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
卡尔杀害了他三十五岁的伴侣邦妮。她罹患一种改变了她生活轨迹的疾病，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卡尔有很明显的操纵欲和暴力史，在杀害她之前就已经在警方挂了号。他在各个方面都和文森特截然相反，但他们的行为模式却大多是极其相似的。
我认识到卡尔是一个在社会边缘混生活的人——与我在乐队时作为音乐亚文化的一员所玩儿的不同，他是街头犯罪亚文化的一部分。所谓的亚文化，不论犯罪与否，都创造了一套自己的规则，为不那么正统的生活方式辩护，但他们的道德标准和其他信仰体系与主流文化相比，往往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像卡尔这样的人，会通过所谓的他们那一套生活方式的规矩来洗白他们的所作所为。从他的风格和举止，我可以看出他习惯于在边缘厮混，我对他那一套很是熟稔，比他可能猜到的更游刃有余。对他来说，我只是另一个籍籍无名的专业人士，对他的世界一无所知。但他错了，并且这对我和他谈话非常有用。我想听他说话，更重要的是，我想听他选择对我说什么。卡尔以为他了解我，然而他完全不明白我。我得从他谎言和操纵的残骸中打捞出真相，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我和卡尔会面的原因，与我和文森特会面的原因一样，是为了谈论他的伴侣被杀害这件事——这场杀戮令她伤痕累累，尸骸面目全非。
卡尔和文森特都是有操纵欲的人，但这一相似之处被掩盖了，因为我们目光短浅地专注于明显可见的暴力，把它当作判断他们是否危险的唯一真实的线索。卡尔用身体的暴力来操纵，而文森特不是。但他们都计划并实施了谋杀，其动机大致相同。卡尔和文森特是众多与他们相似的人的代表。
邦妮死去的那个晚上，她就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她以前被卡尔揍过，她记不清挨了多少回打了。她隐约感到，这一回会比她以前经历过的都要难熬；她曾说过，她相信他会杀了她，所以她可能怀疑自己无法从这次殴打中活下来。卡尔肯定清楚。他穿着沉重的工作靴，第一脚踢到她肋骨的时候，他就清楚了；这一次他不必再压抑，因为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他纵容自己去杀了她。暴力远远地超过了杀死邦妮所必需的程度，这是毫无理由的。这就是所谓的“过度暴力”。
邦妮是在晚上7点左右被杀害的，卡尔知道在那个时间他没有不在场证明。他从邦妮身上拿走了她的手机，用这个手机发送短信，让她看起来一直到午夜时分还活着。他确保他给了自己一个不错的午夜之后不在场的证明。当天晚上，他甚至不怕麻烦地让自己被镇上酒馆和俱乐部的闭路电视摄像头给拍到了。他试图造成这样的假象，就好像她离开他去了镇上的另一个地方。这是一次笨拙的逃脱谋杀的尝试，当邦妮被丢弃在垃圾箱里的手机被发现时，短信很快就被证明是伪造的。手机定位分析（一种当电话和短信发出和接收时追踪手机位置的方法）拆穿了卡尔的谎言，并且手机上邦妮的血液中有他的指纹。
几天后，当邦妮的尸体被发现时，卡尔立即成了嫌疑人。警察迅速地逮捕了他，但他否认牵涉其中，以为自己很机灵。
有意思的是，在一场计划好的谋杀后，人们最常感受到的情绪不是恐惧和愧疚，而是如释重负。我们以为人们会给他们所干的事情震骇到，如果凶杀确实是自然而然地、出于激情而发生的，这是一个合理的预期。但那天晚上卡尔对邦妮的暴行并不是自然的、出于激情的，它是深思熟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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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女性，大多数的时候我不得不在无法依靠身体蛮力的情况下争取我的人身安全。在街头打斗中，我的身体力量、敏捷性和技巧都不能战胜比我强壮得多也更善于打架斗殴的男人。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不得不和那些有可能很危险的人博弈，这样他们才不会攻击我。从校园霸凌开始，然后成为一名警员，再然后在音乐节和俱乐部享受边缘的生活，这相当能锻炼人。不过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各种工作、各种情况下的大部分人。因此，我们都知道如何权衡利弊。
然而，面对一个胜算几无的威胁，而不是处于一个你可以尽力保护自己的环境，这还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当我们解读女性对威胁、暴力和恐惧的反应时，这一点往往会被忽略。
有一天晚上，当时我还是一个警员，正在独自巡逻。那想必是凌晨4点左右。街上万籁俱寂，空无一人。我正打算晃到警局去喝上一杯茶，突然间我看到有三个女人朝我奔来。三个人都大喊大叫、慌乱不安。“他有枪，”其中一个人尖声叫道，“在后面那里。”她拼命地朝着一条小小的辅路方向挥手。
我果断地告诉她们不要靠近，呼叫了支援，然后走向那条空荡荡的辅路。我刚拐进那条路，就看到前面有一个人，被路灯照亮了。他穿着一套睡衣裤，拿着一把枪。他开始非常缓慢地朝我的方向走来，枪握在齐腰高的地方，直指着我。是一把猎枪。
我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地站在路中间，主要还是出于震惊。我确信他能清楚地看到我的制服。就我所知，他与我本人或者警方并没有发生争执，大体上是如此。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靠近他，我不知道我的双脚是否能移动。这是我第一次被一把枪正对着。这让我的思绪凝结起来：除了这一条小小的辅路，整个世界好像都消失了，唯有我和他站在其中。他继续慢慢地朝着我走来，越是靠近，那把枪就越发地垂了下去。“她们闯进了我那该死的房子，”他说道，“她们是恐怖分子。”
我迅速地意识到他说的正是那三个女人。我也很清楚，这个人可以在毫秒之间改变他自己和我的人生，并且这将是不可逆转的、灾难性的。我不认为他拿起枪是为了射杀谁；我觉得他只是想要吓唬人。我相信他更愿意选择不开枪，而不是射出子弹。
在那种情况下，有一把枪正对着我，我是男是女，甚至是不是黑带五段，都无所谓了。枪子儿可不长眼睛。这就是对你来说毫无胜算的典型例子。
对邦妮而言，让卡尔拿枪指着就是她每天的生活。她所能做的只有想方设法说服他不要扣下扳机。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被情感操纵吓坏了的受害者是什么感觉，只要把另一个人想象成一个拿着枪的人，而你百分百地相信他非常乐意射杀你。然后思考一下你认为那个人会如何行动，或者重新思考别人对你说的，他们是怎么反应和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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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在和卡尔对话之前，钻研了他的情况，并了解了他的过去。在一次长时间的激烈攻击中，他对邦妮又打又踢，致其死亡。在这之前，他多次被捕，大多数是由于暴力行为，而其中大部分又都是针对女性的。在孤身面对一个男人时，我像许多女性一样，通过特定的、带有性别审视的镜头来看待卡尔，挖掘出他不为人知的威胁。这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是很寻常的举动，她们根据男性可能造成的伤害来评估他们。我实际上发现这非常有用。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也帮助了我解读邦妮的经历，并且让我去使用这些信息——因为我会从这次见面中幸存下来，我将活着讲述这个故事。
我走进监狱会议室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我必须坐在那里等候卡尔从他的牢房被带过来。房间逼仄，如果不是透过玻璃窗能清晰地看到外面站着的警卫，会让人感到有幽闭恐惧。一张桌子和四五把椅子把空间塞得满满当当的，几乎没有动弹的余地。房间四周在齐腰处都设置了长方形的红色紧急报警器，它提醒我，假如需要紧急救助，只要按下就行了。
有动静传来。我的注意力突然间被一个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剃着光头的男人吸引住了。他穿一件紧身的、亮晃晃的白色衬衣，勾勒出上半身的轮廓：肩膀上的黑色尖角肩章和手中的钥匙表明他是一个警卫。他沿着狭窄的走廊快步走着，高耸的身躯挡住了身后一个健壮结实、略矮了一点点的男子。警卫猛地停了下来，站到一边，把那个矮一点的男子领进了我坐的房间。这个人就是卡尔。
那个警卫俯下身子，与卡尔的眼睛齐平，并用手指点着他的脸说道：“给我好好地玩儿，卡尔。”然后他看着我，笑了一笑，就走开了。
这句话更多的是卡尔和警卫之间对于他们相对权力的共同理解，而不是关于会见时对行为规范的执行——这一趟会见如同一场游戏，卡尔可以选择和我好好地玩儿，也可以不陪我玩。因为这句话，这个房间里的权力就交到了卡尔手里。而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是一名男性，这句话是否会被说出来。卡尔的暴力不是游戏的一部分。对我来说，警卫的这句话代表了男性和女性在暴力的认知和经验上的鸿沟。
我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说卡尔是暴力的、充满威胁的，他的犯罪记录显然也支持这一点。他体格强健，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当我准备和他谈话，探讨如何才能阻止他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这些事情。
卡尔符合更传统的家庭暴力施暴者的典型形象。在他俩的关系中，他让邦妮遭受了无数次下流又歹毒的殴打。他生性如此。认为他“就是啪地断了线”，是出于一阵无法控制的怒火而乱揍一气，并不能解释邦妮被害的原因。就像文森特一样，卡尔谋划了他的所作所为。与文森特不同的是，卡尔并未就他的罪行自首，并等待警察的到来。几天后，当邦妮被殴打的尸体被发现时，卡尔撒谎了，起初他试图否认是他干的。接着，当证据把他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改变了他的说辞，告诉警方是邦妮袭击了他，而他一直在自卫。
邦妮是一个矮小的残疾女性，对卡尔不会构成任何身体上的威胁。他的陈述漏洞百出、很不高明，手机和其他一些证据都清楚地揭露了他的不实之言，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继续对他们撒谎。然而，法官和陪审团都不相信他。他被判谋杀罪，处以强制性的无期徒刑，裁量标准为十六年（他必须在狱中度过的年数）。
此时，卡尔坐在我的对面。当我在相对安全的监狱会客室里注视着他的眼睛时，我想象着邦妮看着他的脸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没有安全网，没有长方形的红色紧急报警器，没有近在咫尺的结实强壮的警卫，但仍然明明白白地意识到他的实力。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惯于暴力的人。他的身材让我想起了BBC肥皂剧《东区人》里臭名昭著的米切尔兄弟。当我琢磨他的脸以及看向我的方式时，我越发能理解邦妮了：我可以想象，我很可能像她曾经那样，做出许多一模一样的决定。邦妮不是问题所在，卡尔才是。
卡尔是一个好勇斗狠的恶霸，大家都知道邦妮处在危险之中。实际上，听到他终于杀死了她，并没有人感到惊讶。当我说“终于”的时候，我措辞十分谨慎，因为人们确实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他终有一天会杀害她。不是因为他可能会决定这么做，而是因为在他习以为常的殴打中无意中就这么做了。这恰恰可以保护像卡尔这样的人，不会被看作筹谋已久的凶手。他可以被描述成他自己脾气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