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道如钻火 逢烟未可休
明代的文官牢狱之灾颇重。方孝孺式的既不合作又献身的是一类，跟宦官斗争的是一类，还有就是所谓因“工作失误”也常常下狱。在风口浪尖上弄险的言官，赶上朝中的“大故”时自然难免争先恐后地跳火坑；就是平正的《儒林传》中也颇多下狱论死之类的事情。号称明代头号大儒的薛瑄，在办一件案子时，被弹劾，宦官王振为报复薛不拍他的马屁，决定处死。要行刑的那天早晨，振的仆人在爨下哭将起来，振问为什么？仆人说：“听说今天薛夫子就要被砍头了。”振大受感动，后薛终得不死。薛在狱中等死时，读《易》自如。胡居仁的学生稽查了宦官的走私船，他也被宦官投入监狱，在狱中，他著《性书》三卷。明中叶以后，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也是急了就想办法把对手往大牢里送。
说这些是为了点明王守仁的铁窗生涯只是明代文官普遍的牢狱之灾中的一出小戏，并非什么非凡的足以傲视群俦的大节目。他在狱中找到了彻底的虚明，找到了“孤独个体”那种无所依傍的深渊感。在天地之间，除了自己这颗心，还有什么是最后的依据？于深悲大戚之中，还能不屈不挠地坚持得住，靠什么？除了靠“心之力”，还有什么力量能伸进大墙来支撑自己？这些问题他暂时还没有最后悟透，但已在这场“培训”中种下了“觉悟”的智慧种子。等他到荒无人烟的龙场继续坐宇宙监狱时，“种子”终于开花结果。“心学”的一个最智慧的法门就是能将“万物皆备于我”，能化一切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君子友我，小人资我，艰难困苦玉成我。
他入狱后不久，王华即被借故弄到南京去了。貌似平调，其实是贬官。京城中的精英，至少是反刘瑾的风云人物所剩无几。能与阳明称为道友同志的不过二三子。他们是宁静的学者或略疏远政治的道德家、思想家，如湛若水、汪抑之、崔子钟。他们不会因白色恐怖而疏远朋友，照样为他置酒赋诗，“搽洗伤口”。尤其是他还将远戍贵州，能否活着再见还是个问题，再加上他现在是彻底的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其中酸楚无须说，不必说，也难以言说。除了安慰就是鼓励，然而一点儿也不虚伪空洞，恰恰相反，充满了“精神贵族”的高贵气韵。他们之间的唱和，流露出来的是坚强的道义的尊严，没有丝毫的怯懦与失败的悲鸣。
多情的阳明也不讳言自己的感情：“尝嗤儿女悲，忧来仍不免。”我心匪石，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庸人执政、精英淘汰、冠履倒易、全盘倒错的世界之中，哪个志士不悲愤欲绝？什么“别离悲尚浅，言微感遂深”“间关不足道，嗟此白日微”等等，再三叹及。但是这种“浮云蔽日”的浩叹，是中国士人的老调子了，每个人都深有感触地来咏叹，但对人类来说已不再有新意。
有个叫许天锡的言官，与阳明是同年进士。他出使返朝，“见朝风大变，敢言者皆贬斥，而瑾肆虐加甚”。他揭发了瑾数十事，知道奏上必大祸临头，遂夜写“登闻鼓状”，准备尸谏，让家人在他死后奏上，然后上吊自杀。也有人说是锦衣卫把他勒死的。当时锦衣卫分头跟踪他们的目标，与王接触要担风险的。但还是有许多人为他送别。这说明“道不孤，德必有邻”，正气是不会灭绝的。正是这种正气，使他们相濡以沫，用伟人的标准自律并相互要求，“君莫忘五诗，忘之我焉求？”“鹅湖有前约，鹿洞多遗篇。寄子春鸿书，待我秋江船。”他们要在鸡鸣风雨之中，用带血的双脚践履圣学的道统。可以说，阳明这只鞋是有血性的鞋。这不仅见出阳明他们的“不为仓菌谋”的心力，更见出士子儒学的道义力量，因为他们的心力正产生于这个道统。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阳明的独特思想道路。
“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远。”经过反反正正的折腾，他深切地感受到：“道器不可离，二之即非性。”这就是“道术一体”的观念。器，属于具体的范围，但思维的最高阶段是具体，道器不离也好，道术一体也好，都强调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统一的问题。这也是“五行八卦”思维留给中国人的古老遗产。要想做到这一点不是思辨问题，而是身体力行的问题。单靠辞章注疏解决不了，甚至任何“纸上谈兵”都无济于事。它是一种“随机应变”又无往不合大道的知行合一的“智慧”。怎样才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儒学道统给了他信念，但没给他具体的方法，给了他原则，但没给他“当下此刻”该怎么办的艺术。既反对流行的这一切又要与它们并不“我死你活”地矛盾下去？如何在险象环生的逆境中“重新开局”？只有这种智慧才能救得了他。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的真正的人生智慧。所有的哲学或思想都是为了养育这种智慧。
阳明一直寻找的也正是这种智慧。无论是兵家还是道家和释家，现在百川汇海，万法归一，凝聚成一个也是所有的问题：怎样将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得既有效又正义？那些经传注疏只是从不再智慧的思想中搜寻各种角度和说法，有什么真切的指导人生的意义？那些智慧经过长时间无智慧的解释已经蜕化为习惯。
“君子勤小物，蕴蓄乃成行。”他此时感到了讲玄虚空寂的释、道两家在面临尖锐的生还是死以及如何生与死时，几乎全无用处。他现在开始拈出后来心学普度众生的修养法门了：“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忘，是故意去寻找无念头状态；助，是人为地“拔苗助长”。王氏本人区别于其后徒的一个“指标”是王始终坚持“事上练”。找“忘”是坐枯禅。既要在事上练，还不能堕入缠执之中。不是一般的做什么事成什么人的问题，而是在做事中体悟存在，既不能在做事中遗忘了存在，也不能在体悟存在时反对做事，不会做事，败事。用他的话说即“践形乃无亏”。在这个意义上，他主张：
愿君崇德性，问学刊支离。
无为气所役，无为物所疑。
生人不努力，草木同衰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