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拜占庭帝国是古希腊及古罗马在中世纪的继承者，是罗马帝国在希腊领土上的延续，它以基督教为国教。它在4世纪初兴起于新的基督教首都君士坦丁堡，该城建立在年代久远的希腊城市拜占庭的位置上。当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于1453年攻陷这座城市时，帝国的命运终结，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而奥斯曼帝国也在统治领土和帝国制度上基本上取代了古老的拜占庭希腊帝国。

从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开始，西方历史学家直到最近一直将拜占庭的历史描绘成一段漫长且于教化无益的帝国衰落的故事。如果衡量帝国的标准仅是领土大小的话，这种论调看起来很有道理。古老的罗马帝国曾一度幅员辽阔，然而在经历了约1000年的逆境局面之后，拜占庭帝国在最后几十年间仅剩的领土已减少到只比君士坦丁堡城本身略大的地步。

然而，若通过文化影响来衡量，最近的历史研究却揭示它拥有斐然的文化成就且经常积极扩张文化影响力。本书便会向各位读者讲述这段历程。

本书的结构源自两个要点，读者借助它们便可以容易地理解拜占庭的文化遗产。其一是这一遗产的双重性质，体现在它所包容的基督教信仰和希腊文化。其二则是，这种双重遗产的受益者是起源于拜占庭帝国故地上的三个更年轻的文明：西欧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斯拉夫世界。这三个全球性的文明在本质上都是由拜占庭塑造的，但是每个文明拥抱拜占庭文明的方面都具有高度选择性。本书赞颂了这些年轻文明的活力和魄力，也赞颂了拜占庭文化的博大精深。

因此，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拜占庭与西方”讲述了拜占庭留给西方文明的遗产。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古希腊著作的传播。在中世纪拉丁西方和希腊东方分裂的时候，拜占庭的学者煞费苦心地将古希腊的著作保存了下来。然后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曙光到来之际，他们来到意大利，并将古希腊著作传授给意大利的第一批人文主义者，使其开始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知识产生渴求。如果没有这一批人数不多但富有活力的拜占庭人文主义教师，古希腊著作可能在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时就永远遗失了。①

第二部分“拜占庭与伊斯兰世界”回顾了阿拉伯帝国在中东地区的拜占庭故地上的崛起。早在意大利人重新发现古希腊文明之前，阿拉伯人就吸收了古希腊的科学、医学和哲学，并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了阿拉伯启蒙运动，这段时期通常被称为“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同样，这些文本归根结底还是来自拜占庭，向阿拉伯人传授这些教材的学者和翻译这些教材的学者也来自拜占庭。伊斯兰世界最终拒绝了古希腊的遗产，因为宗教当局压制了作为古希腊科学和哲学基础的理性探究活动。

第三部分“拜占庭与斯拉夫世界”探讨了拜占庭在宗教方面的遗产。拜占庭人几个世纪以来坚定不移地传教，将南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从未开化的入侵者转变为东正教伟大的守护者。首先皈依的是保加利亚人，然后是塞尔维亚人，最后是罗斯人。拜占庭人和斯拉夫人的修士共同创造了一位当代顶尖学者所谓的“拜占庭共同体”。②这个泛斯拉夫的文化实体超越了国界，融合了东正教修士的神秘主义冥想传统与充满活力的传教热情，从而彻底重塑了拜占庭边境以北的世界。

虽然这些故事必须分开来讲，但读者应该记住，它们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并行发展的。所以我们最好按开始的先后顺序来呈现。它们在顶点的衰落顺序则又有不同。第一部分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落幕开始，一直讲述到14世纪和15世纪人文主义的再发现。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7—9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拜占庭影子下的兴起。第三部分则紧接其后，涵盖的时段为9—15世纪，那时联合起来的斯拉夫世界成为拜占庭文化最名副其实的继承者。若要纵观这三个地区的发展情况，读者可以参考本书前面的时间表。

①自14世纪中叶以来，“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者”这两个术语被应用于许多方面，当时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重新恢复了“humanitas”这一古代概念，罗马作家西塞罗认为它等同于希腊语的“paideia”，即“教育”。15世纪末，意大利的大学中教授“studia humanitatis”——字面意思为“对人文的研究”，教学大纲中包括古代语法、修辞学和哲学——的教师被称为“humanistas”。19世纪，德国学者从这一用法中创造了“humanismus”一词。大部分研究文艺复兴的学者将这些词限定于彼特拉克以降的古代希腊、拉丁的著作和西方文明的研究及研究者。在本书中，这些术语用于拜占庭帝国及其古典学者，而不管其时间是否晚于彼特拉克。一些现代的权威反对这种用法，称其既有时代错误的风险，又可能将一些重大的差异模糊化。然而，这似乎是强调拜占庭的“人文主义者”与他们那些意大利同行具有一致性的好方法：他们对古典世界都深深地怀有兴趣。

②这一术语由迪米特里·奥伯伦斯基（Dimitri Obolensky）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