有余。每极星入窥管别画为一图，图为一圆规，乃画极星于规中，具初夜、中夜、后夜所见各图之，凡为二百余图，极星方常循圆规之内，夜夜不差。余于熙宁历奏议中叙之甚详。”（卷七《象数一》，18—19页）即通过调整望筒（窥管）的口径，使之能够容纳北极星的游转，将北极星锁定在望筒之中常见不隐，由此测定北极星距离其绕行的圆心（即北极）三度有余（此即当时北极星的去极度）；在圆形坐标图上，将通过望筒测定的初夜、中夜、后夜北极星绕行的位置标出，以画出北极星的运行轨迹。

[6]萧良琼：《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景》，《科技史文集》第10辑，27—29页；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修订版，9—10页。

[7]古人通过立表测影，测定一个太阳年的周期为365又1/4天，其法见《周髀算经》：“于是三百六十五日，南极影长，明日反短，以岁终日影反长，故知之。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故知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岁终也。”（27页）《后汉书·律历志下》记：“历数之生也，乃立仪、表，以校日景。景长则日远，天度之端也。日发其端，周而为岁，然其景不复，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复初，是则日行之终。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为岁之日数。”（《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1511页）《元史·历志一》记：“周天之度，周岁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全策之外，又有奇分，大率皆四分之一。自今岁冬至距来岁冬至，历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历千四百六十，则余一日，析而四之，则四分之一也。”（3310页。按：笔者略改标点。）就是说，冬至正午晷影极长，每365天为一个周期，但每个周期的影长各不相同，四个周期加一日影复如初，将这一日析入四个周期之中，则得一岁时长365又1/4天。

[8]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修订版，39页。

[9][汉]刘安撰，[汉]高诱注：《淮南子》卷三《天文训》，《二十二子》，1217页。

[10][宋]陆佃解：《鹖冠子》，21页。

[11][唐]房玄龄注：《管子》卷十四《四时第四十》，《二十二子》，149页。

[12][汉]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卷十一《阴阳位第四十七》，《二十二子》，795页。

[13][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十三经注疏》，181页。

[14]考古工作者于1993年、1995年分别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了公元前10000年前后的古栽培稻与野生稻遗存及相关的人类文化遗物，使中国古栽培稻起源的年代、地域、环境、机制等问题逐渐明朗。（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赵志军2011年指出，在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中，最重要的考古新资料是出土于上山遗址的早期水稻遗存。位于浙江浦江的上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居址，年代距今一万年前后。2004年伴随考古发掘，对其开展了浮选工作，从中发现了十余粒炭化稻米，从形态上观察属于栽培稻。另外，在出土陶片的断面上可以观察到残存的稻壳，说明上山先民在制作陶器时有在陶土中羼和稻壳的习惯。再有，在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红烧土残块，土块内掺杂了大量的炭化稻壳，其原因尚不清楚。这些考古发现说明，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的上山遗址先民有可能已经开始种植稻谷。（赵志军：《中国稻作农业源于一万年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10日第5版）

[15]冯时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天文考古学》一书中指出，“河图”实为描绘东宫苍龙跃出银河回天运行的星象图，“洛书”实为“四方五位图”与“八方九宫图”，表现了先人以生成数、天地数配方位的思想。此前，人们多沿用朱熹《周易本义》的说法，认为以生成数配四方五位之图为“河图”，以天地数配八方九宫之图为“洛书”。事实上，这两张图皆为洛书。（详见《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天数发微”）

[1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三《中庸第三十一》，《十三经注疏》，3542页。

[17][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七《阳货第十七》，《十三经注疏》，5487页。

[1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八《祭义第二十四》，《十三经注疏》，3468页。

[19][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四《月令第六》，《十三经注疏》，2938页。

[20]需要指出的是，元大都的都城子午线（中轴线）并不在全城子午中线之上，而是略向东移，逆时针微旋；中轴线北端与今旧鼓楼大街南端呈错位状；元大都的都城卯酉线（崇仁门与和义门连接线）并不在全城卯酉中线之上，而是略向南移，顺时针微旋。其中原因，详见本书甲篇第五章二、三两个部分。

[2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二《鼓人》，《十三经注疏》，1552—1553页。

[22]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297—298页。按：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东京街鼓制度存废经过，有云：“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则京都之制也。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卷上，11页）古以十二年为一纪，此为木星（岁星）视运动一周时长之约数。（《国语·晋语》：“蓄力一纪，可以远矣。”韦昭《注》：“十二年，岁星一周，为一纪。”）二纪即二十四年。彼时，街鼓之声不闻已二十四年矣。

[23][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五《志第五十三·刑法四·禁令》，2682页。

[24]（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169—170页。

[2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21页。

[26]赵正之遗著：《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科技史文集》第2册，1979年。按：《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是赵正之1962年逝世之前的口述遗稿。元大都考古队负责人徐苹芳在1984年发表的《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一文中，披露了元大都考古工作的更多情况，有谓1964—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今旧鼓楼大街往南曾进行过钻探，但并未发现有路土痕迹。以后又曾在景山后偏西正对旧鼓楼大街一线上再进行钻探，也未发现有路土的痕迹。可是，却在现景山山后正中探出了一条大路。这条路宽20多米，出景山北墙外还有18米宽。这就是说，我们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断定元明北京城的中轴线是同一条，证明了赵正之教授所著《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一文的论断是正确的”。（《环境变迁研究》第1辑，18页）

[27]此前学者多认为明大内较元大内偏东，元大都中轴线位于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相关论述见：（1）1929年奉宽《燕京故城考》称：“考元鼓楼在阁（按：指中心阁）西，名齐政楼，应在今鼓楼之西，旧鼓楼大街南口外。钟楼在当时鼓楼之后，当在今旧鼓楼大街口内以北”，“当以今北海塔东，陟山门街南至今宫城神武门外之西，为旧内（按：指元大内，后同）之中”，“今神武门外迤西，城河岸北，有古井，都人士相谓以为今皇城之十字中心，或亦旧内东西南北之中乎。更以此井，北与今旧鼓楼大街，即上述元鼓楼故址，为大都中心之说核之，地望悉合。”（《燕京学报》1929年第5期，903、906页）即认为元大内的中心与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贯通，元大都鼓楼、钟楼也在此线。（2）1936年朱偰《元大都宫殿图考》称：“元时之钟鼓楼较今钟鼓楼偏西，而为东西南北之中”，“元时丽正门，较今正阳门偏西，证以旧鼓楼街及大内皆较今鼓楼及禁城偏西可知”，“元时大都宫殿，实夹太液池两岸，东为大内，较今紫禁城略偏西北。”（14、16—17、21页）即认为元大都丽正门、大内及钟鼓楼在今中轴线以西，位于今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3）1936年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称：“元钟鼓楼之位置，依旧鼓楼大街，犹可据为研究线索也，根据此项假说自旧鼓楼大街绘一直线使与大都东西二面之城垣平行，则其方位适值今故宫武英殿附近，恰与旧鼓楼大街至钟鼓楼间之距离相等……”并认为“此线为元宫城之南北中线”。（《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6年第6卷第3期，93页）1960年王璧文《元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称，今钟鼓楼位置“已较元楼为偏东，证以今旧鼓楼大街位置可知。元时鼓楼在街南口一带，钟楼又在鼓楼正北，必在大街以内。更以此街地望言之，当现在京城东西两垣之中，顾名思义，当初若非有钟鼓楼位在其地，街名也无由而起”，“试自旧鼓楼大街画一直线，使与大都城东西两面的城垣平行，引而向南，元宫城的中轴，正当现在故宫武英殿附近，恰与旧鼓楼大街至今钟鼓楼间的距离相等”。（署名“王璞子”，《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2期，68、70页）即认为旧鼓楼大街至故宫武英殿南北一线为元大都中轴线所在。

也有学者认为元明清都城中轴线相沿未变。1930年朱启钤、阚铎发表《元大都宫苑图考》指出：“元丽正门，当今之天安门”，元大内正衙“以今地考之，南至天安门，北至神武门，东华、西华两门之间皆是”。（《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第1卷第2册，11、19页）即认为明清北京城中轴线为元大都中轴线。该文认为元大内东至故宫东华门，西至故宫西华门，与《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关于元大内“东、西两垣约在今故宫的东、西两垣附近”的结论一致。该文认为元大内南至天安门，北至神武门，则与《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的结论不同，后者据考古钻探指出，元大内南门约在今故宫太和殿位置，北门在今景山公园寿皇殿（曾用作少年宫）之前。

关于元大内与明大内的相对位置，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初，燕邸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元人重佛，朝门外有大慈恩寺，即今之射所。……至十五年（按：即永乐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可一里许”（卷六，45页）《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三《宫室》“臣等谨按”称：“明初燕邸仍西宫之旧，当即元之隆福、兴圣诸宫遗址，在太液池西。其后改建都城，则燕邸旧宫及太液池东之元旧内并为西苑地，而宫城则徙而又东。”（494页）根据以上说法，则明初朱棣燕王府在太液池西，为元故宫或西宫之旧，明大内位置较元大内偏东。对此，1979年王璧文发表《燕王府与紫禁城》指出，《春明梦余录》《日下旧闻考》所说的燕邸旧宫实为永乐十四至十五年（1416—1417年）新建的西宫（下称永乐西宫），燕王府则是在元大都宫城旧基上改造的。（署名“王璞子”，《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1995年王剑英、王红发表《论从元大都到明北京的演变和发展》进一步指出，燕王府实际上是保留并利用了元故宫，元故宫是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建北京宫殿时才拆除的。（《燕京学报》新1期）也就是说，燕王府并不在太液池西，而是位于太液池东的元故宫。《春明梦余录》所记“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可一里许”，应是指建明大内于永乐西宫以东一里许，这与实际情况相符。

那么，明大内是否较元大内略向东移了呢？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指出，如据《日下旧闻考》“臣等谨按”的说法，则元大都中轴线当穿过今中轴线西侧的中山公园，但中山公园有许多应属金元时期的古柏树，“如果元大都的中轴在此，那么这些古柏正在大都丽正门北至棂星门之间的千步廊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发现过记载元大都千步廊上曾种植过柏树的文献，何况这些柏树又正阻断了千步廊呢？从这些古柏的存在，也可以证明元大都的中轴线不应在此”。（14页）

[28]王灿炽：《元大都钟鼓楼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23—29页。

[29]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27—28页。

[30]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钟鼓楼》，6页。

[31]国家地图集编纂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1册，137页。

[32][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古迹》，108页。按：引文中的书名号、引号为笔者添加。

[33][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一《京师·宫室》，10页。

[34]这则故事在旧题汉孔安国传《尚书》（东晋梅赜本）中收录于《舜典》，所谓《舜典》是从今文《尧典》中析出的，明清学者已有定论。明人梅鷟《尚书考异》指出：“《孟子》引《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邾、鲁相去地近，孟子生距孔子时未远，思、曾又适传，岂孟子所传《尚书》顾脱‘舜典’二字，必俟秦火之余，数百年后土壁所藏之本，然后增此二字邪？”（《尚书考异》卷一，《尚书考异·尚书谱》，116页）指出梅赜本《舜典》中的“二十有八载，帝乃徂落”即《孟子》引《尧典》之“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清人惠栋《古文尚书考》也指出这一问题：“伏生《尚书》无《舜典》，自‘粤若稽古帝尧’至‘陟方乃死’皆《尧典》也。《古文尚书》原书亦如此，故司马迁撰《史记》，郑康成、王子雍注《尚书》，皆以‘慎徽五典’已下为尧试舜之文。《孟子》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明言《尧典》。梅氏本于‘慎徽五典’已下别为《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于藏拙也，不显与《孟子》相刺谬乎！”（《古文尚书考》卷上《辨尚书分篇之谬》，《昭代丛书》壬集补编五十卷，2108页）清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将梅赜本《舜典》并归《尧典》，指出：“据《孟子·万章篇》引《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云云，《论衡·书虚篇》云‘《尧典》之篇，舜巡狩东至岱宗，南至霍山’云云，皆在今《舜典》中，明古合为《尧典》。”（卷一，2页）据明清学者考证，梅赜所献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及全部“孔安国传”皆系伪作，近又被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多篇证实。屈万里对东汉熹平石经的复原研究也表明：“汉石经《尚书》确为二十九篇”，“伪古文本之《舜典》确自《尧典》析出。”（《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自序》，1—2页）尽管如此，梅赜本在唐代经孔颖达作疏被官方定为《尚书》正本之后，对后世影响甚大。

[35][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二《尧典》，《十三经注疏》，249—250页；[清]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虞夏书一·尧典第一上》，2—9页。

[3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一《孔子闲居第二十九》，《十三经注疏》，3509页。

[37]《六韬》卷二《武韬·发启》，《四部丛刊初编》（六〇），10页。

[38][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十三经注疏》，179页。

[39][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第二》，《十三经注疏》，5346页。

[40][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十四下《尽心章句下》，《十三经注疏》，6050页。

[41][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十一《杂文·原道》，676页。

[42][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宋本大学章句·宋本中庸章句》，75、77—78页。

[4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成帝》，339页。

[44][元]杨维桢：《正统辨》，载于[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第37页。

[45]《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外七种）》，1014—1015页。

[46][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九《子罕第九》，《十三经注疏》，5411页。

[47][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三《八佾第三》，《十三经注疏》，5358页。

[48][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四《宪问第十四》，《十三经注疏》，5453页。

[49][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五《卫灵公第十五》，《十三经注疏》，5468页。

[5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九《儒行第四十一》，《十三经注疏》，3624页。

[5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九《儒行第四十一》，《十三经注疏》，3627页。

[52]语见[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六上《滕文公章句下》，5894页。

[53][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二下《梁惠王章句下》，《十三经注疏》，5828页。

[54][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八上《离娄章句下》，《十三经注疏》，5928页。

[55]关于此事，《明史·钱唐传》记：“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七·钱唐》，3982页）

[56][周]荀况撰，[唐]杨倞注：《荀子》卷二十《子道篇第二十九》，《二十二子》，359页。

[57][周]晏婴撰，[清]孙星衍校并撰音义：《晏子春秋》卷三《内篇问上第三》，《二十二子》，568页。

[58][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六《桓公六年》，《十三经注疏》，3799页。

[59]《酃县志》卷四《炎陵》，李学勤、张岂之主编，曲英杰分册主编：《炎黄汇典·祭祀卷》，270页。

[60]《圣祖实录》卷七十《康熙十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清实录》第4册，899页。

[61]《高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乾隆五年十月上》，《清实录》第10册，876页。

[62]《答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语》，引自钱穆：《中国思想史》，290页。按：戴季陶1925年撰写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亦记此事，有谓：“去年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先生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按：原文如此。“而绝”应为“不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再又问先生，先生仍旧把这一句话来答复。”（43页）马林（Hendricus-Sneevliet）实为荷兰籍共产党人，他作为第三国际代表来华活动，与孙中山有多次交谈。据《马林在华活动纪要》，1923年5月1日马林在“五一节”广州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称他每周与孙中山会晤三至四次。同年9月，马林完成来华使命，奉调回莫斯科。（《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274、276页）所以，戴季陶所记“去年”应该是1923年。此前，孙中山于1921年12月23日在广西桂林会见马林，马林事后回忆：“孙向我说明他是怎样发展一个有希望的青年军官加入国民党的：‘一连八天，每天八小时，我向他解释我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