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口增长，移民，人口流动率

1880年，有33万多人居住在波士顿城区范围之内，大约同样多的人住在周边的郊区。1970年的人口普查发现，波士顿城区有将近75万人，整个大都市区则有275万人。对于理解现代波士顿社会的历史来说，没有什么比把握这一人口在集中过程中的特点与时间更为关键的了。

在此将首先使用计算城市人口增长及原因的常规方法。计算得出的结论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波士顿吸引的新来者数量不多，因此人口增长缓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是出现了彻底的人口停滞。波士顿城区1920年的人口比1970年的还要多；整个波士顿大都市区的人口持续增长，但增速极低。对1920年后的时期净移民数的估计似乎表明，波士顿正在步阿巴拉契亚或密西西比的后尘，大量移民流向了那些更有活力的地区，而且没有外地来的新移民涌入。

然而，事实将证明，这些传统的统计学分析对真实情况的反映是片面的且具有相当高的误导性。一些用以计算波士顿每年人口流入流出的全新的数据来源和评估程序将揭示出，这个城市的人口停滞只是表面上的，绝非实情如此。波士顿的人口流动率，流入或流出该市人口的总数，明显高于曾让我们信以为真的净移民估计数。波士顿人口流动率在过去40余年间曾小幅下降，但这并非从低流动到不流动的变化，而是从惊人的流动性到有所平稳但绝非静态的流动。19世纪的民间传说总是把空间流动和西部画上等号，拿西部那开放的边界与封闭的城市作对比，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的门徒后来的研究又强化了这种陈词滥调。但是，波士顿人口的移民习性挑战了这种观点，表明美国城市居民总体上生活在一个比传统认知更加多变的社会环境中。

一、人口增长率与净移民的贡献

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头十年，波士顿人口以每十年20%—25%的速度增长（见表2.1）。这一速度低于全美城市人口的增长率，由此反映出一个事实：波士顿最显著的增长期已经过去，最具活力的人口增长发生在中西部和西部更年轻的城市。波士顿那些年的扩张只有与1920年后的模式相比才引人瞩目，1920年后的两个十年，人口增长率只有4%，193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都出现了事实上的流失。1970年，波士顿本地人口比1930年减少了18%。

说实话，这个数字有点误导人，理由之一是波士顿像其他美国城市一样，正经历着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分散”，越来越多的居民聚集在城市周边郊区的偏远社区里。(2)按照法律上的定义来区分城市与整个大都市区对波士顿这个例子尤为重要，因为长期以来该市城区相比郊区一直比较小。即便是1880年，这个大城市也只有不足一半人口居住在法定的城市范围内，到1970年，这个数字更是跌至不足四分之一。整个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数字表明，最近几十年中心城区的人口流失只不过反映出了奔向郊区的人口的激增，过去90年，波士顿标准大都市统计区的人口增长一直超过了城区。即便如此，情况依然很明显，整个波士顿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的速度比一战前要低很多，这是几乎所有东北部主要中心城市都存在的模式。(3)

如何解释这些变化呢？许多情况都能影响一个特定社区的人口变化率，比如，为便于进入新市场而提供的交通升级，附近矿产资源的发现，将政府合同给到当地企业家的某些政治决策，诸如此类。但是，只有两种基本的人口统计过程（demographic processes）可以真正实现增长。在能使城市人口人为膨胀（自1880年以来这种现象在波士顿就未曾出现）的边界变迁因素缺席的情况下，所有的增长都必定是自然增长的结果，比如，本地出生人数超过了本地死亡人数，或者入境净移民数的增长，来波士顿定居的人数量超过了离开这座城市去往别处的人。

从表2.2中可以看出，波士顿人口增长的两个要素的重要性正在转移，该表对比了1880年的模式与1940年的模式。1880年到1890年间，波士顿的人口增加了85 638人，增长了近24%。这个增长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可归功于生育带来的变化；这十年中城区出生人口比死亡人数多了20 459人。这样一来，1880年代定居本市的新来者数量定然超过了移居他处者，达65 179人。(4)到1890年，自然增长使得1880年的人口增加了6%；净移民更为重要，增加人数达到了1880年人口的18%。

将这一模式与1940年至1950年间的进行对比。（这里的数据包括波士顿、劳伦斯和洛威尔，但单是波士顿的数据似乎不太可能有实质性的不同。）这个阶段总人口只增加了14 946人，略多于1%。不过，生育变化大致与前一阶段相等。出生人口比死亡人数多了65 358人，这使得人口在没有移民带来变化的情况下，增长了7%。这十年里，城市总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净移民是负数而非正数。1880年代，波士顿迎来了65 179位移民，但在二战十年间，失去了56 375位移民。这一巨大损失可归因于净流出几乎抵消了自然增长带来的收益，让这十年结束前人口只略微增加了一点点。

1950—1960年的可比较的数字显示出这种模式在增强，城区有近154 000位移民的净流出和大约50 000人的自然增长，导致人口下降了约104 000人。(5)曾经是人口膨胀主要来源的移民，已然成为增长的主要障碍。

计算每十年中波士顿人口变化的构成会是个过于费力的任务，不过，从已公布的关于整个马萨诸塞州人口增长的数据中，可以对这种模式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机有一定的了解。表2.3显示了从1880年到1950年的每十年增长率，并对本州居民的自然增长及州外来的移民分别做了说明。正如表2.1中波士顿人口数与整个波士顿大都市区的人口数所示，增长率下降出现在一战前后。而可归因于净移民的增长量的锐减，也始于同一时间。1910年之前，移民是马萨诸塞州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在一战所在的那十年间虽仍然很重要，却比不上自然增长数；1920年那一年，移民给州人口带来的增长很小；而在1930年之后，变成了净流出，尽管这一损失被该州远超死亡率的出生率大幅抵消。这些数据适用于整个州，因此，移民要根据不同的字眼来定义，即根据跨州的净流动，而不是城市内部净流动。但毫无疑问，单单波士顿一个城市的情况便可揭示出类似的模式。

因此，标准的人口统计学证据似乎与司空见惯的刻板印象高度一致，即波士顿就是一个死气沉沉、步入中年的城市，与洛杉矶或芝加哥那种真正朝气蓬勃的大都市形成鲜明对照。即便是在1880—1910年间，波士顿人口的增长速度也相当有限；1920年之后，市区人口实际上是在减少，而此时整个大都市区的人口仅以每年1%的平均速度在增长。更有甚者，一战前后这个城市对未来移民的吸引力似乎出现了显著下降。部分原因在于带有限制性的国家立法截断了移民来路，城市停止吸收外来新鲜血液，变得日益同系繁殖。而且，本地人也开始不再去往其他地方；本地出生率每年都超过死亡率，人口红利却悄悄地溜走了。

二、两次移民潮：对1880年代的进一步考察

上述一切都是实情，至少到目前而言是这样。波士顿市，还有整个波士顿大都市区，在总人口增长上都已经陷入了停滞不前，当然，后者程度较轻。这种停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不再从外部得到较大的净增量。但是，这个结论告诉我们的要比我们预想的少得多，因为最方便的人口统计学测量方法——人口增长率和对净移民流动的估计——在反映一个城市的人口构成时，是极其粗略且具有误导性的。说人口规模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保持不变，并不是说开始和结束时的人口构成都是同一群人。大体上来讲，所有的原始居民可能都在此期间离开，而他们的位置被同等数量的新来者所填补。净迁移的数字同样不足以衡量进出城市的迁移是否在大规模地进行，因为它们衡量的不是新移民和离开者的总流动，而是流入与流出人口之间的差。这种区别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且技术性很强，不过却非常重要。净迁移只是露出来的冰山一角，就像冰山一样，肉眼看不到的那部分会大好几倍。不仔细分析确定净迁移水平的两个组成部分，即迁入和迁出，就无法理解移民在塑造现代大都市特征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带着这种认识，让我们重新审视1880年代波士顿市的人口变化。全市总人口从1880年的362 839人增长到1890年的448 477人，增幅不大，仅为24%。估计有65 179位净移民迁入该市，约占所增加人口的四分之三。(6)人们很容易将此作为证据，以证明在这十年中总共有65 179人迁入波士顿。从这些残留的净数据中，不小心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新近移民，在1890年只占波士顿市人口的15%，这表明，即使在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的时代，这个城市相对稳定的长期居民也占压倒性优势。

然而，如果可以用这些数据对十年中每年流入与流出波士顿市的总移民数进行估计，也许会得到一种截然不同的印象。这样的分析表明，在1890年时，自1880年以来迁入波士顿的居民比例不是15%，而是整整三分之一；进入城市的新移民人数是净移民数的好几倍；在1880年到1890年间的某一时间点上，居住在波士顿的单门独户家庭的实际数量令人吃惊，达到296 388户，是这十年间任何时候居住在波士顿的家庭总数的3倍多！

这些耸人听闻、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是基于波士顿的年度城市名录得出的。直至1921年（但是，唉，以后不会了），波士顿的城市目录每年都会包括一个表格，列出没有在当前目录里出现的、已经删除的上一年目录中的项目数量，以及当前目录中未在上一年目录中出现的项目数量。(7)这些增加和减少的项目列表，如果处理得当，可以为每年进出波士顿的移民数量提供令人满意的估计。(8)

1880年至1890年间，波士顿的人口从362 839人增加到448 477人，波士顿的城市名录中的数量也相应地从143 140人增加到195 149人，多了52 009人。（名录上的人数少于城市人口数，是因为名录中未包括儿童和依附他人生活的女性。）通过对城市名录这十年里每年增加的数字进行汇总，如表2.4所示，我们可知共有不少于398 995人的新项目，净增长大约52 000人，因为在这十年里，从目录中消失的项目数量惊人，共有超过350 000人！

然而，由于形式原始，项目增加与减少的总数并非计算人口流入流出的完美方法。困难之一在于，城市名录所列项目反映的不是波士顿大都市区人口流入流出的情况，而是在城市中心与郊区间的短距离迁移的人口数量。波士顿城市名录既收录了住在城区的人，也收录了许多郊区居民（见附录A对这一点的深入讨论），但它们对郊区尤其是大都市区外围的覆盖并不完美。表2.4中显示的迁移大部分是跨越大都市区边界的移动，但绝非全部如此。要确定这里的人口流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城市之间，而不是城市内部的，还需要对各种其他资料进行广泛的进一步研究，而这一任务在这里是无法尝试的。我能说的就是，这两种移动都出现在下面的图表中，未来对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个问题更容易处理，即当地名录上不单有个人家庭户主的名单，还有商业企业的名单。公司和个人在数据中混在一起，为自己做买卖的个人被重复计算，一次在他们的住所，一次在他们的营业地点。因此，进入商界与进入城市是不可分割的，而企业的倒闭则与离开城市的移民有关。要完全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将当初名录制作者所执行的困难重重的制表任务重来一遍，这一次，个人和企业名单要分别处理，而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偏差影响可以得到局部的纠正。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了这十年中该市的家庭总数，由此可计算出家庭与表册总项目数的比率，这个数字略高于2。用列表中增加和删除的项目总数除以这个比率，可以得到目录中增加和删除的实际家庭的估值。(9)将这些比率应用于1880—1890年的数字后表明，大约有191 713个家庭在这十年的某个时候新列入波士顿的城市名录，而在这十年中，从该名录中删除的家庭总数为168 813个。

另外两个必要的修正做起来很简单。名录上出现的一些新项目并不是由于城市外来移民的到来，而是由于该市的年轻居民到了列入清单的年龄——21岁。同样地，有些名字从名录上消失是因为死亡。这两种影响的大小可以从人口普查和城市名录数据中估计出来，去掉它们的影响，迁入和迁出的最终估计结果见表2.4。

在19世纪80年代，有157 816个家庭搬到了波士顿，超出1880年居住在那里的家庭的两倍多！这究竟代表了多少外来人口还不能确定。如果迁入家庭的平均规模与已定居家庭的平均规模相同——也就是说一户5人——就意味着在这一短暂的时间内，总共竟然有近80万人（157 816×5=789 080）搬进了波士顿。然而，这仅仅是最粗略的猜测，我也不会在它的准确性上押注过多，因为很有可能，在移民潮中，家庭规模异常微小的单身人士和男子的人数远超比例。我们决不能肯定地说，情况就是这样。一项对19世纪中期加拿大某城市的详细研究显示，城市里的流动者和定居者在家庭规模上并没有显著差异。(10)由于缺少加拿大城市研究中所使用的那类更完善的证据，我们现在只能说，19世纪80年代搬到波士顿的157 816个家庭，根据其平均规模，最少包含了157 816人，最多有近80万。(11)

如果这股新移民潮没有被其他人口统计过程所抵消的话，这座城市的总人口增长将远远超过其实际增长的24%。的确，如果平均每个移民家庭有5人，这个数字将增加两倍。但事实上，有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在起作用，因为同一时期离开这座城市的家庭不少于138 572户。尽管流入的移民数量巨大，却只比流出城市的移民数量多了14%。因此，绝大多数新移民只是填补了流出的移民留下的空当。

早先使用的估计净移民数量的残差法得出的结果，可能会被粗心地理解为1890年波士顿人口只有不到15%是由新近进入城市的移民组成的。然而，净移民人数计算没有为判断新移民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提供可靠的依据。在一段时间内虽然发现了许多新来者，只要他们填补了迁出人口留下的空白，净移民数为零仍是有可能的。在估算1890年波士顿新移民比例时，两种与残差法不同且更令人满意的方法显示，新移民实际比例至少为三分之一。

第一种方法就是努力追踪1890年城市名录上从188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抽取的波士顿成年男性样本的成员（N=1 982），结果显示，其中64%的人1890年时仍然生活在这个城市；将这一留守率（persistence rate）应用于总人口，1890年将产生232 217人。此外，这十年间在这个城市出生的孩子也使1890年的人口总数出现了增长。利用这十年间波士顿的人口出生总数、10岁以下死亡儿童的数量以及估计的幼儿迁出率计算，在1880年代波士顿出生的115 974个婴儿中，有47 059个被1890年的人口普查员计入总数当中。(12)将这些孩子与那232 217位留守者相加，结果表明，1890年，波士顿的448 447位居民当中有279 276人既出生在那儿、这十年中又一直生活在那儿。剩下的169 210人，就是1880年代来到波士顿并留下的移民。那就意味着波士顿1890年的人口中，有38%由新移民组成。

这一估计可以从1895年马萨诸塞州的人口普查中得到一些证实。人口普查调查了居民的居住年限，但并未询问具体在哪个城市。这些单独为波士顿制作的数据表格表明，1895年，该市10岁或10岁以上的人口中，有24%是自1885年就已经迁入波士顿的。(13)然而，我们想知道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人搬到了波士顿，因为居住在该州并不等于居住在该市；毕竟，许多新到波士顿的人都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其他地方。面对24%的移民来自州外这一情况，我们还必须为这类州内移民留下一些空间。判定这一移民潮的存在虽没有坚实的基础，但从下列数据中可以得到某些线索：1895年，总人口的8%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之内波士顿之外。这个数字是针对总人口的，包括了极少有机会迁移到该市的儿童，波士顿人口中10岁以上的州内移民的比例无疑要高出许多。而且，肯定还有出生在其他州或其他国家的移民在1885年之前搬到马萨诸塞州，但只在1896到1895年之间来到了波士顿。另一方面，8%这个数字适用于那些在出生后任何时候搬到波士顿的人，其中许多人肯定在10岁之前就搬到了那里。然而，我们很难相信，这一最后考虑的影响会强大到令估计的数字偏差到另一个方向。所以，我可以由此判断：1895年波士顿的居民中至少有32%（24%+8%），也很可能是35%到40%，在之前的十年里搬进了这个城市，这个数字与之前对1880—1890年的估计相当吻合。很难再让数字更加精确，但1890年时住在波士顿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或者稍多一点是在前十年里迁入的，这一点应该是无可争议的。

1880年到1890年，波士顿只经历了24%这一有限的人口增长，研究人口变化的学生通常依赖的净移民计算法则表明，流入城市的移民数量似乎也很有限。大约有65 000多名新移民来到这座城市，在这个十年结束时，他们只占该市人口的15%。但是，这些平淡无奇的结论却是大错特错。波士顿居民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过去几年里来到此地的。我们不知道这十年中的某一时间进入城市的个人移民的精确数字，但至少有157 000人，也可能是800 000人之多。1880—1890年间，该市净人口变化的规模不大，但那只是因为流经该市的两股非常强大的移民潮互相产生了抵消，留下的净数字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

三、自1890年开始的两股移民潮

对19世纪80年代波士顿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应该足以确立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观点：净数据可能会对人口迁移过程和城市增长动态产生严重的误导。表2.1所示的总体增长率，以及表2.2和2.3所示的对增长净成分的简单分析，都无法向我们提供有关19世纪晚期波士顿普遍存在的相当惊人的人口流动的线索。

当然，这一发现的暗示之一是，波士顿近几十年来表面上的人口停滞的状况可能比实际情况更为明显。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本身的和整个大都市区的总体增长率开始下降，与此同时，进入城市的净移民率也陡然下降。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波士顿的人口比以前明显地更稳定了，来自城市外部的新居民越来越少了。从1930年开始，波士顿遭受了轻微的净移民损失，但这是否意味着新的移民完全停止进入城市，意味着有少量的人离开此地，或者意味着迁入的移民数量持续增加但迁出的数量更大，从净数据中都无法辨别。

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不妨直说吧，也不可能在这里给出。根据已出版的资料估计净移民人数是件相当简单的事情，这无疑正是人口统计学家为什么习惯于使用净数据的原因。要得到可用来评估共同决定净迁移规模的两种相反迁移流的数据，比前者困难得多。我们已经看到，1880年代波士顿城市名录提供的信息经过一些调整，可以用于这一目的。令人遗憾的是，将每年增加和减少的名单列成表格的做法到1922年时便不再继续，当时，该市总增长率和净移民数对人口变化的贡献正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考虑到可能会发生我们已经在1880年代看到的重大变化，如果1920年后变化真的发生，去详细分析1890—1920年的城市名录中的移民资料，煞费苦心地分辨商业流动、户主死亡数及年轻人年龄增长的种种影响，就似乎显得不那么值得了。但是，增加和删除项目的原始数据确实为这一时期进出城市的总体迁移水平提供了一个粗略印象，这些数据如表2.5所示。

起码到1920年，仍有大量的新移民继续涌入波士顿，同时也有大量的人离开此地去往别处。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从1880年到1920年的40年中，城市名录中新增加的项目数量，每一年都超过了这十年之初波士顿的总人口。不过，删除的项目数量同样巨大。移民的“效率”——通过迁移实现的人口变化与移民总量的比例——低得异乎寻常。(14)在19世纪80年代进出波士顿的几十万人潮中，只有6%的人口起到了改变总人口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数字仅为4%。移民的水平仍然高得令人头晕目眩，但绝大多数迁入的移民只是在取代离开的移民。

关于1920年以来的这段时期，要有把握地说清楚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可以大胆地得出一些试探性的结论。很明显，进入波士顿地区的新移民数量有所减少。这种变化的一个迹象和主要原因，可以从居住在波士顿的外国移民百分比的变化上看出来（见表2.6）。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每次人口普查时大约三分之一的该市居民——分别是1880年/32%、1890年/35%、1900年/35%、1910年/36%、1920年/32%——出生于美国之外，而且，因为年轻人在绝大多数远距离移民潮中都远远超出比例，迁入的劳动力中的这部分要比这个比例更高。例如，1910年该市的外国出生者中21岁以上男性所占比例是45%。1921年和1924年的限制性立法使得移民大潮减缓为涓涓细流，遏制了这一人口活力之源。到1940年，波士顿人口中海外移民的比例下降到23%；到1960年，这一比例仅为12%，而这一小群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几十年前搬进该市的老年人。

当然了，大规模移民造成的真空可能完全由国内移民的增加来填补。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就发生在底特律和芝加哥这样的城市，这些城市是南部黑人和贫穷白人进入城市文明的主要端口。但波士顿并非这类人群的主要接待中心。关于内部移民对城市人口的贡献，可以找到一种粗略但有用的指标来描述，即该市有多少居民是在该市所在的州内出生的。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国内移民数，因为它没有计算出生在同一州内但从其他城市进入该市的人数。不过，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但在波士顿以外的人，一定是这个城市里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人口中的少数。

唯一有确切证据的日期是1885年和1895年，当时，国家人口普查按城市和出生州对个人进行分类。1885年，马萨诸塞州出生的波士顿居民中有四分之三出生在波士顿，1895年，这一比例为83%。找不到20世纪的可比较数据，但这表明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州出生数据还算是城市出生数据一个不坏的替代品。因此，由这一数据可知，在1880年，54%的波士顿人口出生于马萨诸塞州，14%来自其他州，32%来自国外。而1960年，70%的本市居民出生在本州，18%出生在其他州，12%出生在国外。来自美国之外的移民比例下降了20个点，其中四分之三被马萨诸塞出生人口数量的上升所平衡，只有四分之一是因为来自其他州的移民数量的增加。作为出生于外地而迁入波士顿的人口比例显著下降的证据，它并非无懈可击，也不是直接证据，因为马萨诸塞州出生的居民数量的整体上升可能是由于出生于本州而非波士顿的人的大量涌入，但这似乎极不可能。迁入城市且定居时间能长到被人口普查员记录在案的新移民，其比例肯定低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然而，变化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么迅速和剧烈。近几十年，波士顿人并未变得比过去更稳定不动、更安心于扎根本市。1880年该市大约64%的成年男性居民在1890年仍然待在那儿。1910—1920年的对应数据是41%；1930—1940年是59%；1958—1968年是46%。估算这些数据采用的方法复杂而混乱，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一时期迁出移民比例出现了真正的长期增长，是不明智的。(15)然而，这一证据无论有多么不完美，都确凿无疑地表明了在20世纪，波士顿人口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定居。

这些年来，大量人口从波士顿迁出，当然，从城市所遭受的相当严重的净迁移损失来看，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但这些持续性的人口数据表明，迁出移民流要比我们从净数据中推测的大许多。若非出现了一些外来人口，城市要维持如此大规模的外来人口迁移而不使总人口急剧下降是不可能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尽管净迁移规模呈负向倾斜，但一定还有持续的移民进入社区，参与迁移过程的总人数和以前一样，均大大高于净迁移人数。

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数字到底有多高，因为还没有城市名录上项目添加和删除的列表信息，但是已经公布的人口普查资料提供了一些线索。1940年和1960年，美国人口普查都曾询问美国人5年前住在哪里。但由此得来的有关移入和迁出的信息并不能与当年的城市名录完全对应，因为选择5年这个时间间隔，漏掉了这5年内所有来了又离开的移民——那些1935年之后来1940年之前走的人，或者1955年之后来1960年之前走的人。由于新近来到一个地方的人比长期居民更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离开这里，(16)人口普查数据将这些年来波士顿人口的流动性降到了最低。

即便如此，如表2.7所示，人口普查数据仍然显示出在大量移民进入波士顿的同时，也有大量移民离开了那里。大萧条后期，有超过44 000人在净移民中流失，而实际上，1935年住在波士顿而1940年离开的人两倍于此。这些迁出移民中有一半被这些年里来到此地的新来者所代替。同样地，整个波士顿大都市区在1955年和1960年间，净移民流失了56 364人，但实际上有4倍多的人——233 522人——离开，他们留下的大部分空缺由同时迁入的177 158位后来者所消化。迁移的有效性显然比过去大得多（尽管数据收集方式上的差异是原因之一），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即便在1935—1940年间，进出波士顿的人占总人口的67%，1950—1960年间这个数字达到了86%，人口规模仍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如果波士顿可作参考的话，最为明确的一般性结论就是，现代美国大都市的人口流动比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根据惯用证据猜测出来的数字要大得多。衡量人口数量随时间而产生的净变化，衡量净迁移和自然增长的相对贡献，只能给真实情况提供最不充分的暗示，因为迁移过程造成了人口的大幅下降，人口流动被通常使用的计算方法抵消了。(17)在一个人口实际上被快速重新洗牌的城市里，表面上的人口增长停滞会很常见。

然而，近几十年来，波士顿人口似乎的确变得更稳定了。很遗憾，我们的证据并不完整，但马萨诸塞州出生的居民数量（见表2.6）的增长说明了这一点，表2.7所示的1935—1940年及1955—1960年的人口流动总量明显低于1880年代的数据，加上所有因人口普查提问性质而被忽略的短期移民作为适当补偿，都是这种变化令人信服的依据。虽然波士顿人口流动性仍然比净数据显示的高许多，席卷全市的移民潮在1920年前后已经不再那么强大了。因为一战及后来的限制性立法而受阻的大量欧洲移民，来自新英格兰农村的潜在移民池的缩水，还有大西洋沿岸中心城市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全都是促成这一结果的因素。

波士顿人口变得不那么波动不定了，尽管绝非停滞不前。为了理解这一人口变化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必须探讨这些年里进入城市的移民与离开城市的移民有何相应变化。这种变化很可能改变了该市人口的社会经济构成，重塑了当地的机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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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美国历史学家，其主要观点是强调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译者

(2)　Leo F. Schnore. The Urban Scene：Human Ecology and Demography （New York：Free Press. 1965），79-113；Amos H，Hawley，The Changing Shape of Metropolitan America：Deconcentration Since 1920 （Glencoe，III.：Free Press，1956）.

(3)　Donald J. Bogue，Population Growth in Standard Metropolitan Areas，1900-1950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3），pp.61-71.

(4)　也就是说，如果估算净迁移量的残差方法是正确的，则可得出此值。事实上，它可以产生相当有误导性的结果，这在正文和下文P18注1中将得到进一步说明。该方法得到的净迁移估值过低，因为它将这一阶段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算在阶段开始时住在那儿的人头上。还应该指出的是，估计净迁移量的残差法倾向于把所有误差——人口总数的计数错误、出生和死亡的登记错误、定义的改变等——都计入迁移项。

(5)　Ann Ratner Miller，Net Intercensal Migration to Large Urban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0-1940，1940-1950，1950-1960 （Philadelphia：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64），p.79.

(6)　这种对剩余净移民的估计实际上有很大的误差，因为它错误地假定，在这十年中，该市所有的出生和死亡都可归于最初的人口。19世纪80年代波士顿所有的出生和死亡人数都从1890年的人口总数中剔除，只有剩余的人口盈余归因于净移民。这么做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其中一些出生和死亡数来自这十年迁入的移民。1880年人口普查后进入城市的家庭生了孩子；移民生的孩子也有1890年之前死亡的。这两种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因为新来者不成比例地集中在生育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死亡率很低。我的同事彼得·奈茨想到一种方法，估算出了1880年后移民在19世纪80年代的出生数和死亡数的比例。通过无需在此描述的复杂程序，他得出结论，1880年至1890年间波士顿出生的婴儿中，至少有28%是在这十年间新来的移民所生，但只有7%的人死亡，因此，真实的净移民人数至少比简单的残差估计的65 179人多26 000人。

(7)　遗憾的是，逐年计算人口减少和增加的项目总数这种做法，大多数城市出版的城市名录都没有遵循。匆忙搜索19世纪21个大城市的名录，也没有找到其他这样做的案例。因此，这里提出的估算方法可能不会直接适用于其他许多城市，但分析的逻辑应该适用。

(8)　当然，这个分析测试所依据的城市名录并非毫无错误；见附录A中关于其可靠性的讨论。在城市名录进行的统计中，主要的偏见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针对地位低下的群体本身，而是针对最近的移民。然而，就这种偏见占主导地位的程度而言，它是加强而非削弱了本章关于波士顿人口异常迅速流动的调查结果。对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每个人（包括只是路过的流动散工）进行完全准确的统计，就会发现更多的流动人口。此外，应该指出，即使是一套非常准确和全面的城市名录也会低估人口的实际流动性，因为1880年5月和1881年5月的调查会漏掉1880年5月以后移居到城市、1881年5月之前离开的人。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属于这一类别。总而言之，这里给出的估计似乎有偏向保守的可能。

(9)　这是假设企业和个人的流动率大致相同。这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对1880年人口普查计划手稿中波士顿男性样本特征的分析显示，个体商人在该社区停留10年的频率高于普通市民，这表明企业流动量很可能并不会抬高这里给出的估计。在对19世纪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和波士顿的人口研究中，乌普萨拉大学的苏尼·阿克曼教授已经能够单独讨论商业企业的流动量，他告诉我，这对目前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

(10)　Michael B，Katz. “The People of a Canadian City：1851-52，”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53（1972），pp.402-426.

(11)　见这个分析的早期版本，即Stephan Thernstrom and Peter R. Knights “Men in Motion：Some Data and Speculations about Urban Population Mobi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 （Autumn，1970），7-35，而我现在觉得，将家庭迁移的估值乘以5得出个人迁移的估值，奈茨和我都太自信了，目前更谨慎的算法得出的结果比较准确。

(12)　1890年波士顿的人口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自1880年以来或在此之前就一直居住在该市的人；1880年以后出生在波士顿、1890年仍然居住在那里的人；以及这十年内从其他地方进入该市并留在那里的迁移者（迁移者的净总数）。第一个组成部分是通过对1890年本地名录中1 880位居民的普查样本（占1880年人口的64%）的持续跟踪估计出来的。如果已知第二个部分（1890年人口减去1880年留守者和存活新生儿童的总和=净迁移），那么第三个部分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获得一个有效的估计值，以估计19世纪80年代出生在波士顿、1890年仍留在那里的儿童人数；这是合理地准确估计出这十年中城市净移民的关键。

粗心的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19世纪80年代波士顿的新生儿总数为115 974人，这是个令人满意的、与1890年的这部分人口接近的近似值。然而，实际上这个数字是47 059，只有估值的40%。许多新生儿在1890年之前死亡；另有许多儿童随父母离开该地。为了估计这两种影响的大小，我们做了几个假设。一是城市登记员关于人口出生和死亡的年度报告足够准确，可以使用；二是假定有50%被认定为“生在美国”的死亡儿童是在波士顿出生的。1885年和1895年的州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波士顿的所有美国出生的人口中，有50%到60%出生在波士顿。较低的那个数字被用来作为对“生在波士顿”的儿童死亡的相应比例的保守估计。最后，通过分析1880—1881年、1885—1886年和1890—1891年间城市名录中列表的变化，我们发现每年大约有16%的家庭迁出该市。详情参见Thernstrom and Knights，“Men in Motion.”。由于缺乏更精确的数据，这一比例适用于成群儿童。

估算所用的方法简单而乏味。对于1880年出生在波士顿的孩子，我们知道其中1岁及1岁以下生于美国之儿童的死亡人数。对于1881—1884年间出生的，我们知道其中1岁到5岁生于美国之儿童的死亡人数，而对1885—1889年出生的，我们知道5岁到10岁生于美国之儿童的死亡人数。这十年中，1880年出生人群的死亡数将是下列各组生于波士顿的所有死亡人数（相当于本地出生人数的一半）的总和：1880年，所有年龄在1岁以下的孩子；1881年到1885年，1岁到5岁儿童的五分之一，此后直到1889年，我们改取5岁到10岁的死亡儿童数的五分之一。这样就对1880年出生于波士顿的儿童每年的死亡人数做出了估计。1880年出生的人口最初为10 654人，然后我们减去333，即这一年波士顿出生儿童的估计死亡人数，再减去1 776，即估计出的六分之一的外迁儿童数。这样还剩下8 545人，在1881年初，这些人代表了1880年序列的人口规模。继续这个估算过程直到1890年，就产生了1880年序列的1 571个残差。然后在1881年序列中继续这一过程，从1881年开始一直到1890年，最后将1880—1889年的所有10个序列的残差相加，总数是47 059。

(13)　Massachusetts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Censu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1895，Volume II，Population and Social Statistics （Boston，1897），pp.333，672，790-791.

(14)　关于移民“效率”的总体讨论，见Henry S. Shyrock， Population Mobilit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Community and Family Study Center，University of Chicago，1964），pp.287 ff。

(15)　由于附录A中解释的原因，在1880年、1910年、1930年和1958年精确的人口抽样中不可避免存在着差异。文中给出的1880年的持久性数据适用于年龄在20—39岁之间的男性，他们在1880年美国人口普查手稿的表中被列为波士顿居民。1910年的样本由当年在波士顿结婚的男性组成。已婚男性的特点是比单身男性更稳定——1880年至1890年间，已婚男性的留守率为67%，而单身男性仅为45%——但是这个样本的留守率却非常低，只有41%。而我怀疑，这些男性中许多都不是波士顿的正常居民，到那儿去只是为了结婚，对这点怀疑我找到了一些支撑，那就是与其他样本相比，他们中被列入波士顿城市名录的比例要低得多。1930—1940年为59%，这一数据的样本是1930年妻子在波士顿生下男婴的男性；并不比1880—1890年已婚男性67%的留守率低很多，而且可能相当准确。1958—1968年的数据（46%）来自1958年波士顿城市名录中列出的男性样本，这一数字无疑有些过低。到这个时候，波士顿的去中心化已经将整个大都市区很大一部分人口转移到了郊区，用于追踪样本成员的城市名录提供的覆盖范围并不完整，没有列入未在城市工作的郊区居民。大规模迁出移民中有一部分是从波士顿市到郊区的短途移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所有的样本。见附录A中的进一步讨论。但在这段时间里，它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解释1958年至1968年的留守率数据时，尤其要记住这一点。

应该指出的是，留守率估计不能直接转换为真实的外迁移率。这个十年中25%的留守率并不意味着在此期间有75%的居民迁出了社区；有些人消失是因为死亡。在对1880年、1885年和1890年波士顿人口变化的这两个组成部分进行仔细分析后发现，每年约有20%的人口从这座城市消失（分别为20%、19%和21%），在消失者中，死亡的只占不到五分之一；1880年真正的外迁率是16%，1885年是16%，1890年是17%。参见Thernstrom and Knights，“Men in Motion.”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居民寿命的增长意味着，如果将留守率从100%中减去，就会更接近真实的外迁移率；记录这些变化的文件，参见Paul H. Jacobson，“Cohort Survival for Generations Since 1840，”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42（July 1964），36-53。

(16)　关于新近进入社区的人在向外迁移的人群中所占比例过高的趋势，参见Sidney Goldstein，Patterns of Mobility，1910-1950：The Norristown Stud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58），pp.207 ff。

(17)　最近的人口研究强调了相同的观点，见Ira S. Lowry，Migration and Metropolitan Growth：Two Analytical Models （San Francisco：Chandler，1966）and Peter A. Morrison，“Urban Growth，New Cities，and ‘the Population Problem，’” Rand Corporation Paper No.P-4515-1，（Santa Monica，California：Rand Corporation，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