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智者陈公——记我所知道的陈公柔先生

今年，是考古学家陈公柔先生谢世五周年，诞辰九十周年。看《博雅论坛·学者在线》栏目所列中国考古学家名录中，洋洋数百人竟然没有陈公的名姓，令人唏嘘感叹。年轻学友已不熟悉这位睿智博学而富于人格魅力的前辈。在清明这个总惹人愁绪和追思的节日将临之际，想就我所知给先生画一小像，聊慰其在天之灵。

1992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徐苹芳教授，专攻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徐先生在博士培养方案中，针对我的先天不足而开的一剂“药方”，就是开设“先秦文献导读”课，并邀请已赋闲在家的陈公柔先生专门给我开小灶。课堂就安排在陈先生的家。

先生家住东城区干面胡同社科院宿舍，夏鼐先生就曾居此院。没有想到的是，先生分到的住房，竟然仅是院内侧楼的一套一居室！我辈不禁慨叹，先生则居此陋室而安之若素，怡然自得。小屋收拾得纤尘不染，井井有条，且充溢着书香与君子兰的幽香。

此前即听说先生的夫人惨死于“文革”中，两个儿子则极优秀，现都定居海外。先生以古稀高龄，不愿拖累子女，且因习惯于旧京生活文化而独居留守，心态淡定，生活极有条理。每周有小时工来两次，买好一应食品并稍作加工，收拾一下房间，其余就都由先生“自我管理”了。每天固定地饭后小街散步，《尚书》等线装典籍置于枕旁当闲书读。常有朋友故旧和单位的同事来聊天，使得他并不闭塞。这就是先生的日常生活。

先生精神矍铄，耳聪目明，额头饱满，声音洪亮，身材不高但腰板挺直。无论居家还是出门，穿戴都整洁得体，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特有“范儿”。一同外出时，我在身旁呵护扶持，他都说不必。也确实不需要，这是一位身心自立的老人。

与先生聊起，居然还是正宗的老乡！他家由福建迁东北后，长辈虽在沈阳工作，但为避战乱，曾在作为“乡下”的我的故乡盖平（今名盖州）小城购置房产，先生少时在那里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或偶尔回去小住。所以我们爷儿俩唠起乡土名物、地点路线来，颇有亲切感。谈到时事变迁，物是人非或人是物非，又是一阵感叹。先生引我为“小老乡”，可能又觉孺子可教，所以谈话很是知近，如果不避高攀之嫌，与先生颇有忘年交的感觉。

这样，课上完后我还跟上课时一样，常去先生家坐坐，陪他聊聊天，讲讲外面的事，更想从他老人家身上多“攫取”点智慧。去看他常被留下来吃饭说话，胡同内的一个家常菜馆是我们的“老地方”。

菜馆小小的门脸，只有几张餐桌，倒是干净整洁。先生与老板、老板娘及小伙计都很熟悉，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问：您师徒俩今天吃点什么？先生有固定的可口菜，还有红烧鱼的火候等，都是这位老主顾与老板之间的默契。老板娘也推荐时蔬，说今天的哪样菜新鲜。少不了要两瓶啤酒，先生喝上两三杯，剩下的酒是我的。爷儿俩这就开吃开聊。每次都是先生买单，先生说这是“老礼儿”，后来我也就不争了。

先生十分健谈。听先生谈天说地，实在是一大乐事。我从日本研修回来去看先生，他就给我讲起民国年间一位著名学者旅日时，少与人交游，仅凭着聪明从女佣处习得日语，结果在语言严格区分性别、身份的日本社交场合颇出了些洋相，以此说明语言与社会环境关系之密切，云云。

现在回想起来，每每怀恋那些日子。骑着自行车从城东北的望京（那时真是从城外远望京城，现在那儿已成了京城的“高尚”社区）西八间房校园进城，由小街拐进胡同进先生家，捧上一杯清茶，听先生讲课聊天侃大山，然后在小馆小饮。想到先生突然就走了，空留夕照下或寂静或喧闹的胡同，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透过向先生遗体告别时用的生平简历，我们可以看到他人生的两大空白时段。一是1919年出生后至入燕京大学，二是1950—1960年代初学术活动至“心情舒畅，焕发青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段时间。如果为“严谨”计，不录传闻的话，只能知道他1920—1940年代曾生活在辽宁沈阳（那里曾被称为“奉天”），其父陈国庆“上世纪20年代末期曾任东北大学理工学院学监，后因反满抗日被关入日伪政权的监牢”（陈邵夫、陈邵平：《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后记》，文物出版社，2005年），又曾任省图书馆副馆长，因此先生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且通日文。大概正是由于这一阶段的经历，才有了先生在“文革”中令人叹息的那段经历。

由于有了这些或浮或沉的经历，世态炎凉先生就见得多了。挨批斗、扫厕所时某些人是什么脸谱，过来人都还记得；及至“科学的春天”来了，这个“反动分子”突然吃香，因为那些“根红苗正”“立场坚定”，又扔掉书本多年干革命的人要评职称了，要写文章了，因而不得不看文献了，也就得求教于这个一直为他们所不齿的“糟老头子”了。这样的历史巨变之下的“变脸”，先生已习惯了，且以德报怨地对待他人。

在与我的谈话中，先生从未提及他所受过的、常人难以忍受的苦，没有半句抱怨或怨恨的话。与先生交谈，深感其对世事的洞察豁达，其心胸之开阔宽容，其识见之深邃明晰，每可比照出自己的“小”来，照出自己的偏狭甚至猥琐。有时坦露些不解之事，先生的点拨常令我汗颜、令我顿悟、令我深思，进而铭感于心。

2004年，我正忙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忽闻先生病逝的噩耗，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记得当时好友施劲松正陪外宾来二里头参观，我们都是受惠于先生的晚学，都想在八宝山再看先生一眼，都是应当送先生最后一程的人，却因公务而无法返京。每每想来，我们总因抱憾而不能释然。

后来看先生的两位公子给其父文集写的后记中，提到先生在去世的当年过八十五岁生日时，还同他们谈起了未来几年的计划。除了出于兴趣继续撰写若干论文著作外，“父亲还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预备在一两年内逐步进行的‘南下北上’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南经沪上苏杭，返祖籍福建泉州小住；北游辽宁故地、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以及他俩当年被迫离开父亲去插队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但先生说走就走，走得那么轻松，一如他潇洒对待坎坷的人生态度。

我很幸运，在自己的人生中，能亲密接触这样一位智者达人，他的身世因朦胧而仍具传奇色彩，他的言传身教和耳提面命，则如甘霖时时滋润着我的心田。先生尝言所谓学问大抵只是知识，而人生才是真正的大学问。其中深意，又如老酒，须随阅历的逐渐丰富，才能细细地品出味道来。

已过太公垂钓年，乍觉春色来人间；

炉香茗碗谭古籀，桑榆难得一心闲。

这是先生走的那年春天写的一首诗，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生活的挚爱。窗外，难得的京城夜雨刚过，树的枝杈间已有些许绿意，又一个春天到来了……

2009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