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文化运动，旨在彻底改革旧制度的意识形态结构，这场运动主导了18世纪的思想界。基于科学的进步，开明之士将理性作为前进的动力，他们渴望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为更多人带来幸福。

在近代史的前几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无可厚非是一个强国。奥斯曼帝国一直存续到“一战”期间，以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而告亡，在这六百年间，西欧国家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这位伊斯兰邻居让它们又敬又畏。值得一提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意味着土耳其人和土耳其语取代了此前阿拉伯人和阿拉伯语在伊斯兰世界的统治。

“如果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开明的时代吗？回答是：不，但我们生活在启蒙时期”，普鲁士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Emmanuel Kant）在其著名的论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Réponse à la question: 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中这样写道，1783年著名德语杂志《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康德的这篇文章也许可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对于康德而言，当时的欧洲还谈不上处于一个开明的时代，但正在走向“开明时代”。在历史的转变时期，对理性的信仰逐渐取代了旧有的宗教信仰。从历史神学的角度来看，神学将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以上帝的儿子降临世间为分割的界线，启蒙时期的法国精神领袖自称为新时期的哲学家，他们认为自己是古希腊罗马精神理所应当的继承人，是捍卫理性对抗迷信和狂热主义的斗士。他们拒绝承认神圣文本中揭示的知识，他们坚定地信仰人性，想要探寻基于理性和意义的新知识形式。

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坛”成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反对这种基于抽象思维的哲学体系。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相信理性批判是进步的工具。

批判应该用于反抗迷信和无知，终结毫无根据的传统准则，捍卫新的社会生活模式。开明之士不追寻虚幻的乌托邦，而是试图用理性服务于公共利益。启蒙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代表人物都赞同这个目标，其中就有主张改革刑法体系的伦巴第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法国人拉美特利和埃迪耶纳·博纳·德·孔狄亚克（Étienne Bonnet de Condillac）—他们的研究开创了心理学；还有美国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们为初生的美国撰写了新的宪法框架。

启蒙运动诞生于欧洲，随后逐步延伸至美洲殖民地，以便推广现代社会价值观。大约1500人致力于研究如今被我们称为“科学”的东西，而当时“科学”被称为历史或自然哲学，到18世纪末，研究科学的人数已增长至将近5000人。这个越来越庞大的开明之士组成的团体对于发展新形式的沟通交流、开办学会、博物馆和社团都做出了贡献。

哲学思想

尽管启蒙时期的哲学家都捍卫着相同的奠基思想，但这个团体中的成员身份各异。首先，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些人出身显贵，如布封伯爵乔治·路易·勒克来克（George 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和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克蒂，还有霍尔巴赫男爵保罗·亨利（Paul Henri, baron d'Holbach）。也有一些人曾经在旧体制的权力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法国财政部总监察员安妮·罗伯特·雅克·图格（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和大不列颠国会议员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等。尽管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论法的精神》，书中提出了作为现代国家基石的概念—分权，他认为分权可使国家远离暴政和专制，但许多启蒙思想家都与旧制度的权贵来往密切，比如莫佩尔蒂、赫尔维蒂乌斯（Helvétius）、伏尔泰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狄德罗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大部分启蒙时期的思想家都支持贸易自由，尽管这不利于广大民众，只有利于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和贵族，而他们提倡的社会改革计划几乎没有顾及社会中最大的群体—文盲和农民。

在宗教方面，哲学运动公开反对教权—尤其在法国—伏尔泰在其所有著作上都会附上：“打倒卑鄙无耻的东西（Écrasez l'infâme）。”尽管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宗教正统性上基本是一致的，但他们对于信仰和习俗的看法却观点不一。伏尔泰对于宗教问题相对宽容，他反对自然主义者的某些观点，如驳斥上帝的存在。与许多哲学家和开明之士一样，伏尔泰似乎更倾向于牛顿体系，而不是笛卡儿的逻辑体系，因为笛卡儿的理论可以接受无宗教信仰和无神论。启蒙时期同时也存在着新形式的宗教狂热，尤其是卫理公会（méthodisme），这是一场在美洲殖民地兴起的基督教振兴运动，被称为“伟大的觉醒”（Great Awakening, Le Grand Réveil），还有在德意志诸公国盛行的虔诚派（le piétisme）。此外，哲学运动的许多假设都带有对古代宗教神话的世俗重新解释的印记。

卢梭发表的关于人性本善的论文，和对天堂的美好看法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几个小型政治抵抗社团构成了启蒙运动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让人想起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于基督徒最初的描述。

伏尔泰，开明哲学家的典范

伏尔泰的反教权立场和辛辣尖锐的笔锋使之成为启蒙时期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位像伏尔泰那样引起如此多的拥护抑或仇恨。

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伏尔泰的真实姓名，François Marie Arouet）是启蒙运动伟大的论战者，不只是因为他的学识几乎涵盖当时的所有领域，例如，他和夏特莱侯爵夫人一起将牛顿的理论引入法国，还因为他对任何人、任何事物都秉持着辛辣的讽刺。为此他被关进巴士底狱（1717年），1726年到1729年被流放到英国。但也为他赢得了不少位高权重之人的青睐，如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即使之后因嘲笑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浮夸文风，而导致两人不和……伏尔泰的许多作品中都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他捍卫宗教宽容、积极反对教权（但他并不是无神论者）、支持专制主义。这些都表明他的立场更偏向精英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

此外，不同的社会地位会导致思想家之间产生意见不合，甚至会引发争论。当瑞士版《百科全书》刚出版时，达朗贝尔写道：“一些瑞士牧师不再信仰基督的神性。”日内瓦教会认为这种断言是毫无根据的批评，教会要求达朗贝尔公开致歉，哲学家让-雅克·卢梭认为达朗贝尔的言行的确冒犯了教会，于是便与达朗贝尔断绝了关系。而狄德罗则反对哲学家克劳德·阿德里安·赫尔维蒂乌斯（Claude Adrien Helvétius）关于“理解力”的看法。他还和雕塑家埃蒂安·法尔科内进行了一场关于艺术作品的不朽以及艺术家的传世影响的论战。医生兼哲学家拉美特利反对霍尔巴赫男爵的唯物主义论，他拒绝进行社会教育改革，而让·巴蒂斯特·罗宾内特（Jean-Baptiste Robinet）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驳斥了物种的不变性，他提出的自然主义和赞颂快感的享乐主义文学相差甚远。

乌东绘制的伏尔泰雕刻家让·安托万·乌东（Jean Antoine Houdon）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伟大肖像画家之一，他将伏尔泰肖像纳入他的人物模型当中，他绘制了伏尔泰的半身像和全身像，由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

尽管有分歧和矛盾，哲学运动仍能超越国界保持话语统一性。理性批判无疑构成了启蒙运动最鲜明的旗帜之一，此外，开明之士也很想探寻关于“人的科学”。

关于“人的科学”主要有三个发展方向：首先是心理秩序，代表人物有唯物主义学家朱利安·奥弗雷·德·拉美特利和大卫·哈特利（David Hartley）；其次是研究人类智力的运作，代表人物有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埃迪耶纳·博纳·德·孔狄亚克；最后是研究支配社会生活的法律准则，代表人物有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亚当·史密斯和切萨雷·贝卡里亚。

这部“人类自然史”和当时无所不在的宗教历史毫无关系。贝尔纳·勒伯维尔·德·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在其著作《神谕史》（Histoire des oracles,1687年）中指出新哲学和宗教思想大相径庭，新哲学强调从人体器官组织和需求之间的相关性出发来定义人类。

许多比较研究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展开的。人首先被当作羽管键琴，可以用人体各组织弹奏出有节奏的旋律。随后人被看作一本有生命的书，可以自我阅读。接着，人又被当作蜘蛛人（homme-araignée），他织的网是其感知世界的一部分。最后，人被认为是球茎状的，具有丝状的根系。在以上所有这些观点中，人的智力附着于人体的形态组织和认知联想的机制。由于智力和感知有着密切的联系，功能和结构也同样如此，启蒙思想家认为宗教启示不是知识的来源，只有通过观察和实验才能获取知识。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使用方法论原则进行力学研究获得了成果，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人类科学基石的新时代道德和政治哲学同样遵循方法论原则。这门新兴科学对道德领域影响深远，如同牛顿提出的重力理论之于力学。大卫·休谟的著作《人性论》（Traité de la nature humaine）的副标题十分清晰地表述了这种联系：《将实验推理法引入道德主题的尝试》（Essai pour introduire la méthode expérimentale de raisonnement dans les sujets moraux）。亚当·斯密发表了《道德情操论》（Théorie des sentiments moraux），在法国也有类似的著作，如机械唯物论者霍尔巴赫伯爵的《灵魂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 de l'âme）。

尽管科学生产有其重要性，但是18世纪发表的大部分著作并不能体现出启蒙时期的伟大思想，而只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在一个极度渴求知识的社会中，他们发现文学创作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生计方式。狄德罗便是如此，他初到巴黎时以翻译英语医学书籍为生，同时又沉缅于享乐主义文学。思想的传播跨越了国界，突破了社会阶层，就这样整个欧洲的思想体系逐渐得到调整，而这个新的思想体系将在18世纪后半叶得以最终确认。

这场哲学运动重新思考了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怀疑数学推论，而且越来越关注自然历史。在这个时代，公众舆论开始对解剖演示着迷，醉心于动植物和矿产名录，以及各类收藏，而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启蒙运动赞颂的是自然的多样性，这必然会和医生、生理学家、自然学家的理念产生分歧。

开明自然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是百科全书的编写者狄德罗—还有自然主义者莫佩尔蒂和哲学家兼医生拉美特利—他们渴望开创一门可以在社会各阶层普及的“大众科学”（science populaire）。布封伯爵也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自然知识应该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尽管对自然的探索仅限于少数几个人。布封曾任职皇家花园总管，他在其奠基性著作《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中指出，随着城市资产阶级的崛起，社会的演变正在朝着知识“民主”的方向发展。

约l740年，这种新的民主思想已经渗入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然着迷，新的城市精英阶层为了获取知识和社会、经济各领域由自然多样性而带来的成果，已不再赞颂创世及其美德。首先，这涉及对知识的占有；其次是随着对新感觉的感知，个人身份和集体意识的转变。自然仍是从前的那个自然，但是从此它会被当作一种消费品，只有那些具备知识，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能拥有它。

德国启蒙运动

当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启蒙运动朝着感觉论的形式发展时，普鲁士和德意志诸公国的伟大思想家们则创立了一门自然唯心主义哲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他博学多才，是普鲁士的政治家和数学家，他发展了一套研究体系来探索自足的个体，他认为这些自足的个体构成了所有事物的实体：单子（les monades）。这些单子的属性可以说明和自然相关的所有问题，包括神性。莱布尼茨和牛顿一起发现了微积分，他还开创了一套极具思辨性的哲学体系，他认为，既然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可以创造任意世界，那么他已经创造出了众多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伏尔泰和其他一些哲学家则对此嗤之以鼻，伏尔泰在其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Candide ou l'Optimisme）中驳斥了这个观点，尤其在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后。“如果说这就是众多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那么其他的那些世界又是怎样的呢？”伏尔泰在《老实人或乐观主义》中讥讽道。

康德在经典哲学史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柯尼斯堡（Königsberg）曾是东普鲁士的一个市镇，即现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这个小城见证了康德的一生，这位普鲁士哲学家一直与当时最伟大的学术人物保持着通信。各式各样的质疑、困惑和疑问随着这些信件纷至沓来，内容涉及广泛，从动物权利到灵魂在人体中的假定位置。康德对于哲学发展和自然史的发展非常感兴趣，他通过研究经验可能的状态，创立了享誉世界的一套哲学体系。“尽管我们无法了解物质世界本身”，他说道，“但我们可以创造适合这个世界的描述，这是我们得以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他对于普遍知识论、伦理和艺术哲学的贡献使其著作成为之后整个哲学界的灵感来源。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作品，尤其是三部《批判》（Critiques），堪称现代哲学的基石。

康德：理性帝国

启蒙时期的重要特点便是信仰理性，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便是理性最忠实的捍卫者，尤其从1770年开始，当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思想唤醒了他内心“沉睡着的独断主义”时。对于康德而言，启蒙运动（Aufklärung）是“人类摆脱监管的出路”（c'est la sortie de l'homme hors de l'état de tutelle），人类本身“若无他人指引，便无法运用自己的知性”。康德的口号“Sapere aude! ”，即“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知性”，或“敢于认知”。

康德的提问虽然康德一生循规蹈矩，但他通过确定认知的界限革新了西方哲学：

“我能够认识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可以期待什么？”

还有终极问题—“人是什么？”

被称为“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的文艺运动受到康德最后一部巨著《批判力批判》（La Critique de la faculté de juger）的启发，也深受卢梭作品的影响，德意志的这场运动赞颂了感受力，这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艺术潮流不谋而合。此外，这场运动受到了新兴生命科学的影响，得到了诗人和哲学家的支持，如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年）、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年）和哥特弗雷德·赫尔德（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然而，正是因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年）的才华，特别是他的书信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浪漫主义哲学的复兴。

这个新的哲学流派不屑于枯燥的理性推论和应时的哲学思辨，它认为，具有尊贵和自然情感的人只能在寻求死亡的行为中得到慰藉。这是歌德作品的核心思想，它成为之后文艺创作的一大灵感来源。这部短篇书信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波自杀浪潮。

公众舆论领域

宣传这些新思想需要新的传播途径。除了现有的科学院和科学学会外，启蒙运动的精神通过植物园、画廊、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传播开来，而天文台则代替了17世纪盛行的珍品陈列室。除了展览和学习场所之外，城市精英阶层找到了新的交流场所，如公共讲座，茶室，咖啡馆，图书馆，画展和各类戏剧演出。由此诞生了一个公共领域，它脱离了君主的宫廷及其规范。

1780年前后，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在社会、人口和经济方面的飞跃发展，文学界和其他领域都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即知识已不再由社会特权阶层所独享。数不胜数的文化活动层出不穷，包括各类课程和公共讲座，此外，负责传播地理发现、科学发明和哲学成果的机构也积极开展活动，这些便是明证。节日、剧院、沙龙、画廊，以及歌舞场、公共广场和长廊所特有的文化特质成为集体资源的一部分，人们利用这些资源来生产和传播知识。

让—雅克·卢梭和野蛮人的反启蒙运动理论

大部分启蒙思想家从来不质疑现行的社会精英主义，更不用说君主制了。但卢梭不同，他把对社会结构的抨击作为其创作的基石之一。

1755年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在法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两部作品涉及一些禁忌，比如政治权利和社会的起源，批判当时社会的正当性。卢梭介绍了野蛮人在自然状态下生活幸福，以此抨击人类的开明观念。他认为，文明和文化远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滋生了不公正和不平等，而私有财产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公正和不平等。卢梭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哲学家都不相往来，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对法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自然的研究和理解，包括对人性的研究和理解，是围绕着新的观察模式、新的实行手段、证据生产系统、被见证的科学实验，还有理性和说服的推论技巧运用而建立的。

然而，文学界非常需要一个读者团体。尽管关于当时欧洲扫盲成果的确切资料很少，但可以肯定18世纪有时间和可能去读书写字的人口迅速增长。有史以来第一次，个人在一生中所收藏的书籍成为遗嘱中可被继承的财产，一些欧洲的名家还设立了具有几千本藏书的图书馆。启蒙思想家钟爱小说，因为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此外，他们还大量阅读期刊、新闻。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但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独特性，它满足了人们想要获取各领域信息的迫切需求，而这些信息可以在社会各界引起不同的反响。

沙龙，启蒙思想的传播阵地

沙龙既是开明之士传播启蒙思想的重要场所，也是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在主人的盛情招待下，宾客们在这里畅所欲言。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沙龙早已成为法国社会的一种现象，整个18世纪沙龙便是法国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文人、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巴黎上流社会人士都聚集于此。这样的聚会无疑为组织者带来了社会威望，同时对参与者也大有益处。这些沙龙的参与者可以在这里结交新友、高谈阔论、朗诵新作，融入巴黎精英阶层的生活。其中最有名气的沙龙当数莱丝皮纳斯小姐（Julie de Lespinasse）、德芬夫人（Madame du Deffand）以及乔芙兰夫人（Madame Geoffrin）举办的沙龙，乔芙兰夫人当时还与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有书信往来。

公众对新事物的品味，以及新兴消费品强大的吸引力都有利于扩大这些不同的反响。当时，茶叶、咖啡、糖和烟草等或稀有或不知名的产品开始在欧洲主要城市大规模分销。18世纪，欧洲和美洲殖民地、加勒比海、印度和我们今天所知的印度尼西亚的对外贸易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因此，欧洲梦寐以求的商品迅速成为任何社交聚会的借口和几乎无可或缺的因素。显然，咖啡馆，这个新英国资产阶级的聚会场所，就像路易十五的法国茶室一样，如果没有茶和咖啡，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然而，这些产品本身是不够的：人们去咖啡馆不仅仅是喝茶，也许最重要的是评论新闻，阅读现有的期刊，甚至讨论借来的书。这些新产品—咖啡、新闻、期刊和书籍—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而已。

和知识相关的消费品中，印刷品（书籍、期刊和其他出版物）对社会的影响最大。这个时期的印刷机可以大规模刊印书籍和小册子，小册子非常便于运输，可传播至欧洲各地。在文化方面，社会中的开明人士开始阅读更多更好的书籍。阅读习惯的改变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再加之欧洲中产阶级的扫盲运动，由此形成了一种新趋势，即为自己而读，而非大声为别人读。最受欢迎的书籍是虚构类作品，尤其是书信体小说，如塞缪尔·理查森的《帕米拉或美德有报》（Pamela ou la Vertu récompensée,1740年）和卢梭的《尤丽或新爱洛绮丝》（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1761年）。

随着书籍日益商品化，大众逐渐偏向“享乐主义”文学，而放弃了神学类书籍和弥撒经本。《一千零一夜》（Mille et Une Nuits）于1704年至1717年间被译成法语后问世，克劳德·普罗斯珀·乔里奥·德·克雷比永（Claude Prosper Jolyot de Crébillon）深受此书影响，他于1743年出版了《漏勺，坦扎伊和内昂塔内》（L'Écumoire ou Tanzaï et Néadarné），此书成为当时颇受追捧的东方色情小说。1739年，他的另一部作品《勒索法，道德故事》（Le Sophia,conte moral）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开来。1741年，让—查尔斯·格瓦伊斯·德·拉图什（Jean-Charles Gervaise de Latouche）出版了《查尔特勒家的看门人，唐·布格里的故事》（Histoire Dom Bougre,portier des Chartreux）,1744年，查尔斯·皮诺·杜克洛（Charles Pinot Duclos）出版了《阿卡舒和泽尔菲勒》（Acajou et Zirphile）。1788年，狄德罗匿名发表了色情小说《八卦珠宝》（Les Bijoux indiscret），小说中的人物被一枚魔法戒指所控制，迫使女人泄露秘密，并强迫她们用性器官和珠宝发声，而不是用嘴。在这部小说中，色情传说和最受尊重的哲学传统相遇了，狄德罗告诉我们，“珠宝说话是没有情感的，这无益于真相”（qu'un bijou parle sans passion, et n'ajoute rien à la vérité）。

狄德罗和启蒙时期的其他思想家一样，他用性去揭露欺诈王国所依赖的秩序基础。就这点而言，狄德罗和卢梭的观点是一致的，卢梭认为要尽量调和言行、思想和感受，以及自我和社会规则间的差距。法国享乐主义文学在文学和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个领域，不得不提这两位作家，皮埃尔·肖代洛·德拉克洛（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1741—1803年）和多拿尚·阿方斯·弗朗索瓦·德·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de Sade,1740—1814年）。德拉克洛发表了《危险关系》，被誉为法国文学史上的杰作之一，小说真实反映出在开明思想的影响下，习俗和心理所经受的转变；作家兼哲学家萨德侯爵的小说《贾斯汀，美德的不幸》（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1787年）和《闺房里的哲学》（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1795年）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极其深远，在一些文学巨匠的创作中可以明显感知到萨德的影响，如福楼拜（Flaubert）、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ïevski）、兰波（Rimbaud）和布勒东（Breton）。

除了阅读习惯的转变之外，作家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认为作家是一个超越国界和政治的团体，这样便可以突破出身，通过自己的文学成就实现社会阶层的跨域。当时的大部分作家都来自被称作葛拉布街（Grub Street）的社会底层，葛拉布街是一个贬义词，指代潦倒文人。之后的勒内·勒·塞纳（René Le Senne）、让—保罗·玛拉（Jean-Paul Marat）以及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等人在法国大革命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都有过突破社会阶层但最终受挫的经历。许多新生作家都抱着“要不成为伏尔泰，要不就是无名之辈”的想法。尽管也有一些作家曾受到过大师的称赞，被称为“泥坑里的作家”，但他们最终仍一事无成。

百科全书运动

《百科全书》源自一本英语字典的翻译计划，由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数学家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ambert）主编，自1751年《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便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轰动。

尽管当时的大环境不利于出版巨著，但是一些科学爱好者热切渴望能方便地获取知识，《百科全书》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些需求。首先，是以一种简明且创新的方式让普通读者理解所有最专业的知识。其次，其中涉及的许多知识并不是复杂的数学问题或高深的哲学思辨，而是一些有关工业和作坊的行业内幕。此外，《百科全书》也十分关注那些今天不会引人注意的领域，读者可以在书中读到有关批判政治和宗教权威，维护公共舆论，以及提倡通过信仰理性和进步来看待历史的进程。

尽管《百科全书》没有构建一个统一的知识框架，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百科全书》具有一种争强好胜的特质，这种特质超越了纯粹的知识领域，进入了政治范畴。《百科全书》的卷首插图是一张象征法国启蒙运动的图片，它体现了现代理性对抗蒙昧主义，只有理性可以揭露真相，而神学只是转移视线。

尽管1759年《百科全书》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编撰者也遭遇了巨大的危机，但17卷文本中的最后一卷终于在1772年出版了。此时距离第一卷出版已时隔21年，其间狄德罗将启蒙时代的象征融入了这部巨著中，如哲学运动、知识体系、批判精神，以及对狂热和盲从的反抗。

科学革命

现代社会中，被我们称为“科学”的东西构建起一个汇集知识和实践的总和，“科学”这个术语始于1830年左右，以前被称为“自然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之前不存在“科学”这个词：法语原本就有这个词“science”，德语称为“Wissenschaft”，英语则称为“Knowledge”。但这些表述仅指代某种形式的知识，它并不总是和经验相关。

现代化学之父，安托万·洛朗·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de Lavoisier）

虽然家人想让他去巴黎学习法律，但是拉瓦锡本人却为了自然科学放弃了律师这份职业。他尤其对化学感兴趣，他革新了化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定量方法。1768年，刚满25岁的拉瓦锡便因其出色的论文而成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拉瓦锡在化学上做出的重大贡献在于定量研究。他认为只有在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进行精准的测试才能验证假设。他的实验室便是如此，他的妻子玛丽—安娜（Marie-Anne）被认为是化学之母，她也在这里工作，拉瓦锡在这个实验室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其中有空气燃烧、发酵和动物呼吸研究，这些实验令他享誉世界，并使得他的住所变成了科学家的朝圣地。但是这所实验室也给他带来了灾祸：因为他建造实验室的开销来自包税收入—包税就是向政府缴纳一批钱，然后获得政府手中征税的权力，由此向一些行业或者民众征税—拉瓦锡还是一名包税官。在法国大革命中，拉瓦锡被抓捕，于1794年5月18日被送上断头台。

《百科全书》中“科学”这个词条由路易·德·若古（Louis de Jaucourt）撰写，他共为《百科全书》编写了18000个词条，他把“科学”定义为“关于某种事物的清晰且确定的知识，这种知识建立在自身明显的原则之上，或是建立在论证基础上”。这个定义没有通过分类进一步细化知识的内容，比如，自然史、植物史、实验科学，以及关于人类、社会和政治组织模式的研究。“科学”这个词条只是重复了数学家达朗贝尔几年前在《百科全书》的序言（Discours préliminaire）中提及的论点，该文将科学分为四个分支：智慧、睿智、谨慎和艺术，还包括一个关于上帝的科学领域。

除了缺乏清晰的标准，定义“开明科学”还遇到了其他困难：直到19世纪都未创立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职业培训中心。虽然欧洲拥有大学和信息交流的场所，但是许多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并不在研究领域工作。此外，还有许多拥有大学教授头衔的伪学者，他们或是因其出身，或是通过王家特权，成为学会或科学团体的成员。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比哲学才能更重要，因此，当论及有利于学术生涯的因素时，会认为社会地位高于所获得的成就，而社会关系则高于知识。总之，反而是一些未就职于科学研究机构的学者贡献了当时被认为最重要的成就，如各领域爆发的论战对于科学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内容涉及物质再生力、自然史领域、实验哲学中的电力运用等。

启蒙时期的高等教育介于两种模式之间，即中世纪的大学教育模式和19世纪的教育中心模式，这个时期主要关注知识体系的重构，完善始于上世纪的科学制度化进程，为现代科学组织做好准备。科学研究通过著作和杂志得以传播，部分制度化的学术社团及其作为协会的外部组织结构，都使得启蒙时期在历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大部分情况下，由王室支持的科学机构承担了研究的主要职责。由此，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s des sciences）、伦敦皇家学院（Royal Society de Londres）以及柏林的普鲁士科学院（Académie prussienne des sciences de Berlin）组成了机构网络，这些机构营造出一个超越贸易边界和政治边界，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场域。随着这些学术协会和社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些协会组织逐渐在外省发展起来，如蒙彼利埃（Montpellier）和爱丁堡（Édimbourg），这些学术协会对于出自王权中心的官方科学结论和假设提出了疑问。

启蒙时期经历了两场制度变革：首先，学术协会的发展促进了现代世界的诞生；其次，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教育体系的一系列演变。因此，启蒙时期的一个重要特质便是基于科学革命遗留下来的认知模式所获得的成就：其一，培根的经验主义；其二，将数学引入自然法则研究，尤其是伽利略和牛顿的著作。这一历史时刻推动了天文学和机械学的研究发展，在实验科学领域掀起了高潮。在天文学和机械学领域，只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牛顿的理论。至于实验科学、电力研究、磁学研究和气体运动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流程，必须通过观察和实验来量化现象的规律。

在生命科学领域，18世纪见证了现代外科、牙科和产科的诞生。这些曾经手工操作的实践成为专门的职业，从业者需要使用器械，并且具有解剖学知识。以前给人拔牙的牙医成了牙外科医生，助产师成了产科医生，他们配备了新的器械：解剖刀、产钳和夹持器。在这个领域，这个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便是英国的外科医生约翰·亨特（John Hunter），他在伦敦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创立了一个外科和基础牙科诊所。亨特和同时代的许多同行一样，作为军队的外科医生在战场上受到了大量训练，亨特撰写了世界上最早的牙科学论文之一，发展了临床研究的病理学概念，以解决牙科问题。亨特相信所有的疾病都会导致器官病变，于是，他尽力回收已故病人的尸体，以便检查。他的珍贵标本现部分收藏于伦敦皇家外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de Londres）亨特博物馆。

正是为了顺应这样的历史潮流，《百科全书》编写了一些关于医学的词条。主要有3位作者负责医学方面的词条编写：安托万·路易（Antoine Louis）编写了外科类词条，加布里埃尔·弗朗索瓦·韦内尔（Gabriel François Venel）负责化学和医学词条，路易·德·若古编写的词条略少。此外，还有尤尔邦·德·汪德奈斯（Urbain de Vandenesse）（《百科全书》第三册出版后，1753年去世），皮埃尔·塔兰（Pierre Tarin）（《百科全书》第十册后他退出了编纂工作），瑞士医生西奥多·特隆钦（Théodore Tronchin）编写了词条“接种”（l'inoculation），梅努莱·德·尚博医生（Menuret de Chambaud）编写了词条“观察”（observation）和“动物经济”（économie animale），由此作为蒙彼利埃有机医学哲学的一个参考。

牛顿学说的宝贵财富

1727年艾萨克·牛顿去世后，如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让·特奥菲利·德萨古利尔和伏尔泰等第一批牛顿学说的信奉者，致力于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当作政治工具。于是牛顿学说被当作武器用于对抗无神论和政治激进主义。

牛顿学说被用于政治已不是第一次了。自从新教徒继承英格兰王位以来，问题便接踵而来。牛顿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mathematica）出版一年后，即1688年，便爆发了第二次革命（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随着汉诺威选帝侯入主英格兰，莱布尼茨也极有可能随行前往伦敦，此时牛顿发起了一项运动，旨在削弱德意志自然哲学的影响。正如莱布尼茨所说，这些纷争其实反映了英格兰、法国和德意志诸公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对峙双方不只是在数学领域和论证的新规则上针锋相对，还会根据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选择立场。

学院在科学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

大部分成立于17世纪的学院是之后科学和艺术迅猛发展的发源地。在科学领域，学院在科学探索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艺术领域，学院不断完善古典主义风格，即反对者所谓的“学院式风格”（académique）。

启蒙思想家致力于将适用于理性崇拜的知识系统化，他们在科学院和文学院找到了最理想的联盟。在开明君主的倡议下，欧洲各国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和艺术院，一些先行成立的机构如法兰西科学院、英国王家学会发展迅速。这些学院拥有许多资源，由此便能吸引各国的著名科学家和艺术家。这些学院取得的富有成果的思想交流和发现不仅提高了其名气，而且增加君主的威望，因为君主是这些学院的赞助者，这也使得君主们迫不及待地下达指示，比如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这个时期，尽管在科学领域取得了一些不容置疑的成绩，但对于雕塑艺术而言，发展却稍显迟缓。复制古典时期的雕塑典范，遵守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如平衡、形态、比例和总在试图追寻美），这些做法使得新古典主义诞生了，同时也为支配19世纪的浪漫主义奠定了基础。插图：约翰·佐法尼（Johann Zoffany）画中的皇家艺术学院的院士，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藏（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res）。

政治和宗教领域对于新哲学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以至于自然神论者安东尼·柯林斯（Anthony Collins，1676—1729年）将矛头直指新保守派，即支持新教徒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拥护者，严厉地斥责他们企图将政治矛盾引向数学和自然哲学领域。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年）是柯林斯的朋友，且深受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赞赏，他决定打破这个局面，他以唯物主义的角度利用牛顿学说来解释人类行为。“力”的概念是为了表明物质内在的力量，同时也显示出，由于无法解释这个“力”的范围和性质，因此可以把它视作一种物质属性，以此消解上帝的存在。几年之前，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是牛顿学说的忠实拥护者，他认为不能排除这样的想法，即上帝给予了物质思考的能力，他的这种说辞在18世纪上半叶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不管怎样，牛顿的形象及其著作使得对峙各方在力学和动力学范畴之外的阵地表明各自立场。他研究的自然哲学内容涉及十分广泛，从星球体系到人类科学，还有身体运动和人类行为。然而，把社会比作肉体的想法，这一隐喻可追溯至柏拉图，在17世纪已有所发展。从那时起，启蒙时期的开明人士只是寻找不同的途径，基于受永恒规律支配的力学原理，将牛顿学说运用于政府体系或宗教问题。

尽管在欧洲大陆对牛顿著作的阐释仅限于力学领域，但是实验哲学的出现旨在将牛顿理论置于欧洲工业化的大背景中。在最初几篇关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报道中有一篇出自洛克，刊登于让·勒克莱克（Jean Le Clerc）主编的刊物《环球历史博物馆》（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这本期刊将关于重量、光、弹力、流体阻力“以及被称之为吸力和冲量的威力”的研究纳入伽利略的理论体系，并且设想在零散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可能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可以构成统一的知识体系。

最能凸显牛顿的科学理论和工业发展之间合作关系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让·特奥菲利·德萨古利尔（Jean Théophile Desaguliers,1683—1744年），他是流亡在英国的法国新教徒，英国皇家学会聘用他来主持电力领域的实验项目。他和许多热衷于牛顿学说的哲学家一样，十分关注知识的实际应用，贸易发展以及人类的进步。他支持进行各种实验论证，他认为笛卡儿体系是一部“哲学小说”，他致力于制造工具和机器，以此验证《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的某些数学论证。德萨古利尔和其他实验主义者创立了一套理论应用体系，它可以利用牛顿的自然哲学为民用工程学和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奠定基础。1730年前后，英国便出现了百来台纽可门机，纽科门是第一位使用蒸汽机生成机械力的工程师。

夏特莱侯爵夫人，优雅的科学家

启蒙运动给女性带来了自我发展的契机，女性除了做家庭主妇，还可以成为艺术家—如安吉利卡·考夫曼（Angelina Kauffmann）和罗莎巴·卡里拉（Rosalba Carriera），成为作曲家—如玛丽安·冯·马丁内斯（Marianne von Martínez），或者成为科学家—如夏特莱侯爵夫人。

埃米莉·勒托内利耶·德·布勒特伊（Émilie Le Tonnelier de Breteuil）即夏特莱侯爵夫人，出身贵族家庭。由于不少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时常出入其父举办的沙龙，埃米莉则深受这些沙龙的影响，从小便表现出对哲学和科学的特殊偏爱。也正是这些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建议其父让她接受通识教育。即使在19岁嫁给了夏特莱侯爵，她对于知识尤其是对于数学的喜爱也未曾有丝毫减退。埃米莉把艾萨克·牛顿的拉丁语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译成法语，此外，她曾经和伏尔泰在西雷城堡（château de Cirey）生活过一段时间，这座城堡便成为当时欧洲大陆传播牛顿思想的中心之一。她还投身于微积分研究，对于火的性质和火势的蔓延也十分感兴趣。

荷兰人威廉·雅克布·斯格拉维桑德（Willem Jacob's Gravesande,1688—1742年）也是牛顿学说的信奉者，他在传播牛顿学说方面的成就堪比德萨古利尔。他运用牛顿原理编写了一本科学揭秘著作《从经验中获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要素》（Éléments mathématiques de philosophie naturelle tirés de l'expérience），他还解释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复杂的计算，便于公众理解。此外，他将牛顿的数学论证和源于观察及实验获取的证据联系起来，他竭力将力学新原理用于牛顿尚未研究过的一些课题，如流体静力学。

荷兰人赫尔曼·伯哈夫（Herman Börhaave,1688—1738年）是医生、植物学家及人文主义者，他的著作也紧跟当时的潮流，运用牛顿学说中关于吸力和斥力的原理解释了身体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