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江湖诗派的形成

一、社会因素

南宋时代的江湖诗派是一个以当时江湖游士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属于这一诗派的江湖游士，是由下层知识分子构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它的出现，不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没有密切的关系。

江湖诗人与江湖谒客的关系，天然是不可分的。谒客每即诗人，诗人多兼谒客。关于江湖谒客产生的社会原因，本书有专章讨论(1)，这里仅作一些简单的论述。

下面试从六个方面来谈江湖诗派形成的社会因素。

首先，宋室南渡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很大变化。靖康乱后，北方士民大批南迁，两浙人口因此而暴增百倍之多，其中都城临安尤甚。在这些人中，当然不乏大官僚及各种上层人士，他们南迁后仍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战乱而离乡背井。他们逃到南方后，失去了原来的经济基础，多数只能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其中，便有一批读书人在内。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不得已走上行谒的道路。

其次，土地兼并导致了阶级结构的急剧变化。唐代安史之乱后，自西晋开始的授田制，由于均田法的废弃而告结束，土地兼并愈益严重。这种倾向，到了宋代进一步地发展着。据今人考证，宋代的土地兼并共有三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第二次出现在北宋徽宗时期；第三次出现在南宋初年，一直延续到宋末。后一次兼并，在程度上，超越了前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土地兼并的加剧，必然导致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加剧。在兼并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固然多为一般劳动人民，但也不乏中下层乃至上层地主阶级中的某些人物，因此，地主阶级的浮沉升降也随之加剧起来。

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可能沦为佃户，或流入城市成为从事各种劳动的后备军，但失去了土地的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却并非如此。因为，后者的经济地位虽然下降，但在思想、文化、习性等方面，却仍然属于他们原来的阶级。这样，地主阶级中便又分化出了一个新的阶层——清客。他们没有固定资产，未能跻身上流社会，只好依托于权贵势要之门，以维持生活。《都城纪胜》记述的“闲人”，“有一等是无成子弟失业次人，颇能知书、写字、抚琴、下棋及善音乐，艺俱不精，专陪涉富贵家子弟游宴……”(2)。所指或不尽是江湖谒客。但“无成子弟失业次人”几个字是耐人寻味的。

第三，不断增多的冗官造成了士人进身之路的困难。宋代的冗官体制，在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中是非常突出的，而论及这一点时，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科举制度的影响。据有关材料统计，宋代取士人数分别是唐、元、明、清的5、30、4、3.4倍。这样一大批士人，和以其他方式出官者，如门荫补官、胥吏出职和进纳买官等，一起成为宋代冗官形成的重要原因。

冗官，在北宋时就非常严重，到了南宋，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表现在，封疆减少五分之二，而官员数反而增加，造成“员多阙少”的状况。今人曾对宋代的官员数有过一个统计，大致上说，在北宋，官员就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到了南宋，更不断增多。其中，尤以庆元、嘉泰、嘉定年间为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许多候缺的选人已与游士非常接近了，当不是什么夸张。江湖谒客大盛于庆元、嘉定间，决不是偶然的。

第四，通货膨胀引起了士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整个南宋一代，纸币发行的数量、增长的速度是惊人的。这种情形，尤以开禧以后为甚。值得注意的是，江湖谒客的大批出现，正是在这一时期，这或许并不是巧合。

通货膨胀，则物价也必然高涨。从涨价的过程看，宁宗开禧、嘉定间是第一个高峰（如前所述，江湖谒客大量出现于此时），理宗统治的上半期，较前增长一倍，而到了理宗下半期，则比第一个高峰时上涨十倍，以后，更是难以收拾。

宋代俸禄本来就不丰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更影响了官吏们的生活。以中下级官吏的情形而言，时人曾指出他们的收入不及元俸三分之一，因而有无以养廉之叹。至于一般士人的生活状况，就更不用提了。因此，对当时士人经常的倾诉贫寒（如名相苏颂的孙子苏泂），似不能完全视为文人习气。

除此之外，受着都市生活的吸引，许多士人都追求侈靡。《梦粱录》卷十九“社会”条载“四方流寓儒人”与临安搢绅之士结西湖诗社，“闲人”条载社会中存在的食客、馆客、闲汉、涉儿等各种各样的“闲人”，其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被繁华的都市生活所吸引，因而成为社会的浮游阶层。这种状况，加上商品经济的发达和都市生活的影响，容易使诗人们对社会政治现实表示冷漠，而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自身，描写眼中景，身边人，心头事，抒发以个人为中心的主观感受。

以上几点，作为各个不同的侧面，作用有隐有显，集中到一起，便有助于了解江湖诗派作为一个社会——文学群体所产生的社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