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政即观心

弘治十二年，他二十八岁，春天会试，他本来入了一甲，因“徐穆争之，落第二，然益有声”（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谓落第二，是入了二甲，“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这个绍兴“性僻而野”的青年终于步入“承天之门”（即清朝“天安之门”，亦即天安门）。工部在东朝房，他当时的家在长安西街，跟他父亲在一起。观政，相当于见习、实习。工部管都邑建设、治漕总河、铁厂织造、屯田铸钱、植树造林等等，对想发财的人来说是肥缺美差。历朝都属工部最富。但阳明想的是像李东阳那样一篇文章震撼朝廷，从而干一番大事业。他是个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创建功业的性急之人。明朝则是个可以靠一篇文章骤起也可因一篇文章而倒霉的朝代。

明朝的皇帝一遇大的异象，如地震、日食、水旱等等就下诏让群臣直言，提合理化建议。董仲舒吓唬皇帝的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的学说到这时才形式上当了真。王阳明在《陈言边务疏》的开头就先对皇上“遇灾能警，临事而惧之盛心”表示感动，因为皇帝这样做是以天下为重的最有诚意的表现。当然也有把皇帝当顺毛驴来抚摸的意思。下面的内容就像一篇“假如我是宰相”的征文。就宰相文章而言，阳明已很到位。但这些与时俱灭的话头，不必详加评说。倒可以作为了解阳明的“时代背景”来细看，自然也显示了阳明的政治艺术。“边务”是最让皇帝头痛的事情，不仅显示出皇权的限度，更暴露出大帝国低能的本质。阳明就从边务不振乃内务腐败这个关系展开他的宏论：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

为左右者（主要指内官），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谓之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这种议论可谓代代有人拼着老命都在讲，历代变法家、改革家都这样提出问题，说明这是顽症，是体制性结构性的病源性的病毒，实难革治又不得不治。

官已成了“场”，所谓“场”是说其中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是同源关系。官场中也有因循误事落职的，但总体上还是因循最安全，遂成为不言之教。阳明想让皇帝把边务危机变成“改弦易辙之机”，“痛革蔽源”，是个聪明的建议。但遇上刘备是个好主意，遇上刘禅便是一篇废话。

弘治皇帝不算坏，但也不是什么有作为的主儿。皇帝有无足够的耐心和体力看或听完他这六千余字的高论，也是个实际问题。到目前为止，看到关于这篇《边务疏》效果的评论就是湛若水的《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这样几个字：“疏边务朝政之失，有声。”所谓“有声”，就是在同僚中树立起声誉。

自然，他白干的事情比他没白干的事情要多得多。令人佩服的是他上手就是个老油子。既非杜甫式的“高而不切”，也无李白式的华而不实，更不像唐伯虎那么赖兮兮地不着边际。当然，也没有进步到康有为、谭嗣同那样出手就与现行的行政机制不能合辙。在这点上他是个明白的现实主义者、切实的合理主义者。对政治这一经，他很“入”。既无书生之天真，更无学究之迂腐，几乎可以说他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兵学给了他实用智慧，他最后提炼出来的心学是实用精神哲学。

在一篇与政治没什么关系的序文中，他坦陈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既不能“丧性”，也不能“失天”。尽管孔夫子罕言“性”与“天”，但每一个人都背着这个“二元论”。王阳明的“心学”打通了这个二元论是以后的事情，现在他能做的是坦然走下去。他说：“夫知而弗以告，谓之不仁；告之而蹋其等，谓之诬；知而不为者，谓之惑。吾不敢自陷于诬与不仁。”（《性天卷诗序》）至于知而不为之惑，每个人都须为克服它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后来拈出“知行合一”之旨就是针对这一难题。

观政通过观“心”而得之是一以统万。若挨个儿去积累，今日观一事明日学一样，那是“逐物”。大明帝国的衙门成千上万，若按宋朝或清朝的章法，沿着六部的门楼螺旋式往上转，诚如龚自珍所讽刺的等成了宰相已到耄耋之年，哪里还有精力和事业心？

观政工部而上边务书，是他根本就不想按部就班往上“挨”。在言官权重而活跃的明朝，以阳明现成的才具，他适合大约也希望走这条路。他的朋友以礼科都给事中擢少尹京丞，他很感慨地为之“序”：“给事，谏官也。京兆，三辅之首也。以给事试京兆，是以谏官试三辅也。”“声光在人，公道在天下。圣天子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顾独不重哉？然则公京兆之擢，固将以信其夙所言者于今日，而又须大用于他时也。”阳明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自不待言。有深意的是，他将言官与实职的关系看成“知”与“行”的关系。既然能言之在道，则应该行道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