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1 李杰
| 访谈时间 |2013年10月15日
| 访谈地点 |深圳
| 被访谈人 |李杰
| 访谈人 |田涛
田涛：李总好！感谢你抽时间来跟我聊天，咱们就漫无边际，以讲故事为主，谈观点也没问题。要不从你的经历开始讲吧。
李杰：我是1992年来公司的。我到华为就是奔波的命，不断地换岗位。
田涛：谁把你招进来的？
李杰：老板把我招进来的。我先到人力资源部，那时候还叫人事部，曾老师（原人事部主管曾信富）面试完以后，王文胜技术面试。面试完了我就准备上班，他们说你还要等一等，我们公司总裁任总还没回来，你下个礼拜再来吧。我第二个礼拜来的时候，正好华为在深圳开几家通信公司的联合合作会，我在那儿认识了其中一个公司的副总，他说你在干吗，我说我在应聘，面试完了等着这个公司的总裁任正非签字呢。他指着一个人说，那个人就是任正非，穿毛背心那个，刚走过去。我就噌噌噌地跑过去了，老板在前面走，我说：“任先生！”“嗯，什么事？”“我是来应聘的。”我把材料递过去。他看了看，拿个大笔写了句：到西乡生产去工作。我当时一看傻眼了，人力资源部本来安排我到研发，老板写了到西乡去，他们只好把我搞到西乡去了。到西乡我一去就到了任树录那儿——单板工段。
田涛：你对任正非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李杰：还是挺绅士的吧，那时他穿个灰色的毛背心。
田涛：你觉得他挺绅士？很多人印象不是这样的。
李杰：我觉得至少有一点，他特别有决断能力。因为一般来说，怎么会外边随便一个人给他递个简历他就批了，一般人最多会说你去找哪个部门。他是拿来看了看，直接在上面批了。
田涛：你也没给他说前面已经面试过了？
李杰：没有，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呢。我说我来应聘的，他说你的材料给我看一看，然后就批了。然后我就在西乡干了几个月。后来研发还是想要我，又把我调回去了，从生产又调到研发。你看我几次变化都是这样，从进公司时就跟任总是这个关系——我离开研发时又是任总来做我的工作，那个时候鼓励英雄儿女上战场，但其实我是很想做研发的。当时我们两个研究室，一个我的，一个夏勇的，两个研究室要合在一起，然后我和他其中一个要上市场去。老板来跟我谈，做我工作，让我去市场。我当时还想，是不是我的研发工作做得不太好啊。
那是1994年，之前我在生产也就待了两个月，在研发待了一年半，然后就去市场了，那时公司刚开始卖局用机，我主要是做推广、宣传。到了市场后，我发现这个决定其实挺好的，我还是挺适合去做跟人打交道的工作，老坐在机器后面开发其实不是我的长项。之前我想做研发，是那时候刚到深圳，希望能稳定，不希望奔波。人就是习惯，后来奔波多了，就觉得不奔波反而不是工作，奔波才是工作的正常状态，待在一个地方我就感觉好像没给公司干活儿似的。那时候公司有多少人呢？我觉得可以这么算，我工号是210号，但那时候人数应该比210多一点，因为210号是按照工资排序的，我那时学历高，工资总比生产线上的工人工资高一点吧。我认为饭卡号可能是真实的人数，以前公司是这样，新来一个人，就按顺序给一个吃饭的号。我的饭卡是256号，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加上已经走的人，一共有256个人。
田涛：和你同时进来的，现在还在公司的都有谁呀？
李杰：我们同期进公司的，还在的人其实挺多的。我在西乡同宿舍里的人，除了姚福海、李今歌，另外几个人都走了。我到研发以后和王辉是一个宿舍的，王辉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他是一个研发高手，后来数字机的界面都是他做的。高层班子里面还有费敏，我跟费敏是一起面试的，在曾老师那儿面试，他坐在我前面，我都看见他的简历了。
田涛：你那么好的个人条件，为什么选择华为？
李杰：我觉得我条件不算很好，那时候穷学生有啥！
田涛：据我们访谈的一些人说，华为那时候招人很难。
李杰：那我估计是我在前面吃的苦更多一点。我原来联系的是深大电话有限公司，我要是去深大电话就不会来华为了，后来是因为国家统分，没去成，我到深圳就先去了深圳大学。那个条件很艰苦的，我做多媒体，工资也很低，能有台电脑就不错了。我到华为面试时都没好意思问人事部工资是多少，我是面试完下了楼，正好在楼底下自行车棚碰见陆波，我就问华为工资是多少，他说刚进来540元，我这才知道工资大概是多少。老板这个人，在公司穷的时候，他都把办公室环境搞得挺好的。你看咱们那个深意（深圳南山区深意工业大厦），虽然名字叫大厦，楼不咋地，但我到公司，一进五楼，哇，里面装修得很漂亮，到处都是植物。
田涛：孙总（孙亚芳）给我讲，华为一开始对她最大的吸引力，也是办公室装修得好，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李杰：装修得很好，很亮堂，到处都是玻璃墙，大家谁都能看见谁，后来都叫“金鱼缸”式的，大厅里还摆个乒乓球台子可以运动运动。然后是食堂，饭菜很好吃。关键是圈子小，谁都认识谁。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晚上赶软件，加班睡在办公室了。我们办公室后面的方便面永远都堆成山，我又爱吃方便面，早上七点多钟起来，我就拿了方便面到开水房去冲。老板很早就来了，在走廊上碰见我，说：“哎，你怎么能吃方便面呢，不能吃方便面，食堂有稀饭，很好喝的，还有包子！”硬逼着我去喝稀饭吃包子，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爱吃方便面（笑）。华为那时候食堂真的很好，随时都有吃的，晚上加班有大包子，汤也很好喝。那个时候生活很苦，但是很有意思。我们一帮“老人”总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睡在办公室，开发完了就打乒乓球，打完乒乓球洗个澡接着干，到九点多，饿了就搞肉包子、方便面吃，感觉很幸福。
田涛：吃住都在办公室？
李杰：都在办公室。我曾经在办公室待过整整三天。那个时候南园村的宿舍，条件比办公室差远了，还不如待在办公室好。
田涛：做市场你去了哪里？
李杰：就是卖局用机嘛，到处跑。那时候老板跟我们说要跑500个县（县邮电局）。到县里面，一个就是宣传我们的设备，还有就是把这个局的相关资料带回来。后来完成500个县的时候，我们还给老板写了个报告，一厚摞县局县网（C5局）的资料。那时老板还挺鼓励我们。
田涛：你们用了多长时间跑了500个县？
李杰：我们有一个队伍，用了将近两年。我自己跑的是山东、江苏、浙江，还有贵州。我们这个事情后来在业界被传为佳话，吴基传部长在邮电部的大会上给他们下面局里面的人说，你们都应该向华为学习，人家华为用一年多的时间，把我们C5局里面，跑了500个县。
田涛：有多少个人把这500个县跑了？
李杰：我们十几个人。
田涛：西藏没去吧，是不是除了西藏都跑了？
李杰：那边我不太清楚，其他的应该都跑了。全国应该是2 000多个县，而且我们当时时间很短。在一次会上老板问我，你们能跑多少个县，就一年多时间。我当时拍脑袋说大概500个县，老板说那就按500个县定目标，你们去跑。我跟王诚，我们一起牵头，那时候叫局用机专业市场部，他是总经理，我是副总经理。
田涛：外国公司，或者说其他公司有没有这么做过？
李杰：没有，中国公司都没有。我们当时跑县里面，老板给我们批了有五六部三菱吉普，然后把公司用的两台奥迪车也给了我们，相当于我们是专配的车，从公司直接开出去的。浙江所有的地市我都跑了，江苏苏北我跑完了，苏南我没跑过，山东跑了有一半，贵州跑了几个。每个地级市下面有几个县，我们差不多每个人跑四五十个县。那时候华为刚进入局用机市场，没有条件说能提前跟人家约好，都是直奔下去，沿着通信电缆，就能找到邮电局，然后在邮电局附近找个小宾馆住下来。把投影仪什么的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开始往人家局里面去闯。闯成功了就把投影仪架起来给人家讲一讲，顺便问问用的谁的设备啊，多少线啊。一般在一个县差不多三天时间，把信息了解完，把资料送完，就往下一个县走。回去写资料，写完汇总到公司。
田涛：那和当地的客户拓展人员是什么关系？
李杰：以前华为没进入局用机市场，当地原来的办事处都是卖用户机的，局用机是专门一个队伍去跑的。当然到了省会城市，会跟他们一块儿做做培训，那时候办事处的主任很重视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他不懂局用机市场，将来没前途嘛。所以他们经常会跟着我们一块往下跑，去给别人讲技术，了解情况。
田涛：是不是也包括对客户需求的了解？
李杰：对，客户需求主要是客户建网的一些需求，技术需求都是按邮电部的标准做的，也没有特别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做胶片（PPT）的技术，“吹牛”的技术，都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田涛：你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客户关系吧？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人教你，包括带队伍、培训这些？
李杰：没有做过。培训呢，那时候市场部可能搞过培训。我对市场的感觉是这样的，“吹牛”的本事基本是自己摸出来的，我们相互之间练出来的。我们一帮人闷在屋子里面，看谁讲得好，看谁能“忽悠”。原来大家不是说向老板学习吗，老板和郑宝用，他俩整天就憋在一个屋子里相互“吹”，看谁“吹”得好，他俩是我们最能“吹”的市场人员。设备做出来了，他们去“吹”，比谁吹得都好。
田涛：我问郑宝用，你对任总第一印象是什么。他说任总太能“吹”了。然后我说：“我听说你也能吹。”他说：“我也能吹。”（笑）
李杰：我们那时候就这样，他俩在他们屋子里“吹”，我们就在我们的屋子里“吹”，“吹牛”的本事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那时候04机（巨龙公司的HJD04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最牛，我们就总是跟他们练，包括写文章，批驳他们。（笑）对市场的感觉，应该说江西生对我影响还蛮大的。那时候江西生是市场部总裁，后来管华东。我是管技术，有时候他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见客户，跟办事处一块儿分析市场。我是跟着他们一块儿开会，慢慢对市场有一些感觉的。
田涛：你们现在跟客户打交道肯定要比过去顺多了，因为有了公司的品牌啊，等等，那时候与客户打交道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李杰：那个时候我感觉主要靠打所谓的民族牌。那时候有个专家讲，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交换机，就等于没有自己的军队。我们等于是打这个名号去接近客户，就讲我们是个民族的通信企业，然后再逮着一些突出的卖点去吸引他，比如省电、模块拉远、防雷，一次电源、二次电源的稳定性，类似这样的东西挺多的，华为那时候在技术上还是有一点创新的。
田涛：这些都是基于客户需求？
李杰：也不好说是不是基于客户需求，只是你总要有一些差异化的东西去吸引别人。而且那个时候跑局用机，跑到县里面，县里觉得有人给他们来讲讲技术，是很尊重他们。尤其是我们队伍里还有个老外——马林，保加利亚人。那应该是1995年、1996年的时候，安排他在县里面跑。大家听说华为公司还来个老外（他能讲中文的），更觉得挺有档次的。
田涛：为什么招这样一个老外呢，当时的动机是什么？
李杰：我还真不知道谁招来的，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是不是当时公司也考虑到海外做点市场，先准备准备人才？我也不好说。那是1995、1996年，因为1996年我们就开始到海外参展了，所以可能有那个因素。
田涛：调研完你去哪里了？
李杰：1997年我去长沙办事处做主任，做了一年，然后1998年就去俄罗斯了。
田涛：俄罗斯最早是你过去负责的吗？
李杰：不是。那时候李利是做总代表还是首席代表，反正是整个俄罗斯的代表，她常驻贝托华为，在俄罗斯的乌法那里。莫斯科还有一个叫梁国世的，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土狼”突围》，梁国世是销售的头儿。我去的时候名义上是顶替梁国世，但是我去的那一年李利就调回国了，公司就让我都管起来了。
田涛：哦，等于是李利走，你接替李利。俄罗斯的第一单合同是在李利手里突破的还是在你这儿？
李杰：在李利那儿突破的。那时候建了合资厂，合资厂所在的巴什基尔给了我们4 000门的交换机。巴什基尔是很冷的一个地方。
田涛：我听说当时第一单合同只有几十美元？
李杰：那是我的第一单合同，最小的一单，38美元，就是卖了两个电源模块给一个研究所，他们自己做实验用的，但那不是最早的。除了香港和记的项目外，斯捷尔利塔马克4 000线是我们境外真正第一单合同，那个是最有意义的。我印象中是1997年10月份。后来我们搞过几次活动，包括今年在巴塞罗那，我们还请了过去支持过我们的俄罗斯客户在一起聚了一下。那时候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斯捷尔利塔马克电信局，是我们在境外最早的客户。
田涛：公司第一个海外代表处在哪里？
李杰：就应该是俄罗斯。
田涛：为什么要选择俄罗斯呢？
李杰：那时候有一个莫斯科电信展，公司最早参加的海外展就是莫斯科电信展，我印象中是1996年。那个时候好像是老板、朱建萍、朱锦康，他们几个人参加的。第一次参加就是送些材料。然后1996年我跟老板去中东走过两次，我印象中在1996年的7月还是8月份，跟老板在迪拜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海外一些大的国家要开始做。那个时候公司决定的是俄罗斯、巴西，巴西也是很早建海外机构的，只不过那年公司参加了莫斯科电信展，所以那边就走得比较早。到1997年的莫斯科电信展，浩浩荡荡去了好多人，又搞了好多资料和礼品去，那个时候我还在长沙。那个展会结束后，又是白俄罗斯项目，又是乌克兰项目，最著名的是南斯拉夫那个项目，老板和孙总都去了。公司出动了很多人，非常大的一个项目组，是那时候公司最著名的一个项目，不过最后没拿下来。我现在想，海外最开始老板选的方案就是东欧、俄罗斯这一块，所以在这块花的精力比较多。
田涛：这个很有意思，回头我向任总了解一下，为什么他选择的突破口是俄罗斯、东欧这样的地方。
李杰：搞不清楚，是不是机缘巧合？我猜他那时候走到那儿了，可能也觉得那个市场有机会吧。
田涛：外面媒体上讲，华为拓展海外市场也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先从非洲开始的，其实还不是那么回事。
李杰：最早走的是阿拉伯国家，我们跟着政府代表团到阿拉伯国家跑了好几趟。最开始老板点的我，他说，李杰你将来出国就是去中东、北非这块，我一直以为我要出国就是去中东、北非这块儿，但后来没想到去了俄罗斯。
田涛：也就是说他还是有这个想法，想先从非洲这些地方开始。
李杰：反正我觉得那时候华为公司海外市场刚开始有一点漫天撒网，到时候看机会，有一点点机会主义在里面。我现在觉得选东欧这块其实是对的，第一，它的本地人才还是比较发达的，能找到一些人才。第二，就像刚才田总您说的，跟我们社会、国家背景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包括最开始俄罗斯电信产业的架构跟我们国家以前都是一样的，什么电信总局，各个邮电局，全国就一个运营商，归属邮电部……类似这样，结构都很相似。到了那儿以后，跟国内市场也很像。
田涛：讲讲俄罗斯吧，想到哪儿讲哪儿。
李杰：坦率地说，我觉得我运气好。可能当时很多人觉得俄罗斯市场很困难、不好，其实我觉得困难反而给了我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个国家和熟悉这个市场行情。我一去俄罗斯就遇到了金融危机，那时候俄罗斯对中国的产品本身就很抵触，这样公司对我提的期望也不高，我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可以静下心来，慢慢地去看这个市场到底怎么回事。开始队伍也很小，四五个人，我压力也比较小。如果一去就大干快上，我可能还真找不着北。所以说我运气好。俄罗斯市场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启发，就是对于这种特别重要的战略方向、战略市场，无论如何，即便是找不到方法，都应该贴上去，因为这些市场本身对你的存在就有一个时间上的考量，看你有没有耐心。另外一个，其实花费并不大。我算了一下，我是1998年去的，大概是在2000年的六七月份开始有规模性的市场突破，开始签合同了。这个时候7月份一个月的费用，等于2000年6月份之前我们差不多两年的费用，这相当于前两年我们基本没花钱。在这种市场上一开始是细水长流，低速运转贴上去。我就贴上去，就不花钱，就不投，投了也没多少机会，我就贴在那儿，绝对不会撤。所以我后来在很多市场上，绝对不会谈从哪个市场撤出来。因为你一旦扒进一个市场，要说再离开那个市场，这是非常大的损失。哪怕就留一个人、两个人，我也要贴在那儿，不能撤离这个市场。今天花的一分钱，顶以后花一万块钱，这个效益就是这样的，千万不能离开当地市场。相反，等市场起来了以后你再来，那就很不系统，跟着项目走，呼啦呼啦，像没头苍蝇一样，一天到晚就忙合同。我一开始的时候是精打细算，规划哪些事情最重要，哪些钱该花，还是蛮锻炼人的。
田涛：那两年你跟公司的高层交流多不多？
李杰：主要是跟老板交流，因为老板去过几次。那时候徐直军管国际市场，徐直军去过一次，交流不是很多，因为那时候公司对海外都不是很了解。老板呢，他很多年前就去过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市场的发展，老板以前给我们很多指点，包括我那时候啥都不懂，在2000年还是2001年就已经完成了当地子公司的注册和运转，我都是按照比较规范的子公司运作、承载业务去做的，还有人才什么的，那时候跟老板沟通得多一些吧。
田涛：有没有来自总部的一些支持？完全靠你自己去摸索？
李杰：那个时候完全没有。2000年以后就开始有了，有汇报了，有目标了。曾经在1998年底的时候，公司要求我们撤，要求我们裁人，所以那时候我在当地招的，尤其是那些公派留学生，都裁掉了，他们自己出去找工作，但是我们把联系方式什么的都留着。到2000年市场起来的时候，这些人第一时间又回来入职了。
田涛：你招的很多都是中国在那儿的留学生？
李杰：对，因为当时中国到俄罗斯的留学生质量非常高，都是清华这样级别的尖子生、高考状元才送到俄罗斯的，很聪明的。徐昕泉就是黑龙江省的高考状元，上的清华，清华学了一两年然后交换到俄罗斯，上的俄罗斯的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相当于俄罗斯的清华。当时就是有一批这样的学生。
田涛：有没有完全本地的员工？
李杰：有一些，1999年招了一些。我招俄罗斯人从一开始就挺坚决的，但是摔过几跤，所以我现在风格也不太一样。现在我们俄罗斯的主要班底，都是从巴什基尔航空航天大学招的应届生成长起来的。我那时候从诺基亚、西门子、朗讯招来的直接空降的都不成功，到了后来市场地位起来了，实力有了，再招的一些人能融进来，才开始有价值。一开始那些人进来，干不了几个月就得走。
田涛：整个华为就是这个样子，从同行里面来的人，在公司发展都不是太稳定，或者说，成长为高级干部的，都是自己干起来的。
李杰：现在也好一些了吧。华为的文化确实独特一些，我们要求高一些，那些四平八稳的人来了找不到感觉。而且我们的主管管中方员工管习惯了，管这些外面空降的人本身也没经验。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大的毛病，如果这个组织不够开放，人才队伍多元化程度不够的话，要持续做大其实是有障碍的。
田涛：早期可能也得益于这个。
李杰：因为这样执行力高嘛。
田涛：继续讲俄罗斯。
李杰：从哪里说起呢？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分享过当时的一些困难和我的一些体会，包括做市场拒绝机会主义、关注客户，还有队伍建设，我觉得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我在俄罗斯这么多年还有一个体会，那是在我离开前几年，2003、2004年左右，我开始主动地关注销售以外的业务，包括服务业务、采购、财经、人力资源等，现在这些活我干起来的时候还能找到感觉，那个时候我都主动地一个一个地跟他们去讨论。后来我跟王克祥也交流过，就说你想将来回公司总部有好的发展、更强的适应力，其实地区部总裁的位置是最好的实践平台，你想关心什么业务都可以去抓一抓，既把业务抓起来，也把你的视野打开。很多人其实是有惰性的，喜欢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持续地去做。我呢，坦率地说，我在自己特别熟悉的领域干时间长了，就会有换个视角的想法，老是做一类事我就会觉得很没有挑战性。
田涛：在俄罗斯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李杰：一开始最难的肯定是找不到机会，完全没机会。整天让我们搞准入、国产厂商的地位等，都是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在俄罗斯和客户打交道不难，我挺喜欢俄罗斯人的性格的，挺豪爽的。跟他们交朋友，交了朋友后他就帮你忙，这我都很适应，觉得比在中国的市场还适应一些，这都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后来有一段时间让我觉得困难的是内部组织管理。那个时候，俄罗斯用的都是本地干部，本地干部有他的优势，但是跟公司联系就少了。所以后来也有人老说俄罗斯跟公司联系少、封闭。因为公司派的干部少，而且公司派的干部都是有棱有角的。好多干部来之前在国内被给了很低的评价，打C、打D的，很多人本来就不太愿意来，但是他们做业绩还是做得挺好的。这些干部，第一，公司对他们认可度不高，第二，他们比较有个性，那时候我就觉得管这个队伍挺劳心的，他们有个性，有时候相互之间不服。然后，因为公司对他们关注得少，不像现在开干部大会，也有很多对干部的培养，那个时候没有这些，所以就是挺费劲的。我经常要调和大家，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工作。尤其是后期，公司派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做产品行销的，客户线基本上是本地干部和本地的中国人，就这样形成了我的干部队伍。然后公司给我派来了副手王克祥，王克祥属于比较温和的那种干部，这样很多矛盾都得我亲自出面去调和，所以那个时候管俄罗斯的队伍确实挺费心的。
田涛：那你怎么管？都挺有个性，怎么来管这些很有个性，也很有能力的人？
李杰：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管理风格、技巧，那时候主要是用心撮合，让大家尽可能配合。第二个就是靠我个人威信来镇住，比如说谁不好好干，我就请你走，也没有特别多的管理方法、技巧。现在看来，包括我在内，那时候都年轻，人的成熟度都不够，都是年轻气盛，相互不服，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都是这种感觉。
田涛：可能就得有这个东西，因为那里基本上是市场荒原，对不对，得有点冲劲才行。
李杰：当时我手下那些干部，都是属于个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那种，特别想在俄罗斯发展历史上留下自己浓重的一笔。其实我后来走了以后，我都是很矛盾的，但是还是要承认别人的历史贡献。那个时候但凡他们均衡一点，都能回公司总部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出去会更好。我总觉得缺了一点，应该找机会给这些人承担更大的责任，让他们到一个综合管理岗位上去理解这种管理的压力，可能成长得会更快一些、更好一些。那时候就只是打仗、拼合同这些东西。
田涛：李利我也认识得很早，是2003年吧，她和我一起去缅甸，聊到俄罗斯，她说喝酒是很可怕的一个事。
李杰：我不怕，我很喜欢跟俄罗斯人喝酒。人家不灌酒，喝酒就是高兴的事情，非常高兴的事情。在国内喝酒是这样的，你不跟他喝了这杯酒是你瞧不起他，但你喝了他也不一定办事。俄罗斯人从来不说这些事情，他是通过喝酒看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性格，觉得我们俩很交心，我就会帮你的。他们从来不会在酒桌上给你提要求，从来不会的，就是高兴。我走了以后，王克祥接替我，俄罗斯客户到我这儿来还投诉说，你们这个王克祥不跟我们喝酒。
田涛：俄罗斯现在每年能有多少合同？
李杰：俄罗斯一年十几亿美元吧。但它的市场空间就这么大，再增长我估计增长到二三十亿有可能（将来企业、终端起来），但再大也大不到哪儿去了。
田涛：你走的时候是多少？
李杰：我们在俄罗斯早都是公司第一名了。我走的时候也就两个多亿美元吧，2005年。两个亿的时候我们还是第一名。俄罗斯地区部当时是公司第一个过1亿的地区部，第一个过2亿的地区部，到3亿的时候我们就不行了，那个时候亚太地区部就起来了。
田涛：你讲的当时的俄罗斯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现在有多少人？
李杰：就是那时候的独联体，现在不存在这个概念了。现在光俄罗斯有1 000多人，中亚可能也有1 000多号人，有一部分进了东欧。我估计加起来大概有3 000人了。
田涛：在那几年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好坏都可以讲。
李杰：好印象就比较多了。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尤其是前几年，每年到年终冲刺的时候，我们和其他地区部比赛，最后我们赢了，每年12月的时候拿个大合同，给公司发喜报，老板祝贺我们。尤其是2003年还是2004年，我们拿到了第一名，回公司，公司第一次搞嘉奖，就在主培楼的大阶梯会议室。那时候胡总（胡厚崑）他们已经回来了，已经有一个全球销售组织。我们地区部评第一名，我们坐下来，公司给我们献花，上去拿大奖杯，晚上吃饭的时候拿大奖杯喝酒，我觉得那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的爽。我在那里能干7年也是因为每年都觉得自己很有激情，很有成就感。从很小做到那么大的市场，还带一个队伍，很有成就感，很有面子。
田涛：叶树是你在的时候的工程师吗？
李杰：我在的时候，叶树是用服（用户服务）的工程师，他们挺辛苦的，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我要多花一些时间去关注服务。那时我们最早突破的，客户给我们的机会，都是在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绝对不会给我们欧洲地区的，连乌拉尔地区都不给我们。所以我们工程开局，都是到很冷的地方，路又远，林子里面，交通不方便，用服的工程师很艰苦。他们下去开完局，回到莫斯科，我跟他们吃饭，他们说很多人连续多少天吃方便面，有个人在机房一连待多少天，腰突然就梗住了，动不了了，挺不容易的。叶树他们当时去开局的地方在北极圈内，叫诺里尔斯克，那个地方进去要办证的，就像办边防证一样，很北的地方，他们在那儿装基站，挺不容易的。后来好像老板还去过一趟。
田涛：任总那时候给我发短信，说蚊子很多，还戴防蚊面具什么的。
李杰：那条线我曾经给老板说过，就是先到贝加尔湖，然后从贝加尔湖沿着叶尼塞河往北走，因为叶尼塞河是往北冰洋流的。那一路秋天的风景特别好，但林子里蚊虫一定是很多的。
田涛：最早给的机会都是那么偏的？其他公司呢，西方公司去不去？
李杰：都是那么偏。其他公司在西伯利亚也有，但是客户给我们的都是那些地区。
田涛：在北极第一个打通电话的是华为的设备还是西方的设备？
李杰：肯定是西方的设备，我们去之前人家早都通电话了。我记得有一点，当时我们的设备有一点客户非常认同，可以扛到零下50、60摄氏度。原来的基站是扛不到这个温度的，所以基站放在那么冷的地方，一定要搞个小机房，类似保暖的装置，不像我们的分布式基站可以直接挂在外面。
田涛：这些地方你都去过了？
李杰：没有，一般去不了，要办证件的。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我都跑过，俄罗斯所有的大区我都跑过。
田涛：你那时在公司是大区总裁？
李杰：对，独联体总裁。那个时候我管中亚、俄罗斯、东欧，地盘比现在大，是现在的鲁勇、万飚、孙铭三块加起来，但不包括北欧。
田涛：过去主要是做市场，你是从俄罗斯回到机关，相当于从一线军团司令回到机关？
李杰：服从公司安排嘛。其实那段时间公司已经任命我去欧洲了，去接邓涛，都任命了，我都到欧洲和邓涛交接工作了。后来公司突然又让徐文伟到欧洲，我到公司接徐文伟。我从俄罗斯回来接徐文伟管全球行销。
田涛：片联（片区联席会议）的概念是怎么产生的？
李杰：片联是最近几年的事，之前是销服（销售与服务体系）。销服是美世咨询公司的顾问帮我们做的公司治理架构的设计，一个大的销服去管销售和服务。那时胡厚崑是销服的头，我是销服下面，先是管行销，后来管服务，除了全球销售没干，销服下面的几个主要岗位我都干完了。销售岗位我先是在一线（俄罗斯）干的，后来管了行销，管了服务，管了人力资源（销服干部部），我都把主要岗位干完了，才去管的片联。
田涛：销服这块有什么体会？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故事？
李杰：销服这块最难的主要是服务，行销我只管了一年，服务管了四年。服务当时也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当时公司的服务压力很大，做得不好，就把我从行销调到服务来。服务的管理我觉得自己还是受老板影响蛮多的，包括怎么样挑干部、抓流程。我是不打一丝折扣地按老板说的做，因为我不懂，没做过服务。挑干部，一个就是挑能吃苦能干的，第二个就是挑明白的干部，没有其他的标准。你愿不愿意干？你干得明白不？凡是那些溜须拍马的，靠跟领导关系好的，一律拿掉，也没什么标准，拿掉、换人。然后就是蹲点做流程，按照代表处的业务场景，比如问交付副代表，早上八点钟起床以后你干啥，然后一个个理，把服务所有的业务流程就理完了。把流程建完，把队伍建好，压力一下就小了。然后给他们灌输客户意识，原来的服务，客户意识不是很强，都是机器意识，把问题解决就行了，对跟客户的接触，思考去做一些满足客户的事情，不是很主动。服务是我在公司干的第二个时间长也很有感情的岗位，第一个是独联体。在机关其实时间最长、最有深刻认识的是GTS（Global Technical Service，全球技术服务部），在GTS管了四年，也是从开始灰头土脸，到后来还好，能跟得上公司发展的步伐了。
田涛：为什么开始是灰头土脸呢？
李杰：一开始服务在公司的评价糟透了，整个服务的组织。
田涛：服务这块儿，像流程这些，是你自己琢磨呢，还是怎么学习的？
李杰：我们也请了咨询公司，也请了专家，一块儿。有段时间老板给我们3 000万美元额外的钱，就让我们出去买经验买知识，请咨询公司，请高端的顾问。然后我们自己又搞了一些脑袋瓜子聪明、笔头好的人给这些顾问拎包干活，白天给他们干活，晚上回来写东西。我对服务印象蛮深的，还是挺有感情的。
田涛：你觉得主要是流程本身起作用，还是观念起作用？
李杰：首先是观念问题，因为没有正确的服务观念，你不会重视人的选拔和技能的提升，你也不会重视流程的重要性。服务的三个P（platform/process/people），我们原来只抓了一个P，就是平台（platform）。所谓的平台就是技术平台，所有的人都跟产品线靠得很紧，都是搞什么产品导入这些东西，机器坏了就把机器修好。但真正服务更关键的两个P，一个是流程（process），一个是人（people），以前都不重视，他们现在能好一点了，但是我觉得重视得还不够。服务的核心是人，其次是流程，有了人和流程，即使平台没有，分分钟我都可以建一个平台起来。
田涛：怎么改变人的这些观念和习惯？
李杰：一个是有些不合格的干部就要换掉，从外面引进一些新的干部加入这个组织；第二个就是不断地去影响。在服务的这几年，是我在华为公司这么多年写文章、讲话最多的几年。我不是个很喜欢写文章的人，那几年发现不行，服务的人太多，组织太大，必须要通过把你的思想、想法写出来，发给他们才能影响他们，光靠一两次讲话不行。那时候我也经常去讲，在大会上讲观点，不这样做不行。销售很简单，几个人小屋子里面一关，讲清楚出去就干活了，不会人太多。
田涛：而且服务你更多的是管内部的事，销售还是对外的。
李杰：相对来说内部多一些，但服务也有很多对外的，服务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认为它不足的，是对外的关注少，太偏内了。服务业务是个很有潜力的业务，也很锻炼人。
田涛：你从俄罗斯回来到机关，在机关工作的过程中你的角色转换，包括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有些什么感受？
李杰：挑战很大。一开始回来，孙总和胡总专门找我谈过话，像我们这样从海外回来的，叫什么“封疆大吏”，在回到机关工作的关键要点方面给我提了一些建议，包括怎么样去协同、影响周边，怎么样有耐心地对待他人，另外就是怎么样管队伍，我还是很受用的。孙总给我讲，你在俄罗斯一拍桌子没人敢跟你瞪眼，这块地盘就是你的，谁不老老实实干活，说难听点就得滚。但在公司机关不行，即便你再高的级别，人分分钟可以到别的部门去，人家走，再不行离开公司都可以。为什么叫“封疆大吏”？地域给了你一定的安全感。这一块地盘你是老大，很多行政权力在你手上。你看我们回到机关，虽然位置很高，但其实没啥权力，很小很小。权力很小，而且大事小事你得商量着来办，不像过去你一拍就可以了，所以说工作方法完全不一样。现在老板老觉得一线的干部要多授权，机关的干部怎么怎么不作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包括海外的干部都知道，机关的干部最难干了。你叫他们回来他们都不愿意回来，一有风吹草动，听说要回机关工作，他们可紧张了，到处做工作，不愿意回来。
田涛：你现在适应了吗？
李杰：我现在适应了。我有时候跟老板观点还不一样，我觉得机关关键岗位的要求很高，也非常重要。坦率地说，比如一线错了，第一个，是阶段性的，第二个，是局部性的。万一做个决策错了，影响范围毕竟有限。坐在机关这个岗位，你一个事情没办好，第一会影响很长时间，第二个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实机关的责任和担子还是蛮重的，我觉得对干部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一个合格的机关干部，一是很难找，第二是“牺牲率”很高，一两件事情没做好就被否定掉了。很多人没到被否定的时候，觉得不太好干就申请“我要去海外”，跑掉了，机关找一个合格的干部其实蛮难的。我自己觉得我还算刚刚能合格干这个活，但比我在俄罗斯还是累很多，经常还干不成事。
田涛：主要是心累，上下左右的协调、沟通。在一线想干的事，可能多数想法都能够实现，机关里头可能多数想法都实现不了。即便实现了，因为你要妥协，可能也要打折扣。再讲讲片联，片联这个概念是怎么产生的？
李杰：片联就来源于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老板那段时间很推崇美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老板在片联的定位上是波动了好几次的，不是很稳定，他一会儿要片联这样走，一会儿要片联那样走，变化比较多，他的认知也在不断提高。说到片联，首先我希望自己不要站在片联这个位置上来说话，显得本位得很。其实不光是片联，销服那时候对全球销售的定位，到今天对片联和片联下面个别组织的定位，我觉得还是值得好好商榷一下的。任何一个大公司，成功的公司，销售永远是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面对区域的管理，对客户群组织的管理，是不能荒废的，而且销售文化的建立，销售方法和运营的不断创新，是永远存在的。今天咱们的销售形式，不要说跟50年前比，就是跟20年前、10年前相比变化都很大了，它是个不断变革的过程。因为你要做人的工作，人的工作场景，人的需求，包括客户一代一代人的特点，都需要销售组织不断去完善，提升作战力。所以这个组织怎么去建，可以百花齐放，但是对它的定位不能荒废。我就很担心把销售越打越低。销售这个专业其实从下到上是有一条业务线管理的，完全说销售就是由一线管理，公司不要管，这是不现实的。销售毕竟是个专业业务，而且这个业务很灵活，还是要管理的，你不管理会出很多事。但现在讲这个是有点不太适宜。
田涛：咱们现在换一个角度，如果你现在还是独联体地区部的总裁，你怎么看？
李杰：我仍然会觉得这个业务线很重要。我原来管独联体地区部的时候，有过几个感触。第一，那时候费敏管行销，有段时间我觉得行销有条业务线在管理，对我的业务很有帮助，不是说我一个人坐在俄罗斯啥事都能搞定。服务我就觉得老是单独的一条线，不紧密地跟我们结合在一起，对公司有损害，后来销服一体化才把服务跟销售业务更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但那时候大家先天的感觉好像是说，一线你代表着销售，你就是个销售组织，但今天我们来看，无论是销售的流程，还包括销售的方法（有一次老板自己都给我点拨销售的手段），销售也是有它的know-how（专有技术）的。你看今天我们从流程建设，到影响客户的一些方法，也是在与时俱进不断建设的。作为一线的组织，它是在一个小的局限的范围内，视野不一定开阔，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全球管理上一些好的经验、好的方法，通过一条专业线管理和分享的，我站在独联体地区部总裁的位置上也需要。你看那个时候我多苦恼啊，我明明看到销售不能再按照功能部门去做了，我一定要建立比如说对口MTS（俄罗斯移动通信系统公司）、沃达丰这些客户的组织和方法。那个时候我们先做起来了，我跟公司联系，公司却说，我们全球都没有这么管理的，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如果那个时候公司给我一个关于客户群组织建设、人员赋能、方法建设的东西，我肯定很受益。但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是自己摸索，公司还老说我们拿俄罗斯经验到全球去推广。今天来看，对客户线的管理确实需要经验积累。业界这么多年，任何企业，都是有销售这个专业的，不可能把它放弃掉，或者不可能把它完全交给各个区域自己去建设。
田涛：片联最早的定位是资源支持系统，教练系统，还是一个指挥系统？
李杰：最早没有定位，第一版是销服改成片联，是个联合作战组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没什么权力，它和国防部部长一块，是总统在全球战略布局上的一个参谋机构。它真正的作战，底下是有作战指挥机构的，叫司令部，比如中央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它有几个司令部。指挥这些司令部的应该是国防部部长和总统吧。
田涛：片联是不是关于战略研讨的一个相对务虚的机构，不具有指挥权？
李杰：我感觉老板最开始是希望它有指挥功能的。那时候它刚从销服转身过来，包括当时强调的蜂群作战，老板强调的是要能在全球同时打几场大的“战役”。他对片联在全球战略指挥的要求是蛮高的。
田涛：可能更多的是个战略部门。我印象中他当时跟我交流，他说是个有脑袋没腿的组织，不指挥一兵一卒，但是所有大的战略都出自片联。
李杰：我感觉有这样的想法吧，这个想法开始没有完全讲明白，记得那时候徐总（徐文伟）是片联的总裁，有次EMT（经营管理团队）会议上老板专门强调片联一定要做实，要承担责任怎么怎么的。后来，转到了我接片联。老板有次从中东还是哪儿回来，突然说片联在管一些客户群，你们怎么管那么多事情，片联是个务虚的组织。
田涛：他从来给我讲的都是片联是个务虚的组织，说他们的级别都很高，讨论的都是大战略、全球战略，但是他们不指挥一兵一卒。我一直是这个印象。
李杰：后来公司又开始搞BG（业务群）这些，片联的定位就更悬在空中了。我觉得在治理上要解决几个问题，还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和老板交流，一个是分权制衡，然后是解决流程效率和管理的有效性，这些都没有真正静下心坐下来想。我们现在就是既想有小公司的效率和反应速度，又想有大公司的稳定性和均衡性，这对矛盾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一会儿要组织扁平化，一会儿要大部制，类似这样的，就是没弄好。现在片联在朝着哪个方向努力呢，就是实一层、虚一层，实一层、虚一层，就像做蛋糕一样。实那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实的业务运作跑在实的那一层上，我要建队伍，等等，比如国家层面、地区部层面，业务大了毕竟还是有几层的管理的。但是我们现在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你又想业务在三层（国家、地区部、公司）就闭环了，那一个地区部要管那么多的组织是管不细的，就像中国区，很多的生产管理、人员管理等是管不细致的。好像觉得应该有这么一层帮他管，但这一层你又不能加业务，一加业务组织又多了一层。所以现在就让它实一层、虚一层地在建。现在中国虚的一层建起来了，东北欧等有些地方也建起来了。我觉得，把实一层、虚一层，实一层、虚一层建好以后，到公司真做到六七百亿、七八百亿美元的时候，那个时候公司如果说可以接受四层管理，比如再加一层叫大区管理，那我就把某几层虚的合到一起变成实的，也就好一些。现在就处于这个变革过程中间，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我们的范围内去尝试做一些试验，在不影响公司的业务发展和完成公司业务目标的情况下做做试验。
田涛：现在片联从上到下管多少人？
李杰：一二十个人吧。15个总裁，再加上10个大T（大运营商）部长。
田涛：这个可能就比较接近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一个架构。
李杰：不一样，好像参联会没有各大司令部的司令吧。我们现在是军种司令不在里面，但老板的希望是军种司令在里面。所以老板老骂我说，你也不去管管BG，不去看看人家财经呀。老板希望片联里面代表军种的都在，相当于日常运作有个组织在转。我认为片联按照老板的希望做的话，它实际上行使的是一个COO（首席运营官）的职责，把日常运作转起来这样一个组织。只是说现在在公司内，我们理解老板的思想有时候理解得不是很到位，再加上我本人的影响力或者我的专业背景，现在没有明确地搞清楚，靠个人的力量有时候不太有效。现在慢慢地按照老板的说法去到周边，比如通过干部管理做一点事情。
田涛：现在有人说片联更多的职能是管干部了？管什么层面的干部？跟人力资源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
李杰：现在就是干部的考察、评价、流动，就是管这些东西，大概二层以上的干部，跟人力资源委员会其实有重叠。这里面是有挣扎的，就像外面传的，坊间说公司现在有四个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委员会、人力资源部、片联，还有个华为大学。
田涛：我们放开交流一下，我现在就是案例梳理。你想想你们这些人，各个层面的人，每个人都讲自己的故事，那梳理出来就不得了了。而且不单单是故事，还包括评价、展望，对公司现状的一些认识，还包括批判。我在跟有些人交流过程中，他们对很多问题讲得很尖锐。
李杰：我觉得华为早都该做这个事情了，现在好多事情很久远，记不太清楚了。如果你们这次总结能做好，其实是一系列企业发展的案例的组合，还是有很多很有体会的。华为这些年年轻干部也上来了不少，很多人对老板的管理风格还有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我记得老板以前经常说，我说的话，一般在两三年后（实现）……老板喜欢把话说得早，有时候你理解不了就影响了现在的判断。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