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傅璇琮

这部《江湖诗派研究》原是张宏生同志的一九八九年博士毕业论文。论文答辩的时间原定于六月初，在此之前我受程千帆、周勋初先生的邀约，作为论文答辩委员，阅读了正文的大部分章节。但说也奇怪，那时虽然也安下心来读了，但却如四灵之一的赵师秀诗中所说，“慷慨念时事，所惜智者昏”，我当然不在智者之列，但却也昏昏，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读后感，竟茫茫一片。时隔数年，这部论文现在作为专著，在我工作的中华书局出版，我这次确实是静下心来通读了全部校样，竟如同读一部从未寓目的新书一般，感到既陌生而又亲切，并惊异于论文作者在几年之前对文学史的理解竟已至如此成熟的程度。

我之所谓对文学史的理解至如此成熟的程度，是近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也就是说，要对于“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须“完全明了”，这样“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先生这里说的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态度，我觉得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应有此种“通识”。

对江湖诗派，自宋元之际的方回起，至清朝官修的《四库提要》，及一些诗评家（如李调元《雨村诗话》），无不以尖刻的词句，加以讥刺甚至辱骂，什么“江湖诸人纤琐粗犷之习”，“江湖末流寒酸纤琐”，“江湖一派以纤佻为雅秀”，“油腔腐语，编凑成集”，等等。古人的这些评论，似乎还影响到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这些评语，其语气似颇为尖锐，实则仍不免失之于隔阂肤廓。

本书却不然，对于环绕江湖诗派的种种问题，均力持客观分析的态度。作者对江湖诗派的研究，有一个总原则，这就是书中所说的，“南宋中后期出现的江湖诗派，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因此，研究江湖诗派，也应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范围中去考察”。这就是说，对江湖派诗人在南宋中后期所表现出的特殊生活方式，这一诗歌流派的特殊风格，都应放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去加以体认，这就有可能超越于某些传统观念的个人感情好恶，使人们可以真正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同上陈寅恪语）。

如江湖诗人的所谓谒客身份，书中不仅在正文中专辟一章，即第二章《文化传统的倾斜》，作专门的论述，还在附录中以大量材料，分类考析行谒的内容和方式，谒客阶层的形成，谒客的出现与幕府、荐举制的关系，当世显人和谒客自身对行谒的态度。不知他人读后感觉如何，我个人，学句时髦话，是读得非常过瘾的。从来还没有把江湖诗人的谒客身份如此详细地讨论过。行谒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乞钱，但为什么到南宋中后期在诗人中竟形成如此一个群体，以致可以说是一个阶层，这之中究竟有什么社会原因？行谒对当时的诗人心理产生哪些失衡，他们又是作出怎样的努力使之平衡？书中都有不少有趣的描述。由此，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同意作者这样的结论：“由于江湖谒客的出现是南宋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诸特点，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宋代、尤其是对南宋社会的理解”；“以往学者研究宋代知识分子，往往只注意了其正面形象，而经常忽略那些与宋代正统的文化精神相悖的部分。我们的探索便是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以期加强对宋代知识分子的全面理解”。

当然，江湖派毕竟是一个诗歌流派，我们的研究最终还应落实到文学的分析上。书中并未忽略这一点，而是着重在这方面花了力气。书中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就主题取向、审美情趣、时空与意象、诗歌渊源，以及代表诗人的作品评介，作了极为全面的称得上是美学的考察。我说是美学的考察，是说书中对作品的分析并不停留在一般的词句鉴赏上，而是对作品如何表现诗人的内心世界作既细腻又宏观的深切体认和整体把握，是一种与读者的诗情交流与理性共识。如过去一直以为江湖诗人只追求纤巧，被人讥议为琐屑甚至卑下。确实，江湖派诗人的境界是有狭窄的弊病，但正如作者所说，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仅作简单的价值评判。书中论这些诗人由于在艺术追求中往往把眼光投入琐碎的生活片断，视野不免局促，就使整体上缺乏超越性，但从具体艺术美感来说，这种追求仍有其不可代替的魅力，由于形象更加直观，感觉更加细腻，就从而在常见的物象中，进一步挖掘出清新自然之美。书中又论到，江湖诗人到处游谒，不遑宁居，因此对于时间的流逝，往往别有一种敏感。书中第三章“羁旅之苦”一节，写到这些诗人由于经常处于羁旅漂泊之中，因此最为刺激他们心灵的，莫过于清晨和深夜。书中指出这一点，并由此而展示江湖派诗人独有的审美情趣与艺术取向，论述颇富新鲜感，足以见出作者艺术触觉之细致与敏锐。

根据书中所考，可以列为江湖派诗人的，有一百三十八个。当然，具体哪些诗人是否真正属于这一诗派，还可讨论，但不可否认，这么多诗人组成一个流派，而前后活动期又在半个世纪以上，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即使算不上绝无仅有，也是极为少见的。过去的一些论著，往往说他们只管个人琐细的眼前利益，而不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评论者没有看到当时的国家所给予这些诗人的是怎样一种重压，江湖派诗人的心灵创伤不仅来自于生活贫困所受到的世人的白眼，而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这一时代和社会的令人窒息的压力。

本书作者认为江湖诗派的形成当以嘉定二年（1209）划线，这年陆游去世，《江湖集》编印面世。此说是言之成理的。而可以注意的是，在此以后，正是南宋军事、政治、经济全面恶化直至最后崩溃的时期。开禧二年（1206）伐金失败，标志南宋政权直线走向衰亡。嘉定元年（1208）三月宋金和议，宋朝廷承受了改金宋叔侄为伯侄的屈辱，而且大量增加给金朝的岁币，使得本来就十分严峻的财政危机更加速发展。嘉定和议签订仅六年，宋金又发生秦州之战，又四年，金南侵，宋下诏伐金，此后一直到金为蒙古所灭，宋金战争不止。绍定三年（1230），蒙古军攻破南宋剑外和州，四年，攻破四川的兴元及沔州。绍定六年，南宋和蒙古联合灭金；金亡后，强大的蒙古国即成为南宋的直接威胁力量。不久，蒙军攻入四川，端平二年（1235），蒙军又举兵南下，攻破唐州、信阳，第二年，入襄阳。淳祐元年（1241），蒙军占领四川大部。蒙古国的铁骑步步进逼，在军事上完全掌握主动，南宋只是一个等待被吞食的弱兽。可以想见，这样的一种恶劣形势，持续半个世纪，对人们，特别是对下层士人，会造成怎样一种忧郁压抑而又惊惶不定的心理。

大量军费开支，以及战争的直接破坏，使南宋社会矛盾更加严重。吴潜在端平年间曾上疏：“开禧、嘉定，相继用兵，州郡所畜，扫地殆尽。”（《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徐鹿卿于淳祐中（1241—1252）赴任建康，历述所走过的南康、池阳、太平等地，“流离殍死，气象萧然”（《清正存稿》卷一《奏乞科拨籴本账济饥民札子》）。嘉熙、淳祐间，杜范上疏，说东南一带，已是十室九空，“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离，襁负相属，欲归无所，奄奄待尽”（《宋史》卷四〇七杜范本传）。老百姓处于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宋朝廷仍横征暴敛，江湖派的代表诗人刘克庄，在他担任官职时曾说：“夫财用窘迫，乃今世通患；居官者苟可取盈，无所不至。”（《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九《乞免循梅惠州卖盐申省状》）应该说，刘克庄是一个尽职的官吏，他在居官之日，曾多次为当时的财政困窘提出解决的办法，如文集卷五一《备对札子》建议“罢编户和籴之扰”，以为是“裕国宽民之要方”。在这一札子中，他又激烈地指责“颛阃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拥麾持节之臣，未有不暴富者”；又说：“昔之所谓富贵者，不过聚象犀珠玉之好，穷声色耳目之奉，其尤鄙者则多积坞中之金而已，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当然，他针对此而提出的“追大吏干没之赃”的措施，也与上面的“罢编户和籴之扰”同样，根本未能行通。

我在这里举刘克庄的例子，是想说明江湖派诗人并非天生不关心政治，相反，他们中有好几位，在居一定官位时对朝政的腐败是慷慨陈辞，而处于平民百姓时也曲折地表达对世事的忧虑和愤慨。但政治迫害（如江湖诗祸）和社会黑暗使他们对现状起一种冷漠感。这使我想起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他说梁氏死后，“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实则这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极丑怪之奇观，而梁氏“少为儒家之学”，“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因此不免对政治总要介入其间，故虽“高文博学”，而终不能安心于学问。最后寅恪先生深致感喟：“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我觉得，造成江湖派诗人对世事之冷漠，也正是这一时代、社会之不幸，而不能苛求于诗人本身。关于这一点，书中也有较好的阐述，我只就平日读书所及，略作些许补充。

我还想说的是，张宏生同志在《后记》中特别提到导师程千帆先生治学对他的启发，说：“程千帆教授的治学，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研究问题时，往往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抽象出一些规律来，尤其注重对作品本身的体验。”关于千帆先生的治学成就，周勋初先生在《〈古诗考索〉读后记》中已有很好的阐述，我这次重读勋初先生这篇文章，又读了千帆先生的《闲堂自述》，对程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思路有进一步的体会。

一九八三年，我与程先生一起在桂林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基金资助评议会，就在那次会议上，程先生提出他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计划，我即从心底里钦佩程先生的识见与魄力。程先生很早就提出“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的治学路数，而“唐宋诗歌流派研究”正是这一治学思路的进一步发展与具体落实。莫砺锋同志的《江西诗派研究》，蒋寅同志的《大历诗风》，和张宏生同志的这部《江湖诗派研究》，在千帆先生的指导下，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正是很好地体现了《闲堂自述》中的学术概括：“在诗歌研究方面，我希望能够做到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某一诗人或某篇作品的独特个性与他或它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的总体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诗人或作品的关系并重。我宁可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概括出某项可能成立的规律来，而不愿从已有的概念出发，将研究对象套入现成的模式，宁可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而不是反过来。在历史学和文艺学这些基本手段之外，我争取广泛使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假如它们有助于使我的结论更为完整和正确的话。”

我有一种感觉，千帆先生提出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以及莫、蒋、张三君体现了千帆先生治学思路的这三部著作，将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程先生在三十年代曾受到南京几位国学大师的教益，“厚德载物”，他的学问基础的深厚即来自渊远流长的传统。而程先生在此后又逐步接受了科学的世界观，并且恰切地运用了中外关于研治人文科学的新理论，这样他就在传统的治学路数上融汇入现代科学的成果。特别是他在七十年代后半期直至现在，他的传统与现代科学成果结合的治学思路已较原来的考证与批评结合更富时代性，在学术层次上更有所发展。这不但体现在程先生近十余年来问世的几部专著上，也表现在他与勋初先生一起，陆续培养出已斐然有成的好几位博士、硕士研究生身上，因而形成南大古典文学研究那种沟通古今、融合中西、于严谨中创新的极有生气的学风。我由此又想起王瑶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去清华大学学派时的一段话，他说：“清华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对传统文化不取笼统的‘信’或‘疑’，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为此必须做到中西贯通，古今融汇，兼取京派和海派之长，做到微观和宏观的结合。”清华的这一学风，是由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学者的长期积累而逐步形成的，这已是我国现代学术思想上一项极可珍贵的财富。不知怎么，在想到这些时，联系现在的古典文学研究，我就不禁联想起程千帆先生，想起他的传统与现代科学成果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与治学经验。薪传不息，我们民族的学术发展必将应上古代学人的一句名言：日新之谓盛德。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日，甲戌岁旦

于北京六里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