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转捩点上（原序）
观乎人文，察于时变
“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历史的惊涛骇浪，翻翻滚滚。奔腾处，激越慷慨；低回处，幽咽缠绵。但是，游动波流，却徒然教人悲喜莫名、枨触万端，而不能知其究竟。
到底历史只永远表现为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还是发展成无穷无尽的追寻？一切变化都归于既定的人类使命，还是它在变化中带领我们攀上幸福的顶峰？文明的骤起骤衰，忧若潮汐，人类的生涯有限，又怎能探勘历史的跫音、寻找文化的坐标？暗夜长途，何处才是历史的光明？忽焉就死，历史对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
任何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都是相当惶惑茫然的。历史，常像雅士培（Karl Jaspers）所说，不时表现为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如急转的洪流，从一个骚动或灾难紧接到另一个，中间虽有瞬间出现的短暂欢乐，亦如小岛一般，终究也要遭到吞没。但有时，历史也并不全然如此盲乱，它仿佛如康德所说，是一种明智计划的理性过程，并不断趋向于成熟完美——虽然他也承认整个人类历史之网，是由愚昧幼稚的虚荣、无聊的邪恶、破坏的嗜好所织成。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历史中是否确能找到明显的因果关联或变迁的规律呢？
这当然是相当困难的事。我们传统的史学，大抵总相信历史的道德趋向，王道理应成功、霸道终归失败，暴君一定亡国、仁者当然无敌。历史的道德规律，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所谓“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东方朔《答客难》）。西方自奥古斯丁（Augustine）以降，亦辄欲说明人类历史乃遵循一种形而上的律则在进行着，一切皆为上帝所安排，个人的遇合、国家的治乱，乃至于皇权之成立，都决之于上帝的旨意与恩宠。十八世纪以后，因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认为人性与物理都须受自然法的支配，一切都决之于理智，而既以理智为依归，则人类即必须珍视自由，不自由，文化必定衰落。十九世纪后，又由于达尔文学说的影响，相信人类的历史一定是步步前进的，不管分成若干阶段，后一阶段总要比前一阶段好些。另一派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历史循环说或周期说，诸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德转移，治各有宜”之类，与西方思辨性历史哲学亦多有暗合者，其言甚为繁赜。这些主张，虽各有论点，但总都具有决定论倾向，不认为历史只是盲目的、偶然的聚合，故努力地想在历史的变迁中，抽丝剥茧，爬梳出一个规律的模型，以掌握历史的动态。不幸的是，历史事件之杂乱无章、庞然纷若，历史知识之性质特殊，往往使得这些规律在解释时遭到困难。所以自十九世纪兰克（Ranke）及普鲁士历史学派提倡经验的史学以来，黑格尔式思辨性的历史哲学即逐渐式微了，近代实证论及行为主义者，甚至都曾排除对历史之意义的追究。但是，这也是矫枉过正之谈，因为追问历史的意义，不仅是一种合法的（legitimate）探索，而且是我们非做不可的事。故奥古斯丁这个传统，在当代又渐有再生的趋势：梅耶霍夫（Meyerhoff）所编《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哲学》中，曾列举Berdyaev（柏提耶夫），Barth（巴特），Niebuhr（尼布尔），Tillich（蒂利希），Butterfield（巴特菲尔德），Löwith（洛维特）等当代思想家，来证明这一点。
纠缠于这些传统、质疑与趋势之中，历史，依然暧昧难明。那里面，自不乏小楼听雨、深巷卖花的款款情致；那里面，也总含藏着铁马秋风、楼船夜雪的莽莽苍苍。英雄叱咤，遗民泪尽，千古兴衰，一纸论定。历史的浩瀚博大、庄严深邃，实非此类争辩与追诘所能穷尽。每当我们仰观苍穹，列星灿灿、浮云皓皓时，便自然而然地会兴起这种充胀胸臆的历史感情，思而不见，望古遥集，历史的呼唤，于焉展开。
就是在这样的呼唤与感应中，历史才对此时此地的我们具有意义，而我们也才能真正进入历史中，去“观看”历史的动态，稽其成败盛衰之理。不管历史是理性自主的运作，是随顺理性的计划安排，抑或只是受到盲目意志的拨弄，既无理想目标，也无法则，我们观察历史的这个行动，本身就具有省察人类存在之历程的意义。而这种省察，也内在地开展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超然拔举于此时此地之上，开拓万古之心胸，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不是遁世逃避，乃是积极开拓自我，并借着这样一种活动来跟现实人生社会做一番对照，以“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贾谊《过秦论》）。换言之，历史纵使只是一条恶魔遍布的价值毁坏之路，观看历史，依然可以让我们更清明地向理性与道德的完美境域迈进。
这也就是说，历史的性质与功能，它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其实就在我们观乎人文、察于时变的行动中。人文的发展、价值的探索、社会的变动、人类一切理性与非理性的成就，俱在历史中向我们招手，并展露它广袤繁多的姿容。只要我们真正涉入其中，历史立刻就进入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通古今之变，参与历史的脉动。
历史遗忘了中国，中国也遗忘了历史
古今之变，到今天可说是剧烈极了。
明朝末年，利玛窦来华传教时，他所绘印送给中朝士大夫的《舆地全图》中，因为中国并不在中央，以致引起许多批评，《圣朝破邪集》里甚至攻击他：“利马窦以其邪说惑众。……所著《舆地全图》……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卷三）这时，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与文化，还是充满自信的，他们所表现的文化内容，也能让耶稣会远人欣然叹服：认为在世界各国仍处于蒙昧之时，中国即已有了孔子，孔子与基督有相同的神性与使命，是“真的神”；而儒教基于相爱之关系所产生的政治制度，迥异于西欧基于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对西欧社会，更为一优美之对照，要改造西欧，即有“接种中国思想”的必要。
可是，不到二百年后，这种局面就完全改变了。在欧洲刮起的中国热，逐渐冷却，自十五世纪以来，基督教国家向“落后地区”扩展其文化的行动倒越来越炽烈。不仅有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宣称“所有的历史都走向基督，而且来自基督。上帝之子的出现是历史的轴心”；诗人吉卜林（R udyard Kipling）也高唱“白人的责任”。所谓白人的责任，就是说白种人有责任“教导”有色人种，要他们采取西方的制度、西方的生活方式，并学习西方的技术。远洋殖民和贸易事业，逐步把他们这种“伟大”的理想推拓到非洲、亚洲。利用船坚炮利，轰开了天朝的大门，摇撼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于是，夕阳残照汉家陵阙，天朝的光荣，恍若西风中的枯枝败叶。沉沦崩圮的世代、花果飘零的民族，这时所再呼喊的，便不再是历史与文化，而是接种西洋思想了。受挫折的中国灵魂，从此被迫去拥抱另一个天朝，学习另一套历史与文化，以重塑中国的未来，并理解中国的过去。
这当然是可哀的事。昔日的真神，现在概在打倒之列，历史被当作包袱，视为与现代对立的僵化凝固体、阻碍进步的绊脚石。任何人在面对中国历史时，都可以毫无敬谨谦㧑之心，或庄严诚恳之情，都有资格恣意批判。很少人真正通过历史的属辞比事，以疏通知远，却大言炎炎，弃此历史文化如敝屣。社会上一般人，对历史更是隔膜，历史知识至为贫乏，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对本国史，亦辄有比邻若天涯之感。
连横曾说：“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台湾通史〉序》）章太炎也以为：“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检论》卷四《哀焚书》）这些，在今天大概都是不甚流行的看法。姑不论我们是否仍可称为文化之国，也暂时不管当前社会名流是否皆以竞作世界公民是尚，而耻言民族主义；倘若我们毫不讳饰地来看，自会发现目前我们对历史的淡漠与无知，确实已经到了令人拊膺长叹的地步了。
造成这种现象，固然肇因于这次天朝的大变动，势之所趋，莫可奈何，但我们对历史教育的轻忽与僵化，实也是一大原因。至少在制度上，大学分组的办法，几乎强迫一半以上资质颖异的学子，从高中起便视历史为身外之物，从此不再接触。少年时期，如此缺乏历史的熏陶，长大以后又怎能奢求他们会有历史的感受和理解？而等到整个社会上的成人都普遍欠缺历史的认知时，又怎么会尊重历史？怎么可能汲探文化的根髓？徒然让儿童去肩负背诵《三字经》《唐诗三百首》的重任，就算达到历史灌输的目的了吗？何况，历史教育并非灌输即能奏效的。现今历史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不能激发国民的热情与向往，无法砥砺种性、激昂民气，教材之平板僵硬，自属重要症结。须知读史之要，在使人知政事风俗人才变迁升降之故，所谓“《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繇谟》可以观治，《洪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书大传》）。我们的历史教育，似乎对此仍少措意。
当然，可以告慰的是，在学术界、高等研究机构中，仍有不少杰出的学者在从事历史之探索。但仿佛大家还不曾理解到：历史，尤其是自己国家文化的发展历史，并不只是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人存在的基石。人存在的意义，无不是根于历史而展向未来的，过去的历史传统，构成了我们理解的背景。我们之所以能立足于世界，并向这个世界开放的唯一依据，仰赖的就是这个力量。这个力量一旦不显，历史就成了搞历史的人的专职，成为纸面上的一堆堆资料，与公共大众无关，而我们的研究与教学，自然也就仅能局限于平面事件的排比与介绍，不再致力于观人文、察时变了。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当我们漠视历史时，历史也正在遗忘我们。
从前，四夷宾服、万方来朝的时代，我们天朝对于四裔远人及寰宇全貌，实在缺乏理解。而现在的天朝，也同样没有把“落后地区”算进人类的历史里去。像房龙那本名著《人类的故事》里，你就几乎找不到人类之一——中国人的故事。威那·史坦恩（Werner Stein）原著，贝纳德·古伦（Bernard Grun）和华莱士·布劳克威（Wallace Brockway）英译增订的《历史时间表》中所指的历史，也不全是整个人类的历史，而只以西欧、美洲为其重点。尽管印度、中国、日本等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有记载，也非有意省略，“但作者们也没有做任何努力来调查这些地区的历史事件”（见该书序文）。
更有趣的例子，是罗伯特·唐斯（R obert B. Downs）所写的《改变世界的书》（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唐斯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有十六本书改变了世界，这十六本书是：一五一三年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一七七六年潘恩的《常识》、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七九八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八四九年梭罗的《不服从论》、一八五二年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八六七年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八九〇年马汉的《海权论》、一九〇四年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九二五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五四三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六二八年哈维的《心血运动论》、一六八七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九〇〇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九一六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
这些书，在我们《辞海》的“中外历史大事年表”里差不多都提到了，但是像《传习录》《四库全书》之问世，却不见于唐斯这份书单里。当然，我们并不因此而否认这纸书单里的书确实影响深巨，确实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可是，这究竟是谁的历史？那个也曾参与人类文明之创造、也曾贡献世界历史之开展的中国，难道就这样被遗忘在历史之外了吗？
是的，天朝的灯影舞姿，正如是之璀璨，蜷缩在文化边陲的荒烟蔓草中的我们，恐怕早已被剔除在历史之外，置诸天壤若存若亡之间了。
然而，何必慨叹，何用嗟伤，旁人本来也并没有义务要熟谙咱们中国的历史。而且，只要我们自己不遗忘历史，历史也必不遗忘我们。无人怀疑中国现在必须参与世界，必须接纳西洋文化，可是假若我们再想想当年新文化运动诸贤如梁启超、胡适等人开列“国学最低限度必读书目”时，为什么要说“并此而未读，真不得认为中国学人矣”，就可知道历史的认知，原无碍于新世界的开拓；历史文化的熏习，则是人生必备的条件之一；至于对历史变动与发展的理解，更是国民最可贵的能力。何况，王国维说得好，“只分杨朱叹歧路，不应阮籍哭穷途”，因为“穷途回驾无非失，歧路亡羊信可吁”（《天寒》）。处身在新旧交冲、中西激荡的伟大时代，加强历史的认知，正是“穷途回驾”，时犹未晚，且也是避免“歧路亡羊”的唯一办法。我们对此，自宜知所勠力。
只不过，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历史文献庞杂无俦，要了解中国历史的源流与交迁，我们“必读”的又该是些什么？
通古今之变：改变中国的划时代文献
以中国史学“疏通知远”的特质来看，寻求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功能，乃是任何史著不论其体裁如何都想达成的目标。虽然像郑樵，标榜通史，以为“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总序》）。但即使是断代为史，依然可以有会通之义，只是断代者包举一代，通史者综括古今，范畴各有所宜而已。
话虽如此，观时变而察古今，毕竟仍以通史为优。中国除《史记》之外，有《通典》《通志》《通考》这一类传统，囊括历代典章名物制度，而观其嬗递兴变之迹；也有编年为史的《资治通鉴》，其体制虽与纪传不同，但实质上仍为一种通史。这些通史，著历代盛衰兴坏，以见事势之迁变，足以使人识大体而知条贯，自然是我们所该讽诵研读的。
但史文浩繁，旧籍所存，其实都是史家在面对他那个时代时，针对他所关心的问题而提出的解答，代表着史家个人的存在感受与历史理解。譬如司马迁撰写《史记》，自谓“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把“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并举，同为他写史的两大宗旨。这种对天人之际问题的关切，乃是太史公特殊的存在感受与历史理解，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太史公对于这个问题，“究”的结果，是要于人事尽处始归之于天命；是强调天变与政事俯仰；是主张为国者必贵三十年一小变五百年一大变的天运，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是坚持天道难知，而人道可期，道不同时，则各从其志……我们看《史记》时，触目所见，都是“岂非天哉”“此非天命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非天命孰能当之”“乃天也”一类话。这些话显示了《史记》正是司马迁对历史提出的解答。旁的史家，关切的不是这个问题，其解答便当然不同，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说司马光写《通鉴》时，正与诸人争论国事，因此：“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至于黄幡绰、石野猪俳谐之语，犹书与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编年岂徒哉！”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既然如此，则我们阅读这些史著，便不只是熟悉它们里面所记载的历史事件，而是重新经验该史家的问题与解答，重新认知他的存在情境。这种经验与认知，诚然十分珍贵，诚然如柯林伍德（R . G. Collingwood）所说，是“重新思考别人所思考的当儿，就是自己在思考所思考”（《自传》第十章）。但那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毕竟不是在这中西交冲巨大变动时代所急欲寻求的答案。我们需要一部能够具体而清晰显示中国历史之变迁与发展的史著，好让我们观人文，察时变，揭明中国历史的源流。
这种史著，乃是新时代的需要，因此非旧有史籍所能替代。而事实上，身当我们这个空前奇异伟丽的时代，是理应有大史学家出来，网罗放失旧闻，恢张高情宏识，创以新体，勒成一书，为史学开一新局面，如太史公或司马温公那样。
不幸现在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史家，也没有这样的史著，通史大业，坠绪茫茫，贤者不作，实令人有“小子何述焉”之慨！
我们无从取则，又无法缄默，无此学识，自然也不足以当纂修之任，没有办法，便只好用选文来替代著述。当此“莽莽神州入战图，中原文献问何如”之际，征文考献，选辑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文章若干篇，略仿编年之体，排列条贯。任何人只要看了这些文章，中国文化如何抟塑成形，中国历史如何兴动迁变，必皆可一目了然。
历史，在变动中
我国选文总集的传统，向来以文学为主，《四库提要》谓总集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卷一八六），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固然总集中也不乏《三台文献》《中原文献》《清源文献》《岭南文献》《经世文编》这一类具有史学意义的东西，但从未蔚为传统。
其实，编总集，可以有门类；选文章，可以定宗旨。这跟史家的别择心裁，不是恰可相通吗？辑录原始文献，让材料自己说话，不也跟历史的客观性要求相符合吗？运用这种方式来作史，不单可以开拓传统选集的领域，更能圆满安置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对于“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事实，尤其是有力的印证，昔人见不及此，实在是很可惜的事。
何况，一切历史的变动，都要显示在人文成品上，而文字，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文章本身，不仅记载了历史，也解释了历史。而这些遗存的文献记载之中，又有一些，不只是记载，不只是解释，更直接塑造了历史，产生了绝大的变动，引导人类或一个文明走向另一个全新的境地。例如董仲舒的《贤良对策》、韩愈的《原道》、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类。历史之流，因这些文献出现而扭动了航道，因此，它们是积极地改变了历史的文章，一纸之微，旋乾转坤。
另外，还有些文章虽并未直接塑造、改变历史，可是它反映了时代的变动，刻画了历史的轨迹，影响了后来的发展，如秦始皇的《初并天下议帝号令》、嵇康的《养生论》、欧阳修的《朋党论》、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等，对历史之流衍，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文章，是中国历史甬道里，一座座里程碑、一盏盏标示其曲折面貌的灯簇。把这些爝火灯盏串联起来，即成了一条蜿蜒灿烂的中国之路。中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站一站走过来的。
换句话说，历史如果有所谓的“转捩点”，这就是了。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不断在转捩点上，人类也永远在对其生存情境做价值的判断、意义的创造、技术的更新和生命转捩点式的抉择。他们或如《太极图说》，张皇幽眇；或如《天工开物》，寄情物理；或究几何之原理，或申薙发之禁令；或者馆开四库，或者奉天讨胡。孔子改制、铁云藏龟，政治经济学术科技，各个层面仿佛都在齐声用力唱出一种历史的理则：人类的历史，毕竟是由人类自己用他自由的意志与思索，努力创造出来的；不论幸福还是沉沦，一切也都得由他自己来负担。
这本选集，就是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
选文的体例，是经义奥旨、诸子成书，只发挥思想哲理，而不涉及历史变动者不选；影响深巨，难以句摘篇选如《论》《孟》《老》《庄》之类，也无法甄录。同一事，而其变动见于各文者，则择其尤要者；假如改变历史的，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本书，如欧阳修《集古录》、严复《译〈天演论〉》之类，便以序代书，借见一斑。每篇文章后面，略加注释，并附译文，以便读者籀读。最后，则加上编者们对该文的诠释，简要说明文章的内容、写作的背景以及造成的影响等。
这样的编写工作，当然困难甚多，因为上下五千年，什么文章改变了历史、什么文章足以显示历史的脚步、什么文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什么文章展现了文字的尊严与力量，实在颇费斟酌。而且，这些文章不是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中，释注繁多，师法纷杂，难以董理；就是从来没有人诠解过，其名物度数随时代变迁而难以稽考。编写者限于学力和时间，仓促就事，亦无法探骊得珠、曲尽其要。至于以今言释古语，本是训诂的旧例，现在却要全部“翻译”成白话文，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其不如人意，还用得着说吗？
但椎轮大辂，本来就是历史的通例，假如这种编辑理念没有大错，这种历史观点和通史的要求还不算太荒谬，则这次粗糙的尝试，便不会是毫无意义的。更周全的历史诠释、更具代表性的篇章、更广泛的层面，都可以在增订时重作调整。
编辑这本书，原先是周浩正先生怂恿的；编写过程中，陈恒嘉先生的辛勤奔走、编写诸友人的案牍劳形，都令我甚为感动感激。我知道他们之所以愿意如此辛劳，是因为相信这本书可以成为现代国民“必读”的历史读本，相信中国历史的源流与发展可以借此展示出来。但我偶尔也会忆起陆放翁的诗句：“镜虽明，不能使丑者妍；酒虽美，不能使悲者乐”（《对酒叹》）。没有一部历史能自然彰示其意义，除非读者自有其存在的感受与之相应；我们也不能从任何一部历史著作中学到什么，假若我们并无历史感。读者能从这些改变中国的文章里，改变自我，呼唤起自己的存在感受来与它对应，以期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吗？
或许，这也是个转捩点吧？
一九八六年六月端阳写于台北龙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