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通识(中华经典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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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不读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隐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之史,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士人的使命和责任跃然血脉间。

《资治通鉴》用二百九十四卷的篇幅,上接《左传》内容,下迄赵宋,记载了战国至五代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丰满,是任何图书、典籍所不能比的。

司马迁和司马光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迁《史记》纵横恣肆,直抒胸臆,力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资治通鉴》厚德载物,忧国忧民,“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

历代政要学人都异口同声地肯定和重视《资治通鉴》。

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曾为《资治通鉴》作注,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康熙、乾隆都曾御批《资治通鉴》。清代史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褒扬《资治通鉴》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曾国藩认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评价说:“司马温公(司马光封温国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初版自序云:“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

1954年,毛泽东在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为什么这些“过来人”都肯定《资治通鉴》的阅读价值呢?因为一部好的历史学著作,不仅有史料价值,尤其应该有史鉴价值;不仅提供历史记载,还要启迪历史智慧。《资治通鉴》的价值大体可以总结为如下三点:

首先,至今没有一部通史著作能够把从战国到北宋建立之前这1360多年的历史叙述得如此清晰、详赡。各种后续改编本,各有长短,都无法取代《资治通鉴》原本的味道;今日之新编章节体通史,不管篇幅如何庞大,也无法取代《资治通鉴》的内容。

其次,《资治通鉴》浸透了作者为官为学的阅历与经验。主编个人有学识与独断能力,编纂团队专业高效,这两个方面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编写成的史学著作,是一般官修正史体制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后世以个人之力无法完成的,比如郑樵、马端临。《资治通鉴》的编修纳入了国家支持的“重大项目”,又有主编高度自主的个人意志,还有团队的合作精神,前后耗时19年之久。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编修出来的史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从而保证了该书的高水平、高质量。

再次,《资治通鉴》的编纂宗旨是提供历史借鉴,诚如胡三省所言,修身、治国、为官、处世,道理都在其中。有智慧,有操守,有权变,有理想。即使编纂者不无局限,但是书中所提供的详实而经过专业考订之后的历史记载,努力做到了准确可靠,从而达到了史才(叙事之才)、史学(博采众书)、史识(非凡见解)、史德(道术合一)相统一的境界;史事与智慧相统一的境界,也是经与史合一的境界。

胡三省就《资治通鉴》对“经”“史”关系有一段评论: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胡三省的这段话,不仅仅是辩白经史之轻重,而且在阐明“道”(道理、原则)与“术”(操作技巧)之间的关系。曾国藩说,《资治通鉴》不仅能够“穷物之理”,而且还能“执圣之权”。这也是一种很老到的有实际政治经验人的心得之谈。诸如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政治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中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都不是“纸上谈兵”可以领悟的。在史以载道的同时,不乏权变与谋略,也是《资治通鉴》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比如,刘秀之兄刘縯意欲效法高祖刘邦“豁然大度,不事家人产业”,却成为东施效颦,遭人暗算。学而不得其法,就是因为不通权变。

总之,《资治通鉴》是国学苑里的一朵奇葩,蕴含着先人们丰富的治国理政得失和社会人生经验。秦汉、隋唐这两段大一统的辉煌,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三段分裂混乱的历史曲折,司马光悉数记述,井井有条。我们今天要阅读战国至五代这一段中国历史,至今找不到可以取代《资治通鉴》的书。梁启超当年的感慨,今天依然令人有同感。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受到宋神宗的褒扬,认为其“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可“垂鉴戒于后世”。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从为君、为臣、为子的角度评价《资治通鉴》的价值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这一言论激励了后世历代的帝王、政治家和大学者。

大学者王夫之有一部《读通鉴论》,分上、中、下三册,该书卷末说:观历代兴衰,识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提升自己(自淑),与人分享(诲人),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对话,体悟了其中的智慧与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悦(知道而乐),这就是我们品读《资治通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