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命香港

在饥饿与桎梏的双重压迫下，许多人只好将逃离视为希望。六七十年代，广东竟有数十万人逃往香港。长安公社的李有枝就是逃港大军的一员。1962年，夜以继日艰辛劳作却吃不饱饭的李有枝和伙伴们决定离开。他动身的时候正赶上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大放关”——刻意放逃港者一马，通过水道游到了香港。为了躲避香港警察和狼狗的追寻，李有枝藏匿在一座山上，忍饥挨饿三四天后，被一名好心的“太平绅士”收留。

对长安人来说，逃港是无法回避的历史。在长安的老相册里，有一张五点梅水库人头攒动的老照片：当时所有青年只要有时间就去苦练游泳，时刻准备着逃往香港。哪家哪户有人成功逃离，就会放鞭炮庆祝，“如同好日子已经开始了”。然而，并非所有逃港者都如李有枝一般幸运，被海浪吞噬、离开后杳无音信、生死两茫茫者大有人在。不仅如此，一旦逃港未遂被抓回来，就会被认定为“叛国”，要挨批斗、进劳教所，还会没收家里的牲畜或者值钱家当。按照厦岗村党支部书记麦凯全的回忆：“逃港对村民的诱惑太大了。当时本地村民很多在香港那边有亲戚，他们会寄一些油、衣服、糖果、饼干回来，因为香港和长安两地的物质差距太大，特别是吃的方面，所以引诱了很多人逃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见证了数百位村民想方设法逃往香港的老书记就出生在香港。日本侵华时，他们举家迁回长安，麦凯全说自己“对香港的生活从未留恋过”。

陈灿亮从1975年接手治保主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抓“逃港分子”，然后让他们的家人拿钱赎人。有些家庭本就一贫如洗，只好把家里最值钱的自行车送过来。陈灿亮内心十分不忍，却也无可奈何，头上毕竟顶着“政治任务”的帽子。晚上，他组织全大队的民兵四处巡逻，给每个治保委员分配任务，按人头管辖，谁管的人跑了就要追究责任；白天则是挨家挨户做工作，宣传资本主义如何剥削工人，或者拿那些遇难的例子教育村民。陈灿亮很失望，他的这些方法似乎从未奏效，就连自己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逃去了香港。

背后是政策的高压和民兵的围堵，前方是香港警察的荷枪实弹和湍急莫测的河水，逃走的人仍是一波接一波。1978年12月，东莞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群体性逃港事件，其中长安公社一下跑了4600多人，几乎是全部劳力的一半。

逃离，既因为贫穷，也因为向往自由。那些成功逃港者只能寄居工棚，做被剥削的“猪仔”，起初孤苦伶仃、一无所有，但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劳力支配的自由，可以凭本事许诺自己一个未来。当赚到的钱粮都是自己的——而不是上交给抽象的“公家”，并且不再由于说错一句话、做错一点小事就被批斗，免除饥饿和恐惧的自由像烈火一样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