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心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资治通鉴》是其中的标志性著作，它不仅是编年体史著的代表作，而且是首屈一指的传统政治教科书。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万字，记载从战国到北宋建国前1362年的历史，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

一般而言，史书的价值有二：一是作为史料，一是作为史著。作为历史材料，《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增加了许多新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源、史料价值；作为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鉴赏价值。《资治通鉴》的唐五代部分，编撰在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之后，作者在正史之外，引用的各种史料三百多种。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在资料取舍上，也不乏专业眼光下的甄别和严谨的考订。

与一般的史学著作不同，《资治通鉴》不仅被学者推崇，而且被历代帝王和政治人物所奉扬。

最早给《通鉴》作注的宋元之间的学者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新注资治通鉴序》）

曾国藩曾评价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曾国藩全集·书信·加罗忠祜片》）

司马光独乐园之读书堂

明代画家仇英根据司马光《独乐园记》绘制长卷《独乐园图》，本图为局部图。《独乐园记》云：“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从司马光受命编纂《资治通鉴》以及所设定的流程可以看出，他的雄心有两个：一是编纂一部给君王提供借鉴的政治教科书，二是编纂一部详实可信的中国通史。后面一点可以从“通志”这个最初的朴实书名中看出来。四库馆臣评价说，《资治通鉴》一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假如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标停留在“资治”这一点上，他完全没有必要写这么大的篇幅，也未必要那么繁琐的考证。

陈垣先生说，《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除了“臣光曰”抒发胸襟，“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卷二《书法篇》）笔者在阅读《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也有陈垣先生相同的感觉，即司马光本人的思想旨趣是一回事，司马光记载的历史事件本身透露的思想观点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问题。正是“资治”与“学术”这两个既有交织又有张力的诉求，构成了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初衷。

司马光有着十分丰富的从政经历，从地方到中央，从南国到北陲，从馆阁、谏诤之职，到主持地方政务之任，面临过很多复杂的政治、军事和社会问题。司马光又是一个有深厚学术修养的史学家，他在从政之暇，写作过很多历史评论文章，《司马光集》卷七十、卷七十一就收录了十七篇。《四豪论》论战国四大公子与《资治通鉴》战国部分的论述基调一致，《才德论》与《资治通鉴》卷一开篇对于智伯的评论类似。司马光不仅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且有很深的历史癖，他甚至认为自己凡事皆不如人，“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司马光自己说过：“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总之，司马光当初发心编纂《通志》的时候，后来得到英宗的支持设置史局编书的时候，再后来获新即位的神宗眷顾赐名《资治通鉴》继续编纂的时候，司马光编书的思路、宗旨，一直受到“资治”和“学术”这两条线索的支撑。我们阅读《资治通鉴》，也要明白作者的这样两种写作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