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事我要怪莎士比亚。
“心理冲突”（conflicted mind）虽然以各种各样的提法出现，但在心理学领域早已遍地开花。它对态度、习惯、沟通、认知、角色、记忆研究等心理学诸多核心领域都很关键。在这些领域中，许多领袖学者都围绕着心理冲突建立起大大小小的知识体系，有的明确，有的隐晦（但仍然有所联系）。有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对冲突这一态度的思考，以及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的种族态度提出的“内在冲突”（inner conflict）的概念；欧内斯特·迪希特（Ernest Dichter）利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香烟品牌市场营销和人们吸烟习惯的冲突；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尝试把前后矛盾的表达界定为心理障碍的潜在先兆；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在认知领域中强调了冲突的重要性，他称之为“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而这通常是态度改变的驱动因素；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在其研究中也提到了记忆冲突，他认为情感表露（emotional disclosure）是应对创伤和消极情感体验的一种方法，相互矛盾的记忆在情感表露的过程中让记忆成为较统一的故事叙述；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电击实验中，研究过当必须服从上级命令时，那些被试所经历的角色冲突体验（毕竟这些被试都必须担任他们不喜欢的角色）。然而，当说起“心理冲突”这个词时，人们的反应通常都是：“你在说哈姆雷特吗？”陷于尴尬境地的我只能回答：“不，不一定要提他。”这就是我怪莎士比亚的原因。哈姆雷特的那句台词实在是太强有力、太戏剧化了，在人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还是想说，这句台词在一般概念和运作机制上都跟心理冲突存在很大的偏差。
我承认，在给这本书命名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好玩的名字，比如《两面神效应：为什么你爱说一套做一套》，这是基于我的一场非常真实的噩梦，这场梦也许是心理冲突其中一个角度的体现，不过我不想把它的讨论范围限制在“说”和“做”上。我也想过《心理冲突的明暗显晦》，这个标题比较吸引人，因为这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大脑中的两套系统（系统1和系统2）如出一辙（他很喜欢强调这是一个假设概念）。他提出，系统1的运行是无意识且快速的，不怎么费脑力，没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然而，随着我对这本书的深入研究，我越来越热衷于研究这个学科里这些绝妙现象的潜在缺陷（也许不全是欧内斯特·迪希特的观点，但绝对包含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巨大）。尽管这些判断借助事后经验总是来得更简单些（研究新主题的发展也是），这本书的副书名[1]因此或多或少已经给出了暗示，所以我需要让主书名[2]更精简。
正如我上面所说的，人们对书名中的“心理冲突”的反应很有意思，我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两类反应，而且有这两类反应的人都对自己的反应颇具自信。他们会说“我明白了”，语气就像这是一场我给他们做的测试。最常见的反应确实还是哈姆雷特内心的矛盾，有时记忆更多地以视觉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人们脑海中呈现的是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而不是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梅尔·吉普森（Mel Gibson）或是肯尼思·布拉纳（Kenneth Branagh）][3]塑造的哈姆雷特形象和他优雅的腔调。在影片中，奥利弗身穿黑白配色的礼服，倚靠在城墙上，凝视着城堡下的波涛汹涌，还有那万丈深渊（真是一种非常直观的隐喻）。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结束了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是更勇敢的？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4]
人们会告诉我，这就是哈姆雷特的心理冲突，反思生死、思量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冲突的两端徘徊权衡。这反映了他对此世的无力感，对此他只能“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而他残存的主动权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哈姆雷特的第一反应便是自杀能给他带来力量，他终于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用以对抗生活残暴本身。死亡此时投来了橄榄枝，它是一种解脱、一种安睡，在这场安睡里，可以结束“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这是人生一切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是一个“求之不得的结局”，当然，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
哈姆雷特意识到，每个简单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圈套。如果死亡是一场漫无休止的睡眠，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毕竟，睡眠是死亡最常见的隐喻（那句“睡个好觉吧，我的朋友”），就像所有的隐喻形式一样，根据莱科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在1980年的研究，隐喻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梦不是睡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吗？那么在死亡睡梦中“可能”会做些什么梦呢？在清醒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在梦里可不是这样。我的朋友们解释说，毕竟，我们无法控制在生活中（有时候也无法解释）这场梦中的进程或内容。我跟他们提起前一晚我做过的梦：“我在维多利亚书店看我的新书，谁知封面上的金色字掉到了书店的木地板上，转而化为灰烬。”朋友们说：“这准是你的重度焦虑又犯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极度缺乏安全感。”那么在死后，谁又能要求死亡之梦少一点，或者别那么让人费解呢？谁又能保证梦能停下来？即便处在当下的世界，死后的那个陌生而未知的领域里，又有什么样的梦会入侵呢？它们又会有多可怕呢？哈姆雷特苦苦沉思，当下我们无法控制生活，死后亦如此。
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迫压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
当然，在这一切背后还存在道德考量，贯穿于整个论述之中。自杀是一种无法悔改的罪恶，违背了上帝之爱。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533年，那些被指控犯罪而自杀的人是不允许操办基督教葬礼的。那么对于自杀的人来说，什么样的地狱折磨会像“睡梦将至”般地等待他们呢？这并非唯一的道德考量。哈姆雷特的独白不仅是有关自我毁灭的心理冲突，更是对他要做的其他杀戮行为的深思，这些行为会刺痛良知，更会遭到上帝的惩罚。哈姆雷特必须为父报仇雪恨，杀死弑父凶手克劳狄斯。但在整部戏中，哈姆雷特一直在为不杀仇人寻找借口，他在几次机会来临时也没有动手。“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这句话的适用范围甚广。在独白的最后，他停止了这种沉思，他告诉自己，过多的顾虑会让他错失必要行动。
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这是一种对心理冲突的恰当描述，心理冲突让我们陷入沉思，让我们权衡利弊，让我们用想象力填满每一个细节。这是一种多层次的思考，潜意识在内心辩论中注入了更多深层次的考量（我们也会去思考在其他领域这件事有多重要）。这些深层次的思考杂乱如麻，需要旁观者抑或足够有见地的主人公自己去梳理，好让这心理冲突被理顺，逐渐变得明朗。哈姆雷特的独白阐述得非常清晰，这是文学的要求。当然，即便这是虚构的作品，大多数人也能立刻看出莎士比亚描述的是我们的现实生活，这就是我们经历冲突过程时的典型。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坐在迪夫山（Divis Mountain）上俯瞰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Belfast），当时细雨温和，而我则对于选择生物学还是初级拉丁语专业犹豫不决（尽管这个范畴和意义都谈不上是莎士比亚式冲突）。我在被雨淋湿的纸上列了两张表格，将利弊都写在了上面，经过权衡与预估后，我最终选择了拉丁语，并将其作为我毕生的事业，这无疑是个错误的决定（后来我因被雨淋得太湿而作罢）。与哈姆雷特相比，我的思考和权衡远不够清晰与细致，显得灰蒙蒙的、更加失焦，而且掺杂了更多的情绪，当时我感觉到这两个选项都给我带来了特定的情绪价值，并且难以名状（对我来说，拉丁语意味着在重点院校学习，那是贝尔法斯特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我所渴望的）。我们也许认识到了哈姆雷特的思维困境，但心理冲突远不止于此，它还在许多方面影响着我们。
当我把书名告诉朋友和身边的人时，他们的其他反应就更具有哲学意味了。“人的内心总是充满冲突的，”有些人会这么说，“你告诉我什么时候人的脑子才不会有冲突？人的决定和行为从来都不是直截了当的。总是会在接近一个选择后又犹豫起来，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矛盾。只有傻子才不会犹豫吧。”说完，他们心照不宣地看着我。当然，他们说得无不在理（在理的不是他们富有内涵的眼神），但他们的反应的确拓宽了“心理冲突”的话题——宽得离谱。这完全就是精神和行为活动。
我希望把过于沉迷和让人想破头的莎士比亚式心理冲突引导回来[这不一定会导致什么行为结果，包括一些不会出现大问题（如自杀）的决定]，人们对心理冲突的观点广度非常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议题无处不在。我想通过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些重要研究来思考心理冲突，这些研究通常聚焦于形式各异的心理冲突及其运作方式。
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里，一些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塑造甚至定义了我们的社会心理学思维。他们所关注的是在人为或非人为形式的冲突下，会发生的各种情况和人们会表现出的行为特征。研究最核心的内容是，这些冲突是如何形成、持续的，以及如何被解决的，研究也向我们展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看待心理冲突的。而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心理学家们是如何将心理冲突概念化的，以及在其各种形式的外衣下是如何观察心理冲突的运作的。我想过这可能是利昂·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与认知上的冲突（他的概念最强烈地凸显了心理冲突）；戈登·奥尔波特对于偏见和人们对种族态度的内在冲突；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对于服从与矛盾心理的角色行为；格雷戈里·贝特森的对相互矛盾的沟通方式以及他提出的双重束缚理论；欧内斯特·迪希特的香烟品牌市场营销和吸烟习惯的冲突；以及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Frederic Bartlett）对人类记忆的构建、回忆和复述的矛盾点研究。但詹姆斯·彭尼贝克的研究更贴近我在此的定义，他的研究聚焦于情感表露，我们在重建自传式记忆和表达情感创伤的时候，不免减弱了记忆中一些非常明显的心理冲突的影响，由此，他解释了为什么谈论消极情感活动是有益处的。上述心理学界的理论家形成了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我则想重新审视并重估他们的研究。我发现，上述学者中的大部分人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有些更早）即完成了颇有影响力的研究，这个时期被视为社会心理学的黄金时代，而这均发生在社会心理学的实验革命之前。实验法占据主流之后，极大地再塑了社会心理学，也限制了这门学科。上述学者的研究对“心理冲突”这一课题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之所以在序言中以莎士比亚作为开场白，部分原因是当我同别人提起书名时，“哈姆雷特”往往会立刻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但另一部分原因是，如果有必要，那么所有人都不要忘了，心理学并不仅仅要解释“心理冲突”这个单独概念。它不属于我们，有时我觉得，作为心理学家，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这一点。心理学常热衷于抓住核心概念不放，并以此大做文章。心理冲突无论是在哪种情境下，都是人们在几个世纪以来对自我认知和自我觉察所做的谨慎的整体性探索，而心理学只是给这个问题提供新方法和新途径罢了。关键是这些方法和途径是否真的在这一课题上促成了新发现，或者心理学家们一直没有成功解决。既然没有解决，那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往后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还能从中学到什么？
一旦涉及心理冲突，心理学家们关注的往往就是思想活动或认知，抑或是与行为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对心理作用的（或沉思的内容）的细节进行描述。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便是认知和行为的冲突，当然，这也不是我们唯一感兴趣的议题；我们所想、所说和所做之中的冲突也非常重要。然而，言行不一被很多人认为是人生之中最大的冲突之一。为什么我们会做出与所说的完全不同的事情？此时，我脑海中蹦出了一个烟鬼在大冷天里吞云吐雾，嘴里却说“这破习惯”的画面。这本书将会探讨为什么有些日常行为反而会吓到我们，但这只是更宏大的问题里的一部分。我们确实会认为自己积极且公正、关心他人、爱护环境、将家庭摆在首位、关系和谐，但我们所做的却一次次让人大跌眼镜。之所以会言行不一，根据丹尼尔·卡尼曼的观点，部分是因为我们确实有两个“自我”，这两个“自我”系统有着实质性的分离——一个富有意识、理性和思考；另一个的动机和本能则根植于无意识，哪怕我们尽最大努力避免，也还是会出现仅做观察而不经思考的情况。当涉及生活的许多方面时，一个系统似乎对另一个系统做出了非常不同的“评判”，还会受到主观明显的、潜在偏见的影响。这个系统往往会控制我们的行为。本书将在过去一些经典研究的背景下，探索心理冲突的运作方式和原因，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其2005年出版的畅销书《眨眼之间》（Blink）中提到了“适应性潜意识”（adaptive unconscious）和“不假思索的决断力”（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但在我看来，这不准确。适应性潜意识的方式并不是像格拉德威尔所认为的那样，因此本书将试着告诉你事实上它有多么“不好适应”。我们在生活中做过各种重要决定，小至决定在超市买什么，大至选择我们的工作伙伴，本书也会探索在做决定的最初五秒钟里，意识与潜意识分离这一基本运作方式的本质是什么。它将为我们揭示，为什么我们会遭受潜在的偏见，以及这些偏见如何塑造我们的日常世界。
格拉德威尔的书引起了广泛关注。的确，有人可能会说，在过去这10年里发生了一场新的文化革命，在所谓的“适应性潜意识”指导下所强调的快速认知（rapid cognition）的意义上，革命不仅波及心理学领域，还影响到了整个社会文化领域。格拉德威尔认为，运作的无意识能帮助我们在缺乏意识的思考方式情况下得出所谓“正确”的结论。他试图让我们相信，“与整个月的理性分析相比，眨眼之间的决断也能具备同等价值”。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的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在他的畅销书《直觉思维》（Gut Feelings）中提出“最好的总是最先出现”“减少时间和信息的方式能够改善决策，这一惊人的事实经过实验证明”。“毫秒间的决断足具效力”和“适应性潜意识”的概念已经进入我们的文化当中。如今，常有人告诉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拥抱那些心血来潮的决定，去做感觉对的事情。整个论调都是为了传达快速认知的艺术。在我看来，这也许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经历无意识过程，但我们经常得出超出适应性潜意识的结论（我们会在第1章关于隐性种族态度的研究中继续讨论）。在日常生活中，适应性潜意识甚至可以被视为一个不够妥当且危险的概念，比如种族议题、环境议题、对吸烟这一习惯的看法，或是吸引我们注意的人或事、选择伴侣、处理人际关系、记忆、跟随某个团体或政治领袖——许多事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若放大来看，这也是社会运作的关键因素。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可以理性地、有意识地判断什么才是有效的，什么才是应该做的。然而，我们的无意识冲动则毫无自适应性地误导我们做出背道而驰的事。
因此，格拉德威尔和吉仁泽认为，从社会整体角度来说，这一部分所论述的含义并非让人相信直觉或在决策上屈从于适应性潜意识，而是要去理解无意识的运作过程，对其进行识别、认知和控制。这是一个我们都不甚了解的领域，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本书将会论述人类的这一阴暗面。我们有时能瞥见它，但随即就忽略它，用一些惯用的话搪塞过去：“我刚刚不在状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做。”“我一点也不喜欢美女、美味的汉堡、雪茄……还有那伏特加。”“我保证不会再犯了。”不过，它确实影响着我们。这一阴暗面与我们熟知的思考方式不一样。它常做出不一样的判断，遵循着自己的逻辑，与理性的自我相去甚远。我们有时会做一些奇怪的、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但我们不应该感到太惊讶，因为即便是再好的打算，这类怪事也还是会一直发生。
我们认为我们是公平的和体面的，能平等地对待男女两性；我们说我们关心环境和地球的未来。但在内心深处，很可能有一种无意识的运作机制控制着我们的日常行为；无意识有其自己的优先事项和价值观。例如，我们会在第1章中看到，有证据表明，无论我们说什么，大多数人确实受明显的种族偏见影响。对于熟悉的事物和自己种族和民族的成员，我们似乎有一种强烈的无意识偏好。这种对自我团体的无意识偏好在很多地方都露出了马脚，包括在考虑工作人选的时候，我们总会最终选择跟自己相似的人，选择与自己同一种族的人。事实上，一直有一种争论认为，作为大脑最原始的部分之一以及大脑的警报系统，杏仁核对不同种族的人所做出的警报和习惯性反应是不一样的。这些反应影响着受意识控制最少的地方（比如各种微妙的身体语言），我们从中得到的反馈微乎其微，这些微妙的身体语言似乎也难以被我们驾驭。
我们说，我们关心环境，已做好准备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以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然而，到了真正外出购物时，我们的眼睛好像总会无意识地跳过产品碳足迹信息[5]，而不去处理这些信息。因此，当我们购物时，也会对商品的环境影响视而不见。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没有去注意包装上的碳足迹信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无意识自我并没有觉得这很重要（与此相比，品牌和对应的知名度才是更重要的）。在和同事的合作中，我们详细研究了被试，他们自称非常关心环境，与高碳足迹的商品相比，他们更看好低碳足迹的商品（如节能灯泡）。我们把节能商品和其他商品用投影仪放出来，商品上带有碳足迹信息，并每秒观测记录25次被试眼睛的精确注视点。注视点反映了个体的注意焦点，可以反映出人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发现，人们更关注商品的许多其他特性，如品牌、价格、是否值得购买、卡路里、脂肪含量，而不是碳足迹信息。尽管他们在实验室里大多在报告说，他们更关心商品的碳足迹信息和对环境的影响，而不是其他方面，甚至吵着要看其相关信息，还通过各种消费者调查去了解他们在超市买的商品对环境影响有多大。
再想想另外一个领域。尽管我们总说自己向往宁静祥和的生活，为什么又会经常和爱人发生争吵呢？这只是因为夫妻间水火不容、无聊，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无意识地用某种方式考验着对方？争吵到绝望的时候，我们常指责是对方故意挑起的矛盾，但这可能与事实相去甚远。其实，并没有人想操控着什么，或者也许操控着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某一部分。还可以以我们的饮食为例。如今，大家都知道健康食品有哪些，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在下班路上在麦当劳门店驻足，狼吞虎咽地吃着高脂肪的快餐，吃完又会感到恶心？是因为理性的自我告诉我们“这是不好的”吗？这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更了解自己？是谁在影响着我们总想做好事的心？这内心的黑箱里发生了什么？这些过程从何而来？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值得我们留意的是，经典社会心理学会怎么看待这些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呢？
我将在第1章谈及关于种族的冲突态度，基于奥尔波特的“内在冲突”概念，每个人内在都可能有两个独立的“心理系统”，各自有着不同的运作模式。当我们所说与所做不一致的时候，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确实拥有的两个心理系统：一个富有意识、理性和思考；另一个的动因则建立在无意识的基础上，其运作根本不会接受意识与反思。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两个心理系统都对事物有着不同的反应，并且受到主观明显的、潜在偏见的影响。心理系统常常控制着我们的行为，而种族应该就是其一。无论我们表达出来的观点为何，大部分人似乎都有一种无意识的种族偏见。我们现在可以尝试去客观地衡量这种隐性偏见，我们会用到内隐联想测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因为这是一种基于反应速度的人机测试，因而结果和自我报告测验相比，其真实态度没那么容易伪造，也不容易受社会期望的影响（尽管这个测试还是没有摆脱人们对它的批评）。结果，大多数白人都在无意识中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而相当一部分美国的黑人则有一种隐性的种族偏见，但这种偏见指向了他们自己的种族。这种隐性种族偏见对行为有巨大影响。我在与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当白人筛选工作候选人时，他们选两个白人的可能性是选两个非白人的10倍（尽管白人和非白人候选人的简历内容相似，并且简历在人们不会注意到的地方进行了转换）。此外，我们在用远程眼动仪跟踪个人每秒25次的目光注视点后发现，在筛选与自己不同种族的候选人时，筛选人的注视点更多是无意识停留在对方简历的缺陷之处。这种注视点模式的差异足足有24个——换句话说，这都发生在人们看简历的第一秒以内。人们的注意力之所以有选择性，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无意识系统的控制，而当候选人结果出来的时候，结果看起来会非常合理，由此满足了意识和理性的需要。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换句话说，无意识也为我们的理性头脑提供了它所需要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是有高度偏见和偏好选择性的，但这样，理性自我没有办法注意到这一点。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两种心理系统均在个体内运作着，它们的互动关系既明显又复杂。当然，如果我们想改善种族主义，争取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就需要理解这些隐性的、无意识的过程，以及掌握与之斗争的方法。本书将从每个人、每件事上探讨内心这两股巨大矛盾的心理根源和后果。
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人，或许还能让我们相信，尽管自己是有缺陷的生物，远不及自己想要的理性状态，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并不孤单。它可以教导我们，不要太过天真地寄希望于乌托邦蓝图和人类大脑，因为人类大脑中存在着更原始的东西犹待发掘。这并不一定要重来一次精神分析学家所研究过的潜意识（尽管有时可能需要）；这是当代心理学的最新发现，人的内心可能都有一个系统，因进化压力而逐渐形成，但这有可知和可了解的可能。
此外，这本书还想将心理学研究的洞见反映在日常生活的观察中，因为这也是社会心理学设立之初想解决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在我看来，社会心理学不可以太抽象、不食人间烟火，它需要与真实的经历结合。我们自身经历与心理学理论有关；当我们思考人类行为时，理论总能提供大背景的解释——当然，有时不太明显。即便当理论不太符合我们的经历和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时，我建议，至少我们可以停下来思考其中的原因。
当然，我们自己的经历也会提醒我们这些理论的重要性。当我思考格雷戈里·贝特森提出的“双重束缚”（double bind）理论，以及我将在第3章讲到的母亲和孩子的“冲突”沟通有可能导致孩子患上精神分裂症时，我想到了我家的沟通方式，当时母亲对我说过的话、这些话的含义，以及现在我对这些话的感悟（尽管是事后诸葛亮）；当我讨论心理学家们是如何“深入”地操纵人们的无意识以让香烟变得性感勾魂，从而让人养成吸烟这种有害且让人感到冲突的习惯（见第2章）时，这又让我追忆在贝尔法斯特废弃加工厂的日子。到了晚上，前厅弥漫着厚重的香烟味，我的母亲和她的朋友们谈论她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同时伴着香烟，吞吐着别处生活的纸醉金迷的幻象与梦想。我们在霍利伍德的生活过得更像好莱坞（大家对霍利伍德可能不甚了解，它只是位于贝尔法斯特郊外的海滨小镇，是个无聊的地方，但对贝尔法斯特的孩子们来说，那里却有着重要的意义——霍利伍德的英文发音和好莱坞一模一样）。随着致癌烟雾从棕色烟头中被深深吸入肺里，我母亲就和朋友们坐在前厅里幻想着另一个好莱坞（我母亲会说：“吸烟对身体好，它能让人不再只会抱怨。”）；当我思考利昂·费斯廷格在认知失调方面的研究时（见第3章），我想起了其他情况——人们被要求公开说出自己不相信的话。
在谢菲尔德温克班的时候，我有几年在健身房里健身、练拳击，还有观察周围的人。我看到年轻的拳击手们参与这项训练，走上了枯燥且前途未卜的格斗之路，有些孩子才七岁，他们围成一个圈进行训练。一天训练下来，他们满身都泛着油光、汗流浃背，和同伴说着自己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冠军。比如那个叫纳兹的小伙子，字正腔圆地叫嚣着要干掉自己下一个目标对手，尽管这个对手名不见经传，也没什么存在感，但这就是纳兹试着通往成功的一级级垫脚石。
我真的想看看费斯廷格到底是不是对的，是否有小小的鼓励措施可以换来服从？大声说这些振奋人心的话，只是教练轻微的推动，没有威胁、没有承诺、没有回报，在这种“强迫服从”的情况下，仅是稍微一点赞美，是否就能让态度迅速彻底改变呢？我想把米尔格拉姆提出的服从及角色冲突观点（见第6章）带入小时候贝尔法斯特接头的黑帮团伙之中，去看人们是否经常为了服从命令而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以及要到什么程度我们才会停下来。在第5章中，我提到了和特蕾西·埃敏（Tracey Emin）关于她生活的交流。她同我分享了在马盖特这座毫无时尚气息的小城里长大的故事，这座小城里各种恶心而残忍的经历塑造了她的艺术气质。我想了解在她进行情感表露这一重要的心理过程时，是如何把前后冲突的童年创伤记忆转化成文字的。我也尝试去确认这种转化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流程，詹姆斯·彭尼贝克在他的经典研究里是否抓准了这一点？
对我来说，社会心理学中的“心理冲突”这一概念不能悬在空中，不能不聊好莱坞，不能不聊马盖特、谢菲尔德，也不能不聊贝尔法斯特废弃加工厂里令人扫兴的环境——在那里，我们坐在毫无墙纸装饰的潮湿墙边，呼吸着弥漫着烟雾的空气。贝尔法斯特街头总有一种让人紧张恐惧的氛围，心理冲突的原理也需要在这些地方发挥作用。
大约50年前，R.D.莱因（R.D.Laing）出版了《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一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有时会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分离自我”，这种分离比我们之前设想的还要广泛，它更深入我们日常的思维运作中。本书将解释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及其可能的后果。如今人们不断地对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做出许多天真的假设，而本书将展示的某些矛盾心理或自我分离，其实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因素。不过，无意识并不是简单地存在于人的心里，它会引导我们关注和选择某种特定的环境，并相应地调整我们的行为，这导致了人们的日常行为从方向上和运作上都增添了更多层次的复杂性。本书将准确地展示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以及精通人性的市场营销人员是如何掌握了我们的无意识心理，来向我们售卖实际上并不需要的东西（如香烟），并带来不好的后果的。
不过，这里讲的仅是一部分。心理冲突不仅仅是潜在思维系统之间的冲突，还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因为它在某种形式上搭建起了社会心理学体系的核心支柱。经由费斯廷格认知失调概念衍生的认知冲突，成为我们如今心理和文化认知的核心部分。在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里，普通人被明确要求扮演某种角色，于是他们很快就表现出与自己信仰和态度不一致的行为。据说，这个实验很好地揭示了人类服从的本质，以及受权力和环境影响的作用。贝特森以双重束缚的理论描述了沟通中的冲突，意在彻底改变我们对社会过程和有某些心理障碍的个体产生的思考。
事实上，这的确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包括莱因自己。巴特莱特对人类记忆的构建性本质的探究，提出了“努力追求意义”（effort after meaning）的观点，其中的思维方式和对识记材料的调整贯穿了詹姆斯·彭尼贝克的整个研究和情感表露力量的论文中，甚至在社会文化角度上也让我们明白了倾诉与沟通的意义。究竟哪种表露是有效的呢？为什么它能发挥作用？这种个人叙述究竟是必须符合事实，还是令人信服就可以了？如果说令人信服，那么是要令谁信服呢？
这本书是对社会心理学核心研究中的一个特定主题的探索。我在建立起这门学科的伟大研究中探讨“心理冲突”这个主题，我们对这些先驱所付出的努力感激不尽，但我不确定他们的研究是不是正确的。我试着去检验先驱们的研究结果和理论是否成立，以及这些结论对我们生活经验中的心理冲突、对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有什么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我遭受了许多难以忍受的非议与磨难，因此这段经历也是我个人的发现之旅。
总结
•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描写过心理冲突；但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心理冲突并不需要苦思冥想，也不存在有意识地沉思。
• 心理冲突在许多研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主题，比如，戈登·奥尔波特的关于态度的冲突的研究、利昂·费斯廷格的关于认知的冲突的研究、格雷戈里·贝特森的关于表达的冲突的研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关于角色的冲突的研究，以及对欧内斯特·迪希特的关于习惯的冲突的研究与詹姆斯·彭尼贝克关于记忆的冲突和情感表露的研究。
• 关于心理冲突的观点之一——适应性潜意识，是基于人的两种思维系统的概念，这个概念已成为当今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热词，但这种观点很可能有误导性。
• 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吊诡的悖论、前后矛盾和言行不一，这就是人类本该有的心理。而任何对心理冲突的心理学解释，至少都应联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注释
[1]原书副书名“And Why Psychology Has Failed to Deal With It”直译为“以及心理学为何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译者注
[2]作者在此指的是原书名“The Conflicted Mind”的直译“心理冲突”。——译者注
[3]这四位演员分别是1948年、1964年、1990年、1996年版电影《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饰演者。——译者注
[4]本书中关于《哈姆雷特》的译文，均引自《哈姆雷特（中英双语版）》朱生豪译本。——译者注
[5]碳足迹信息是指企业机构、活动、产品或个人通过交通运输、食品生产和消费以及各类生产过程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