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政治概览
第一章
世界大国
第一节 西半球
（一）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中美国公众对待外交事务的态度
在1939年3月15日那个时候，世界上最感觉不到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威胁的地区是西半球，而西半球最高枕无忧的国家之一便是美国。当时，美国仍旧保持着相对的安全，但实际上这种安全已远非美国大多数公民所想象的那么真实了。美国全国上下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是在1940年夏天。那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已将全部欧洲大陆资源掌握在手中的第三帝国，在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毫无准备的美国之间，整个欧洲只有英国还站在火线上进行战斗。
可是，在1939年的春天，美国人民还没有看清楚，由于人类技术在征服空间和时间方面新近加速取得的进展，从地缘政治上说，大西洋这时正在急剧缩小到只有从前英吉利海峡那么宽，而西边的非洲凸出部分和东边的巴西凸出部分之间的达喀尔海峡，其体积也缩小到只有多佛海峡那么大了。但那时美国人的感情和政策还依然受着往事的支配，虽然这些事情与美国这时实际所处的国际情势已经有一部分或全部不相关涉了。
过去最强大的影响也许是这一事实：美国活着一代的9%以上的白种居民，(1)以及全部美国白人的祖先（最早也不过上溯到10代或12代），都是在某一特定时机，毅然离开了欧洲先人的故土，横渡大西洋，为的是要在美洲这一边开始一种新生活，摆脱欧洲遗传下来的不愉快环境。此种在个人家庭背景方面的划时代的新起点，是所有美国人共有的一种经历或传统，不论其欧洲原籍为何地，亦不论他们或他们的祖先踏上美洲海岸是在何年何月。那种寻求“福地”(2)的希望是吸引他们到美洲来的磁石，这块“福地”有汪洋大海同他们业已设法逃离的欧洲“旷野”(3)相隔绝；一般说来，他们当初所期望的已充分实现了，甚至已有超出。随着北美大陆的逐步开发和逐个海岸的开发，它所藏自然资源之丰富业已获得证实，并超出了第一批移民和早期拓荒者的梦想。与此同时，这个年轻的美洲国家看来也实现了它的政治目的，成功地开拓、发展和享受这份新发现的财富而不受“旧世界”权力政治的干扰。美国脱离英国而取得独立，接着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南、北美洲各地的政权又告消失，以及美国的实力稳步增长，终于能同欧洲一些最大的强国平起平坐，这些显然是构成华盛顿不卷入欧洲纷争的理想得以实现的几个相继阶段。这段历史使美国人更加懂得的是国家的福利和特权，而不是国家的力量和责任，因而他们在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发现他们认为是自己所挣得的权利即对一种特别有利的局面的控制毕竟还靠不住时，就感到十分恼火了。(4)
在此种激怒之下，美国人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强烈否认这一说法，即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世俗的世界历史长河发生了某种深刻变化的结果。因此，他们不愿意把这一不受欢迎的经历视为一个他们无力驱除的持久事实的证据，或者视为提出了一个必须在长期政策上作出某种急剧改变才能应付的持续挑战。威尔逊总统首先赞同作出此种改变，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却遭到了国人的否定，他们不愿意美国成为一个多半是由美国的灵感促成的国际新机构的成员国。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认识到，作出这一决定，他们并不能因此斩断欧洲自1914年就突如其来地投在他们周围的那绺新的乱麻。与此相反，这倒是注定了他们的国家要在不到20年后的又一场更加可怕的全面战争中担当起一个主要的角色。
当时，许多美国人根本没有想到果真会有此种可能，而在另一方面，许多人却深信他们参加的那一场他们才摆脱不久的大战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和不明智的，导致参战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是真的而且是惟一的——无疑是出于公愤。两次大战期间在美国舆论讲坛上讨论的各种原因中，(5)德国军国主义在那个交错益密的世界所起的明显影响并不怎样突出——毫无疑问，部分是由于德国是战败国，一时还无足轻重；部分也可能是由于承认了这样一个原因，那就无异于背弃了正是大多数美国人所急于要造成的那种情况。持有此类见解的美国人坚称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威尔逊总统的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欧洲（指协约国，主要指英国）的外交手腕——美国人历来认为自己国家在斗智方面处于劣势，以及美国制造商和银行家的不爱国的自私自利，他们投机取巧地支援并资助协约国，通过院外活动，诱使政府参战，以确保他们的债务人赢得胜利，从而保全他们的私人财富。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经过这么一番改编所得出的结论便是：美国人民是因受骗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防止不再重演这一页可悲的历史的措施是能够而且应当采取的。
欧洲战胜国的战后政策又使美国大失所望，这也加强了美国人的这种决心。战争期间，这些国家为了瓜分战利品，既不征得美国同意，也确实没有正式通知美国，便互相订立秘密条约，战后又不废弃这些所订的条款；它们不肯裁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它们不肯偿还所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尽管它们确实偿还了所欠美国私人金融家的债款）。
战事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外交事务方面的最近历史及其未来的政策展开了一场辩论，而且接着又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引起了激烈冲突。一个到头来证明确实是对美国生死攸关的国际问题，却被转化到国内事务的角度上去了，这就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并没有怎样动摇美国人民不忧外患的传统安全感；也没有怎样约束他们由此而产生的一种传统倾向，即他们处理外交事务——如果还是外交的话——只是作为国内方面的一种过时而复杂的政治游戏的得分多少而已。当时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与国会多数派的共和党人之间的个人争吵，是参议院拒绝批准包括国联盟约在内的凡尔赛和约的直接原因。在这场争吵的背后，是总统与参议院之间的长期对抗，其根源在于美国宪法缺乏对分别授予两者的权力进行协调的规定。在1939年，此种生命力较之个人生命更长并且不受个人特性支配的“制约与平衡”的宪法结构，是在当时日本与中国之间已在进行不宣之战以及在纳粹德国与英法之间即将爆发战争的情况下，(6)参议院就旨在捍卫美国利益的立法问题与罗斯福总统打交道时所主要考虑的依据之一。1939年，国会决心通过在华盛顿的立法机构尽可能确保美国不再卷入战争，虽然在这个首要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下，他们与总统取得一致意见，不希望采取可能使力量对比有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的行动。但在参议院的心目中，又生怕因急于要制定某种法令——即便是为了要达到这些目标而制定——而增加总统的特权，从而扩大他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的范围，(7)以致背离这些目标，造成混乱。
外交事务冲击国内政治的另一点是一些“归化的”美国人集团所具有的感情上的关涉。他们抚今追昔，在逍遥自在的距离以外，对他们的原籍国家以及故土乡亲的命运都不胜系念。其中有的集团握有大量选票，这对精于计算的美国政党却是关系重大的。他们支持一些欧洲国家的事业，但并不会积极支持到赞成由美国代它们去积极干预，因为那在政治上并不现实，而且作为半美国化的美籍人士来说，在许多情况下这确是同他们的倾向相违背的。但他们确曾有力地促进了故国的事业，并为此而反对任何主张站在他们故国的欧洲敌人方面进行干预，因而在警惕地捍卫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的传统政策方面起到了颇有成效的守望犬的作用。诚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最前线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的院外活动集团，这时已失去了他们原先拥有的影响力。爱尔兰裔美国人之所以失势，是因为出现了爱尔兰共和国，(8)美国公众普遍认为它实质上体现了爱尔兰民族的合法愿望；德裔美国人之所以失势，部分原因是由于时间又过去了1/4世纪，他们的同化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部分原因则是他们中间最近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但吵吵嚷嚷的代表纳粹思想的少数派，这些人由于大肆宣传而自趋失败。另一方面，过去主要是由爱尔兰裔美国人担当的那种往英国狮子脸上抹黑的角色，这时已开始由一部分犹太裔美国人接了过去，这一类角色在美国政界中是不大会有空缺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危机不断增长的10年中，美国国内事务还因第三种情况而中断了它的外交政策：1929年秋的“华尔街大崩盘”(9)使美国人民陷于国内经济危机，千百万美国公民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和愁苦之中，无暇他顾。在不景气尚未开始消除之前，罗斯福政府为战胜不景气而以“新政”(10)名义所采取的措施便成了国内激烈政治论争的主题——所采取的措施与若干西欧国家在过去1/4世纪内所经历的相比，也无异于是一场小型的社会革命。正值国际事务战场上发生有关国家命运的严重事件时，美国人民却全神贯注于有争议的国内问题上。但这似乎也不足为怪，因为回想到1936—1939年这几个严峻的年头，那时法国人民在地理上和政治上所面临的处境都更为危险，可是他们也同样全神贯注于那场赞成或反对人民阵线的国内施政纲领的斗争。(11)1939年3月，美国国内政治对国际领域产生的另一点影响，是人们预期罗斯福政府将于1940年任期届满，下届政府——不论是微弱多数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会把它的对外政策引往一个新的航向。(12)
如果我们看不到美国人做过的其他考虑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如前所述，美国人在两次大战期间对外交事务所抱的态度似乎是自私的、肤浅的，甚至是轻率的。而那些其他考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比起我们业已论述的，在道义上却是比较令人钦佩的，尽管在政治上不是那么现实。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一样，能把现实的利己主义同真诚的理想主义结成一种混杂的动机，这在迷惑不解的外国观察家看来，如果确实不是伪善，那也必然是幼稚。种种激励着孤立主义运动的现实主义者一翼的动机——旨在“不抱偏见”——如果只有被迫而全部公开才能体现为行动，那是不会取得其确已取得的进展的。一种真正理想主义的舆论气候给它们提供了不公开宣布的机会。一般说来，那是由和平主义运动制造的，其中不仅有具有自由思潮的自由派（这一派人数虽少，其影响在比例上却很大），而且，总的说来，还集中了具有保守思想的教会势力。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些极端保守的天主教会的和平主义分子，他们在1939—1941年期间显得特别积极。
一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在美国悄悄地、不被人注意地进行着，以便取得有关国际事务的更多消息，并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友好相处，后来又重整军备，这就表明了一种潜在的严肃认真的意志。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还没有一个国家采取那么大量的坚持不懈的措施，来促使自己对本国边界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取得并保持密切和准确的了解。美国人民那时正埋头于国际事务的研究，不只是在大学的各个系和各个专门研究机构，以及为民众提供在家讨论和听取消息的遍布于各地的组织，而且还（在1929年经济开始衰退以前）通过大规模的出国旅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是，在国外关键地点派驻报纸和电台记者，其中包括某些才能出众者。这些记者在国内公众中拥有广泛而又热心的读者和听众。(13)
这虽不是有计划的，却是为将来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作了有效的智力上的准备，而且在美国对领土较狭小的西半球的姊妹共和国的政策上同时也采取了重要的新方针。
（二）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的转变
凡是对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的任何侵犯，美国将予以抵抗，这是美国门罗主义向欧洲各大国发出的警告。门罗主义是美国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事先并没有同受惠国协商；这不是西半球各独立国家之间所作的集体安排，既非为了它们要对付欧洲大国而谋求的共同安全，也不是为了它们之间的各自安全。门罗主义于1823年12月2日在华盛顿宣布的时候，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为了有争议的领土而发生的冲突方兴未艾，而且从门罗主义宣布的那一天起直到1939年春天的116年间，这种断断续续的冲突时有发生。最近一次，却并非是一次最小的殊死搏斗，是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为占有大查科而进行的1932—1935年战争，(14)说得更确切一些，门罗主义并不保证拉美各共和国免受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1826年，墨西哥政府同居住在墨西哥得克萨斯州的脱离主义者的美国移民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这离门罗主义的宣布还不到3年。墨西哥和美国终于在1846年交战，结果是美国征服并兼并了一块地大物博的拉丁美洲领土。拉丁美洲国家自它们独立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任何时候都还没有在它们自己之间有这么一块领土易手。门罗主义实际上确实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在遭受干涉的拉丁美洲国家看来，此种干涉无异于侵略。在美国，可能有人会说——在某些场合确实是这么说的——除非华盛顿政府断定有干涉的必要，以国际警察的身份，为维持并恢复秩序而负起干涉拉美国家事务的责任，否则它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各大国不得因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干涉拉美国家。因此，完全以墨西哥为牺牲品的征服阶段于1846年告终之后，(15)接着就进入了干涉阶段。其间遭受过干涉的就不止是墨西哥了，还有不少地峡和岛屿共和国。自1893年至1927年，美国对拉丁美洲邻国普遍采取的政策，被美国的评论界轻蔑地说成是“金元外交”，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由于美国公民的私人利益而对加勒比海国家进行政治和军事干涉的事件要比为了欧洲各国臣民的利益进行干涉的情况多得多。(16)
美国的拉美政策的新转变始于1927年，当时及此后即开始有意放弃以干涉为后盾的金元外交，转而采取了一种新的“睦邻政策”。1939年3月15日前夕，即在1938年12月9日至27日的利马会议上，这一睦邻政策的确立、实施及其迅速取得的成功达到了高潮，这在本丛书其他各卷中均有论述。(17)政策的新转变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就使美国同拉丁美洲的关系的气氛有了显著的改变，这主要应归功于美国人民及其政府。断然放弃代表美国公民在拉美国家的私人利益的武装干涉，甚至连外交压力也放弃，这就迫使美国商业的投资在某些方面(18)不得不蒙受严重损失，未来的利润也势必蒙受令人失望的削减。拉美各国政府使美国商业利益蒙受损害的若干措施是粗暴的、专断的，而且在美国舆论看来是不公正的。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能够为推行其睦邻政策而付出此项代价，没有遇到来自国内方面的重大反对。在一个惯于在华盛顿进行院外活动的商界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此种民族诚意的重大迹象，毫无疑问，主要应归功于拉美方面由于美国政策的新转变而作出的又迅速又热情的反应。金元外交对阿根廷的损害并不大，但它一向爱把自己看做是拉丁美洲的首要国家，所以对美国可能还是忿忿不平。在阿根廷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美国对他们的根本触犯乃是双方在力量和土地面积方面的悬殊。相形之下，阿根廷和巴拿马都成了侏儒，而北美巨人长长身影的一端则投射在拉普拉塔的河面上。然而，大多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旧恨最难消除的墨西哥在内，这时全都深信，美国对它们所做的全新表示是诚挚的，握住当前伸向它们的这只有力的手，对于它们自己是有好处的。
（三）德国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盟主地位的挑战
理想主义与开明的利己主义是美国推行睦邻政策的主要动力。大家都觉得一心推行强权政治是非美国式的；从扩大的视野来说，激起拉丁美洲人心底里的恶感的金元外交被认为是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的，尽管也许并没有旧政策的受害者要把憎恨转变为有效的行动的前景。在美国政策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上的趋向变化以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已开始自觉地感到，当前自然呈现的是一种需要协调和合作的新意图。当时是在1933年，德国步意大利后尘，(19)在政治上也转了向，接着是在1936年，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又通力合作结成柏林—罗马轴心，(20)于是一个新的阴影——这一次是来自欧洲的即将到来的侵略阴影——投射到了巴西凸出部以南的南美洲的土地上。自神圣同盟国家企图通过各自的武装干涉，不成熟地阴谋恢复西班牙政府对西班牙西印度群岛帝国的起义移住民的统治（当时被英国制止了，这当然使美国满意并感到欣慰）算起，至今已有100多年过去了，拉丁美洲还没有遇到过这样严重的威胁。
1939年春天，纳粹德国手里握着好几张硬牌，时机一到，就要同美国玩一场权力竞赛，以便执拉丁美洲之牛耳。
第一张牌是经济上的，德国已经在玩了。尽管加勒比海周围的热带和亚热带拉美国家的剩余产品多半正是美国所缺少的，(21)但巴西凸出部以南的、温带和亚温带国家的剩余产品却多半只能用来补充美国国内同类产品的不足，(22)因而在美国就找不到太大的市场。可是，这些产品在西欧的主要工业国家却有着天然的市场。英国和德国的港口距离巴西和阿根廷的港口较之距离美国的港口相差并不多；加之英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同国内食品生产不相平衡，它们只有在工业生产的制成品方面才远远超过国内的需要，而美国则不同，它的国内食品生产也同工业制成品一样，都远远多于国内市场的需求量。因此，英国和德国的工业制成品就有优先的机会同南美的食品和其他农产品展开大量的交换。而由于首先有权向英国市场提供食品的是英国的各自治领——这原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后来成了1932年渥太华协定的财政条款，(23)——因此德国在向拉丁美洲进行贸易的竞争上，就有了优于英国和美国的内在有利条件，姑且不说它在拉美也像它在东欧那样，凭纳粹手法以易货为基础，在政府间进行双边贸易而取得直接与暂时的胜利。
但是，不论是德国的策略手段也好，或者是它没有预先承担为拉丁美洲以外的其他地方生产的食品提供市场的义务也好，都还不足以说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德国的南美贸易成功地赶上英国的原因。德国商业神通广大的一个重要的然而是完全合法的原因，是德国商人愿意在南美城市定居（而且不只是在各共和国的首府定居），娶南美女子为妻，逐步建立自己的商行，生活在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国家。英国商人则相反，除极个别外，他们居住在南美不过是临时性的，有些还可能多少有点儿苛求与傲慢的行商。至少在这一方面，英国人干得不如他们的德国竞争者出色。下一节的数字表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结束时，德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销售量已超过英国，与此同时，它购自拉丁美洲的商品量却比英国少。这又说明，那时在这一领域里，英国人的事业心与魄力都不如德国人。
德国同拉丁美洲的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因英国的封锁而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到了1938年，德国却供应了拉丁美洲进口额的16.2%。与此相比，美国在那一年的供应量是33.9%，英国是11.7%。同年，德国购自拉丁美洲的商品为拉美出口额的10.5%，美国是30.2%，英国是16.8%。德国对巴西和智利的贸易突进取得的成功最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这两个国家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场，此种地位到了1936年便被德国取代了。上述数字表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美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从英国手里取得的在拉美对外贸易中的最高地位，正在受到德国的决定性挑战。尽管美国由于它的一切经济活动规模宏大，具有由积累而成的固有的有利条件，它在拉丁美洲同德国的经济竞争中却受到了阻挠。这便是，美国国内的农产品生产者要为自己保留国内市场，而制成品生产者则要使拉丁美洲能以农产品来支付他们希望卖给它的制成品，两者之间便发生了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德国虽然也有，但不像美国那样尖锐。
德国掌握的第二张牌是它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人口中有着重要的德国成分。这张牌在炮制了柏林—罗马轴心并扩大为柏林—罗马—东京三角同盟以后而力量更强了，这是就其侵略性的伙伴关系在拉美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言的。因为在上述3个拉美国家的前两者的人口中，有着不少意大利人的后裔，而在巴西则有不容忽视的日本人的后裔，此外在太平洋沿岸的几个拉美国家中也有此种情况。在轴心国所策动的国旗随着贸易而飘扬的计划中，这些“归化的”拉美人无疑是占有突出地位的。但是德国商业渗透的策略在拉美和东欧所取得的迅速成功很快便开始自行消失，正如对方同样快地看到它在历史的第二页中就必然会遇到种种不利，所以，同样也正由于德国策略的富于侵略性，它在拉美和美国的政治渗透也势必招致自身的失败。
拉美各共和国自最初实现独立以来，其中大多数国家虽然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没有实行过民主治理（除纸上谈论以外），它们却都有自己的那一套政治倾向。像美国的一样，同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的极权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它们政治生活的主要动力是一种宪政期以前的散漫的个人主义，而不是组织严密的宪政期以后的集体主义。历史上与此相似的是同时代的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19世纪法国的波拿巴主义、16世纪它们自己的征服者(24)的狂飙思潮，以及中世纪宗派间的世仇，浸淫而成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城邦国家的不时征伐的独裁统治。一种土生土长的拉丁美洲独裁制，不同于由一个领袖训练成一党阵容的法西斯—纳粹式的政治组织，1938年5月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同巴西法西斯党员之间的一场冲突就说明了这道鸿沟。(25)这一夭折的巴西极权主义运动有人怀疑是在柏林的指示下由巴西籍的德国人煽动起来的。确实，有些在拉丁美洲入了当地国籍的德国人也具有纳粹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德国移民比在美国的更容易脱离大众而以优秀民族自居。不过在那些为着要保持德意志国粹而苦心维持独立的德语学校和社团的德国人中，大部分仍然还是他们各自定居的拉美国家的忠实公民。另有大部分则驯服地同化了，这强烈地表现在天主教徒的德国移民中，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宗教上的阻力使他们同自己的拉美同胞分开；这也是绝大多数意大利移民的心理状态，他们觉得将一种拉丁语系换成另一种拉丁语系并不困难。(26)至于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不是单纯的天主教徒，便是熟谙世事的法国派自由思想家，后者对拉丁美洲本地的知识分子也颇有影响。
（四）南美的地缘政治地位
因此，尽管轴心国在拉丁美洲有几张硬牌，一向玩得也颇为成功，但在1939年已有迹象表明，它们可能开始要输了。不但是经济竞赛要输，政治竞赛也要输。然而此种挫折完全可以凭出奇制胜而挽回败局。1933年在德国本土，希特勒就在人心有利于他的高水位开始退潮的时刻，突然赤裸裸地凭借必要数量的暴力袭击而达到了他的目的。(27)由于这个原因，在拉丁美洲，正如在欧洲一样，是不可能不考虑军备和战略的，而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来，南美自“凸出部”以南的地区，是西半球的、因而也是美国的致命弱点所在。
在一张按麦卡托投影法画的地图上，一个不懂航海的人看西半球似乎是另一个世界，它自成一体，同世界的其他地方不相连接。但在1939年的一名飞行员看来，或者甚至可以说，在1500年的葡萄牙轻快帆船队中的一位舵工看来，地图上的地理分布情况便是另一个样子了。当时葡萄牙的一支轻快帆船队，在试图绕过非洲西边的凸出部前往印度途中，偶尔驶入巴西东边的凸出部，于无意中发现了南美。在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看来，巴拿马地峡不是蜂腰，连脐带也不是，而只是政治地理方面的一项奇迹，它给人以一种假象，好像两个大岛是一个整体——一个与西非的一端隔海相望，另一个则与世界惟一大陆的东北亚的一端望衡对宇，每个岛屿都与自己相对的大陆一角又连接得那么近，至少同相隔加勒比海的其他美洲岛屿一样近。
前面已经说过，巴西凸出部以南的南美东南海岸，其海路距离英国和德国的港口是同距离美国的港口同样近的。时至1939年，南美和西欧之间除这一条海上商业航线外，又开辟了一条经由达喀尔的空中商业航线；民用航空既已畅通，继之而来的将是军用制空权；德国人已在为下一步铺平道路。他们在拉丁美洲本土雄心勃勃地开辟并成功地经营着几条空中航线。与此同时，北美同亚洲的联系则是行驶汽轮的航线，从旧金山和温哥华驶往横滨和上海。比起西班牙大帆船第一回开辟的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驶往菲律宾的马尼拉那条太平洋运输线来，这是一条较短的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便用“纽带”加强了这一条海上航线，因为“‘纽带’虽轻如大气，却坚若铁链”，(28)它沿着落基山脉东麓的一系列新机场，从美国大陆飞越不列颠哥伦比亚，进入阿拉斯加，再继续往前，然后跨越西伯利亚上空进入苏联的心脏地区。当笔者撰写本文时，即1951年，通过此种空中焊接方法，把北美之岛与旧世界大陆结成一体，其前景看来还大有发展。当北极上空为航空技术所征服时（看来是要被征服的），北美会发现自己在该大陆欧亚一边立即要接触的，不只是阿拉斯加几乎触及西伯利亚的那一块地方，而是由此向东，直达遥对北角的格陵兰东海岸；沿着一条几乎长达3 000英里的空中边界线，美国、加拿大和丹麦所属的极北领土，都会和苏联的极北领土相接壤。(29)
在撰写本文时，因技术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虽然在美国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但在1939年，绝大多数美国人或许都会把这些后果认作只是疯狂的德国理论家异想天开的梦想，没有严肃的事实依据，因而不予理睬。在此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就要做说服工作，劝导他的同胞接受自己和他的负责的海陆军顾问已经显然看到的严酷事实，并据此有所行动。
（五）美国的西半球防卫计划
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1月4日向国会发表一次讲话，那是为行将在1月12日递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海军、陆军和“民用”航空预算——除已在编制中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防务计划外——铺平道路。
〔他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蔓延着不宣而战的战火——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日益增加的杀人武器——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新的侵略威胁——军事的和经济的。
来自国外的风暴直接向我们的三项制度提出挑战，而这些制度美国人不可须臾或缺，现在一如既往。首先是宗教。它是另外两项——民主和国际信义——的源泉……
我们知道，如果新的暴力哲学将包围其他各大洲并侵入我们自己的大陆，我们美国人的遭遇将怎样。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更能承受同我们的信仰和博爱相敌对的包围。因此，幸运的是，我们这个西半球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共同理想之下，拥有丰富多样的资源、相互尊重与和平相处并各尽其职的各族人民……
我们已经懂得，防卫时间的有效选择以及可能发动进攻的远距离地点，都和20年之前迥然不同了。
我们已经懂得，要保证生存就不能等待进攻开始以后才武装自己，因为进攻的规模和速度都是新的了。
我们已经懂得，早在任何公开军事行动之前，侵略的前奏已经开始，这便是宣传、提供津贴的渗透、离间亲善的结合、煽动偏见和挑起分裂……
我们正当地拒绝以武装干涉防止侵略行为，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事就是指侵略根本不存在。口头上的讲话也许无济于事，但战争并不是促使人类意见博得应有尊重的惟一手段。除战争外，还有许多比单凭语言更为有力和更能奏效的方式，它们可以促使侵略国家的政府认清我们同仇敌忾的民意。
最低限度，凡将鼓励、帮助或扶植一个侵略者的任何行动，我们是能够避免的，也是应当避免的。反之，则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已经懂得，在我们精心规划中立法案的时候，我们在中立法案的实施上可能出现不平衡和不公正——实际上可能有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自卫的本能警告我们，我们再也不应让这种事重演了。
我们还懂得了另外一件事——一个古老而又古老的教训，即常备不懈可以大大减少敌人进犯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防卫设施，以击退敌人对我们的战略要地和关键设施的突然袭击，因为这两者是保证我们坚持抵抗并取得最后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必须要有那些关键设施的组织与场所，这样才能立即利用并迅速扩大以适应一切需要，不致因敌人的袭击而有严重中断之虞。(30)
总统宣读的国际形势讲话在随后几个月内就由国会批准了，其行动比言词更有说服力，因为有个别的国会议员也许并不相信局势像总统所说的那样严重。就中立法案而论，尽管对总统的愿望还有背离，(31)他们仍投票通过了这些法规以及后来的军事预算，并不明显地表现出踌躇或反对总统的论点，即如有必要，当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保卫包括整个西半球在内的地区，而不只是英国国土那一部分。关于这件事，即保卫圈的外缘界线应划在哪里的问题，国会同总统及其专家顾问是有分歧的。
把加拿大包括在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4月18日在加拿大土地上给它以个人保证，在美国也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32)加拿大虽不是泛美组织的成员国，可是对它却是热情相待；加拿大也不是一个共和国，但美国仍然认为它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国家；并认为这个国家在制度、语言、血统方面以及确确实实在地理方面都比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更接近。何况门罗主义所规定的条款已使美国承担了义务，即美国将以武力反对加拿大政局的任何改变，除非加拿大从自治领地位正式改变为法律上的独立。华盛顿所说的意见分歧，不是指美国的防区经陆地向北延伸而把加拿大包括在内，而是指防区的限度：为了要适应上文中总统所讲的外交与战争的新情况，防区应向西推进到太平洋的哪一线，向东又应推进到大西洋的哪一线。
置身于遥隔重洋的纠纷之外，这是美国对欧洲在感情上和政策上的支配因素，过去一向如此，而且依然如此，决不会像发生东亚问题时的那种积极程度。当代美国公民的祖先(33)来自旧世界的欧洲海岸而不是亚洲海岸，他们希望把政治上的烦恼抛在脑后。自从把“圆形的世界”改成为“环球航行”这个实用术语以来，迄今已有400年了，但这并不对美国人的想象力有足够的影响，使他们认清这一事实，即东亚和欧洲只是同一充满危险的大陆的两个相对边缘的不同名称罢了。因此，美国接连好几次到太平洋对面去几乎都是自找麻烦，而这些麻烦又正是它在大西洋对面所急于要躲避的。1853年，它派海军上将佩里去叩日本的大门，把它从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沉睡中唤醒过来；1898年，它轻易地把菲律宾群岛从日本鼻子底下夺到手。那是一场战争的附带结果，是根据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而打这一仗的，为的是要完全消灭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
菲律宾定于1946年7月4日取得完全独立。(34)美国于1939年就在向此目标稳步前进，而菲律宾人却开始犹豫起来。在殖民国家和它的臣民之间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是应有的。因为在菲律宾人方面，由于迟迟才认识到，名义上独立的欢乐，可能会在事实上给他们带来比过去在美国手里或西班牙手里所经历的更要严峻得多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屈从。在美国方面，看来其动机倒不是出于一旦同日本交战，美国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防守这一块遥远的殖民地，因而不如及时把它抛弃。(35)主要动机却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帝国主义者”就是怙恶不悛的欧洲人。这种理想主义使美国人对担当“帝国主义者”的角色感到很不自在；另一主要动机是精明善算的美国种植甘蔗和其他菲律宾产品的人，决心要把菲律宾从舒适的美国关税壁垒内部推到荒凉的外部世界去。(36)
美国在太平洋究竟应当承担怎样的防卫义务仍然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早在1939年，美国海军就透露了它自己的政策与决心。此项政策与决心本来是可以作为对日本海军的一个预先警告，即它们的美国对手在整个太平洋的广阔海面上有着庞大的海上作战计划，这在后来1941—1945年的战争中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了。在美国的糖业界急于要把菲律宾甘蔗种植园摒之于美国关税壁垒之外的同时，美国也同样急于要确保自己在战时能像在和平时期一样从菲律宾获得马尼拉麻，并从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获得橡胶、锡、锑、铬、锰和钨的供应。对美国经济来说，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远较拉丁美洲为大。1939年，美国海军已在太平洋的一系列作为踏脚石的岛屿上大事扩充其设施。海军在关岛除改善其海军设施外，还有巩固其防务的计划，因而同国会发生冲突。(37)关岛属美国所有，四周环抱的岛屿从前都是德国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解决以来，这些岛屿都置于日本委任统治之下。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在这些岛屿上建筑防御工事，它既违反“委任统治条款”，又与1922年2月6日五国华盛顿条约第19条相抵触。(38)该条约自1936年12月31日起失效，(39)遂使美国从此得以放手对日本破坏国际条约的行为进行报复。美国人虽然厌恶日本人，憎恨他们侵略中国，对美国出口商的唯利是图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是喂饱日本战争机器的主要物资供应者），(40)但这时对日本的一味忍让又再度表现出来，1937年12月“班乃”号事件(41)的严峻考验对此提供了证明。就关岛而论，海军的防御工事不得不推迟执行，因为在有舆论支持的大多数参议员和众议员看来，凡是对日本挑衅并与美国为保卫孤立而重新武装的政策(42)不相符合的计划，国会显然都不愿予以考虑。
（六）美国对英法的态度
如果建议在一个属美国所有的太平洋岛上设防而会引起此种反对，那么，在一个较之关岛或菲律宾距离那个危险大陆更近的大西洋岛上美国应有的政策又将如何，这一问题将会引起大得多的风暴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美国在那儿没有承担法律或道义上的责任。
英国虽不能（也未曾）要求美国给它政治支持的权利，美国却有着一种普遍的固执的看法，认为美国如果敢于走出闭关自守的西半球，它就会有不知不觉被英国利用的危险，因为机敏的英国外交会使它去为英国火中取栗，帮它去保存英帝国，或者为英国的利益效劳。在美国人的心理上，一想到要扮演这种角色，就感觉厌恶得不行。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就是利用这头怪物才驱使群众紧紧地跟着他们走。为英国利益服务既叫人恼火，置美国利益于不顾又未免冒险，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正尖锐地出现在德国和它的日、意伙伴的侵略取得可怕的进展的时候，而且又是在一个由于当代应用科学的发达而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上，这就不能不使美国对自身的安全严重关切，同时也使英国的地位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要是整个旧世界，连同其所有的工业、海、陆、空资源统统落入极权主义国家的三角联盟的控制之下，大西洋仍然可以作为一条足以护卫美国的宽大护城河吗？或者，除非把它的第一道防线设在英吉利海峡，或者甚至摆在马其诺防线并以确保英国和法国的独立和民主能存在下去为己任，美国就不能有效地保卫自己抵挡住来自东方的进攻吗？或者，只要这两个西欧国家联合起来，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够保卫它们自己和它们的爱好和平的欧洲邻邦，从而附带地——不管愿意不愿意——给美国提供安全而根本无须美国自己采取任何行动吗？
“值得为英国而战吗？”(43)在1939年提出这样的问题就会使美国人心中恼火。孤立主义者历来不喜欢卷入欧洲纠纷，理想主义者则一向讨厌“英帝国主义”。此时，又正值张伯伦和达拉第政府奉行取媚于侵略者而牺牲中国、埃塞俄比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共和国的绥靖政策，他们的厌恶遂因不满和蔑视而更显增强了。美国人对英法在慕尼黑搞外交投降的谴责确是出于真诚，(44)尽管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看来，来自大西洋彼岸的那一份善意却是恶意。大多数美国人当时都没有想到，1920年美国不参加国联盟约，乃是英法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重整旗鼓的德国而显得软弱无力的一个最大原因。他们没有认识到，由于美国对国联避而远之，它就在两个方面明显地削弱了西欧民主国家抵抗侵略的力量：一是美国不给予支持，这种支持本来会使力量对比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侵略者根本就不敢萌生侵略的想法；二是英法即使有了在没有美国的援助下奋起抵抗侵略者的任何打算，却由于捉摸不准中立的美国是否容许它们充分利用海上封锁——这是它们残缺不全的武器库中的最好武器——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因而感到左右为难。诚然，后来美国通过“禁止美国船只驶入作战区域的法案”后，(45)英法便摆脱了上述困境。但即使如此，国会为保卫美国中立而坚持的这一法案，正如罗斯福总统在上引的讲话中和其他场合所指出的，(46)在运用时可能会有利于侵略者。在美国人看来，如果说抵抗侵略是英法压倒一切的责任，而不应该把一种想象中的由绥靖而来的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上，那么，英国或法国的对美国批评的答辩者就会提出反问：抵抗侵略难道不同样是美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同样是凌驾于美国自己所想象的由孤立而来的利益之上的责任吗？同一道德法则必然适用于两半球的同一人类。因此，如果因近邻才选拔英法作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而应首先与德国交锋，那么根据同样选拔原则，就该首先派遣美国前去援华抗日了。英国人在1939年觉得不合情理的是，一个并不积极的美国的公民们，竟然批评英国在中国门户开放问题上对日本的容忍，而英国这时在欧洲却不得不认真考虑德国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战争的前景。
再者，如果美国批评的矛头是针对英法统治阶级，指控那些寡头政治集团“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以致危害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独立，玷污了自己的荣誉，只是为了要把他们那已经摇摇欲坠的阶级财富、特权和享受再维持若干年或若干个月的话，那就不妨予以反驳：他们不顾一切、力图保存的生活方式，就是在美国和西欧推崇为民主政治、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的这类事物，而在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却贬之谓财阀民主统治和资本主义等，它们对西欧民主国家和美国的说法并无二致。美国的统治阶级做梦也没有想到，它自己的情况也需要它牺牲享受，而这正是它谴责它的英法同类为了要赎买享受而不惜花费那么不光彩的代价，竟把一个弱小的民主国家付与虎狼。英国人一想到这些，就对美国的批评十分反感，因为这种批评丝毫也没有减轻业已深入美国人心中的对张伯伦政策的不信任感。在美国人看来，英国人如今正在犯着出卖集体安全事业的罪行，而这又正是英国指责美国人过去所犯的罪行。再在考验来到时看一看英国的实际行动，过去它对美国孤立主义的责难现在就开始显得虚伪了。于是在某些美国人心中便产生了怀疑，认为英国过去真正感到痛惜的恐怕并不是美国拒绝支持国联——现在看来，英国人自己对国联也是漠不关心的——而是美国不肯把为英国利益效劳作为自己的任务罢了！
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和西欧民主国家之间的误解与气恼是多种多样的。对此，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发动突然袭击的前夕是会估计到的。
第二节 英联邦
（一）英联邦的战略地位
英联邦有两处同西半球连接在一起，这就是隶属于联合王国的加拿大和加勒比海领地。它们都不包括在泛美组织成员国的政治协约之内，尽管它们位于美洲地理区域之内。这两条纽带都很重要，因为在1939年，加拿大是英联邦成员国中的第二号强国，而加勒比海的英国领地则处于战略地位，遏制着从旧世界通向巴拿马运河的大西洋入口。像泛美组织国家一样，英联邦的成员国在面临德国进攻的危险程度上也是各不相同的，不过这两个国家集团在地缘政治分布上的这种一般相似之处，却不像两个差别那样显著。这两个差别都对英联邦不利。首先，英联邦的梯形阵势要深得多，从德国火力圈外缘的美洲，一直延伸到处于德国进攻性武器近距离射程之内的前沿阵地，而那些进攻性武器目前又正在成倍地迅速增加。其次，在英联邦成员国中处于此种最危险境地的是联合王国——主要成员国，它的命运决定它的全体属地和伙伴的前途；而在西半球，美国较之巴西或加拿大距离德国的危险地点多少要远一些。事实上，西半球两个最缺少掩蔽的国家之一的加拿大，在英联邦中却是掩蔽得最好的国家，这是有鉴于联合王国位于它和德国之间，而强大无比的美国又与之并肩而立，不论是在太平洋之滨，或是在大西洋阵线。
以上所述是英联邦与西半球之间在1939年的相对不安全程度上的对比，若把英联邦当前战略地位的孱弱与溯自近半个世纪来的强大实力作一更为鲜明的对比，则其间的悬殊就更加明显。自1805年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尔加获胜以来的100年中，英国占有断然无疑的海军力量的优势，这种优势足可压倒欧洲海上强国的任何可能联合起来的力量；自1814年迄19世纪末，英国从未设想其前景会是面对一个在惟一侵略国的军事霸权统一之下的大陆。由于除英国自己外，19世纪欧洲大陆的四五个互相猜忌的大国便是那时世界上仅有的强国了，因此当时英国用以环绕欧洲及其中东属地的海军力量包围圈，从北海和北大西洋通过地中海而达印度洋，实质上不仅为英国本土提供了万无一失的安全，而且还保障了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属地。然而此种令人羡慕的事态只是一些幸运情况偶尔结合的结果，因而不能寄以持久的希望。所以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英帝国的一时安全就在几方面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首先，现代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军备上的应用已使两种新武器发挥作用，那就是潜艇和飞机。这在英国同一个大陆强国进行的任何实力较量中，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英国的岛国安全地位和海面舰只优势这两项长处。潜艇对英国的威胁已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将会看到来自空中的威胁。
其次，为侵略目的而用暴力结合起来的大陆威胁——因拿破仑覆灭而一度匿迹的一场恶梦——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而复苏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已经显示出它的实力，那时已需团结全世界其余国家的共同力量才能制止它征服世界的野心。到了1939年，德国处在一个同普鲁士传统相形之下几乎显得是人道的政权统治之下，却更像凶神恶煞似地决心要干一场新的侵略行径了。
第三，欧洲大陆——不论它是否仍然注定是群雄逐鹿的场地或是由一个具有超级力量的强国独放光芒的所在——已不再是世界上除英伦三岛外惟一存在着列强的地方了。当19世纪尚未结束时，美国和日本都已各自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这部分要感谢英国海军力量在19世纪自动提供的保护。此种保护作为保卫英国利益的副产品，囊括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反对除英帝国本身而外的一切潜在侵略者。那两个在环绕大陆欧洲的英国海军包围圈以外的新兴强国，却在后方挑起了英帝国19世纪的防务。
英国政策对这一新挑战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同这两个新兴海洋强国确保友好关系。1939年，这仍然是英国的对美政策。然而英联邦和日本之间任何真诚和持续的友好前景却被一笔勾销了。这首先是由于美国以及英联邦太平洋沿岸的自治领对日本日益感到恐惧和敌视，这一态度对1921—1922年华盛顿海军会议的结果(47)具有决定性影响；其次，由于日本在1931年发动的以中国为牺牲品的侵略行径(48)到1939年还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着。(49)对这样公然破坏自己庄严保证的国联盟约的日本，英联邦的成员国是不能给予正式支持的——因为对所有英联邦成员国来说，国联盟约和凯洛格公约仍然是它们明文宣布的公开政策的基础，也是它们为数可观的公民团体的个人理想。
确实，当日本在1931年证实了所有对它的意图的最坏预感都没错之后，澳大利亚的舆论和政府政策几经摇摆，终于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几乎是好战的态度转变为颇有绥靖味的态度了。这种显然自相矛盾的现象之所以产生，一种解释是由于当那只令人担心已久的日本虎向着与澳大利亚所处地区相反的方向猛扑过去的时候，澳大利亚——至少是在某些部分人中间——觉得如释重负。澳大利亚小心翼翼地惟恐日本在中国不能餍其所欲，此种转移日本向澳大利亚进攻的矛头的希望不但是不光彩的，而且也是短视的。因为当时日本主子所想的，一旦大陆冒险得手，则随时都会有继此而起的进一步冒险。如果不得手，则为掩盖其失败而会向其他方向进攻。众所周知，日本海军对陆军自1931年以来所享有的活动范围颇为妒忌，毫无疑问，它早就渴望着要由它自己去征服的天地了。
看来似乎是，此种来自日本新兴力量的危险，由反日秤盘上的新兴力量更强大的美国砝码去抵消是绰绰有余的。然而，那时美国政策完全是一个未确定因素，这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政策中不能不考虑到，所以就不免有些左右为难了。因为如前所述，(50)美国人的感情被撕裂为两半，一方面憎恶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又决心不卷入战争，不去为英国火中取栗——即使这个纵火犯是日本人。
就1939年的情况而言，在环绕欧洲的英国海军力量包围圈之外，还存在着属于大西洋沿岸6个大陆欧洲国家的海外帝国，这预示着19世纪英帝国的安全将被打开第三个缺口。
在英国海上势力鼎盛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它努力约束自己别对夺回的利益再贪得无厌，以免自己的幸运地位招人嫉妒。它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那是在1778—1783年的调整力量对比中，所有其他国家都一致坚决地攻击它，因为20年前的力量对比对它是太有利了。于是，在拿破仑战争后的议和条件中，它把在战争中从法国本身，或从临时并入法兰西帝国或从属于法兰西帝国的国家手里夺得的殖民地都分别归还原主。此后，它也无意阻挠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同它自己一起瓜分非洲。处在19世纪的情况下，大陆欧洲各国的这些海外领地对英国海上力量来说，确是抵押品而并不构成对英国安全的威胁。不过，如果拥有这些领地的大陆国家再度落入某一侵略性的大陆强国的影响、支配或统治之下，这些领地的重要性就可能发生变化。因为这些非英国的海外帝国如果全部归于怀有侵略意图的一国控制之下，那就会提供一个像英帝国自己那样实现统治世界的有希望的基础。
例如，荷属东印度和比属刚果作为主要产品的来源，其重要性一如英属马来亚。(51)的确，1939年比属刚果在生产放射性原料方面已占据首位，在分裂原子的问题获得解决后，其重要性更增加了。加之在当时世界上三个主要殖民地区——东南亚（包括岛屿和大陆）、赤道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大陆欧洲殖民国家的领地和英帝国紧挨在一起，其中还有一些战略要地，并不亚于英国海上力量所控制的。直布罗陀如今面对的是比它还大的一片西属摩洛哥区；马耳他面对的是地理地位比它更优越的意属班泰雷利亚岛和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的法国的非洲海军基地比塞大(52)；英国的盟国埃及面对的是意大利在利比亚和东非的领地；亚丁面对的是法属的港口吉布提；英属马来亚面对的是荷属苏门答腊和爪哇；一度主要是由英国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面对的是仍然由法国人治理的上海法租界；(53)德班面对的是葡属港口洛伦索-马贵斯；弗里敦面对的是法国海空军基地达喀尔。西印度群岛的岛屿有英属的，也有法属的和荷属的。在前往北美的东北通道上，丹麦联邦(54)的海外领土法罗群岛、冰岛和格陵兰从侧翼包围了不列颠群岛，并给欧洲大陆和拉布拉多半岛之间提供了踏脚石。在前往苏联的西北通道上，有绕过挪威的芬马克郡并将摩尔曼斯克港同英帝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联系起来的常年不冻的航道，它的两边都是挪威的领土，那是因为1920年缔结了一项多边条约，(55)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现在是在挪威旗帜的飘扬之下了。德国纳粹统治者在策划把西北两边的大陆邻国纳入他们的控制之下时，无疑是会考虑到此项条约的。
英联邦战略地位恶化之影响广泛，于此可见一斑。联合王国在19世纪所处的情况，正好像一个牧羊姑娘，凭着自己的本领或幸运，居然能把从前侵扰她牧场的全部狼群驱进了只有一个入口的羊圈。只要她充分地武装自己，守卫在出口处——她的地理位置恰好处于这样一个有利地位——她就能单枪匹马地确保全体羊群的安全，不论她的羊群怎样扩大或繁殖，也不论她的羊群怎样漫山遍野地远走各处。在1939年，联合王国实际上仍然还是单枪匹马，因为那些依附于它而仍非自治的海外领土，都自然而然地继续仰仗它去保护它们；至于各个自治领，按宪法虽应由自己负起保卫各自领土安全的责任，但它们都迄未摆脱过100年来的老习惯，也都仍然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地而且将来也还是，完全应由皇家海军保护。各自治领在1939年对其自身的防卫以及对整个英联邦的防卫所作的贡献，与它们当时的财富和人口的比重——就其同联合王国的资源相比而言——还是远远不相称的。然而，这时保卫英联邦的任务已经是需要动用英联邦大家所有的全部资源的任务。在大陆欧洲的狼圈内部，被圈禁的狼群中那头最大最凶的狼又一次显示出要主宰其同伙的迹象了。它一心想联合起来出其不意地冲向出口处。那头德国狼正用利爪在挖羊圈的向着东南和南方的墙脚。在狼圈外面的大地上，这时牧羊姑娘心神不安地侧首望去，可以看到两头庞然大物的身影隐隐呈现在海面上的地平线上——其中一头扑倒了一只失去牧人的迷途羔羊，已经可以看出那是一头狼；另外一头虽然显得和善一些，但体积非常巨大，行动又非常古怪。此外，日本的掠夺成性，中国的命运以及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态度”，又都是联合王国的重重忧虑。
在此种情况下，英联邦这个几乎仍然是单枪匹马的西欧看守人，除非依旧能在三个相隔很远的据点同时施展其力量，否则就再也不能指望它在必要时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了。联合王国又应该集中其力量保卫哪一个场所呢？
为了防备德国可能横渡多佛海峡向它进攻，就像在拿破仑时代那样，凭武力或欺骗统一整个大陆，并在一个黩武者的统率下再一次发动一场潜在的战争，那么它是否应在国内养精蓄锐呢？联合王国本身既然是一个尚未减轻负担的英帝国和英联邦的保卫者，它就难以不忽视自己的国内防务而又不损害它在全世界的依附者与伙伴。但是它能忽视中东的防务吗？诚然，从德国去中东，陆路确是只能取道苏联，此外别无他途，但把“亚洲”和“非洲”同“欧洲”分隔开来的两处水域，却是可以跳越的。两处狭道之一便是比多佛海峡窄得多的黑海海峡，还不曾听说有什么侵略者被这两处海道堵塞过甚或阻拦过。君士坦丁堡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屏障，并不比纽约哈得孙河宽阔。许多“第二罗马”的居民每天晚上在“亚洲”过夜而白天在“欧洲”工作，正像他们同时代的美国人经常来往于泽西区和曼哈顿之间而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另一个狭窄的地点是位于西西里岛和非洲之间的地中海腰部；此处海面在同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相形之下，虽然要比英吉利海峡显得宽一些，并且比多佛海峡则要宽得多，即使在最狭窄处也是如此，但在当时的政治和战略条件下，德国部队要跨过这一处海面是比较容易的——紧接着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距离西西里最近的非洲土地突尼斯，虽然掌握在法国人手里而不是在意大利人之手，然而班泰雷利亚岛的主人翁却是意大利，该岛全部位于航道上，比马耳他更具有海上控制的战略地位。更重要的是，意大利在非洲大陆拥有利比亚这个宽广的浮码头；西西里就是通往那里的踏脚石，从那里出击，一支由德意轴心的德国伙伴武装和率领的远征军便可进攻法属北非和埃及。(56)
如果德军——不论是绕道黑海海峡抄近路，或是较远地横渡中部地中海而长驱直入——一旦到达尼罗河流域、苏伊士运河或波斯南部油田，他们不仅就会夺去英国海军燃料的主要来源，使它无法动弹，而且还会把英帝国的尾部同它的身躯和头部分割开来。在德国地缘政治学教授们过分乐观的心目中，这头英国狮子在1939年仿佛已退化成了一只吐火兽了。(57)狮子的脸虽然还是涨得通红，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这一边怒视着大陆——又一次在第三帝国霸权统治下进行政治统一的大陆——而狮子的巨大身躯难道不是已经可悲地变成了一只瘦骨嶙峋的马耳他山羊了吗？它的钢鞭似的大尾巴，难道不是已变成一条拖在中国龙后面的长尾巴，绕着犬牙交错的亚洲南海岸，有气无力地从苏伊士一直拖到香港吗？这头老态龙钟的吐火兽（正如德国人可能会认为的一种杂种）马上就要成为德国利剑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了，特别是德国若用甜言蜜语成功地诱使它的日本小伙计来个得心应手的外科手术，割断这头老朽的巨兽已经无法保卫的尾巴，(58)这不是确实无疑的吗？
德国关于一帆风顺地进攻英帝国的乐观看法，部分地也许可以同联合王国政府专业顾问们对防务前景的某种自满情绪相匹敌。这些专业顾问虽然承认在日本进攻时可能要暂时放弃香港，但他们制定了坚守新加坡的计划。他们显然没有预见到日本一旦开始进攻，日本海军就会乘势到达安达曼群岛，日本陆军则进入曼尼普尔。也许在1939年，他们更远远没有想到会在海峡群岛见到德国驻军。但英国专业人员的预测比德国人的估计还是稍稍准确一些。因为，甚至在法国陷落与日本参战以后，英国一时损失的领土也还是少得出乎意外。德国从西班牙领土对准直布罗陀(59)的攻城炮从未发射过；马耳他既未挨过轰炸，更未因粮断而投降；没有德国兵或意大利兵开到尼罗河，也没有日本兵来到过布拉马普特拉河，除非是战俘；一支意大利部队侵扰过英属索马里兰，但英国很快进行了报复，占领了意大利的全部北非属地。不列颠群岛、英属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英属西非、南非联邦和加拿大自治领都未遭到入侵。
此种侥幸看起来简直近乎奇迹。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给英联邦和英帝国的总教训却是非常严肃的一课。战争进程非常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英联邦单靠自己的努力而无外援，那就不可能保卫整个联邦，更不必说单靠联合王国的努力了。(60)1939—1945年虽然和1914—1918年一样，各自治领让德国的指望落了空，因为它们全都斗志昂扬地团结起来支持联合王国——这次只有爱尔兰例外，南非却又一次并非例外——然而要不是美国给养终于开始源源不断供应的话，那就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受到侵略军围攻而被恣意蹂躏的大约会更接近于5/6而不是1/6个英帝国。也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尽管有着那支“被遗忘的”英国陆军在热带丛林战几乎无法忍受的条件下所表现的奋勇卓绝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但这头狮子为赢得太平洋战争而承担的那一份责任，如果不是由美国的阔肩膀挑起的话，那便不能成功地守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缅甸、马来亚以及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太平洋的所属岛屿也就收复不了。当时甚至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帝国不得不与之作战的侵略国集团，恰使英帝国处于最易受攻击的地位而别无其他选择，此种体会的教训便是：除非把自己处于一种联合的或集体安全的结构中，以便将来设若发生战争时不仅足以有效地克敌制胜，而且连最强大的潜在侵略者也不敢对之挑战，否则帝国没有幸存的希望。(61)我们最多只能说，英联邦成员国在这方面发现自己同世界其他国家是坐在一条船上，也许苏联和美国不在内。还可以说，联合王国的实力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削弱了，这一影响同时却增加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实力。这两个国家在此以前主要是农业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大大地推动了它们的工业化进程。
（二）英联邦各成员国的态度和政策
19世纪的局势发生了这些不利变化，不仅给整个英联邦带来了问题，而且给它的每一个自治的成员国带来了问题。已经完全自治的成员国在1939年有6个：加拿大、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和联合王国（引证的成员国系按由小到大的不安全程度为序）。另有两个东方国家——印度和缅甸——业已获准最后可得自治领地位，所以它们虽然尚未取得这一地位，但均已朝此目标迈进。(62)在上述8国的每一个国家中，当地在惊人的国际事件压力下展开的政治活动所产生的态度和政策，将成为构成国际历史的要素。
根据一种并非没有争议的宪法理论，英联邦在国际法上是一个政治统一体，因为凡英联邦臣民都得效忠于一个共同的国王。根据这一观点，凡与英王交战的国家——不论是因该国政府向英王宣战，或是因英王执行任何一个完全自治的自治领的大臣们依宪法提出的建议而由他本人向之宣战，英联邦全体成员国也都与该国处于交战状态。但实际上，只有联合王国由于其在联邦中所占的主要地位和它在世界上所处的易受攻击的地位，才可能将它的伙伴们引进交战状态。因而实际问题是，如果再度出现像1914年出现过的那种局面，各个伙伴国将采取怎样的方针？它们可能会超越于宪法规定的义务之上，根据王权不可分的论点，义不容辞地投身于联合王国一边而积极参战；或者把自己局限在“消极参战”的范围内；或者，它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即便是消极参战也要承担的义务（例如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扣留敌侨、没收敌船及其他财产），害怕因之而冒敌方报复的风险，它们就可能提出一种王权可分的理论，坚持说任何行动不是它们干的，也不是针对它们的，所以不能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宣布保持中立，而其代价则是遭受另一种危险，即如果它们的伙伴成员国认为这种行为等于公然否认盟约义务——不论这种义务可能被认为是什么，总之是联邦各成员国赖以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纽带——那么它们同联邦伙伴成员国存在的联系就会中断。
联邦成员国共同承担的法律义务因而是有争议的，其可能的结果也不清楚，而且每一个完全自治的成员国还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要全力去应付。各国的情况都非常独特。因为，这8个国家虽然基于共同的政治忠诚联系在一起，但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宗教、种族等方面都完全不同。联合王国和爱尔兰是古老的欧洲社会，印度和缅甸是更加古老的亚洲社会，其他4个则是晚近欧洲人移居海外的产物。联合王国是基督教占优势的国家，爱尔兰则是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加拿大有半数信天主教，澳大利亚有1/4的人信天主教，而印度和缅甸是非基督教占压倒优势。缅甸以小乘佛教徒占优势，而英属印度几乎包括了世界上为数极多的印度教徒的全部（除荷属印度的巴厘人外），但它又是一个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家，致使英属印度在人数上成了世界上主要的印度教国家，又是主要的穆斯林国家。在南非联邦，赤道非洲血统的黑种移民在人数上约以5∶2的比例超过了欧洲血统的白种移民，(63)而黑非洲的其余部分则全都挤在它的北部边界，并为南非联邦繁荣富裕所倚靠的矿山提供了劳动力，因而它的种族问题十分严重，相形之下美国的种族问题只好算儿戏。
联邦中的不同民族当初同英王国结成政治联盟的历史情况极不相同——这同1939年的政治局势很有关系——所以它们目前对待这些既成事实的态度也很不一致。苏格兰是出于自愿并且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英王国结成政治联盟的。此种关系又终于扩大到一度是犷悍的讲盖尔语的苏格兰高地人以及文雅庄重的讲英语的苏格兰低地人。几个幸存的由印度人自理的印度邦，在同印度的英政府谈判结成的保护关系条约中，也同样有某些自由，只是实际上不很平等。英国入侵者征服新西兰的毛利人，倒没有留下不幸的后遗症，政治上的宿怨或种族间的紧张关系都没有，不过英国和毛利人的几场恶战距离1939年还不到100年。与此同时代的，但打得更凶的英国—锡克战争，结局也几乎是同样圆满的。另一方面，英国进行的其他征服——不论是近代或古代——所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直到1939年还在积极起作用。1902年征服两个南非荷兰人共和国、1885年征服上缅甸王国、在12世纪到17世纪之间征服当时还是野蛮部落的爱尔兰。这些，既没有为英国侵略行为受害者的后裔所忘怀，也没有为他们所宽恕。在孟加拉以及在后来取得的、成为英国治理下的印度的那些邦，随着一代新人的成长，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也开始表现了类似的情绪，不过稍迟而已。这一代人，对于自奥朗则布皇帝(64)去世直到英国统治全面确立期间折磨着印度的无政府状态不再有任何感性知识，甚至也没有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听说过。印度穆斯林教徒的祖先曾经对英国人感恩戴德，因为是英国入主印度才使他们免遭印度教徒的复仇之祸。但在1939年，他们却更感到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是由穆斯林统治的。而印度教徒的祖先也同样是由于英国入主印度才免遭马拉塔人把他们从穆斯林统治下接过去的厄运。但到了1939年，印度教徒却只知道要不是当时英国不合时宜地插手干涉，那个摇摇欲坠的穆斯林统治很可能便是由一个印度教徒来继承。至于法裔加拿大人，他们倒不像荷裔南非人那样对他们的英国征服者怀恨在心。他们承认并感到联合王国政府在征服结束伊始便表现的宽大。联合王国政府当时保证他们可以自由信仰天主教，并实施法国法律。(65)可是，法裔加拿大人虽然同他们讲英语的同胞享有完全平等的自治权，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66)这两部分加拿大人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在1939年，法裔加拿大人像荷裔南非人、南爱尔兰人、缅甸人和印度人一样，仍然流露出一种自己是被征服者后裔的情绪，抱着典型的病态心理，一心只贯注于他们自己教区里的政治，显然没有注意到当时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已使他们那点小天地里的家业濒于危险。
由于各种不同原因，此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于英联邦的大多数成员国中。在先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那是因为过去被武力强迫才加入英联邦的历史经历在心理上留下的后果。而在那些晚近才由欧洲移民成立的成员国中，则也产生了迷恋过去的感情——这在美国和温和的南美“ABC”共和国(67)也同样显而易见——在一个新国家里对创业的先驱者往往会产生此种感情。说英语的和说法语的加拿大人是这样，说英语的和说荷兰语的南非人也是这样，都强烈地希望由他们自己去培育他们的那些嫩芽初绽的花园。在澳大利亚，同样的感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甚至更为强烈，原因是澳大利亚在更大程度上暴露于日本旭日的骄阳照射之下。新西兰的处境尽管同样不安，它却采取了相反的路线：加强同联合王国的关系，并主张通过国联这个机构有效地贯彻集体安全原则。至于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尽管他们以自己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而自豪，并因此而在西半球占有特殊地位，但他们却和他们在美国的北美洲邻人们一样，(68)倾向于认为自己当然有权利保持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巨大自由权。至于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如要取得与加拿大人同等程度的安全而无需害怕来自亚洲的侵略威胁，那就谈不上是一种固有的权利，只能说是遥远的愿望。因此，他们充其量只能自我安慰，徒劳地希望日本在侵略中国之后会适可而止，(69)不至于欲壑难填。在此同时，某些印度和缅甸的民族主义者所抱的希望则与此相反。他们惶惶然既同情于在中国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同人，也赞成另一些在日本的亚洲同人，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如果被证明是它向统治亚洲各族人民的欧洲主人进攻的前奏，那么这次侵略是可以宽恕的。(70)这些头脑发热而又目光短浅的印度和缅甸爱国者看不清日本给予的“解放”到头来很可能竟是亡国的同义语，而对中国作为惩处所施行的那一套又很可能作为奖赏而施之于他们。
当然，还有一些更理想和更有说服力的同样考虑也在发生作用。特别是在爱尔兰和南非，有一股强大的思潮（也影响着联合王国）认为，凡尔赛条约是战胜国不公正地强加（用希特勒的话来说是“强制命令”）于战败国的。因此，前战败国为解脱此种束缚而做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同情的。尤其是南非，此种思潮使他们认为，如果要使英联邦团结一致抵抗纳粹德国，那就有必要把它说成是不容争辩和不容置疑的侵略国家。1936年3月，当德国重新军事占领莱茵兰时，(71)如果联合王国愿意的话，它本有可能在没有各自治领合作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但是，一旦德国全力重整军备——特别是英国最易遭受袭击的空军装备——联合王国如无各自治领的支持，就难以向德国挑战了；这便促使联合王国在制定政策方面，要认真考虑各自治领对纳粹撕毁1919—1920年和约的态度。众所周知，各自治领的态度在1937年英帝国会议的讨论中已都明白表现。联合王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加拿大所坚持的态度，它认为英联邦不该再次参加战争，除非是为了更甚于英联邦利益的事业（“利益”二字是传统的狭义用法）。1937年1月25日，麦肯齐·金在渥太华下院声明(72)说，加拿大“不一定仅仅因为我们是英帝国的组成部分而必须卷入英帝国其他部分可能参加的任何战争”。这一声明主要说明加拿大舆论对此是满意的，尤其是法裔加拿大人，因为用麦肯齐·金自己的话来说，只有为“反对恶势力”而战的战争，加拿大人才参加。
（三）联合王国在对外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1939年普遍存在于海外自治领、印度和缅甸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态度和政策具有一种共同的作用，即对联合王国为集体安全事业而坚决反对侵略并甘冒战争风险的一切打算起了抑制作用。联合王国内部有一些为自己打算的政治集团，它们总是倾向于绥靖而不想反对侵略者。它们在自治领的类似思潮中正好找到了一种可喜的理由，用罗斯福总统的善于表达的话来说，便是“义不容辞”地把迫切而棘手的外交政策问题交给合伙人约金斯，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则是为了要保持英联邦团结一致。
也许在有一点上——而且是主要的一点——1939年联合王国的绝大多数人民是非常真心诚意地团结一致的，不但联合王国的人民彼此之间是这样，而且各个自治领、美国以及从法国、瑞士、低地国家一直到斯堪的纳维亚的西北欧大陆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也都是这样。此时各国人民在道德上和社会上业已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不再认为战争是必然的事，而被看做是与文明生活不相容的野蛮行为。在一个依然为战神恶梦所侵扰的时代，西欧人民同具有6 000年之久的军国主义传统断绝，这正是自俾斯麦一代人以来的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制造者所估计到的情形。如果他们自己能在这关键性的转变时刻，成功地保持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人军国主义化，并使其余的德国人照他们的模式军国主义化，那么德国西方诸邻国的过早的博爱化还能不把世界的统治权交给德国掌握吗？
西欧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样，面对的是德国人的此种估计，还有折磨人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限度问题。假定——一个未经证实的假定——和平总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代价购得的话，为了保持和平，所应准备付出的代价的限度（如果还有限度的话）又应如何规定？为了避免战争的野蛮罪恶，他们是否应该准备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领土，而只有到了要将邻居送入狼口之际，才加以限制呢？此种行为的准则固然有着威尔逊式的高风，但也是空前的堂吉诃德式的。或者，他们——即便是其中签署和批准国联盟约的那些人——是否应该遵守众所公认的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的马基雅弗里箴言：不论约束个人的道德法规是什么，一个主权国家无论如何总不是它的兄弟国家的守护人？
像坎宁那样，恢复“各国自顾自而让上帝照顾我们大家”那种良好的老规矩岂不惬意。然而这句好听话不也正是“魔鬼抓最后落伍者”的国会辞令么？而且，如果这个魔鬼被这样玩世不恭地请来，发现了那最后一名孤立无援的落伍者可以作为他的捕食物，难道他就不会恶作剧地照样再抓那个倒数第二名吗？用具体的现代语来说，设若联合王国乖乖地靠边站，看着它的大陆欧洲邻邦——以及它们的海外领地和附属国——走上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道路，这时它才发现，那些侵略国家已经有了新的优越的战略地位，因而已经有了扼杀英联邦本土的手段，那时不是已经太晚了吗？当一个人决定牺牲自己的重大利益，而不愿为了保卫这些利益而放弃那种不是他所习惯的利他主义时，现实主义依然是现实主义呢，还是现实主义已经躲躲闪闪地变成了迂腐的自杀方式？佛罗伦萨的大师会对这个心理学和伦理学上的非常微妙的道理作出什么样的裁定呢？
1939年3月15日前夕，联合王国的人民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陷入了又深又严重的分裂。(73)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打进了第一个楔子以来，此种全国性的分裂一直在逐步扩大。争吵并不限于政治，还涉及道德观。自1898—1902年南非战争时发生了“亲布尔人”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争吵以来，在联合王国的国内生活中还没有任何事件可与这一次争吵的剧烈程度相比拟。在南非战争时的争吵中，也和这次一样，一派自以为是地指责对方在政治上是愚蠢，在道德上也是卑鄙。而蒙受此种恶毒诽谤的另一方，愤怨之余，在自己内心里却未能十分了然地感觉到这种丑恶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然而，1939年和1899年相比，在指控的内容上却有一个令人感到辛辣的不同之处，这使人对世事可以看得更明白。1899年的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理由是非正义的，因而蒙受耻辱，但他们却反唇相讥，嘲笑亲布尔人的非难者是不爱国的和平主义者；而1939年的绥靖主义者正是那些帝国主义者的不折不扣的后嗣，却为着不愿兴正义之师而蒙受耻辱，他们也同样反唇相讥，骂鼓吹集体安全者为好斗的战争贩子。
在1939年的这次分裂中，双方都有着未解决的矛盾和同床异梦者。在原来是威尔逊阵营的一方，仍然有不少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甚至连自己的思想也还弄不大清楚，虽然自1931年以来他们就面临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讲不出，他们究竟首先是国联的拥护者呢，或首先还是和平主义者。在这方面，只有一小部分人迄今才表现了清醒有力的头脑，他们或者为推行集体安全运动而把他们的和平主义连根拔出并予以摒弃，或者为保全他们的和平主义不受侵犯而不再效忠于集体安全。相反地，在原来是保守阵营的一方，也相应涌现出了一批意志坚强、目光锐利的少数派，他们下决心脱离头脑糊涂的多数人，或为爱国主义而牺牲绥靖，或为绥靖而牺牲爱国主义。那批头脑糊涂的多数人却还是拒不相信“爱国”和“绥靖”这两匹好马再也不能像样地搭配在一辆车上驱使了。威尔逊阵营中坚决选择集体安全的人和保守阵营里坚决选择绥靖的人所显示的也许是最清醒的远见，但勇于表现道义的奖牌还应归于像安东尼·艾登那样一位保守党人，(74)因为他辞去了外交大臣一职，冒着个人和党的关系破裂的风险，一心一意献身于集体安全事业。光荣也应归于一位酷似威尔逊的赫特伍德·艾伦勋爵，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张伯伦，同样一心一意地献身于和平主义。至于两个阵营中的那些迷迷糊糊和摇来摆去的大多数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对他们的简短的断语是：“但你……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75)
这一章如不分别谈一谈保守阵营主张绥靖的核心人物的观点和威尔逊阵营拥护集体安全的核心人物的观点，那还不能说是完整的篇章。这两项任务对本文作者来说，后者还容易谈，因为只需说出自己的观点就行了；但是前者却比较难了，尤其是因为保守的绥靖者同他们的主张和平主义的同盟者和他们的主张干涉的反对者都有所不同，他们拘谨地不说清楚自己的意思。因此，本文作者深恐在论述张伯伦及其同事的观点方面，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或出于可能的偏颇，无意间遂难免有不够公允之处。
促使约翰牛一时转而信奉绥靖的经历、感情和动机无疑是复杂的。出现这种局面的一个因素是联合王国的前统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发生了变化。从修道院解体的时代到1914年战争爆发，这个阶级一直绵延不断地享有不断增加的财富和权力；它一向以热心公益的精神而自豪，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超乎寻常地洒热血、出钱财，高标准地效忠于公职，而它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詈为“资本家”、“军国主义者”这一类不光彩的名称，还被刻成“毕林普上校”(76)这样的漫画式人物而被嘲笑（这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以致它的威信扫地。由工党阵营新崛起的政治反对派又幸灾乐祸地向它发出事前警告，说要通过选举把它撵下台去，然后通过征税使它难以生存。这个前统治阶级像其他英国人民一样，急于要竭尽全力去避免又一次大战，因为这次大战会和上次一样，不仅对联合王国的统治阶级将是一场大灾难，对整个英国和全世界也都是这样。但是，这个阶级在它的光荣史册上又写下了最美好的一个篇章，这便是它在两次大战之间为恢复1914年以前的生活方式而进行顽强斗争之后，当它终于确信绥靖与热心公益再也不能并行不悖的时候，它就听凭自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
如果自我保存的本能是指导一切的本能，那么，只要希特勒肯让英国有产阶级保持他们自己的收入和特权，英国有产阶级就会让希特勒去占有整个世界了。可是，英国有产阶级明知他们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却还是准备牺牲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不容许那个恶魔得逞。这能说是自私吗？还没有见过整个阶级为这样伟大的事业而自杀哩。(77)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加上首相的内阁同僚以及议会和选民中拥护他的人给予这一政策的支持——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它是一种人所共有并值得称道的道义上的判断同一种对严重事态估计错误的结合。张伯伦明显地——而且显然是真诚地——害怕战争，认为战争本身在道义上和在物质上都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恶。在这一点上，他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不但代表着联合王国和英联邦的各海外自治领的绝大多数人民，而且也代表着德、意、日疆界以外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甚至代表着三大侵略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可以设想，如果举行一次自由投票，不是问战争在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而是问投票者是要他们的政府把他们投入战争呢，抑或是让他们避免这场苦难，那么，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投票赞成维持和平的。但张伯伦对希特勒政策作出估计的依据就大可商榷了。(78)他不愿相信离英国诸岛只有几小时飞行距离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竟然会有这么一种和他张伯伦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以致决定要为战争而发动一场战争。加之，他从表面价值上去看待希特勒一再重复的虚伪声明，说什么他的领土要求仅限于确保在对德国有利的地方实施民族自决原则，这个民族自决原则在1919—1920年的和平解决方案中的实施只有利于战胜国，而没有公正地同样实施于会有利于战败国的地方。即便假定——张伯伦就是这样假定的——希特勒的野心仅限于为德国取得某些至少在德国人看来也许是早该实行的公正措施，张伯伦也还是不愿意相信在这有限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是不能按常识以互谅互让的方式来解决的。伯明翰的两个商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消除障碍而做成他们两家商号之间的买卖，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在白厅的劳工部里对私人雇员和雇主之间的某项争端进行排解，但是这种方式不能用之于希特勒。
诚然，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态度和意图所抱的这种见解，是关系到他的政府和他的国家的存亡，乃至世界的命运的，但他之所以受到责难并不是因为在判断上犯了错误，尽管12年之后，在作者撰写本章的时候，缴获的德国官方文件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这个判断错误确实是异乎寻常的。但是直到1939年3月14—15日的夜间，关于希特勒政策的底细，还是谁也没有摸透。张伯伦在这一点上的过错（而且肯定是一个严重的过错）是，在像这样一个公开的问题上，尽管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其中包括那个后来被证明是真理的不祥的答案——在战前的那些危急的年代里已在举国上下积极展开讨论，他却对同自己意见相左的、不合口味的悲观见解故意视而不见，尽管坚持并且颇有说服力地阐明这些见解的人是在外交事务上的阅历与识见都远过于首相本人的那些英国政治家，以及在宪法上有优先权提请首相注意对外政策问题的官方顾问们。
张伯伦不仅无视和否决了这样有分量的不同意见，而且还凭着自认为是超级决断的个人信念去冒巨大的、不可原谅的风险。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其中还牵涉有两位主要当事人的，不是别人，正是罗斯福和艾登。1939年2月21日，艾登在下院的辞职演说中提到他同张伯伦在一个与意大利无关的“极端重要的对外政策的决定”上有根本性的分歧。这个决定属于什么性质并没有透露；但是到了这一年的5月，一家纽约报纸刊载了美国驻伦敦记者约瑟夫·德里斯科尔的一篇文章，(79)说张伯伦和艾登曾在对美关系问题上意见不一致。6月20日，张伯伦在议会里拒绝提供任何有关他和艾登发生争执的消息，只是过了很久以后，事实真相才为大众知晓。其事如下：
1938年1月12日，艾登正在法国，伦敦收到了罗斯福的一份电报。罗斯福就邀请某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共同探讨国际局势恶化的根本原因的一项建议，征询英国政府的意见。罗斯福暗示，如果，但只有如果该建议得到英国政府“热诚赞同和全力支持”，他才会接着采取他设想中的下一个步骤，那就是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提出同样的建议。艾登还没有回到伦敦，张伯伦就发了一封回电给罗斯福，建议推迟所提出的行动，因为它可能影响英国政府正在为同德、意达成一项协议所作的努力。张伯伦特别提到，他准备对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作为一项总解决办法的一部分。罗斯福鉴于英国政府有举行直接谈判的打算，于是在1月17日的一封信中同意推迟行动，但借此对所说承认征服埃塞俄比亚一节表示严重关切。
此时，艾登已于1月15日回到伦敦，听到了张伯伦照会的措词，感到非常不安。他运用他的影响在内阁会议上促成向华盛顿再度发电。在1月21日的电报中，对罗斯福总统的倡议表示热烈欢迎（尽管对建议的步骤有所怀疑），并比较详细地阐明英国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态度。然而，这些电报中比较热诚的调子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罗斯福所要求的“全力支持”显然不能指望从英国政府得到了。
这一事件(80)没有（在那个时候也显然不能）作为艾登提出辞职的原因来公之于众。但这一事件使艾登深信他和张伯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他已无法继续留在张伯伦政府里了。当时的英国首相事先不同自己的外交大臣磋商，便断然拒绝美国总统的一项重大提议，这实际上是将他对其利益负有最高责任的这个国家的命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及其余人类的命运——押在他个人自以为是地作出的对希特勒的真正品格和意图的胡乱猜测上。除非能够绝对肯定希特勒是一个真正善良而信实可靠的人，才能证明当时处于张伯伦地位的那样一位英国政治家对美国总统的这一“重大步骤”(81)泼上“一盆冷水”是有理由的，(82)这盆“冷水”有效地使罗斯福引导全体美国人民追随他的行动陷于停顿，因为他们对当时国际现实如同张伯伦本人一样茫无所知，而追随罗斯福奉行的政策便会在国际天平上把具有美国巨大潜力的决定性砝码投入和平的一边。张伯伦方面要是作出赞同的答复，就会使“美国的巨大力量卷入欧洲事务，不论是多么尝试性的”。(83)后来公布的德国会议详细记录表明，希特勒早在193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前夕已经作出了决定，也就是罗斯福的建议送达张伯伦之手的两个月之前，这证明了丘吉尔的批评是对的：“我们必须把这一回拒绝——因为它确是拒绝——认作是丧失除战争外拯救世界免于暴政统治的最后一线希望。”(84)
如果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目的的理解是无可辩驳地正确的话——而不是像一向所遭到的猛烈抨击并终于被揭露出来的事实真相驳斥得体无完肤那样——那么，在这一前提下，他为自己的政策作有力的辩护无疑是可以提供考虑的。首先，希特勒所说的目的是确保所有境外毗连地区说德语并具有德意志感情的人民在政治上并入第三帝国，如果始终设想希特勒的目的确在于此，而且仅止于此，只是为了这一目的的缘故，而不是把它作为达到进一步的无耻目的的踏脚石，那么，站在公平的立场上看来，似乎也是言之成理的。而且，希特勒接着采取的步骤是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并入第三帝国，这虽然已经明显违犯了各项条约义务，并已（即使根据最宽容的判断）构成破坏世界和平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但也还有情有可原之处，其理由是：德国由于长期的痛苦经验，发现自己无法通过任何守法的、安全的或文明的常规取得在它看来明明是公平的待遇。(85)同样地，在世界裁军会议注定要失败，这一点已经明确以后，还要坚持德国应继续处于解除武装状态，这似乎也是不合理的。(86)
而且，还有在这些事件上的强烈论争，即反对为维护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而执行国联盟约所施加的制裁。在英联邦本身就有一个以史末资将军(87)和洛西恩勋爵这样的著名人物为代表的思想派别，他们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认为集体安全结构实际上已经行不通了。例如，已很清楚，现代战争的影响趋向于不可估量地扩大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悬殊，不管小国加在一起数量上多得怎样可怕，而集体安全这一结构单靠它们还是难以运转的，而且这些小国必然胆小怕事，不敢采取主动去反对强大的侵略者。因此，制止侵略战争的担子实质上必然要落到日益减少的几个大国身上。而在世界诸大国中，德、意、日和美国已毋庸考虑，而苏联又是联合王国中持保守意见的人所怀疑的一个未知数。因此，在英国保守党人看来，什么都得靠英法两国，这就是说，两国必须步调一致，或者说，如果其中一国退缩不前，另一国务必跟着照办，因为它们任何一国都不可能独力承担一项在当时的国际力量集结的形势下即便是两国共同努力也可能是难以胜任的任务。即便是一位热情而忠诚地支持国联的人，他也可能感到，由于其成员国在1935—1936年未能将维护国联盟约以反对意大利的努力坚持到胜利，国联已被扼死了；而张伯伦本人是曾经把这件事看做是一块试金石的，这从他本人在1935年12月9日和1936年6月10日之间的完全相反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12月9日，他和保守党内阁里的同僚一起劝说塞缪尔·霍尔爵士辞职，而在6月10日，他却嘲笑主张继续对意大利实行制裁的意见是“极度的疯狂”。(88)
人们确实有理由认为，埃塞俄比亚事件的考验证实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管理国际事务而建立起来的体制这时已经不能正常行使了。这时存在着真正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张伯伦奉行的政策也自有其坚定的立场，即在那三个侵略国如今都已与国联断绝关系之时，他决定不再迂腐地拘泥于凡事必经国联的做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而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劝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他坐到谈判桌上来，向他们说清楚，如果他们愿意通过会谈方式达成一项和平交易，而不赤裸裸地诉诸武力，他准备做到公正的最大限度，甚至还可能有所超越，以表示他力图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诚意。然而，侵略者和西欧国家之间在国联范围之外举行圆桌谈判，就事论事，虽则显然有其价值，但这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是不能通过给欧洲政治家们的一次会议贴上个非日内瓦的标签，便能烟消云散的。英法在会议桌上将与之对抗的仍然是同一帮咄咄逼人的敌手，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是打不出几张硬牌的。
国联已告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武力来作为实施盟约的后盾；即或有之，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去使用它。铁一般的事实证明，用经营银行业的原则来实施集体安全制度是行不通的。在银行业务中，负债超过资产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差额，那是正常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可以预计债权人不会都在同时提出偿付要求。国联之所以不起作用，是因为没有人把它的义务全部承担起来；如果说，由于张伯伦的远见卓识，才看出了国联存在这个弱点，那么，他就更没有理由闭眼不看同样的原则必然更加要支配一场没有掩饰的实力政治游戏这一事实。(89)前日内瓦时代耍旧外交的人从不允许他们自己——或彼此——忘记（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倒过来说）“外交”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行为”，他们进行会谈时心中总是明白，作为最后一招，决定的因素不是公正或道理，甚至也不是和平的从业人员要做成一笔交易的共同愿望，而是军备——其中最强有力的（至少在发明原子弹以前）是强国枪炮的结盟。
对张伯伦政策的中肯的批评不是他为现实政治而牺牲了他人的理想，而是他为他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了现实政治。尽管到1939年3月15日为止，张伯伦政策的反对者可能还未能证实他们的看法，即希特勒的目的是不折不扣地企图统治全世界。但在张伯伦方面，也同样不能证明他本人的相反信念，即希特勒只抱着有限的目的，可以通过和平协商予以满足，而又不会对第三方面公然招致不公正（希特勒可能对英国本身抱有居心叵测的阴谋，首相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也许根本就见不及此，看来他1939年3月17日讲话的某几段已表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一个有气派的国家里，一位前日内瓦时代的政治家也会认为他有责任接受在军事实力方面进行竞赛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这三个侵略国家长期来一直在向它们的爱好和平的对手提出的。但是张伯伦不敢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角逐场上，是不能用止痛的方式去应付竞赛的。他把脑袋埋进沙子里，迟迟不在自己方面重整军备，而让希特勒在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攻占一个又一个阵地——时而奥地利，时而苏台德区(90)——这些也许不过是本该属于德国的合法土地，但也很可能同样是对征服欧洲和世界的一次进军的决定性战略要地。
事实表明，张伯伦虽未失去一位理想主义者的荣誉，但作为一位现实政治家则是站不住脚的，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他的拥护者却仍然企图（也许有欠明智）为他的现实政治家资格辩护，说是他的政策为英国赢得了足以重整军备所需要的时间，从而避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时被击败。但事实上似乎并未赢得时间，因为英国的重整军备姗姗来迟，当它终于以涓涓细流开始的时候，德国重整军备的洪流已经滚滚而来，从未稍有节制，以便让英国的小溪慢慢涨满，从而缩小两者间的悬殊差距。(91)总之，如果这便是张伯伦政策的主要动机，那他就该受到严厉谴责，因为他没有向他的国人发出国家已处于危急之中的警告，没有在联合王国国内政治中把重整军备作为一个信任问题提出来，没有在希特勒玩火的早期、尚易扑灭的时候及时制止他，尤其是张伯伦不愿意——直到1940年6月以法国战败而告终的“假战争”结束时他还不愿意——“全力以赴”地进行军备竞赛。希特勒在慕尼黑以后对英国有节制地开始重整军备所显示的愤怒之情，已溢于言表，这说明了英国如果在早些时候以重新武装反击德国的重新武装，就有可能在1939年3月以前的某个时候激起希特勒摘下他的假面具。其时，希特勒虽已毫无阻拦地接连占领了若干战略据点，但还不曾据有像他后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那种支配地位。如果有人回答说，希特勒就会在那时那地立即以进攻英国作为报复，那么对这种回答的反驳是：力量对比在许多阶段仍然有利于西欧国家一方，但不可能有任何阶段英国会发现自己在同纳粹德国作战中处于较之1940年更不利的地位。
然而，对英国会被德国的武装力量压垮这一点，张伯伦似乎并不怎样担心，他在其任期内始终固执地低估了德国的军事实力。因为，他本人从不全力进行重新武装英国，却又在1938年9月22—23日戈德斯贝格会议(92)以后考虑可能要同德国打仗，对德国越过布拉格再向前推进拼命进行阻挠——1939年3月30日他给波兰一项英国的保证，(93)并于1940年4月5日，即“假战争”的最后几天，公开发表意见，说德国已经“失掉了机会”。
毫无疑问，英国国内党派政治的舌剑唇枪——也像不愉快的绥靖时期一样，用上了英国罕见的恶毒语言——是使一项经不起风浪的政策不明智地维持下去的因素。张伯伦和他的保守党的伙伴们，从他们方面说，他们是被他们的反对者的那种可恼的而且在他们看来是卑劣的古怪行为粗暴地搞得分了心。那些昨天还在骂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还在鼓动进一步裁减联合王国的军备的人，今天竟然骂他们不愿意打仗，指控他们卑鄙地牺牲了英国的和集体的利益，这该是何等荒谬啊！以前反对将新加坡基地建造完成，(94)这时却又要求使用英国海军对日本进行制裁，这又是什么逻辑？国联的支持者们当真会愚蠢到这种地步，以至于设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搞到什么吗？这些抱着近代世俗信仰的信徒们难道真会从写成国联盟约文本的断简残篇中看到魔术般的护符，可以用来代替充分的军备和使用它们的充分决心了吗？单纯从逻辑上讲，保守党人在这一点上的论据似乎是最充分的，但是对人而不对事的话，他们是没有充分理由去反驳相反的论点的。因为自从1918年12月14日劳合·乔治的“卡其服选举”以来，在过去的21年中除去3年外，都是由保守党执政的，所以，把英国军备保持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水平的权力和责任，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实际上都在他们自己手里，而他们所遇到的来自他们的反对者方面的阻挠，至多不过是一些软弱无力的词句罢了。(95)
反对派施之于保守党绥靖者的这些气恼和轻蔑，当然要导致加倍回敬。这些自命的“委任医生”(96)真的心地如此狭窄、眼光如此短浅，竟会不觉得和看不到集体安全事业乃是这一代人至高无上的共同事业，而一切善良的人们都应该把所有次要的事业从属于它吗？即便他们的行动缺乏想象力，以为自己只是英国利益的受托管理人，他们真的如此愚蠢，竟觉察不到，在当前的世界上，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复能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保卫自己，因此保卫英国利益的惟一切实可行的办法难道不就是把它的全部力量投入共同事业去赢得集体安全的真正成功吗？把自己打扮成大家拥戴的国联的斗士去参加竞选，并赢得了1935年11月的大选，然后又在1935—1936年埃塞俄比亚危机时抛弃国联，这难道不卑鄙吗？为了赢得选举，曾信誓旦旦地骗取选票，一旦选票到手，便无情地扯毁竞选保证，当初就存心不良，于此暴露无遗，这不是无耻又是什么？(97)一到最后关头，保守党绥靖者就变得极其害怕战争，他们还有资格要求什么道义上的称许吗？他们是否确实已经变成了真心诚意的和平主义者，抑或他们是在暗地里——像他们法国的一路货色那样——忖度着，法西斯国家是对所有国家的富有阶级宣誓效忠的特别警察吗？难道他们上当受骗，误以为必须在他们的阶级和他们的国家之间作出选择？而在这一错误的信念之下，他们是否作出了这种缺德的决定而把他们的阶级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联合王国这两派人的互相责难无疑都是颇欠公正的。实际上是可悲地重复玩弄着英国的典型把戏：未必就是家丑，却当众宣扬；实非断了翅膀的公鸡，却耷拉着翅膀示弱。在1939年，就像在1914年“克拉事件”的时候一样，不凑巧和出乎意外的、然而是必然的结果，诱使固执刚愎又贪得无厌的愚蠢的德国人相信——而且是基于这一信念启衅的——英国公鸡不想打仗。保守党人不是赞成搞军备吗？其条件是决不使用这些军备；而干涉主义者不是赞成使用军备吗？其条件却是决不提供军备。同室操戈、自行分裂到如此荒谬地步，还能设想有侥幸图存的机会吗？当然，德国人一生犯下两次同样的错误是无可宽恕的，但在他们的无理申辩中有一点却是最动听的，那便是说英国人擅长害人艺术，他们是以假象骗人上当的老手。
第三节 苏联
（一）苏联政府和英法政府相互间的态度
在希特勒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前夕，苏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主要之处在于：苏俄领袖们确信这事必然会发生。而且他们还认定，这一依然未经宣布的行动终将只是一系列侵略行动之一而已。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侵略者尚未出现，那也有制造一个的必要。这就是说，苏联政府自从在战争中上台以来，就一直在期待着战争，并准备着战争。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加深和扩大，所需要的只是给头号侵略者安上一个名字罢了。这也是早就安好了的。为首的侵略者是德国。不过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面有一点还不清楚，那就是英法会不会直接或间接支持德国，或是一旦在德国进攻苏联本土时，是否还能利用英法来帮忙推迟一下这个不祥日子的到来。
几乎可以肯定，苏联政府在希特勒调动他的作战部队行将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要断定英法政府究竟是对制止纳粹德国较感兴趣，还是对摧毁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较感兴趣；因为后来的事态表明，苏联领导人甚至在那时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作出集体意见。斯大林本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非比寻常地肯把各种可能性都估计在内。他很可能曾经认为仍然有希望把英法拴住，以便至少可以使希特勒的速度放慢。斯大林的地位看来虽然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那种唯我独尊的独裁还有所距离，但他的发言在专政的集体中是最有力量的。此种专政集体颇为独特，是苏俄对行政实践的一种特殊贡献。(98)
1939年3月，对英法的最终意图捉摸不定的，决非只有俄国人；德国人对此也同样摸不清楚。事实上，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新近的行动（特别是签订慕尼黑协定，没有知照主要有关方面之一的苏联），即便是从不抱偏见的观察家看来，对它们的真正动机也颇费猜详。人们满有理由认为，张伯伦和达拉第对于挫败希特勒的眼前目标并不是那么感兴趣的，他们感兴趣的倒是以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同希特勒达成某种工作协议——不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也是为了将苏联排除在欧洲俱乐部之外。不用多大的想象力便能把这一假定再推进一步，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人和法国人很可能在一场业已策划的德国对俄国的攻击中至少保证中立，而作为报答，希特勒将不染指西欧。(99)俄国人可不是无偏见的观察家：即便西方大国没有表现出对纳粹德国的尊重在布尔什维克俄国之上，苏联领导人——在他们自己运用马克思辩证法的自我教育下，并死抱住经由列宁传授的马克思道德观的偏见——也会十分相信西方有这种倾向。然而西方大国却表现了不少此种迹象；的确，它们的行为，尤其是英国的行为，自1917年以来就使苏联政府深信他们的教条式猜疑没有错，那就是推翻共产主义，因而也就是推翻共产主义的俄国，长期来这一直是西方大国一心想干的一件主要事情，而且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德国人看出了克里姆林宫的猜疑，便竭力加以利用。
从表面上看也确实如此，希特勒总比斯大林较能博得一个英国政府的欢心吧？尤其是张伯伦政府。看来这个问题值得提出来问一下，倒并非是为了争论，而是为了要把1939年3月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从空间上和时间上作一如实的透视。这里先不谈作为俄国人居住地的苏俄，在1939年那时内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有益地提醒自己，从外部看来它是个什么样子。由于苏联在三年后抗击共同敌人的战斗中英勇卓绝，西方早先对苏俄的看法先是模糊了，然后便遗忘了——忘记得如此一干二净，以至在赢得胜利的时候，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同西方各优良贤明政府的民主观念直接相反的面貌暴露无遗的时候，以及在重新制定的苏联对外政策被看出其动机是无比自私、其方式方法又赤裸裸地蛮不讲理的时候，这些现象却都被当作新发现而愕然凝视。
事实上，这不过是再一次发现罢了。西欧各国的人民和政府在1949年须得再一次认识的关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某些事情，其实在1939年都是知道的。比方说，他们在1939年就知道，这个政权是部分地建立在此种或彼种奴役制基础之上的；他们又知道，在这块辽阔的苏联国土上存在着严重的不满情绪，仅仅不久前这种不满就受到一场恐怖的惩罚，损失了无数的最能干的军人和官员；他们也知道，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府，它要向各地资产阶级社会宣战；他们虽然也许怀疑斯大林政权实际上是否仍然信奉共产主义，但他们又知道这个政权仍然是以马克思历史观为指导的，他们得考虑它的行动，其中就包括保持并鼓励共产国际。这些都是当时在道义、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事实，在张伯伦看来，这些事实使苏联作为一个未来的盟邦是不受欢迎的、不可靠的、可能还是背信弃义的。希特勒当然也知道这些事实：他特别注意使用奴役制于国内这一事实；其他事实则为他处理清算欧洲问题提供了条件。
当然，张伯伦政府的态度并不像上面所说的那么鲜明和清楚。上述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们只是把布尔什维克看做是凶暴的革命者，就抓住这些事实，燃起了一股不合理的深恶痛恨的怒火。张伯伦政府从来也没有反躬自问，当代俄国的各种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西方国家的过去行为，而一项比较和解的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动摇克里姆林宫的教条式的猜疑。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永远无从知道。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保守党领袖们在一个不会卷入任何风险的时代，从来没有试图通过实验去寻求这些答案，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渎职。事实就是那样，他们不但没有尝试恢复友好关系的实践；他们的许多行动而且还确实是冒犯了俄国的新政权。即使英国的干涉以及其后的对苏冷落和联合抵制不曾引起苏联对英国的敌视，那么在俄国人看来，这些至少证实了他们的敌视是合情合理的。加之，无可否认的是，苏联政府是在一大片废墟的国土上艰苦地进行复兴和工业化工作的，他们的极度紧张由于缺乏同英国和西方的正常经济关系而又增加百倍。来自此种极度紧张的就是各种恐怖——突然袭击式的农民集体化、同“异端分子”的残酷斗争、大清洗，以及同这一切密切相关的强制劳动的推行。如果需要，最后所确认的信条，也来自此种极度紧张，即共产主义的俄国同其余的世界是根本敌对的。
前面已经说过，确实无法断定的是：如果西方大国把苏俄革命年代的过火行为忘却，无保留地将它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对待，斯大林的统治究竟会温和多少。无法说：不断地向它表示和好是否会使俄国的领袖们违背他们自己的学说而相信他们已无须害怕再有来自西方的干涉。无法说：如果英法按照一项为期颇短的政策行事，认真对待李维诺夫提出的集体安全方案，世界的命运是否会是另一个样子，俄国是否会相信确实可以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其所以无从说起，乃是因为这一切都从未有人尝试过。不管是好是坏，却从来没有给俄国一个机会，让它抛弃教条主义的镣铐；相反，它倒是比以前被铐得更紧了。西方大国所干的每一件事——以慕尼黑协定为尤甚——都向俄国人证实了他们对前途所作的最悲观的预言。
因此，在1938年，苏联领导人就相当肯定地认为张伯伦会和希特勒缔结某种条约；那年秋天张伯伦果真这样干了，这就生动地证实了俄国领导人的预见，他们就更加用这种观点看待整个局势了。但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苏联政府显然还没有最后地、一致地接受这种观点。在希特勒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以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英国政府对待这一横暴行动所持的态度可以通过一些（不是本章涉及范围的）事件看清以前——克里姆林宫似乎还抱有某些希望，以为英国的自身利益会起作用，或者也许是英国的左派会起作用，尽管为时较晚，亦终会根据俄国人自己已在极力主张的路线同意搞集体安全。无论如何，在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前夕，李维诺夫还在主管外交人民委员部，(100)6个星期以后，到5月3日莫洛托夫接任时他才离职。尽管缺乏真凭实据，就苏联方面而言，这个日子必须被看做是英苏关系的转折点。李维诺夫主张集体安全，而且看来在探求集体安全一事上他得到了非同一般的放手处置的权力。人们只能假定，只要他不下台，克里姆林宫的某些分子就不会放弃制止希特勒的希望。这就是3月15日前夕的情势。
（二）苏联的政府机构
根据1936年12月5日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新宪法，(101)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组成。最高苏维埃一般每年召开两次会议，这是国家的惟一立法机关；在它休会期间通过的法令经其批准即成为法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它负责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解释现行法律、颁布法令，并有权撤销全联盟人民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后均称部长会议）同法律相抵触的决定和命令。它任命武装部队高级指挥人员，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有权宣战和宣布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它有权批准和废除苏联缔结的国际条约，任免苏联驻外外交代表。但最高执行和行政管理机关是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对最高苏维埃负责，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则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
苏维埃国家的宪法徒有其表，真正的权力是由全俄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掌握的。根据党章，“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一般每三年至少召开一次（事实上，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1934年，八大召开于1939年）。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一切工作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还指导中央苏维埃和各政府机关的工作。中央委员会“组织”党的政治局、组织局(102)和书记处。(103)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说，苏维埃国家中的这三个权力最大的机构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关。
政治局决定党的政策，也就是说，决定苏联的政策，因为党决定的政策是交给人民委员会去执行的。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并不固定，但一般是12名左右。(104)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具有政府关键部门的部长职务，同时各人分别负责几个次要的部。(105)因此，他们就是以这种职位去执行他们在自己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的政策的。有几位知名的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中消失了，但这个最强大的机构的核心，在1939年的时候是同1934年一样的。它的统治是一个专政统治者的委员会施行的专政，斯大林在这些统治者中最有权势，但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斯大林不是一个一触即发的领导人，不是凭自己的直感行事，这一点在苏联的公开政策中是有所反映的，所以才有必要描述一下苏联如何进行内部治理。如果有朝一日有人写出一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最初20年秘史，有一件事肯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即每一项看起来都显然是突如其来的决定，背后却都花费了大量的唇舌。我们现在只能想象，这个国家的最高集体的表情严肃的成员们，为了要对各加盟国代表们的愿望、动机和目的得出正确的解释，而那些国家则是他们未曾见过的，那里的社会体制也是他们不理解的，他们耐着性子力争做到，还求助于他们的非宗教的《圣经》，乃至通宵地喋喋不休。
（三）政治局的内部斗争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有两个主要目标：拯救俄国和拯救世界。最初，拯救俄国是从属于拯救世界的。但重点确实很快便改变了。首先，十月革命的胜利比列宁本人预料的更快、更全面、更持久得多。其次，新政权受到了同俄国“白军”结成联盟的西方大国从外部的猛烈进攻。第三，俄国境外的共产党人遭到惨败。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很早的阶段，就迫使新生苏维埃国家采取守势了，而且使它还要继续采取守势。为此目的，就得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内设计出一整套新战略。广义地说，在那时以前，马克思主义路线一直是无产可共的人们永远采取攻势的路线。突然间，世界上一支最成功和最虔诚的马克思主义队伍发现自己也有了许多要谨防丢失的东西了；被遗弃者第一次跟大地有了利害关系，犹如富农一样；有了需要保卫的基地，又像皇帝一样。这个基地当时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猛烈进攻。即便在西方大国停止试图从正面进攻以推翻俄国新政权之后，它们也仍然力图困死俄国。可是，如果俄国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复兴并实现工业化，布尔什维克就需要取得西方大国的帮助。要把亡命之徒的不负责任的寻衅同可敬的社会成员的谨慎和清醒协调一致，这也许就构成了长期斗争。长期斗争是造成紧张的主要因素，成了人们可以在苏俄内外政策中经常看到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成了苏俄的许多叫人难以理解的现象的内在原因。这些令人难解之处是不容易用俄国人的心理、俄国人的生活环境以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解释得清楚的。
这场斗争的最初结果，是列宁于1924年1月逝世后几个月内便爆发的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争吵（这是出于个人原因迟早总要爆发的），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分裂。(106)1930年底，斯大林在抛弃了李可夫和布哈林以后(107)任命莫洛托夫为主席，作为一个团结的中央委员会的指定代言人，这时的报刊和党的记录才对调和两个极端派的斗争情况有所透露。其中一个极端是煽动世界革命而放弃苏联的复兴和发展，另一个则是放弃世界革命而强化苏联的力量。但从1931年起，这场斗争再也不公开进行了。斗争转入地下，而且是在不止一种意义上说转入了地下。从第一种也是比较明显的意义上说，凡是不同意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的人（其中包括大多数的老布尔什维克）都被驱使在他们自己一伙人之间施展阴谋诡计，因而再也不能站出来说话了。从第二种也是更为有趣得多的意义上说，政府内部——实际上是政治局内部——两种观点之间的斗争是用“一致”的伪装掩盖世人耳目的，从中惟一可以窥见苏联领导人心思的便是他们政策不断在走着“之”字形的路线。
人们通常都认为，托洛茨基主张世界革命，斯大林则主张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建成。但这是最会导致误解的过分简单化的看法。凡是布尔什维克都是主张世界革命的，而且他们都懂得必须把苏联办成一家营业发达的商行。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争吵仅仅是这场冲突的一个次要方面，真正的冲突是侧重点问题。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经常要重复发生。每一位党中央委员每天都会有新的思想斗争。这是一条九头蛇，一个不能一劳永逸解决的大难题。分裂、争吵、阴谋，已经断送了多少人的性命，但不是为了目的问题造成的，而是为了方式方法的问题。这一切并没有因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分手而告结束，也没有因执政的政府于1931年转入长期的秘密会议而告结束。这些争吵、分裂、阴谋继续发生着。这是必然会继续发生的，因为争论的问题关乎一个进退两难的僵局。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建成和世界革命、保卫并巩固基地和渗入敌方阵营，都从来就不是互相排斥的两码事。绝对的对立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容易决定遵循哪一种方针了。事实上，他们的困难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他们被迫同时奉行两种方针，当他们试图平衡天天出现的不协调的时候，在侧重点问题上便发生了争吵。斯大林之所以占有优越地位，首先在于他的性格既有极度灵活性的一面，又有极度坚定性的一面，这是两种很少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的品质，而当时俄国局势最最需要的正是这两种兼而有之的品质。单有坚定性是不够的，所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垮台了。单有灵活性也不够，所以李可夫和加米涅夫也垮台了。而斯大林保全了，他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帮子人，这些人较之任何老布尔什维克（除列宁是惟一例外）都更接近于马克思理想中的政治人物。但这场起初对外暴露的公开对抗斗争仍然在紧闭着的门背后继续着。在组成苏联政府的十几个人中，时而是这位，时而是那位成了这些冲突意见的代言人，例如对农民应该抚慰呢还是要高压这样一些国内事务，又使冲突意见复杂化了，因此这场斗争在1939年5月3日以前还是苏联政策幕后的具有爆炸性的火药。这就是说，它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夕还在起作用。
（四）1924年斯大林面临的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直到政治局放弃谋求集体安全的那一刻之前，它希望的是什么，它又为什么抱这样的希望；为了求得答案，我们就得看一下在苏联政策的两个极端所涉及的问题，并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又怎样影响着苏联面对世界、特别是面对德国时所处的地位。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的最初日子是一个少数派政党，人民对它怀疑，实际上帮助实现三月革命的那些革命者全都憎恨它；到了俄国群众在列宁的领导下战胜了外国的干涉并赢得了内战胜利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地位才比较稳固了，并有契卡和新红军对它严加守护。尽管如此，它展望前景是够凄凉的。布尔什维克新政府为之献身拯救的是一片疮痍的国土，其主要特征是民生凋敝、经济崩溃。因此，如果列宁的政府，或者任何其他中央政府，要想生存下去的话，就得让人民休养生息，并恢复某种经济运转。列宁，这位新时代的人物，立即而且是闹剧性地发现，在他和他自己指定的终生事业之间有着一个日渐重大的长期未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自新俄罗斯国家15世纪从鞑靼人手里获得解放以来就决定了俄国的历史，即在一块由一个中心难以有效控制的过于广大和过于原始的土地上，怎样设置一个中央政府。而那里的居民又顽固又散漫，非得有一个中央政府才可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一句话，那就是怎样在不利于建立国家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国家。而且，列宁的任务较之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更加艰巨，因为他得把他那个奇怪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工具。这正是他的信仰的本质所要求的。
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愿列宁在天之灵安息，我们但愿连列宁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情况的全部含义），他决定暂时让农民安静地耕作他们新获得的土地，然后首先争取俄国境内工商业家的合作，其次争取外部世界各国政府的合作，以便通过贸易、工业企业和贷款等形式从他们那里取得物资援助。因此就产生了新经济政策，(108)这件事使许多真诚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痛心疾首，也使他们的全世界敌人过早地高兴了一阵。从国内说，全局形势的关键在于农民的态度。农民仍占总人口80%，都是文盲，刚刚摆脱了农奴状态，因饥荒和战争而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对革命（这场革命最终取决于他们）之所以感兴趣，只是由于他们认为革命意味着结束战争并把土地分配给他们。他们支持列宁，因为列宁答应把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他并且遵守诺言；可是列宁为了结束战争而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却让出了一大片俄国的粮仓，至于让农民取得土地这件事，他也完全知道，要不了多久他还得把土地归并给国家。由于打败了德国，俄国在乌克兰的地位已得到改善；但和约在原来沙皇之鹰翱翔的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独立国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芬兰，因而把俄国人多少世纪来含辛茹苦、耐心等待而求得的波罗的海海岸线又从俄国人手里夺走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大片说俄语的地区又让给了波兰人。这些西部土地在俄国人看来是苏联不可分割的国土，因此收复这部分土地不能说是他们对外政策的一项，倒可以说是他们保卫基地方案的组成部分。由波兰人拥有这些土地，意味着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敌对继续处于恶化状态，并成为波兰人对希特勒德国采取暧昧态度的主要原因，不然的话，波兰人可以无所顾虑地用冷静的头脑处理对德问题而不至于三心二意了。因此，波兰和俄国于1921年3月18日签订的里加条约(109)很可能让希特勒获得了人们当时还梦想不到的特殊利益。这一条约的不幸后果成了希特勒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凭着这张王牌，他施展花招的自由就大大增加，而且一直施展到1939年3月15日，从而导致反纳粹国家陷于毁灭性的混乱，它们企图拼凑一个有效的联合不但为时已晚，而且徒成笑柄。当希特勒于1939年8月23日最终打出这张王牌时，险些儿让他赢得了对全世界的统治。
但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苏联政府非但谈不上收复失地，而且显然正在陷入困境，连他们已拥有的都难以保全。在高加索和仍由苏联保留的乌克兰部分都在闹脱离主义运动，然而全联盟的恢复恰恰首先有赖于巴库油田以及苏联乌克兰的领土与矿产。农民们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土地。
可以想象，这对任何政府都是难以对付的，哪怕它的基础非常稳固。然而作为救命稻草，布尔什维克还要以传播全世界革命为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此事由季诺维也夫专门负责。他和一切部门的优秀首脑一样，把他主管部门的事务——即共产国际——凌驾于一切其他考虑之上。(110)他寄最大希望于德国，其时德国仍处于战败带来的第一阵冲击的苦海中，显得蕴藏着许多在卡尔·马克思看来是一场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大体说来，这就是列宁假使不在1924年去世就得由他解决的局面。斯大林出于他自己最清楚的理由，竭力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这么一来赢得的却并不是老布尔什维克们给他以应得的感激，而是敌视。斯大林根据他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建成的说法，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宣称他的认识是，在未来的一个无限时期内，俄国所需要的是又一个伊凡雷帝，又一个彼得大帝。即使在苏联，要建成能使人信服的自命的社会主义，也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于是新经济政策仍在执行，要到1928年公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夕才废除。与此同时，无论从意识形态或实践观点出发，当务之急是产生一个无产阶级。
那个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所不可缺少的伴当(111)当时在俄国尚不存在，因此就无法“专政”。加之，没有它，俄国就实现不了工业化，也就不能同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进行不可避免的战争。为了产生这样一个具有双重目的的无产阶级，就得使数以百万计的不识字的农民离开土地，教他们识字并使用机器。为了养活这一批人，其余的农民就得生产出按人口平均计算更多的食物。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用现代耕作法来取代古老的带状耕作。这意味着机械化和集体化。而这又意味着事实上要向农民宣战——也就是说，向那些多少革命志士为之受苦捐躯的俄国被压迫民众宣战。究竟有多少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预见到有此必要，是无法知道的。只能肯定地说，列宁预见到的是一个大概的轮廓；面对这个问题，斯大林看得比较详细一些。斯大林这时主要关心的是要把比较年轻的人集结在他的周围。这些年轻人能够按照斯大林的看法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准备按照他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开除了李可夫和布哈林这两个怀有人道主义心肠的人以后，那时当政的政府于1931年便同人民对立了，让新任命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作为他们的公众代言人，也就是当一种潜在的人质或替罪羊。此后8年，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斗争，为的是要把农民变成技工，并在崭新的重工业基础上建立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军队。为此，几乎牺牲了一切。
（五）五年计划(112)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利润动机的幽灵被允许再度在苏联的街头踯躅，但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又不存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始于1928年，其任务是“恢复被战争和革命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并沿着不断提高工业化程度的路线进行重建工作”。(113)
农业集体化开始于1929年。到了1930年春天，俄国的欧洲部分已有50%的耕地合并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制。
第二个五年计划制订于1932年，并规定了1933—1937年期间的定额。这一时期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发展也很迅速，其中特别注重军备工业的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要把国民消费水平提高一倍。”(114)
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38年，旨在调整新经济的各种力量使之为社会服务。这些新经济力量是：新的集体化农业和拥有改善了的运输设施（公路、铁路、运河）的新工业组织以及遍布全国、特别是远离边境危险地区的新工厂。用莫洛托夫在1939年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所作的报告中的话来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是“提高国民经济、文化和大众福利的宏伟计划”。(115)
同前两个计划一样，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口号是“赶和超”（即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成就）。俄国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按人口计算的产量对比(116)
但五年计划的具体效果要比当时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愿意承认的规模大得多。
人们将会看到，虽然到1937年目标尚未完全达到，但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俄国的经济生产也许还不是高效率的，但至少是有成效的；而且在4年之后就要经受战争的考验，就要（在美国和英国的重大帮助之下）装备并供应最大的军队投入战场。
五年计划的总产量(117)
（续表）
这种全国性的巨大努力不单纯是经济方面的；它同时也是一个为战争作准备的庞大的重整军备方案。苏联政府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执政以后。这种努力出之于真正的爱国主义，也是出之于苏维埃政府中央权力机构的堪称明智的指挥，而那是用可怕的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118)的武器武装的；早期还有一批重要的外国专家（主要是美国人和德国人）协助其事，(119)它是由一支庞大的、形形色色的、不熟练的劳动大军贯彻的，对他们半付酬、半强迫、食宿都极差。据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俄国的钢城”——工作过几年的一位美国人约翰·斯科特说：
这就是1933年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25万人，其中有共产党员、富农、外国人、鞑靼人、判了刑的破坏分子和一大批蓝眼睛的俄国农民，在荒芜的乌拉尔大平原中部建立着欧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金钱像流水似的哗啦哗啦地花，人们挨冻、受饿、吃苦，但建设工作却不顾个人死活地往前赶，历史上很少有过像这样无与伦比的群众英雄主义。(120)
再引一段斯科特的话：
工业单位的董事和经理通常都是党员。党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党是推动工作前进的主动力和干劲的源泉。党有时也出差错，而且往往由于它搞了不必要的阴谋和搜寻异端而弄出乱子来。但总的说来，如果没有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是不会建设得那样快或那样好的。(121)
（六）苏联国内问题同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以后的10年期间，这场对人民的战争发生了列宁肯定没有预见到而斯大林可能也没有预见到的转折。它开始于放逐富农，其时恰恰是人口稀少地区——或者甚至可以说自由人不愿意居住的地区——的基本建设企业迫切需要不熟练劳动力的时候。于是只好使用被放逐者：五年计划极其需要干粗活的劳动力。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找到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办法。于是便从已够悲惨但远未大规模肇端的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劳役营中产生了庞大的强迫劳动制度，而且广为流行，很快就成了苏联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被放逐者愈多，使用强迫劳动力的地区就愈广；使用强迫劳动力的地区愈广，对被放逐者的需求就愈大——首先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然后是内务部，都懂得怎样来满足此种需要。除这一制度外，还有各种叠床架屋的批准手续以限制普通自由工人的流动（俄国人为了谋求较好的生活环境是多么不愿意定居在一地）。所以到了伟大的新无产阶级产生，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专政的时候，它的摄政者，亦即政治局，即便有这样的愿望，却还是不能把位子禅让给它。在“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血红的旗帜招展之下，伟大的防卫基地确实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建立这个基地所要保卫的理想，却被埋葬在钢筋水泥之下了。
新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对这一点是比较不在乎的，并不像人们可能设想的那样。比起参加和完成十月革命的较老一辈布尔什维克来，他们在思想上更接近马克思和列宁的精神。他们业已走上了有进无退的道路，对俄国、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对他们自己说来，惟一的希望就是不顾一切并尽可能快地拼命去干。凡抱着人道主义原则而同所选定的这条道路相冲突的人，只有离开了事。新独裁政权面临的课题是，怎样保持步伐一致而又不引起人民普遍的消极反抗，并在机械化农业的基础上以工业经济取代业已消失的口粮经济，所有各种手段和目标都得服从于这一崇高目标——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踟蹰不前的现象（踟蹰不前会导致涣散而趋于无政府状态）。从个人角度说，问题甚至更为简单：只要在一台需要铁腕就能掌握的机器旁不停地操作着就是。连看一下和想一下的时间都会放慢速度。但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知道他们在走向何方，或者他们认为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是在乘着历史的浪潮前进，历史却不是人类的尊重者。他们从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中学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对人性的轻视，此种轻视又因他们掌握了绝对权力而增强了；其结果之一便是使他们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而对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所揭橥的目的的欺诈性和专一性则又估计过高。与此同时，这种结果又有助于他们对纳粹的了解，因为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正视纳粹威胁，那是由于他们对纳粹动机有着客观理解，同样也由于这一事实，即他们自己也熟谙独裁政权和极权主义的各种问题。
眼前的政策虽由于俄国传统的神秘色彩而暧昧不明，由于俄国传统的笨拙而被歪曲，又由于俄国传统的密码式信号而使人迷惑不解，其实是再简单也没有了。用马克斯·贝洛夫的话来说，当前俄国的政策就是
谋求同有助于苏联经济建设的国家进行友好交往；防止出现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结成的反苏大集团，扩大同苏联邻国所达成的安全体系，以增强阻止发生新干涉战争的力量。(122)
这一政策是和残酷地推行国家工业化运动齐头并进的。工业化运动不只是为了要提高俄国国内的生活水平，也是为了要给共产主义建立一个强大的防御基地，到一定时候，苏联领导人将在这个基地上主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的解体工作。但一般认为，此种解体并不是由苏联方面的直接行动促成的，而是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未来经济衰退、战争和当地革命运动的结果。由于此种战争而削弱战争中所使用的军队，这显然是有利于苏联的，因为共产国际可以作为多样化的第五纵队而存在。苏联对外政策所包含的主要矛盾十分明显的是，而且不止一次的是，既需要同各国建立并维持友好交往，又需要同时致力于破坏各国政府的主权以及它们协调一致的反共倾向。
共产国际自己对德国共产党人的错误领导促成了希特勒政权的绝对性和长期性，又因华盛顿国务院决心要创立自由世界市场而获得了证实，苏共政治局只是在看到这一点以后，才给自己制定了一条目标专一并压倒一切的鲜明路线，而且从纳粹主义中它又懂得了怎样去履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另一方面的预言，即求助于国联，把它作为搞垮希特勒政权的工具。(123)这并不是说政治局对国联本身怀有什么信心。在这以前，它一直抱着暗自得意而又十分恼火的复杂心情注视着国联面对一个到那时为止最直接影响到苏联的威胁——日本的威胁——而无能为力。然而国联至少提供了一个集会地点，政治局可以披着最冠冕堂皇的外衣，在那里针对英法的自我利益慷慨陈词。不管李维诺夫对集体安全有怎样的想法，对较持现实主义的政治局委员来说，即使严守自己的原来立场，也仍然只能有一个想法：推迟将把苏联卷入的任何战争，哪怕是稍稍推迟也好，只要等它强大得足以从中取利（且不说在战争中求得生存），并且要确保在战争终于到来时（一定会到来的），整个欧洲将乱作一团而四分五裂，苏联则不致遭受重大破坏。
1933年，当李维诺夫将一份计划草案提交日内瓦裁军会议(124)而把集体安全的主张推向第一个高潮时，苏联刚刚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远东方面，它对日本继续实行绥靖，同时一有机会便炫示自己在那里日益增长的力量。在西方，它仍然对外敞开，竭力劝说其他国家同它一起抑制希特勒。1935年，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时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互助条约(125)（当然没有同波兰签订）。有迹象表明，苏联终于正在成为一支需要加以认真考虑的力量。接着，在1936年，俄国发生了举国震荡的大清洗。政治局企图通过大清洗使自己的地位最后巩固下来，并保证全国高层领导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绝对一致。(126)大清洗持续到1938年，把李维诺夫早先为使西方相信苏联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努力大半化为乌有。因此，当李维诺夫于1938年3月企图召开一次将德、日、意排除在外的大国会议时，他的努力徒劳了。(127)慕尼黑协定便是在6个月以后签订的。希特勒已到达了他将于翌年3月15日以之为起点而向前推进的所在了。
（七）红军状况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建设重工业和一支装备精良的庞大军队，多年来一直是将俄国人民的当前福利作为牺牲的。一旦完成之后，这一宏伟而艰巨的工程确将成为一台规模惊人的战争机器。但是它并未完成，事态的发展证明，甚至到了1941年它也没有最后完成。红军与德军截然不同，它依靠士兵大众远过于依靠干部。它不是一套精密的机器，不会一台又一台各自充分地、无故障始终地发挥作用，最后也不会连成一套高度衔接的强大的超级机器，其强度又不能比各组成部分的总合力量更大。它是同苏联的整体结构相一致的，是根据一个高度集中的有机整体观念建立的。它还由于俄国未能协调生产而蒙受不利，这就是说，装备几乎接近齐全的师，往往因全军缺乏一个小小配件而动弹不得。
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军官的情况。苏联长期来缺乏各种领导人才，各级军职几乎都找不到适合的人选，而恰恰当希特勒初显身手的时候，全苏联正慑服在政治保安局的大清洗威力之下，崩溃几隐约可见，因为被清洗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军官达1/10以上。直到那时，俄国国内外的许多人都有一种想法，以为俄国人在新红军的组织方面是可以引以为豪的。可是，这支新红军突然被摧残得四分五裂，一些年轻、聪颖、富有进取心的指挥官被大量清洗出去。至于这些清洗背后所有的纠纷，这里就毋需论述，作为本文的目的，只要认识这一点就够了，即此种骇人听闻的疯狂自戕行为并不是轻率决定的，而且政治局对指定执行其旨意的最驯服组织是否绝对服从其意志产生怀疑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总之，在慕尼黑会议的时候，红军正在干船坞里为准备一次大规模战争进行检修。此外，最有能力对抗德国指挥官的红军指挥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则已经不在部队里了。图哈切夫斯基本人不在了。接替他们位置的是一些重新服役的超龄军官——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以及一批老式兵团的指挥官，他们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的确，只是到了1942年，老同志被清洗掉了，从现代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新一代指挥官才得崭露头角。
到了1939年3月，这台军事机器的各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大部分，才算千辛万苦地制造出来了，但最后的装配尚未完成，仍然还有缺口要弥补。跳伞表演尽管给人的印象颇深，俄国人却几乎没有自己的战略空军，只有一支极不像样的战术空军。他们还是老一套，把所有的金钱和精力统统花费在大炮上。他们有世界上最可怕的大炮。但是希特勒无意打一场大炮战。俄国人也致力于制造坦克，那种型号的坦克又坚实又庞大，但速度很慢。俄国人没有经过高度机动化训练的步兵为其坦克的后盾，单凭这一点，他们就无法以古德利安的方式(128)使用他们的坦克，这是显然的。机动化运输几乎可以说没有——确实是这样，要到好些年以后美国租借法案开始实行时才有机动化运输。这一切都意味着红军的进度很慢。莫斯科统帅部很可能对德军计划的作战速度有很好的理性估计。但无疑也可以这样说，兵团司令员至少要有一年的战地过硬经验，从实践和理论的区别中，才能懂得——似可说是确信——德国装甲师的行动到底有多快，尤其是伪装成防空部队的携有重型反坦克炮的后续步兵的行动到底有多快。
（八）希特勒对苏联政策的理解
对于苏联军事机器的状况，希特勒比大多数外国观察家都了解得更清楚。他除了可以从苏联的外部表现对其内部状况作出推断外，还有许多确凿的事实可作依据。德国人不同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甚至也不同于捷克人，长期以来就有许多机会从内部观察苏联的战争潜力：主张修订凡尔赛条约的国家的军事参谋们在很早时候就相聚一堂了。德国人对发展苏联潜力提供的帮助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特别是他们帮助训练并装备了红军。他们知道，红军迟早会成为令人担忧的力量，但是这个时候尚未到来。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希特勒在1939年3月是看到了俄国的那些弱点的，只是到了当年冬季的芬兰战争时这些弱点才首次暴露于世，后来在1941年德国入侵时又一次暴露。
凡此一切，都使希特勒在策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不难找到答案。这些问题是：俄国人既然如此被故意地冷落，竟还要劝说英法发表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安全的联合宣言，其真实用意何在？苏联在受到英法冷遇之后，是否准备单独作战？如果眼下不会，那么什么时候它才会？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它才会单独作战？
希特勒一定盘算过，苏联是不会进行一场不能从波兰手里收复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战争的。但波兰是法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同捷克斯洛伐克也被认为是该体系的一部分是一样的，而除此之外，波兰又是德国的潜在敌人。如果苏联同法国结盟（更不用说同英国结盟），它能希望从波兰手里捞到什么呢？那是一个具有魅力的局面，充满了各种纠纷的种子。俄国和西欧强国结成同盟是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同德国打仗，那便是一个主张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国家同另一个主张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国家打仗，而其争斗的目的却是为了保持俄国所全力反对的一般既成现状。总之，波兰会为了支持捷克人而同正在觊觎其某些土地的所谓盟邦的俄国一起打仗吗？甚至波兰会允许俄国人自由假道它的领土吗？这些就是俄国人在投入战斗以前所必须要加以考虑的问题。
而且，在1939年3月那个时候，即使俄国确也想采取反希特勒的统一立场，是否可以设想同法国，更不用说同英国了，会在事实上走到一起而及时地采取一致行动呢？可是得记住，希特勒从这时起就会小心翼翼地设法抢先一步，使他的潜在敌手们老是在那儿讨论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防止已发生过的事情再度发生。这就是说，除非希特勒另作考虑，或者西欧强国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这时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希特勒占领布拉格了，那样的机会已在慕尼黑被抛弃了。而且，即使俄国人确实受到目睹纳粹在布拉格出现的刺激，感到有必要采取即便是为时已晚的行动，然而正是纳粹已在布拉格这一事实这时已成了一种强大的威慑因素。红军如果不涌进波兰，它在强行穿过喀尔巴阡山的途中，就会失去机动作战的自由，等到他们能够采取行动的时候，希特勒已把捷克斯洛伐克的相当大的部分抓到手里了，而要穿过波兰调度兵力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波兰人的疯狂反对。里加条约的结果为他们保留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且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种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叫纳粹高兴的混乱局面，英法彷徨地在一旁莫知所措，希特勒则可以从中捞到最大的好处。
(1) 1940年美国人口总数为131 699 275人，其中外国出生的有11 419 138人。
(2) “福地”及“旷野”均引自《旧约·申命记》第8章第1、2节及第9章第28节；“福地”在《旧约·申命记》中译作“所应许之地”。——译者
(3) 同上。
(4) 在1914年和1939年之间的这些年里，对于美国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当代英国观察家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英国人自己历来就期望能世代享受他们的岛国安全的特权地位，这是从欧洲大陆迁往那儿去的祖先遗赠给他们的。自1914年战争爆发至撰写本章时已经过去了35年，在此期间，大陆人民遇到种种变化，而英国人对自己不再能像过去那样相对地免受变化的影响，也感到难以适应。然而，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民来说，这种心理上的难以适应，还不像所有美国人那样大。除了少数17世纪胡格诺派教徒逃亡者的后裔外，1951年的英国人却不是近代来自大陆的一心要摆脱那儿动乱的那些人的后代。
(5) 见《国际事务概览，1938年》（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8），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1年版，i.575—580（此后引用时简称《概览，××年》）。
(6) 见《概览，1938年》，i.642—650。
(7) 这一点以后将在1936—1949年的各卷《概览》中进一步阐述。
(8) 爱尔兰共和国建立于1937年，但在1949年才正式宣布。——译者
(9) 见《概览，1931年》，第43—44页和第199—200页。
(10) 见《概览，1933年》，第16—35页。
(11) 见下文，原著第171—178页。
(12) 颇为有趣的是指出这一点：齐亚诺于1939年8月12日试图推迟战争爆发时，具有先见之明地说，战争的爆发将意味着罗斯福连任三届总统。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的审讯，1945—1946年：罪证文件》（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945—1946：documents in evidence），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1947—1949年版，xxix.49（1871—PS）；英译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1948年版，iv.514—515（以下分别简称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阴谋与侵略》）。15个月以后，却是希特勒提出同样的理由（在这个事件以后）来反驳意大利人，申斥墨索里尼没有把他的希腊冒险推迟到美国大选以后。参见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一封没有写明日期的信，此信可能写于1940年11月初，《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i.94—95（2762—PS）；《阴谋与侵略》，v.410。
(13) 此种全国性的志愿参加的自我教育课程进行了25年之久，其效果给本章作者的印象极深，因两次巴黎和会作者均参加，所见到的1946年的美国代表团同1919年的大不相同。
(14) 见《概览，1930年》，第421—436页；《概览，1933年》，第393—438页；以及《概览，1936年》，第837—872页。
(15) 人们可能认为，美国于1902年把古巴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促成拉丁美洲一个新的共和国的诞生，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美国在1826—1846年之间以墨西哥为牺牲品所进行的侵略的一种将功补过。可是，就拉丁美洲国家的评价而言，美国的这一功绩到了1913年就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了，那一年它解放了巴拿马，又促成了拉丁美洲另一个新的共和国的诞生，但巴拿马却不是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解放的，而是脱离了当时已经存在的拉丁美洲共和国哥伦比亚。
(16) 见《概览，1925年》，第2卷，第4编（i—iii）；《概览，1927年》，第400—421页；《概览，1930年》，第376页；《概览，1933年》，第3编（i—iii）。又见查尔斯·P·豪兰：《美国对外关系概览》（Charles P.Howland：Surve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28年，第1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
(17) 见《概览，1927年》，第4编；《概览，1930年》，第5编（i）；《概览，1933年》，第318页以下；《概览，1936年》，第806页，第808页；《概览，1938年》，i.658—689。
(18) 见《概览，1936年》，第808—809页。
(19) 见《概览，1933年》，第111—134页。
(20) 见《概览，1936年》，第3编（vii）。
(21) 石油在加勒比海国家的出口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委内瑞拉的石油当然只是补充美国石油之不足，而不是美国的缺货。但由于美国石油储藏量即将枯竭，加之美国对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巨大消费不断增加，这就确保了委内瑞拉油田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
(22) 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巴西的咖啡，但拥有咖啡的巴西人不如拥有石油的委内瑞拉人那么走运。美国对石油的需求显然是无限的，但美国人民对咖啡的需求量却不能增加，因而巴西人须为其巨大的咖啡产量另找市场。
(23) 见《概览，1932年》，第27—34页。
(24) 尤指16世纪侵占墨西哥、秘鲁等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译者
(25) 见《概览，1938年》，i.672。
(26) 这里指将意大利语换成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译者
(27) 见《概览，1933年》，第139—152页；以及《概览，1938年》，第1卷，第2编（ii）。
(28) 埃德蒙·伯克：《论关于同美国的和解，1775年》（Edmund Burke：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1775）。
(29) 自从公元16世纪向西推进的西班牙人和向东推进的葡萄牙人在美拉尼西亚、菲律宾和日本所处的经度相遇之日起，地球表面适宜于居住和通行的部分呈现阔腰带形状，延绵不断地横亘于热带和温带，但不包括两极。随着北极上空被征服，这块可以通行的区域的形状就会为之大变，酷似一个保暖的茶壶套，一直从北极罩下来，但仍盖不住南极，让它仍在外边受寒。“北极的湮灭”究竟是福是祸，这对过去不相往来而在今日成为近邻的人民来说，还是一个疑问，有待于人们对此种来自应用科学的新政治挑战所作出的反应来回答，不论其反应命中注定是什么。
(30) 《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公开文件和讲话……1939年卷：战争和中立》（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Roosevelt..．1939 volume: War and Neutrality），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41年版，第1页。
(31) 见《概览，1938年》，i.649—651；较后一卷《概览，1939—1946年》也将谈到这个问题。
(32) 见《概览，1938年》，i.634—635。
(33) 人数很少、政治上又十分无力的中国人血统和日本人血统的少数民族除外。
(34) 见《概览，1938年》，i.624—625。
(35) 见下文，原著第103页。
(36) 见下文，原著第100—101页。
(37) 见《概览，1938年》，i.625—626。
(38) 见《概览，1920—1923年》，附录v（1—3）。
(39) 见《概览，1936年》，第110页。
(40) 华盛顿政府于1938年秘密地向制造商施加压力，从而制止了向日本供应飞机。这一步骤于1939年1月公开时得到了舆论的支持。但其他主要物资如石油和废铁等的供应从未中断。
(41) 见《概览，1937年》，i.278，312—317。
(42) 见《概览，1938年》，i.626。
(43) 这是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该文载于《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1939年2月15日。可对照埃利奥特·詹韦：“美国人和新太平洋”，《亚洲》（Eliot Janeway：“The Americans and the New Pacific”，Asia），1939年2月号。
(44) 见《概览，1938年》，i.600—606。
(45) 这将在以后的《概览，1939—1946年》一卷中论述。
(46) 见《概览，1936年》序言的脚注。
(47) 见《概览，1920—1923年》，第452—455页，第484—499页。
(48) 见《概览，1931年》，第430页，第438页。
(49) 见下文，原著第119—120页。
(50) 见上文，原著第17—19页。
(51) 关于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见下文，原著第88—94页。
(52) 在1935—1936年的国联同意大利的实力较量中，英国海军曾要求使用法国在比塞大的海军设施，当时勉获允准（见《概览，1935年》，ii.259—270）。
(53) 见《概览，1926年》，第362—372页。
(54) 虽然英国最近新撰的“国家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这一名词没有正式用来称呼丹麦王国的自治领，但冰岛和丹麦当时在宪法上的关系同英联邦的海外自治领和联合王国在宪法上的关系并无多大不同。见下文，原著第157页。
(55) 见下文，原著第158页注②（即本书第220页注①。——译者）。条约文本见英国外交部：《斯匹次卑尔根地位之调整及授挪威以主权的协议……1920年2月9日于巴黎》（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Treaty Regulating the Status of Spitsbergen and Conferring the Sovereignty on Norway ..．Paris, February 9，1920），敕令第2092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24年版）。
(56) 见下文，原著第128—129页。
(57) 吐火兽为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龙尾的怪兽。——译者
(58) 作者于1947年写这一节初稿时的猜测是，在希特勒及其同谋者秘密策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地缘政治的估计曾使德国侵略者乐不可支。后为里宾特洛甫于1938年1月12日发表的备忘录所证实。备忘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年，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联合出版〔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9年版，D辑，i.163—164（以下简称《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
(59) 见《概览，1938年》，i.355—356。
(60) 早在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同他的军事指挥官开会时，至少他已看出了英国的这一弱点。见会议记录（霍斯巴赫备忘录），1937年11月10日，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07—408（386—PS）；英译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33；《国际事务文件，1939—1946年》（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9—1946），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1年版（以下简称《文件》），i.19—20；参阅《阴谋与侵略》，iii.299—300。
(61) 在撰写本文时，英帝国最后的靠山是在美国庇护下的西方国家自卫联盟，这一联盟是临时凑合的，以代替联合国家组织旨在提供的世界范围的集体安全体系。
(62) 见下文，原著第65页以下和第72—76页。
(63) 根据1936年人口普查，南非白人总数为2 003 857人，班图人为6 596 689人，其他人种（未具体划分）为985 352人。班图人比条顿人到达更晚一些。原先的居民——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既非黑种人，亦非白种人，而是黄种人。
(64) 莫卧儿帝国末期统治者（1658—1707年）。——译者
(65) 英国议会于1774年通过的魁北克法令，规定使用法国民法，并保证罗马天主教教会有信仰自由。这种信仰自由原已在1763年2月10日的巴黎条约获得允许。
(66) 责任自治政府制是1838年草拟的《德拉姆报告》（Durham Report）中建议的，并在埃尔金勋爵任总督期间（1847—1854年）实施。
(67) 指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译者
(68) 见上文，原著第1—7页，第18—20页。
(69) 见下文，原著第119—123页。
(70) 关于潘迪特·尼赫鲁的观点，见下文，原著第69—70页。
(71) 见《概览，1936年》，第4编（i）。
(72) 《泰晤士报》，1937年1月27日。
(73) 关于促使英国政策改变的3月15日事件的说明，以及对当时英国舆论的分析，均见下面一卷《概览，1939—1946年》。
(74) 见《概览，1938年》，i.129—137。
(75) 《旧约·创世记》，第49章，第4节。——译者
(76) “毕林普上校”是漫画中人物，意为反动家伙、老顽固。——译者
(77) 哈罗德·尼科尔森：《英国为什么打仗？》（Harold Nicolson：Why Britain is at War），哈蒙兹沃思，企鹅丛书，1939年版，第135—136页。
(78) 《概览，1938年》第2卷导言（第3—9页）对这一点作了更充分的讨论。
(79) 关于这篇文章所披露的有关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以及关于下院会议记录，从而引出德里斯科尔根据同张伯伦的谈话而写出这篇文章的事实，见《概览，1938年》，ii.113—114。
(80) 这里所作的叙述系根据萨姆纳·韦尔斯：《决定的时刻》（Sumner Welles: The Time for Decision），纽约，哈珀公司，1944年版，第66—69页，以及温斯顿·S·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Winston S．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第1卷，伦敦，卡斯尔，1948年版，第196—199页；波士顿，霍顿·米夫林。韦尔斯谈到，罗斯福原来考虑在193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出信件，提出拟由美国邀请某些国家政府为达成一项世界性协议而共同起草若干尝试性建议，建议拟规定指导国际活动的基本原则，并提出限制和裁减军备、促进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以及人道主义的战争等方法。韦尔斯还说，总统的此项计划遭到他的某些最亲密的顾问的激烈反对。他们劝告总统首先要获得这样的保证，即英国政府或法国政府不认为此项建议“同它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或业已确定的政策背道而驰”。因此罗斯福于1938年1月向英国政府试探他的计划时便是按这一劝告行事的。
(81)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196。
(82) 韦尔斯：《决定的时刻》，第68页。
(83)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198。
(84)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199。
(85) 见《概览，1938年》，ii.5。
(86) 见《概览，1935年》，第1卷，第1编（iii）。
(87) 见“英帝国与世界和平”，1930年1月28日史末资将军在查塔姆大厦的讲话，《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1930年3月，ix.141—153。
(88) 见《概览，1935年》，ii.302，463。
(89) 关于纳粹认为张伯伦方面没有维持实力均势的意向，见《概览，1938年》，ii.13—14，21。
(90) 当然，德国的这一系列行动开始于1936年3月7日的派兵重占莱茵兰，英法对这头一步的默认，就使它们在道义上更难于对德国接着而来的行动采取坚定的反对立场；但在莱茵兰事变的时候，张伯伦虽然已是当时英国政府的一名重要成员，可还没有当上首相。
(91) 《概览，1938年》第3卷第5编对此将有所论述。
(92) 见《概览，1938年》，ii.416—419。
(93) 这一点将在以后的一卷《概览，1939—1946年》中论述。
(94) 《概览，1929年》，第59—60页。
(95) 鲍德温于1936年11月12日在威斯敏斯特下议院的一段讲话中，以他自己作为主管人的身份宣布了他的判断：“我要极其坦率地告诉下院……假如我跑到全国各地说，德国正在重新武装，因此我们也必须重新武装，有谁会认为这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在那个时候会团结在这一号召之下呢？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依我看来比这更肯定会使选举失败的了。”〔下院辩论（H.C.Deb.），第5辑，第317卷，第1143—1144栏〕但又见R·巴西特：“把真相告诉人民：鲍德温‘自白’的神话”，《剑桥杂志》（R.Bassett：“Telling the Truth to the People: the Myth of Baldwin‘Confession’”，Cambridge Journal），1948年11月号，第84—95页，以及马克斯·贝洛夫的信和R·巴西特的回信（同上书，1949年1月号，第237—242页）。
(96) 在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之前，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宣称沙皇已武断地宣布土耳其为病人，并自封为医生。此处自命“委任医生”。——译者
(97) 关于这一插曲，见《概览，1935年》，ii.54—56，65—67。
(98) 见下文，原著第50—51页。
(99) 俄国人的这一论点是在弗拉基米尔·波将金编的《外交史》（Vladimir Potemkin: Histoire de la diplomatie）中提出来的。该书由辛尼娅·潘菲洛娃和米契尔·埃里斯托夫自俄文本译成法文，巴黎，梅迪西出版社，1946—1947年版，见iii.675，685。
(100) 即任外交人民委员。
(101) 斯大林在提出该宪法草案时曾经说过：“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在有对抗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归根到底是给有势力的人享受的民主，是给有财产的少数人享受的民主。相反地，民主在苏联却是给所有的人享受的民主。由此可见，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不是苏联新宪法草案，而是资产阶级的宪法。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苏联宪法是世界上惟一彻底民主的宪法。”《莫斯科新闻》（Moscow News），1936年12月2日。
(102) 组织局和监察委员会都是处理党内事务的机构，只是其方式不同。
(103) 书记处的成员是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马林可夫和斯大林。
(104) 1939年3月那时的政治局成员有：J·V·斯大林（共产党总书记）、L·M·卡冈诺维奇（交通人民委员）、V·M·莫洛托夫（人民委员会主席）、K·E·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M·I·加里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A·A·安德烈耶夫（监察委员会主席）、A·A·日丹诺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A·I·米高扬（外贸人民委员）和N·S·赫鲁晓夫。L·P·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和N·M·什维尔尼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105) 既非政治局委员又非中央委员的人民委员会委员相当于英国的常务次官；像李维诺夫那样的人民委员虽是中央委员，但不是政治局委员，官职是重要的，权力却不大。
(106) 1924年秋，托洛茨基发表了《十月的教训》，透露了党内的斗争。数月之后，他被迫辞去国防人民委员职务，但被授予一个次要的部长级职位。1925年12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向斯大林发动攻击，由于绝大多数人拥护斯大林而被击败了。1927年，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被撤除政府职务，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还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概览，1927年》，第253—254页）。
(107) 布哈林于1928年11月被驱逐出政治局，李可夫于1930年12月被驱逐出政治局。莫洛托夫继李可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108) 又见下文，原著第416—419页。
(109) 见《概览，1920—1923年》，第243—244页。
(110) 见《概览，1924年》，第172—175页。
(111) 伴当系指无产阶级。——译者
(112) 又见下文，原著第2编，特别是第416页以下。
(113) A·于哥夫：《为战争与和平的俄国经济战线》（A．Yugow: Russia's Economic Front for War and Peace），纽约和伦敦，哈珀公司，1942年版，第10页；又见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为建设苏联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U.S.S.R.，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of the U.S.S.R.：The Five-Year Plan for Building up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U.S.S.R.），三卷集，莫斯科，1929年版。
(114) 于哥夫：前引书，第12页；又见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二个五年计划》，由I·B·拉斯克和约翰·斯威夫特译自俄文，莫斯科，1936年版。
(115) 于哥夫：前引书，第12页。
(116) 于哥夫：前引书，第36页。苏联的数字是1937年的数字，其他国家大多是1929年的数字。
(117) 于哥夫：前引书，第24页。
(118) NKVD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后称MVD即内务部。政治保安警察即该部的一个部门。它原是一个特设部门，即GPU“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或O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更早的时候，也就是在内战时期，这一特设部门称为Cheka“契卡”（特设委员会简称）。在沙皇时代即存在过此种类似机构，那时叫Okhrana（警备队）。
(119) 大部分外国专家已于1936年和1937年离开苏联。
(120) 约翰·斯科特：《在乌拉尔后面》（John Scott: Behind the Urals），伦敦，塞克和沃伯格，1942年版，第76页。
(121) 同上书，第69页。
(122) 马克斯·贝洛夫：《苏俄的对外政策，1929—1941年》（Max Beloff: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1929—1941），两卷集（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7年和1949年版），i.12（两卷集以后简称贝洛夫，i，ii）。
(123) 有关苏联于1934年9月加入国联的情况，见《概览，1934年》，第391—404页。
(124) 见《概览，1933年》，第180—181页，第234页，第246页，第278—279页。
(125) 见《概览，1935年》，i.79—82。
(126) 见《概览，1936年》，第376—378页；《概览，1937年》，i.11—22。
(127) 见《概览，1938年》，ii.68注①。
(128) 古德利安（Heinz Guderian）是德国将领，率领德国装甲部队进入奥地利（1938年）、波兰（1939年）、法国（1940年），1944年8月任东战场最高统帅，1945年5月被盟军俘获。——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