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锻炼篇

（一）少年的离别

1967年、1969年，我的两位姐姐相继从上海的鲁迅中学和继光中学毕业。和大多数应届毕业生一样，走出学校后，为了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她们打算去农村发展。由于我父亲在香港，我母亲一个人带着四个子女（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我），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近10年之内，上海的应届毕业生是不可能分配在本地工矿的，即使有也只是些残障人士或者独生子女家庭等。在20世纪70年代，江南的农村要比北方农村相对富裕一些，在生活习惯上，江南农村是以米饭为主食的。对于出生在上海的我们来说，这些因素是我们决定去向时首先考虑的，因为人活着吃饭是头等大事。所以，在这样的利弊选项之中，在各种条件的权衡之下，母亲毅然决定回浙江慈溪老家投亲落户。这样的选择是建立在子女们不至于各分东西的基础之上，或者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子女们在生活中面临抉择时所体现出的一种恻隐之心。

离开了学校之后，我来到了人生的另一个平台——社会大学，这里有取之不尽的知识。首先，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里有“季节”“耕播”“养牛”和“选种”。第二课就是“人际关系”“思想品德”和“公奉精神”等。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将会贯穿和影响我接下来的人生。进入“社会大学”仅仅是人生的第一课，当我走进广袤的农村，最大的感触就是：学得越多，越觉得这里面临的生活挑战并不亚于其他领域。俗话说“看人挑担不吃力”，只有“吃力过”的人才会知道肩膀上的分量。

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一家拖着行李箱子坐上了去宁波的轮船。冬天的海风凌厉且刺骨，裹在身上的几件寒衣难抵西北风的吹袭，身体在瑟瑟发抖。夜深了，我站在甲板上看着破浪前行的轮船，风浪溅起白色的泡沫，发出沙沙的响声。茫茫漆黑的大海，远处摇摆不定的航标灯，闪烁着萤火虫般的微光，在它的指引下客轮在黑暗中前行。我望着大海，想得最多的是自己眷恋的上海的家，那些邻居们、小伙伴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自跨上轮船的那一刻起，也就意味着我在向这一切告别。

当时我最大的财富仅剩下回忆了。对一个人来说，回忆是幸福的，也是痛苦的。但在我彼时16年的人生中，在我不太丰厚的履历中，回忆却显得有点沉甸甸。彼时人生大多在无奈中度过，前路茫茫，未来也像这海中的灯塔一样或明或暗，给人仅剩一点希望。

月黑风高之夜，轮船在大海中前行，在甲板微弱的灯光下，我看到几个被海风吹乱了头发、并肩望着大海的人，他们又为什么在这里？他们和我是一样的处境吗？每个人的境遇不同，可能这些人也跟我一样在问这个问题，无论怎样，此时的大家却是风雨同舟的一群人，在迷茫中寻找自己的晴天。漆黑的大海吸引了很多人，甲板上的人越挤越多，大家对着大海着了迷似地张望。这浩瀚漆黑的大海深处又隐藏着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惑我回到了五等船舱。

闷热的船舱比外面安静很多。大家吃了晚饭后，倒在上船时所占据的位置上席地而睡。在五等舱里，虽然隔着舱底的钢板，但还是隐约能听到机房里发动机的轰鸣声。

我睡在舱底的地板上翻来覆去，还没来得及感受脏乱的五等舱通铺的环境，就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离开的家，却是时过境迁人去楼空之感。

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又想起了自己在弄堂里和邻家小伙伴一起玩游戏的情景，在众多的游戏中，我对曾经放飞过的“鹞子”印象尤其深刻。清明时节，春风劲吹，阳光普照，在上海弄堂石库门的晒台上，我眯着双眼望着天空，白色的云朵在头顶上漂浮而过，飘着两条尾巴、形态各异的鹞子，逆风摇曳，飘然自若。

自制的鹞子之所以能飞，靠的是纸张、竹签和绳子的配合。其实人的一生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把握，一个人只有正确理解这些关系，才会像飞上天的鹞子一样达到最佳的物理效应。可能我今天的远行，也是像鹞子一样的一次放飞，这是人生一个新的起点。但回望故乡，上海是我的出生地，是这片土地孕育了我，“鹞子”即使放得再高也有一条绳子牵动着它，就像我，行得再远，上海也牵动着我的心，虽然鹞子属于蓝天，但我属于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