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
贾谊
贾谊(约前200—前168),西汉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杰出的政论家、文学家。年青时就有才名,20多岁便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后因遭权贵排斥,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故世称“贾长沙”、“贾太傅”。有《贾长沙集》和《贾子新书》传世。
董仲舒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著名的思想家,儒家文化的推广和传播者。董仲舒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足的地主家庭,自幼学习十分专心刻苦。由于学业专精,学识渊博,在还不到四十岁的时候,董仲舒就有了“汉代孔子”的美誉。做学问的同时,董仲舒也招收了大批学生。他讲学很有特点,在课堂上挂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外面听。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都没有见过“庐山真面目”。
由于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董仲舒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汉武帝即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也被举参加了策问。在策问中,他阐述了天人感应说,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董仲舒被派到江都易王刘非(汉武帝的哥哥)那里当国相。刘非一直有称霸的野心,想让董仲舒辅助。但是董仲舒借古喻今地对他进行了规劝,指出“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霸)”,暗示其不要称霸。
在江都期间,董仲舒遭遇了一生最大的变故:约公元前130年,皇家祭祖的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火灾,董仲舒认为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写了一份奏章,想以火灾警示汉武帝上天已发怒。结果奏章还没呈上,主父偃到了董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处死董仲舒。后怜其才,赦免了死罪,罢其国相之职。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又开始讲学授徒,教了十年《公羊春秋》。
公元前125年,公孙弘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兄弟,性情凶残蛮横,曾经做过他国相的人很多都死于非命。由于董仲舒大儒,刘端对其很是敬重。但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唯恐遭到不测。公元前121年,他以老病为由,辞归故里。仕禄生涯从此画上了句号。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在家中病卒,葬于京师长安西郊。董仲舒的著作很多,但大部分已经失传,只有《春秋繁露》一书流传了下来。而根据考证,《春秋繁露》也是后人辑录董仲舒的遗作而成,成书时间大概在隋唐时期。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初名犬子,因慕战国时人蔺相如,改名司马相如。年少时好读书舞剑,任景帝武骑常侍。做武骑常侍并非相如的爱好,而且汉景帝并不喜欢辞赋。这时,梁孝王来京朝见景帝,跟他一起来的有齐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人庄忌等,这些人都很善于游说。相如与这些人非常投契,遂以生病为由辞掉官职,旅居梁国。在梁国,相如与读书人、游说之士共处了几年,写出了华美的《子虚赋》。梁孝王死后,相如返回蜀地。回蜀时,路过临邛,通过好友结识了富商卓王孙的寡女卓文君。卓文君通晓音律,仰慕相如,在相如“以琴心挑之”后,二人连夜私奔。他们先是到了相如的成都老家,因相如家徒四壁,遂又返回临邛,以卖酒为生。由于文君当垆卖酒,卓王孙无奈给了文君夫妇钱百万,奴仆百人,二人又回到成都,过起了富足的生活。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姻缘成了一段佳话,被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汉景帝之后,汉武帝即位。他见到相如的《子虚赋》后大为赞赏。经杨得意推荐,他召见了相如。相如再为武帝作《上林赋》。由于赋的内容别出心裁,辞藻华美,武帝欣喜不已,先拜相如为郎,再拜为中郎将。任职期间,相如奉命出使西南,对促进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期间,写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临死写下《封禅书》遗留后世。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辞赋。武帝时文人,文莫若司马迁,赋莫若司马相如。《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29篇。今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其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虽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内容前后衔接,故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它们看做一篇,统称《天子游猎赋》,概括其主旨为讽谏。相如赋重铺排、修饰,极富文采美与韵律美,为汉代散体大赋确立了较成熟的形式,汉赋亦因此成了一代鸿文。明代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是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20岁时,开始游历大江南北,网罗了很多史料。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主持改革历法。通过精密推算晦朔弦望,完成了汉历改旧历的十月岁首为正月岁首的工作。又依金、木、水、火、土五行,定汉为土德,把龙袍的服色定为黄色,历代沿用。任太史令期间,他一方面对朝廷的史籍和收集的遗文古事、各种典籍进行整理;另一方面访问朋友或进行实地调查,对材料核实后再重新加以订正和补充。他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经过4年的积累,著史工作已基本具备条件。然而,就在司马迁潜心著史时,却因替李陵辩解,惨遭腐刑。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忍辱负重,发愤完成了所著史籍,人称其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刘向
刘向(约前77—前6),原名更生,后改名向,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被尊为中国目录学之祖)、文学家。
刘向曾奉诏与儿子刘歆领校秘书,他负责校经传、诸子、诗赋。每校完一书,“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写成书目奏上,后被辑为《别录》二十卷,是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书(今尚残存数篇)。其子刘歆所成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亦颇受其影响。在校录皇家藏书时,刘向还发现了6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他重新编订材料为《战国策》。另外还有《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多已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明朝人辑有《刘中垒集》。
刘歆
刘歆(约前461—公元23),西汉著名文学家、经学家、目录学家。字子骏,沛县(今江苏)人。
刘歆少时以才学闻名,汉成帝亲自召见,封其为黄门郎。从此踏上仕途。河平三年(前26),汉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在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悉数参加,对中秘之书重新进行编目整理。建平元年(前6),刘向去世,哀帝命刘歆为中垒校尉,统领校书工作。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在每一本书校勘过后,由刘向父子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内容提要,再将各书的叙录集合在一起,按部类抄成一书,称为《别录》(这主要由刘向完成)。最后是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的问世对后代目录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王充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期思想家、文学理论家。他历30年著成《论衡》一书,书中吸收了古代天文、医学等领域的科学成果,尖锐批判了当时盛行的谶纬之学和其他陈腐的传统思想,并大胆反对把儒家经典变成教条。此书是我国古代一部哲学、科学和文学理论的巨著。
班固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属咸阳)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于世宦之家。曾祖班况,为成帝时越骑校尉;祖父班稚,为哀帝时广平太守;父亲班彪,曾被光武帝拜为徐县令,后来专心于史籍研究,编写《史记·后传》数十篇,是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从小受家庭熏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由于跟随在京做官的父亲,班固得以进入洛阳太学读书。在太学,他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为日后撰写《汉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班固花费二十余年的心血,完成了《汉书》的编撰,对后世的史书创作有极大影响。
张衡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东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
张衡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世族之家,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张衡最杰出的成就在天文学方面,他继承和发扬了浑天说,撰写了两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灵宪》和《浑天仪图注》。元初四年(l17),张衡根据浑天学说,制成了世界上最早使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也是世界上第一架能够比较准确地测定天象的浑天仪。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候风地动仪,这是张衡另一个不朽的创造。欧洲直到1700年后才制造出原理基本相似的地震仪器。在气象领域,张衡还发明了类似国外的风信鸡的气象仪器——候风地动仪,比西方的风信鸡早了1000多年。
公元138年。张衡辞官回乡,第二年便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