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对策
即位之初，便遭遇长勺之战的失败，让齐桓公终于痛定思痛，始向管仲询问实现强国的方略。管仲回答：“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1)这句颇具后来儒家风格的话可以概括为：减轻赋税、减少刑罚，以及避免在农忙时节大规模动用民力，以此确保农业收成不受影响。
且不论此话实有杜撰之嫌，这一对策其实与齐桓公的需求并不切合。减少税收便难以维持日渐浩繁的军费开支；同样，节省民力，则意味着无法全天候地征调徭役和军役，为不期而至的征伐随时待命。好在《管子·霸形》回应了我们的疑惑，在这段对话的结尾为这道治国难题给出了一剂良方：“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当减税、息民政策执行多年后，齐国则会获得各国民众的青睐。是那些如过江之鲫的外来人口，为齐国带来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奠定了齐国强盛的基础。
只是，齐侯根本等不到“行此数年”。齐国长勺战败是这年的正月，年末十月的时候，桓公又兴师动众，“齐师灭谭，谭子奔莒”(2)。三年后（前681年）的春季，齐国又灭遂国。后一年（前680年）的春季还讨伐了宋国。在此期间，他还在前681年的北杏之会上，第一次与宋、陈、蔡、邾四国诸侯进行了会盟；同年，又会鲁君于柯。综合起来，不管齐国有没有轻敛缓政，从其作战、会盟的时间和频率上看，齐桓公在遵守农时、节省民力方面并不尽心。
其实，我们只要把“民归之如流水”和“轻敛缓政”的为政方针的顺序互换，文献中所有的矛盾之处都可迎刃而解。当越来越多的西部诸国民众进入齐境，就能短期内为齐国积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当可供征税的人员足够多时，即使减少平摊在每人头上的税收，也不会降低国家的总体收入。当人员足够充足时，执政者就不必担心缺乏轮戍的人员更替，也就不会出现“葵丘瓜代”那样的事件；同时也可以在短期内多次征兵作战，而毋需为田园的管理发愁。只不过在很多时候，人口增长与政策回应往往连接紧密，使人无法区分两者之间的时序、因果关系。
因此，对于管仲来说，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快把这些充裕的人口资源有效地组织、调动起来。首先，使入齐之人按“士农工商四民”(3)的基本分类各司其职。其次，“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4)，在兵源（五家农户出一兵，或一“暴”(5)供给兵车一乘及其附属）和军费（从“轻重鱼盐”中获利的商业税）之间实现了有机的结合。据《管子·乘马》估算，当时出动一百辆兵车（及其附属战斗人员）一昼夜的花销为“黄金一镒”(6)，这大致相当于三十个商人一整年的纳税额(7)。于是，足够的农业人口与发达的商业流通，为齐国由弱变强注入了根本动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军事和经济上的良性循环，确保了齐桓公在针对西部国家作战和会盟时的竞争力，取得“九合诸侯”的成果；另一方面，齐国独特的地缘政治特征，则决定了齐国军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后人归纳管仲的军政思想：“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8)既然战争会导致劳民伤财，是国家富强的大敌，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守胜”(9)，也就是以强大的防守威慑敌方，取得不战而胜的效果，其次则是以优势兵力，一战而胜之(10)。
因此，细究管仲的军事策略，只有实用主义的战法(11)，却没有攻城略地的长期战略。一言以蔽之，都是基于当前局势的被迫之举。所有的备战动机都只试图让齐国（及外围周边）在西部压力之下，保持完整，维护现状。而正是这一保守、防守思路决定了齐国的未来，并对之后所有东周兵（法）家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1) 《管子·霸形》。
(2) 《左传·庄公十年》。
(3) 《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
(4) 《史记·齐太公世家》。
(5) 《管子·乘马》：“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按此规定，齐国土地产出的最小单位为“一里”，所谓“方一里，九夫之田也”。而这个单位的六倍，“六里见方的土地”，则成为一个“暴”。一“暴”的生产者和产出可以供给兵车一乘及其附属。按照一乘配备四马的标准，一匹马配备七名甲士、五名盾手的基本配置，一“暴”为出征所作出的贡献，就包括一辆四匹马拉的战车，和二十八名甲士、二十名盾手，以及三十个从事支应的民夫。
(6) 《管子·乘马》：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
(7) 《管子·乘马》：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镒，命之曰正分。
(8) 《管子·法法》。
(9) 《管子·兵法》：无守也，故能守胜。（原注：无守，谓不守一数，故能常守其胜也。）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
(10) 《管子·兵法》：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破大胜强，一之至也。
(11) 《管子·兵法》：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尽教者，不能用敌。按：利，胜过；適，与敵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