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他在云端笑 我在尘世哭

在音乐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三位李姓的元老，走动最勤、距离最近、感觉最亲的还是李凌。这几年，吕骥、贺绿汀和李焕之、李德伦等相继辞世，给音乐事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我和所有人一样的沉痛。但是，2003年初冬那个清冷的早晨，电话铃声惊扰的懵懂惺忪，瞬间被李妲娜一声“爸爸走了……”彻底震碎，心里顿时升腾起一种陌生的悲伤，整个人像掉进深渊似的绝望。沉痛和悲伤，那是两种不同的心情，沉痛的时候，眼泪需要受特定环境和氛围的感染催化；悲伤的时候，眼泪似开闸泄洪忍也忍不住。当我匆匆赶到李家，走进那间熟悉的厅堂，鲜花丛中那张亲切的笑脸，已经成了永远固化的一副表情。慈爱的双眸，隔着冰凉的玻璃，我们相对无言。他再也不会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用他浓重的广东口音高声招呼：“来来来，把好吃的都拿出来！”是的，我是再也吃不到公公亲手剥的、掰开我手指、放进我手心的那些糖块儿、果仁儿了。

11月12日上午10点，浦江东岸一座高楼的窗口，我全身缟素独自肃立，面朝正北默默致哀，江水滔滔，忧思绵绵。那天，正是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李凌告别仪式的日子，无奈我临时出差到上海，否则无论如何要去见他最后一面。泪眼迷蒙，似见鲜花丛中的老人平静安详栩栩如生，那黑压压的送葬的人群、长长的队伍蜿蜒曲折缓缓移动，一个个真实而生动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相识李凌老，到现在恰好11个春秋。1992年，初春我进了报社；深秋第一趟出差。赶巧也在李老远行的11月间。我去参加第六届全国国民音教会，听说中国音协高层专家亲自光临指导，谁？李凌！我飞快地在记忆库里检索，原来就是从打进报社第一天起，老主编金仁平细说从头时，在我耳边屡屡提及的那个名字。这半年遵嘱每天温习“功课”，坚持翻阅十多年的合订本时，在我眼里频频闪现的那个名字。李凌，抛开他对伟大的中国音乐事业的卓越贡献不说，因为那些贡献对于这辈人来说，实在缺少同步的、直接的、切身的体验，所以感觉关系有些远淡。而李凌和音乐周报（当初的北京音乐报）的情缘说来话长非同一般。可以说，我在见到李老之前，他的名字已经在我心里打下烙印。真正见面，是在会议代表拍合影那天，我看见人堆里一小老头儿乐呵呵的，表情天真烂漫如孩子一般。他就是传说中的李凌？李凌穿过人群，向我伸出双手：“你就是音乐报新来的那个年轻人？好好好，年轻人更要多多关心我们的音乐教育啊！”这位高层领导专家，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威严，他的平易近人，天生自然绝不做作。这位可亲可敬可爱的老人身边，团团紧围着来自全国各地普通中小学基层一线的教师，每一个人都会被他的笑容深深感染。我对那些大领导大专家的原始心理防线在那笑容里彻底瓦解。短短数天接触，彼此的心灵距离已渐渐缩短。

我认识的音乐家很多，敬仰敬畏和敬重敬爱也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李家后来成了我这个异乡客常去常往的地方，另一个出入自由的心灵归宿。这些年来，每逢新春佳节，音乐周报老领导总会带着我一起去李家拜年。现在，老主编、老总编一个一个从岗位上退下去了，每逢新春佳节，我总会带着比我更年轻的同事一起去李家拜年。每一次去，李老照例要提前浴面更衣，把自己收拾齐整。一进门，就会看见他神采焕发、健朗清爽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笑呵呵地伸出双手。那个印象实在太深刻太强烈了。我称他李老，从心里倒更愿意像他的老伴儿、女儿、孙女儿甚至小阿姨，口口声声唤他“公公”，我会联想到家乡也是“家公”“外公”的叫法，“公公”真好，有一种亲热、亲切的家人的感觉。

还记得，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本报总编和记者编辑带着新春的祝福，拜望李凌老。那天上午，我与李老通话问安，88岁的李老嗓音洪亮，笑声朗朗：“欢迎欢迎，我等着你们！”果然，门铃响过，李老寻声来到门口迎候，又一人领头带大家穿过走廊，进入最靠里的书房落座。“欢迎欢迎，我正在等你们。”听他讲话底气十足，头脑清楚；看他走路脚下利索，身板硬朗。我们带来的花篮，为满屋子争奇斗艳的花卉增色添彩。花丛中，李老的笑容格外灿烂。虽然，李老精神矍铄谈兴高昂，但他毕竟曾多次与死神抗争。我们留下愿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带着老音乐家对中国音乐、对本报的殷殷期望，离开了这个温暖如春的家。户外深深的寒意，便融化在萦绕于我们内心的那些滚烫的话语中：“新世纪来了，中国的音乐事业一定会有新的发展。音乐周报责任很大，要做和能做的事情很多。应该热情地鼓励和欢迎海外有成就的华人音乐家回国效力；要多为他们做宣传……”

这些年，我时时体会到李老对中国音乐事业和中国第一份音乐报纸的满腔热忱，他的这份浓厚炽烈的情感，并没有因为他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衰老而降温退减。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爱护，音乐界的风起云涌，音乐报的进退沉浮，都让老人牵肠挂肚，寝食难安。所有的重大活动非常事件，李老无不了如指掌，自有明断。经常是，报纸刚刚出去，转天就有李老的电话或信件。他永远不会让人感觉自上而下的压力，他只会给你鼓舞和鞭策，信心和温暖，无形中学会自觉自省，更有责任心和使命感，迈出去的脚步也会更加踏实端正。2003年6月，SARS阴影尚未退去，音乐周报在默默地筹备“千期”特刊，报社希望“开国元勋”题字，犹豫再三，我还是拨通了李家的电话，哪怕他能写几个字也行。李妲娜小心翼翼捂住话筒：“公公听见了，肯定会不要命地马上给你写出来。”李老高声大气的询问从听筒那端清晰地传过来，我心里七上八下惴惴不安。第二天早晨，我一进办公室，传真机上的第一页纸上，那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李老是为音乐周报千期特刊写稿的第一人！翻开音乐周报创刊号，头版头条的位置上的名字，伴随音乐周报走过千期，他和这张报纸一起见证了新时期中国音乐的发展。

李老送我的第一本书叫《秋蝉余音》，十年前，他进入耄耋之年。他说，《秋蝉余音》，一看好像有点凄清、消极的味道，但实际上，我并不徒然伤感。他说，蝉被称为清高的虫，我对蝉的好感，主要不是由于它的清高，如能洁身自爱，又不恃势凌人，是一种美德。还说，我欣赏蝉鸣，恐怕也不在于它鸣唱怎样优美，鸣中有什么高见；而主要在于它虽然鸣唱不怎样精彩，但自己既然出生在这天地间，又天生有一副响亮的发声器官，就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即使到了凉秋，生命快要完结了，仍然一股劲地唱鸣，以至生命结束。他，正是在90高龄不顾一切拼死赶写自传《跋涉人生》时倒下去的，再也不能站起来了……

书案上那张照片，我和报社的小孙一边一个，李老端坐中间，脸上容光灿烂。看见吗？此刻，他在云端笑，我在尘世哭。李凌，公公！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