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张居正，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文化名人。他所进行的改革，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由于得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全力支持，成效卓著，一举扭转了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而彪炳于史册。
这是人们通常对他的了解。
人们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环节：他死后，皇帝翻脸不认人，说他“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甚至想对他“斫棺戮尸”。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官僚随声附和，乘机落井下石，诬蔑张居正“残害忠良，荼毒海内”，扬言：“即斫棺戮尸尚有余罪。”
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的一代名臣，从高耸的云端跌落下来，竟然成了社稷罪人，这是为什么？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
——“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这八个字是当时人提供的答案，言简意赅，揭示了张居正悲剧的根源，在于他显赫的权势，与皇帝的容忍度之间的矛盾，在那种体制下，是难以调和的。任何一个皇帝，都不能容忍首席大臣凌驾于他之上，让他感受到震慑。因此“祸萌骖乘”便不可避免。
然而，这毕竟令人遗憾，留下的刻骨铭心的感叹，引起了人们纷纭的议论。
甚至对他有所非议的异端思想家李贽，也为之愤愤不平，说：“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称赞张居正是“宰相之杰”，对于他死后遭到政治性凌辱，耿耿于怀，流露出正直人士对张居正的怀念，对朝廷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李贽说这话的时候，万历皇帝正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亲操政柄，他发表这样的意见，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人们在欣赏李贽凛然气节的同时，也可以察觉到当时舆论界心目中的张居正，必有过人之处，令人难以忘怀。
自从20世纪中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问世以来，书中的主角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历史学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自1982年至今畅销不衰。他以独特的视角，流畅的文笔，重新解读这一段历史，用“世间已无张居正”这样的标题，来抒发他对张居正别具一格的评价，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以及多种多样的评论。看来，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多侧面的张居正及其时代，至今依然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笔者把题目定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原因就在于此。
张居正在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十年（1582）担任内阁首辅，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得以“代帝摄政”。凭借这样的特殊身份，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雷厉风行，势不可挡。当时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称之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真所谓“言必信，行必果”，丝毫不拖泥带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改变了嘉靖以来政局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最为富庶强盛的一段辉煌，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原因。
改革与改革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或许是现今人们依然对张居正怀有兴趣的原因所在吧！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把张居正与历史上的改革家加以比较，姑且不论吴起、商鞅，即以王莽、王安石为例，他们改革所取得的成效，都难以与张居正比肩。
这是什么原因，确实值得深长思之。
日本东洋史学先驱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上课时，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家，都认为实行《周礼》毫无任何价值，而最近读了一些社会主义书籍的人，则对它实施的一些社会政策的做法表示欣赏。但这两者都不符合事实。《周礼》中的政治，是根据当时的理想而制定的……应用《周礼》第一个失败者是王莽，第二个失败者是王安石。”
有意思的是，张居正没有重复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模式，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张居正是科举正途出身，从秀才、举人直至进士，并且在儒学气息极为浓厚的翰林院工作多年，受儒术的熏陶是毋容置疑的。但是，他并不沉迷于经学。他深知，社会的弊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要想拨乱反正，挽狂澜于既倒，儒术和经学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必须用法家理论和权谋下一剂猛药。
张居正深谙法家真谛，把它用儒术加以缘饰，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他特别强调“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这一法家名言，在施政时坚定不移地予以贯彻。他在与同僚议论治国理念时指出，自己开始执政之前，“国威未振，人有侮心”，因此必须推行法治，依法治国。他是这样表达的：“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
张居正的立身处事，充分显示了上述风格。他自诩为“非常磊落奇伟之士”，不愿意“徇匹夫之小节”，因为他有更大的抱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可以做到“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为了依法治国，一定要做到“虚心鉴物，正己肃下”，目的是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法之必行”“言之必效”“朝下令而夕奉行”。这种说一不二、令行禁止的风格，这种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风格，体现着崇尚“霸道”（而非“王道”）的法家精神。
正因为如此，张居正身上少有儒家温、良、恭、俭、让的气质，少有仁恕的精神，事事处处都是咄咄逼人，惯用严刑峻法，讲究权术与谋略，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手法十分老练圆熟，可以置脸面于不顾，可以对言官的弹劾、舆论的非难熟视无睹。
所以在后人的眼中，作为政治人物的张居正，既是一个改革家，也是一个政客。以往人们出于对他的崇敬，讳言其政客的一面，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否则就不可能复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改革家和政客，一身而二任，是他的两面，忽视了其中任何一面，对他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明神宗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就注意到他的两面，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绩：“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另一方面指出他的过失：“褊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这前面所说的十八个字，概括了他作为改革家的事功；后面所说的十六个字，正是他作为政客的本性使然。为了夺取内阁首辅的交椅，他可以不择手段，与太监头子冯保联手，心狠手辣地整垮高拱，进而对其施加政治迫害。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置伦理道德、社会舆论于不顾。他的悲剧，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吧！
著名的清官海瑞，并非张居正的“同党”，恰恰相反，他对张居正政见多所非议。但是，他对张居正的评价是公正的，对他死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而且连累家属，情状惨不忍睹——而感慨系之。海瑞总结其中的缘由，说了一句极富洞察力的话：张居正“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所谓“工于谋国”，当然是指张居正十年如一日地全身心投入政治改革，力挽狂澜，成效显著。所谓“拙于谋身”，就意味深长多了，既是说他无所顾忌地推行改革，树敌过多，结怨甚深，没有处理好与同僚、下属的关系；更是说他得到太后与皇帝的充分信任，在权力达到巅峰状态时，过于肆无忌惮，而不知收敛，忘乎所以地自诩：“我非相，乃摄也。”这在帝制时代是有“僭越”嫌疑的，也就是所谓“威权震主”。无怪乎《明实录》在为他“盖棺论定”时，写下了发人深省的一句话：“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八个字，就是张居正悲剧的根源。无论功勋多么卓著的首席大臣，在皇帝眼里不过是“臣子”而已，绝对不能“僭越”，使皇帝感受到震慑。张居正如此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居然对于这个关键有所疏忽，忘乎所以，难怪海瑞要说他“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了。
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话题。
读者诸君欲知其详，请听笔者细细道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