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奥尔波特和内在冲突

研究偏见现象最大的贡献者，莫过于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了。

耶鲁大学教授约翰·F.多维迪奥（John F. Dovidio）研究小组在2005年指出：任何做偏见研究的学生，要是他忽略了奥尔波特的研究，就完全可以被认为不入流……在奥尔波特的著作《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出版半个世纪后，这本书在偏见研究中仍被广泛引用。其影响范围之大和持续性之久不言而喻。

问题来了：是什么在引领着奥尔波特？他在关于偏见心理运作研究中有何独特洞察，让他做出了其他人没有做到的非凡成就？我认为，他首次看清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种族歧视现象下，个体的内在冲突以及如何学会处理内在冲突。当然，他在此时也看到了人们对持有种族的观点和表达观点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然而，当人们怀有偏见的时候，却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认为自己公正无私、支持男女平等、不受偏见扭曲。偏见的诡秘之处往往就体现在此，偏见也因此难以被消除。该如何治愈偏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人们不愿承认患有的癌症）呢？这就是奥尔波特的成就所在，他指出了偏见的狡猾之处，以及人们为掩盖偏见所做的各种防御性手段。

奥尔波特的研究在很多地方都有其时效性，但其影响力还是非常广泛的。毕竟，从种族主义态度表达的可接受性来看，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1942年，只有35%的美国白人表示与黑人为邻不会不自在，而到了1963年，这一比例增长至64%。1942年，只有42%的美国白人认为可以接受黑人和他们一起坐公共汽车，这一比例在1963年达到78%。公共舆论研究的先驱保罗·希斯利（Paul Sheatsley）在1965年指出：“到1963年底，种族融合已有了广泛的接受度。”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结论，是基于人们告知他的信息而得出的。然而，奥尔波特认为，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种族主义思想不会在一夜之间蒸发，或者至少不会在20年内消失。偏见仍可能存在于独立个体中，现在以各种形式留存在人们的思想之中。

我倾向于认为，奥尔波特早年生活的某些细节是促成他走上这条研究之路的关键。奥尔波特表面上是哈佛优等生——老练、好胜、充满自信，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他在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的时候年仅22岁。奥尔波特后来写道：

我写信给弗洛伊德，告知他我也在维也纳，暗示他与我见面必会很高兴。我收到一封他亲笔回信，邀请我在某个时间去他的办公室。

奥尔波特的言下之意是城里来了位重要人物，弗洛伊德应该见见他。不过，奥尔波特在读哈佛大学之前是个来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腼腆勤奋的憨憨小伙子。他是家里最小的男孩，父母是乡村医生和学校老师，他从小就受到新教教育和道德准则的束缚，这导致二者成为他的第二天性。尽管家里还有三个哥哥，但奥尔波特的童年很孤独，饱受同学的欺凌嘲笑，因为他天生只有八个脚趾头。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后，尽管他在学业上表现不错，但他仍觉得自己与哈佛文化和道德观格格不入。奥尔波特因为身体的与众不同和新教的道德束缚而备受摧残，还在哈佛大学这所最有声望的院校里与人竞争，而这所院校并不以努力和投入为荣。他深知，要在这里读书太努力或出身比较低等会受到多么残酷的对待，还会因为自身的身材外貌而遭到朋友的挖苦。他亲眼见过在人前表现友善的朋友，背后却是另一副嘴脸，而这里的人却对这种人前人后的变化毫不在意。那么，那些人对奥尔波特持有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他们是不是真心喜欢他？他们在本质上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前后不一的矛盾心理的？这种情况是只在谈论个体时出现，还是在谈论群体和整个种族时同样如此？人们对八个脚趾头的人挖苦嘲笑，那么是不是也会同样嘲笑不同的肤色和口音？不难看出，奥尔波特的个人经历似乎对他研究偏见的本质有很大帮助，更重要的是，了解偏见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

英国伟大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在182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被誉为定义偏见的第一作家。他写道：

偏见，就其普通意义和字面意义而言，是对任何问题没有经过仔细研究就预先做出判断。即便已有事实证据与持有的观点相反，人们还是愿意做井底之蛙，继续表现得恶毒和顽固不化，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把偏见解释为无知，这或许可以解释故步自封的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的种族偏见观点。然而，奥尔波特着手研究的是不同的对象，他的研究聚焦于“日常的预判”。换句话说，他不想把偏见看作病态、无知、恶意或自负的产物，而将其视为人们一项正常的运作过程。这些运作过程通常能得出合理的结论，但有时会得出更有恶意的结论。

奥尔波特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研究：“为什么人类会轻易陷入种族偏见的陷阱中？”他是这样回答的：

地球上随处可见群体间的分离现象。人类与自己的同类结伴，他们在同质集群中进食、玩耍和居住。他们与同类相互拜访，并且更喜欢与同类共事。这种同类间的自动聚合没什么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向外界寻求伙伴的必要。既然身边有很多人可供选择，那么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去适应不同的语言、新的食物、异己的文化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呢？相较之下，与有相似背景的人相处更轻松些。

（奥尔波特，1954:18）

换句话说，人们喜欢身处熟悉的领域，因为这既安全又不费劲。同族群的人共享同一段历史，可以产生更多相似的观点，这样的相处才会轻松自在。所有的交流和解释都发生在共同的背景之下。奥尔波特认为，同类人等“自动聚合”的内因就是“便利”罢了。

我们很难忽略奥尔波特有关历史性语言和某些内容与其本人经历的联系，并能看得出其观点确实是有感而发的。当看到他写的“阶级偏见并不是本意，而是人们身处自己的阶级中感觉更舒服自在而已”，人们不禁会想到，他说的其实就是自己感觉到与哈佛大学同学之间的隔阂。他所评论的“假如我们能与同类人团结在一起，就能消除大部分烦心事”，大概就是在透露自己的心声吧，毕竟他在缺乏同类的学术环境中深受其野心和工作道德的双重压迫。他字里行间透露出个人的渴望，这是不容置疑的。根据奥尔波特的说法，偏见就是这样开始的。人们希望与同类在一起。人们面对熟悉的事物可以毫不费力，想必是极好的；而处理异己的事物需要花费更多力气，相较之下并不那么可取。根据这一分析，偏见的根源在于，首先是隔离，然后是带有某种情感推动的分门别类（最基本的分类就如“和我一样”或“和我不一样”）。

奥尔波特非常强调这种初始分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说，人类为了寻求日常决策的指导，他们会无休止地对周围事物分门别类。“当我们在街头见到一只面露凶相的狗横冲直撞时，我们会把它归类为‘疯狗’，避而远之。”在建立类别后，我们就能迅速地将事物放入其中，“作为预判解决方案的一种手段”。同样，在奥尔波特看来，“大脑会以行动所需，对周围事物进行‘最简单粗暴’的分类”。换句话说，分类以简单粗暴开始并持续如此，直到后来才会逐渐精细化。我们要注意这种分类方式的重要作用，即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任何个体对世界的看法。

每个事物都贴有标签，用以提示我们进行分类预判和行动……当我们看到横冲直撞的汽车时，我们会判断其为“醉驾司机”并采取相应行动。而一个棕黑皮肤的人会唤醒“黑人”的概念，并占据我们的脑海。如果这种主流类别带有负面态度和感受，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避开，或采取我们惯有的方式表示拒绝。

（奥尔波特，1954:21）

分门别类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人们有一种“与之相关”的感觉。有些类别可能是纯概念性的，却带有感情色彩。奥尔波特以树为例。我们知道树是什么，还可以对树进行辨别和描述，我们能迅速下意识地判断这棵树，同时也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它。同样，种族类别也是如此。奥尔波特指出分门别类的另外一点：“它们或多或少是存有理性的”，因为分类方式往往从“核心真理”发展而来。这在许多类型的类别中都是正确的，但奥尔波特察觉到有些分类是不合理的，而人类总有一套避开逻辑的方法，还会毫无理性地干扰逻辑的形成和留存。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用“例外”来表达偏见的认知方式，诸如“我有几个好朋友就是犹太人，但是呢……”，或者“我承认存在友好的黑人，可是啊……”，奥尔波特称其为“强化防御”，“当事实与认知领域不相符时，例外就被认知，人们则会匆忙地使用防御机制来填塞认知漏洞，不允许危险地开放”。于是，这些类别持续了一段时间，并伴随着一种情感价值。这样的认知会引导我们的行动。

然而，或许想要解释偏见这件重要且持久的事物，用这套心理流程来表达不免太过简单了。我们当然不可能都将其归结为简单的基础心理过程，比如你会因为本能的同类相吸而喜欢和同类在一起吗？谁愿意承认自己是这样做判断的？我想，这就是奥尔波特伟大洞察的开始。他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承认这一点；相反，我们必须从心理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五花八门的防御机制来应对这种“例外”情况，而他的贡献就是揭示这些机制，展示它们在个体内运作的过程。

奥尔波特写道：

生活中的偏见很少不会遇到阻碍。因为偏见的态度几乎必定会与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而这些价值观往往与人格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学校的影响可能与家庭的影响相矛盾。宗教教义可能会挑战社会层级。在单一的生活中整合这些对立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

（奥尔波特，1954:326）

他把不擅长调和冲突态度的人与彻头彻尾的偏执狂做了对比，后者能够很好地调和冲突，看起来并没有整合的困难。奥尔波特举了一个“不带愧疚感的偏见”的例子。1920年，密西西比州长比尔博（Bilbo）给芝加哥市长发了一封电报，用奥尔波特的话说，芝加哥正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芝加哥务工的黑人移民过剩”问题。市长好像曾请示是否可以把部分黑人遣送回南部。比尔博州长的回答简明扼要，在陈述如下态度的时候，并没看出他在表达基本态度方面有任何困难：

你的电报我收到了，你询问密西西比能接收多少黑人，我更想这样回答你：我们有充足的空间来容纳我们所知的“黑鬼”，但我们完全没有空间容纳那些“黑色皮肤的先生和小姐”。如果这些黑人受到过北部社会和政治平等思想的教化，我们就不能好好“善用”他们了，而且我们也不想要这些人。如果这些黑人能对本国与白人的关系有妥当认知，他们就会受到密西西比人的热烈欢迎，因为密西西比非常迫切需要劳动力。

（奥尔波特，1954:326）

同样，我们可以看看查斯特菲尔德勋爵四世（Lord Chesterfield）说过的话，他喜欢在给儿子写信时给出作为父亲的建议，包括摒除偏见、理性生活。尽管如此，查斯特菲尔德勋爵还会说出这样的有关女性的话来：

女人只是个长大了的孩子，她们在闲聊上充分展现了风趣，有时还很口齿伶俐。但我敢说至今我还没见到一个女人具备理智和良好的判断力，或者能够连续一天保持通情达理或是干些好事……明事理的男人就像一个机灵而早熟的男孩，只会和女人聊些琐事、和她们玩、谈笑风生、再哄哄她们；但他既不会征求女人的意见，也不会认真相信女人的话，尽管他也可以对女人的话敷衍过关。这也是男人可以感到自豪的一点……因为与男人相比，女人实在是千篇一律。她们一辈子就只追求两件事：虚荣心和爱情，这就是她们的共性。

（奥尔波特，1954:261）

当然，大多数人不会像比尔博州长或查斯特菲尔德勋爵。可是，究竟有多大比例的人被归为他们这类人（彻头彻尾的偏执狂）里，目前还没有具体数字。奥尔波特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到，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研究里，只有10%的被试能够写下他们对美国少数群体的态度，并且没有内疚感和冲突感地公开表达偏见。不过，这个估值完全是基于大学生团体样本而得出的。奥尔波特所测试的大学生里，绝大多数人都有矛盾的情绪，这可能会带来忧虑感，从而为自己的这种矛盾感而愤怒。他们会给予自己“虚伪”“偏执”和“狭隘”等评价。同时，他们也陷入了这种困境，很难改变，没办法面对自己偏狭的一面。他们显示出自身理性和偏见之间的分裂，也尝试过努力避免这种态度，但往往力不从心，他们会写“我的理性和偏见”之间的分歧，他们会说他们“试图向后倾斜以抵消这种态度”，但最终他们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强大。”他们可能会在态度上存在冲突，但最终都用雄辩来掩饰掉。“我的强迫性偏见甚至会与对抗它的势力做斗争。”这句描述太雄辩了，以致不能被视为对经历偏见的人的矛盾态度的清晰反映。不过，毕竟这些学生都是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他们努力在文章里传达自己的这段经历，有时还可能太刻意了。尽管如此，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提供有用的研究价值。奥尔波特对这些表露的情感经历做出如下的评论：“理智没有发挥作用，偏见却借情感之力久驱不散。”后来他又说：“自省不能自动消除偏见，最好的方法是在个体维度上寻思。”

那么，在经历偏见时所发生的冲突体验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根据奥尔波特所说：

当内在冲突出现的时候，人们会抑制自己的偏见。他们不会表现出偏见，或者不会只在一个点中表现出来。但此时逻辑思维却被阻止，不再发挥作用了。E.B.怀特（E.B.White）指出，每个种族问题都能爆发愤怒的情绪，但值得注意的不是种族问题，而是显著的控制能力。

（奥尔波特，1954:332）

奥尔波特认为，这种偏见更多的是在有安全感的家中表达，但不会对目标群体成员表达；偏见往往发生在酒吧或夜总会，但不会出现在大街上或车站。换句话说，这些地方能给人带来心理和身体上的安全感和被保护感。不过，奥尔波特认为：“怀有偏见的人必须具备内在冲突这一前提，否则不同情境所表现的行为不会有这么明显的对比。”

因此，奥尔波特主张，大多数人在经历偏见时都会感到矛盾，他们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这种看似无法控制的偏见做斗争。随后，对于这种不受控制的“相反的冲突”（contrary impulses）心理，奥尔波特识别出人们通常会做出的应对手段：压制（否认）、防卫（合理化）、妥协（部分解决矛盾）和心理融合（完全解决矛盾）。奥尔波特认为，压制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实际上还有另一种选择：

承认偏见的存在的可能性，即怪罪自己既不理性也不道德。没有人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他得保全自己的脸面。压制的表现有很多，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我并没有偏见的意思，但是……”

奥尔波特认为，“从心理上讲，这种机制就是肯定美德的一种机制，这样相应的小错误就不会被追究了”。然而，人们不会单独使出压制这一招，还会用防卫性的合理化解释来作为支撑。

根据奥尔波特的观点，合理化防御就是“选择性知觉”和“选择性遗忘”。这是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但大多情况下是无意识）地抓住某些“证据”，用以支持自己“过度概括的分类方式”，然后清楚地记住，但忘记了反例。个例留存在记忆中，用以支持过度概括，而细节被注意到，否则永远不值得注意。例如，犹太学生向别人借买公交车票的钱却从来不还（一毛不拔），黑人学生走着去上课的时候总是慢吞吞（偎慵堕懒），或者爱尔兰学生喜欢在学生会玩格斗游戏（争强好胜）。报纸和媒体为这一刻板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补充，它们总有几套方法来展现偏见，这不仅是因为大量的选择性报道，还因为报道者自身的显性或隐性偏见。

除此之外，奥尔波特还有其他的“防御技巧”可用。比如制造“分歧”，这似乎代表了一个范畴内的分化，但这种差异的识别标准其实是值得商榷的。“我对黑人没有偏见；有些黑人是好人。我不喜欢的是那些坏的黑人。”奥尔波特问，那些“坏的黑人”是什么人？是在白人面前拍马屁的黑人吗？“分类中的个体分歧是基于其是否对自己产生威胁，而不是基于这个个体的优点。”另一个防御技巧便是“通过例外来合理化”，例如“我有些最要好的朋友也是黑人，但其他……”奥尔波特认为，“列举了几个例外后，评价分类中其余所有人就都会变得非常合理了”。从本质来看这一陈述，如果你有好朋友被划入你要做负面评价的分类中，那么只要摆出“但是”一词，就能摆脱“偏见”的罪名了。

奥尔波特认为，在“交替”中有内在冲突的证据。“当一种分类参考框架出现时，随即而来的就是这个标准下的态度和习惯开始产生效用；而当相反的框架出现时，一组相反的倾向就被激活了。”换句话说，人们会通过与自己保持不一致来应对内在冲突。有时他们表现出偏见，有时则不然，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环境中的人。不仅能从他们的话语中看到这种不一致，从他们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到。奥尔波特写道：“这种情况非常正常，也情有可原；相反，极端分子（无论是顽固派还是争取平等权利的斗士）的一致性在社会中才会被认为是病态。”

奥尔波特认为，我们生活中的角色多样性也助长了这种矛盾状态的存在。不同的角色要求不同的行为，比如在工作中永远不会说的话，可以在足球场上说。奥尔波特用堂吉诃德式的话来结束对交替的评价：“生而为人，要在各种情况下做一名随波逐流者，就不可避免地在人品上做出些妥协。”在这里，他阐明了在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态度变化在逻辑上是有必要的，但关键是这种反复的程度能有多大。如果人们意识到自身内在价值观的不一致，那就可能会感到非常困扰，也许还需要经过一段心理和情感过程，通过摆脱“种族偏见”和“传统的替罪羊”来解决价值观的不一致。然而，奥尔波特对其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那么乐观：

也许没多少人能实现价值矛盾的重新融合；但是仍有许多人已经走得相当远了……这些怨恨和仇恨只存在于那些实际上威胁到基本价值体系的人身上。只有以这种方式组建起来的人格才能完全融合。

（奥尔波特，1954:339）

于是，奥尔波特完成了他关于内在冲突的论文。这项结果非常具有开创性，它解释了人们经历偏见心理时的应对方式，他们是如何让自己感觉良好的。当然，这也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他认为，人类内心的不一致性似乎是在所难免的，而人们又常常将其压制或者合理化。一部分人最终能达到内心一致，但尚不清楚他们成功的奥秘所在。经历内在冲突的时候，人的实际感受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是否有必要重视内心所有的不一致性？改变不一致性的机制是怎样的？不一致性在人类思维中是如何表现的？实际上，奥尔波特最特别的一点在于，对于偏见的主要成分是否完全存在于无意识当中，他甚至完全避开了这方面的思考。他是否只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有意识认知，而不是最初激发的人们的无意识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