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当然不是任何人主观设定的，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提出的历史任务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7)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两大历史任务落到了中华民族的面前：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一言以概之，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诞生。而“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8)。

作为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在鸦片战争后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之所以要提出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是因为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了，落后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潮流了。

在人类历史上，欧洲从16世纪开始的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近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是一个历史性巨大进步。马克思、恩格斯精辟指出：“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9)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性巨变中，我们中华民族错失了机遇，错失了近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落伍了。

17世纪中叶，差不多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同时，清王朝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开创了“康乾盛世”，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以及科技、文化建设等各方面都达到巅峰水平，经济总量和人口等居世界第一。西方史学界对中国这段历史赞不绝口、称羡不已，称之为“High Qing Era”（“盛清”）。

但是，清王朝的“康乾盛世”辉煌，在历史的进程中只是“落日的辉煌”。那个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10)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兴起后，一系列伟大变革在社会各个领域接连发生，人类文明的演进方向发生转变，从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转向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产科技化的近现代社会。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英军入侵中国，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战败。一个独立的、封闭的封建国家，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和尊严，急剧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遭受着西方列强的掠夺、奴役、宰割。在中国的土地上，西方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偌大的国家支离破碎、千疮百孔，民众在贫穷和压榨中残喘呻吟。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清醒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睁眼看世界，意识到清政府的封闭腐败必致衰亡，提出了“更法”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是，这一切已经改变不了清王朝衰败的历史进程。

英国凭借《南京条约》和《广州和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各方面侵略中国。清政府为了支付高达2700万银元的战争赔款和赎城费，弥补由于鸦片大量输入而造成的财政亏空，加紧横征暴敛，增加税收一至三倍以上。再加上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使中国城乡手工业受到摧残，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地主阶级乘机兼并土地，加重剥削，民族矛盾的加剧又促进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10年间各族人民自发的反清起义达100多次。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中断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重要的一页。这场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初期，它既是农民战争，又带有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峰。这场革命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大关注。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深刻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1)事实正是如此，太平天国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失败了，但清王朝经过这场农民革命的冲击，加速了衰败的历史进程。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再次打击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强烈冲击，清政府的一些地方大吏和朝中权臣，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奕䜣等倡导自强与求富，掀起了颇有声势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力图“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2)，挽救清朝颓势。1863年，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也就是要在保留和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伦常名教”基础上，学习西方的技术文明，建立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以及高等教育。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不仅向日本支付了大量的赔款，还把祖国宝岛台湾割给了日本，民族危机更加深重。这件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创办者由于自身的封建性和腐朽性导致了运动的失败。而洋务运动的失败，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企图仅靠这样那样的技术革新来“自救”，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的鼓吹下，以及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人的支持下，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变法自强”，维新变法由此兴起，改革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教育制度。康有为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提出“行新法、定三权”的主张，向光绪帝呼吁“立行宪法，大开国会”“行三权鼎立之制”(13)。但是，维新变法很快（百日）就被保守派慈禧太后集团镇压，变法改良之路也宣告失败。

维新变法没有挽救清王朝衰败的命运，维新变法失败激化了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就是一个证明。而义和团失败的结果，是西方列强进一步控制中国。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占领了中国首都北京。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代表奕劻和李鸿章与上述8国加上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共11国代表在北京签订条约。因为这一年是中国旧历辛丑年，所以又称《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约9.82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条约还规定，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在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成为“国中之国”。特别是，清政府在条约中承诺镇压反帝斗争，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的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录用。这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为应对八国联军侵华造成的统治危机，1901—1911年，晚清政府被迫实行若干改革，出国留学热、办新式学堂热、出版新式书刊报纸热等在中国出现，中国社会出现了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据统计，留学生数量逐年递增：1903年1300人，1904年2400人，1905年8500人，1906年13000人；而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1907年101.3万余人，1908年128.4万余人，1909年则达到了162.6万余人。

但是令统治集团意想不到的是，清王朝推出的这些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却恰恰壮大了颠覆这个封建王朝的力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早在1905年，孙中山就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成为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指导思想。

愈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使革命变得义无反顾。以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为标志，辛亥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特别是，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同时，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以巨大震撼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但是这场革命仍然是不彻底的，不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还把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职位拱手让给了北洋军阀代表袁世凯。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不改变国民旧思想、旧文化，就没有中国的新未来。孙中山也在给海外同志的信中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14)1915年，《青年杂志》（翌年改为《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的深刻意义就在于中国知识分子首次察觉到必须反思和改革中国传统文化并摒弃其陈腐的东西。

这一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康有为、梁启超那条道路没有走通，其他各种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有提供真正可能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方案。只有到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树立了新的时代精神。这就叫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5)。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就这样，经过各种思潮的博弈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为先进中国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发生了。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和会，并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致电，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但是，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仍然打算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上签字。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抗议运动即五四运动。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与过去的历次运动不同，乃是一场以爱国学生为主，又有工人阶级大罢工和其他群众大力声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与此同时，五四运动又正值中国思想界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新文化运动向纵深推进，新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分化。中国思想界接连爆发的一系列论战，包括“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之争、无政府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之争等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五四运动就成为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分水岭。

1921年，五四运动两年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使得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有了领航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仅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且勇敢地承担起了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在救亡图存中苦苦奋斗的中华民族来说，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