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1914年夏天长长的阴影
1914年，欧洲的夏天比以往更温暖，更干燥。有闲阶级在他们的阳光房里喝茶，在河里撑船，按照惯例出席舞会和宴会。“人们懒洋洋地倚靠在外面的折叠帆布躺椅上……人们在户外读书，去野餐，在树下的白色柳条桌边喝端上来的茶。”批评家保罗·福塞尔带着美国人特有的对英国上流社会礼仪的钟爱写道。1穷人服侍富人，在田间、矿场和血汗工厂劳作，或者乞讨。他们生存于社会底层，一如往常。
“镀金时代”继续在21世纪大受欢迎的剧本、小说和电影中复兴。电视剧《唐顿庄园》和《队列之末》的第一集就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观众，他们为战前牛津剑桥的贵族世界、翼领和晚宴正装而着迷。在那段安宁的日子里，似乎每个人都能够引经据典。英国军官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有文化的戎装青年吧？许多人会在战壕里读莎士比亚、浪漫派诗人和《圣经》。许多人写诗，正如法国小说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所写的，他们敢于“在屠宰场里创作四行诗”。2“文学自始至终都在主宰这场战争。”福塞尔称3。
历史学家休·斯特罗恩警告称，对那个7月的回忆，常常流于对一个“阳光斑驳、有教养的文明”的“多愁善感”情绪。4毫无疑问，当代的电影和小说往往会利用那个逝去时代的少数文明开化之人的经历，或者将其作为社会典范。例如，一个反复被人提起的人物是英勇的年轻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他是在马尔伯勒[1]和剑桥接受的教育。那年夏天，我们瞥见的刚刚猎狐回来、正要去打一场郡际板球比赛的他，绝对是一名家境优渥的“青年才俊”，一名“运动员和梦想家”，5而三年后，被摧残得不成人形、比实际年龄更苍老的他，将通过他的炮弹休克症宣布一场“对战争的伟大战争”。6还有萨松的军官同僚威尔弗雷德·欧文，我们发现他战前在波尔多的一个村子里教法国男孩英语，构思着美妙的诗歌，全无写出《青春挽歌》的那位心烦意乱的军人的痛苦（在他自己死在西线之前）。另一位是作家罗伯特·格雷夫斯，他同样年轻，同样才华横溢，全然不似那个尖酸刻薄的暴脾气，会用最冷硬的散文痛斥那些将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这一代人的政客们（在《向一切告别》中）。
然而，英语世界会将一个人的名字与大战浪漫地联系在一起，他就是诗人鲁珀特·布鲁克。叶芝说，这位《士兵》的作者是“英格兰最俊美的青年”，“一位黄金般可贵的战士”，人们说他表达了英格兰之魂。7他在剑桥接受教育，是一等一的公学花花公子，这几乎是必然的。“哦，亲爱的，你是不是太用功了？”布鲁克给一位演员朋友写信说，“昨晚在德鲁里巷，你看起来好像一个累坏了的孩子。但愿你知道，在亚历山德拉王后和萧伯纳……的眼皮底下，我要费多大力气才能不把你揽入怀中。”81915年的布鲁克之死，在与他同时代的布鲁姆茨伯里派眼中，以及最近在阿兰·霍林赫斯特创作的主角以他为原型的小说《陌生人的孩子》中，似乎也埋葬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布鲁克之死的悲怆就比较鲜为人知了：他从未经历过战斗，而是在前往加里波利的途中死于蚊虫叮咬引发的感染。
在英语世界里，经常以这些名士为“典型”，引出所有将在大战中殒命的人。他们备受摧残的生命被用作“失去的一代”[2]的象征，这绝不是他们的错。然而这是一种歪曲。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普通青年，没有文艺青年的自命不凡，也没有公学口音——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塞尔维亚人、奥匈帝国人、印度人、非洲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爱尔兰人、新西兰人——他们也同样伤痕累累，被遗忘在“异国他乡的某个角落”，9或者只在村里的仪式上被他们的家人缅怀，他们的遗体被埋葬在远方的墓地里，他们的信件被尘封在图书馆的档案中。
还有人会在战争中幸存，并取得另一种意义上的不朽声名。本名为路易·费迪南·奥古斯特·德图什的塞利纳在1914年因英勇而受勋，后来成为一名法语小说家（著有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优秀长篇小说之一的《长夜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名反犹主义者，据称还是纳粹的合作者，只是被一手好文章和对穷人的关怀所弥补了。1914年，正在柏林工业大学学习物理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被扣留在德国，他将因发现中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发现对广岛原子弹的制造至关重要。同为物理学家的埃尔温·薛定谔在战争期间担任奥地利要塞炮兵军官，他将开创量子力学的波动理论，并提出被称为“薛定谔的猫”的悖论思想实验。当然还有落魄画家阿道夫·希特勒，他在1914年志愿加入德国步兵，并因英勇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他将出人头地，在三十年后的另一场世界大战中引领德国走向耻辱的毁灭。
那些日子的安宁掩盖了一种极端的危险。很少有人意识到，1914年7月7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三个星期前，奥匈帝国的一次大臣会议实际上已经向塞尔维亚宣战了（见第二十五章）。一些城市也很不太平。柏林、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集会。7月温暖的天气，以及空气中的某种异样感，吸引着人们走出家门。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被暗杀后，紧接着，滥用私刑的暴民便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街道上游荡。数千人叫嚣着要向他们认为的敌人开战，无论他们是斯拉夫人、德意志人、拉丁人还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族”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比我们以为的要大得多。8月初宣战时，人们喜形于色，潸然泪下，互相拥抱，老朋友之间还会握手。阿道夫·希特勒跪倒在地，“心潮澎湃，感谢上帝赐我福分，让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10甚至有人声称，那些气候宜人的日子使人们能够在户外举行支持战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所以才加快了领导人的宣战决定11。
欧洲领导人真的这么容易受影响吗？人民和新闻界——英国那无所不能的“舆论”——真的愿意开战吗？是舆论迫使德国、法国、俄国和英国政府宣战的吗？似乎不太可能。几千名极端民族主义者、鼓吹强硬外交的少数人和狼狈为奸的媒体闹出了很大动静，但他们几乎代表不了主流意见。柏林、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和巴黎展现出来的好战姿态，并不能反映出欧洲的总体基调。大多数法国、英国、俄国和德国人民都不想要战争，却无力阻止。“在大战前夕，军国主义远远称不上是欧洲政界的主导力量，”尼尔·弗格森总结道，“相反，它在政界越发式微……证据也很清楚：欧洲人并没有向着战争行进，而是背弃了军国主义。”12 7月的抗议活动并不能代表数百万沉默不语、无人问起的父母、妻子和姐妹的感受，他们害怕在即将到来的连绵战火中失去儿子、丈夫和兄弟。
欧洲的统治者和政治领袖们知道他们的大多数人民并不知道的某件事情：战争即将来临。少数握有权柄的老贵族暗地里把战争带给了世人，却没有受到被赋予充分选举权的民众或未经审查的媒体的监督。他们后来声称对战争感到“震惊”，并且无法阻止它。然而，就在德国入侵法国的三个星期前，德国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还说，他“预计一场战争将导致现有的一切被连根拔起，无论结果如何”。13他对这样的结果起到了主要作用，后来却和其他领导人一样，声称自己无力阻止。但是在1914年以前，欧洲统治者们的脑海中早已充斥着这种末日大决战的预感。
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种预感是在宣战的几个星期前开始的，也就是1914年7月。若干年后，他们会透过一场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恐怖与损耗的全球冲突的透镜来回首那些夏日。这样的反差让人无法忍受。他们理所当然地向往那种无忧无虑的和平，镌刻在他们脑海中的，是和平时期温暖的艳阳天，仿佛将天气理想化，就能以某种方式将战前那“田园牧歌般的”世界定格，即使永远也不可能将其恢复如初14。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胆敢称之为无知。在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和最庞大的陆军动员起来，要摧毁他们的世界时，我们还可以仗着自己无所不知，冒昧地称之为疯狂或麻木不仁。但那样的话，我们就要把最血腥世纪的开幕重击放回到一个更陌生、更单纯的时代，早在8月的炮火将它永远炸裂之前。事实很简单：大多数人和往常一样，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