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的九个根本问题:一个中学生眼中的哲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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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到戴维森:一种免于皮浪怀疑论的成功出路?

(一)福格林对于戴维森的挑战

福格林对于戴维森式的融贯论有以下三点质疑,而且他认为戴维森的回应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乞题论证的困境。

1.替代性融贯系统反驳(the alternative coherent system objection)。世界上可能存在很多个内部融贯但彼此不可相融的信念系统。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彼此之间表面上似乎存在着相当不同的信念,但是这些信念在各自的系统中是融贯的。比如埃及人对圣甲虫的崇拜这一信念在埃及的信念系统中是融贯的,但这个信念在苏美尔人看来就难以理解。库恩也认为现代量子力学领域的科学家不能真正理解伽利略-牛顿时代的力学。两个时代的范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库恩把量子力学、牛顿力学两种范式间的认识鸿沟命名为“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urability of paradigms)。如果库恩是对的,那么人们将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并无法选择一个唯一为真的融贯系统。

2.输入反驳(input objection)。戴维森的融贯论似乎犯了内部主义(internalism)的错误。其似乎蕴含如下荒诞的结论:我们可以在不需要外部世界和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形成一套完美融贯的系统。反驳者可以嘲讽说,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甚至可以闭着眼睛构想出一套关于世界的信念系统,而戴维森甚至会被迫承认这种系统的合法性,这显然是荒谬的。

3.真理问题反驳(the problem of truth)。戴维森在宽容性原则中似乎预设了人们的信念本身为真。戴维森最重要的主张是宽容性原则(应该相信一个人大多数的信念为真),在宽容性原则中他已经预设了世界不是笛卡尔怀疑论中所怀疑的表象世界。同样地,在根本翻译的过程中,戴维森最终完成的也只是针对他人“行为-语言”关联的翻译。要想使之为真,戴维森似乎又预设了自己的世界不是笛卡尔的表象世界,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但这恰恰是他需要论证的问题。因此戴维森在这里陷入了乞题论证。

(二)福格林的反驳何以是失败的?

针对第一点,戴维森在《论概念图式》(“On the Very Idea of the Conceptual Scheme”)中指出,不存在根本意义上不可跨越的概念图式(人们组织、认识、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者范式(概念图式和范式的含义在这里可以等同)。在此我们可以把他的论证重构为:

前提(1):如果存在根本意义上不可通约的范式或者概念图式,那么范式或者概念图式彼此间语言不可互译。

前提(2):范式或者概念图式彼此间语言可以互译。

结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不可通约的范式或者概念图式。

戴维森把不可通约性理解为不可互译性(failure of intertransla tability)。换言之,之所以我们能够英译汉或汉译成英,一个重要前提是我们享有一样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不一定意味着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具体的信念上完全一致,事实也并非如此。

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论证。维特根斯坦通过该论证指出了语言的公共性(publicity of language)。在维特根斯坦来看,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有一种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理解的感觉,并用一种没有人能理解的语句或者词汇来表达,那么就称其为私人感觉。但是要想成为语言,这种私人感觉就必须能够被其他人理解,否则就没有能判断的语言,也就没有办法遵守规则。概念图式也好,语言也好,正是其公共性保证了自身的确立。

戴维森指出,既然人类语言中不存在根本意义上的不可互译性,那么也不存在根本意义上无法理解的概念图式(或者用库恩的话说,不可通约的范式),因此第一点质疑不合理。

对于第二点质疑,这种看法简单地把戴维森视为了邦茹式的内部主义者(internalist),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在戴维森的融贯论中,他认为语义是被一个客观的真值条件所赋予的,真值条件被融贯性所检验,所以意义是被融贯性所解释的。但应该注意的是,真值条件在戴维森的融贯论中被确立,只不过是通过对融贯性检验的方式来得到确立。回到“Gavagai”与“Rabbit”的例子中,语言学家之所以能够翻译出“Gavagai”的含义,不是因为他武断地在大脑中想象了无数种融贯的可能性,而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土著语言和现实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并且通过土著的肯定命题态度(比如点头)确立了这一因果解释的正当性。没有这一层因果关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翻译。通过这种对行为的观察,人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和世界产生了接触,因此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把握世界,并且避免了输入反驳。

第三点质疑在我看来则是最有趣、最深刻的一个反驳,其关乎对戴维森诠释的核心理解。大致一看,如果依然采用笛卡尔式的怀疑论,戴维森的理论似乎的确有乞题论证的嫌疑,并且因此遭受到了怀疑论的攻击。比如,可以想象一个笛卡尔式的怀疑论者坚持认为:没错,通过根本翻译的确建立起了对另一种语言的互译和一系列对世界的看法,但是所有的这些都可能是一个邪恶的魔鬼制造出来的幻觉,这个幻觉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人们都坚信它是真的。从笛卡尔式怀疑论的角度看,戴维森根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只不过是在世界为真的假设基础上发展了一套如何建立知识系统的方法论。的确是这样,如果戴维森出现了乞题论证,那么我们有理由同意福格林的结论:融贯论也是失败的尝试。

不得不承认,要回答这个问题十分困难,因为戴维森本人的立场在此变得模糊。严格地说,他本人并不称自己的融贯论为真理论(truth theory),而仅仅是融贯论。这里大体存在两种解释方式。第一种是加强戴维森融贯论外部性约束的强度,并且在认识论层面上提出一种能够规避或者解决笛卡尔挑战的方法论。显而易见,这种路径将迫使戴维森回到符合论的窘境。其不仅额外导致了论证义务,也不符合戴维森融贯论的方法主张。

还有一种路径是新实用主义的诠释。在《论概念图式》中,戴维森指出我们的信念和欲望是具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换言之,它们本身是关于世界的——世界本身并不能使句子成为真,没有什么使它们为真。因此,怀疑论没有立足之地。融贯论的系统内没有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thing-in-itself),也没有独立于心灵之外的现实(mind-independent reality)。世界正是构成真理的绝大多数共同信念的所在。

换言之,在戴维森的体系中没有表象-现实的二元对立。我们有的只不过是一个共同的世界,一个人类的世界。因此,笛卡尔怀疑论也没有出现的空间。

综上所述,福格林对于融贯论提出的三个质疑都可以被戴维森合理地回应。

(三)结语:新实用主义?崭新的图景

在本文中,皮浪主义作为一种评判认识论合理性的工具评判了两种主流的真理论。上述的讨论说明了以下结论:符合论的真理观难以应对阿格里帕挑战;融贯论提供了一种回应皮浪怀疑论的方式。

现在可以看到戴维森对怀疑论的不同攻击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对真理的双条件句理论旨在表明,我们如何能够在不对抗的情况下保持真理,从而避免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来比较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思想和现实。宽容性原则的目的是对我们可以清楚地将自身归属为其信徒的信仰范围进行严格限制,从而排除与我们的信念截然不同的信念体系存在竞争的可能性。外在主义语义学的目的是保证一组重要的信念(即偶然信念)的意义和真理之间的紧密契合,从而表明这些信念不可能全部或大部分是错误的。最后,对真理融贯性的呼吁旨在至少做两件事:(1)为知识所需的论证概念提供基础;(2)提供一种方式来说明有时信念如何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有强烈的假设反对这一点。

尽管在根本翻译中有一些信念是错误的,但人们可以通过长期的对话来消除一部分的错误。对话越密切,大家共同的认识就越多,最终确立的真理也就越多。

在上一小节中,我们意识到戴维森主义在回应外部世界怀疑论时可能蕴含着一种新实用主义的路径。维尔纳(Richard Werner)指出,要想彻底超越“主体-客体”和“表象-实在”的二元对立,人们就必须要承认只有一个世界:人的世界。我们所有的语言都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反过来这个世界本身也建立在语言基础上。

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个观点不同于形而上学的稳健实在论(robust realism),它并不主张我们认识的世界是绝对实在的。事实上,稳健实在论在戴维森看来依然陷入了笛卡尔二元对立的陷阱,预设了实在-表象的二元对立。与此相反,戴维森所主张的是一个意义的世界,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也的确是关于意义的认识。这一主张走向了新实用主义。

把世界视为意义的世界并非戴维森的首创。阿利森(Allison)在《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中就提出康德最终确立的也是关于意义的世界。康德认为我们无法认识物自体,但是通过先天综合判断依然能够建立起“具有合理性”的知识。这个合理性在阿利森看来就是能够被使用。当然,康德本人依然做出了让步:他依然承认了表象界和实在界的对立。实用主义先驱皮尔士(S. Peirce)也认为知识必须要通过实践的方式来被检验。如果在生活中一个信念和经验实践相容,那么它就具有“意义上”的真理性。德雷福斯和泰勒明确表明:世界是关于意义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伟大的哲学家都具有新实用主义的倾向。戴维森所提出的理论则是其中相对彻底的一种超越,成功超越了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把两个对立的世界整合为了一个意义的世界。

这种超越意义重大。维特根斯坦说:“一幅图像囚禁了我们(Ein Bild hielt uns gefangen)。”从笛卡尔时代以来的几乎所有认识论都受到了这种图像的影响。人们苦于证明自己的体系能够合法地确立知识并可以达到实在,超越表象。但是笛卡尔陷阱本身的强大导致人们无法在这种语境下寻找到一种能够合理解决怀疑论的认识论方法,这也导致了传统符合论的失败。因此戴维森融贯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出路,并为一种新的认识论提供了基础。

戴维森本人留下了一个庞大体系的地基和框架,但是他并没有完成内部内容的建构。因此,仍然需要大量后续的工作来完善它。比如,戴维森体系的确立还需要人们去进一步思考融贯论和现行科学方法的相容性、感觉(sensation)和行为的因果联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如何处理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提出的身体在认识中的优先性,以及如何处理融贯论在伦理学中的问题——道德相对主义等等。但毫无疑问的是,戴维森融贯论的确是值得进一步审思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