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汉察举制与游子思妇题材
先秦时期，古代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都处在萌芽、发展，形成一定规模的初始期。学者认为战国时期官僚制度才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大致处于世卿世禄制阶段。当时知识分子数量较少，从事文学创作者更少。况且，“学而优则仕”也还没有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所以，在这一时期，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两者之间并没有显示出来太多的关联性。
《论语·子张》载：“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经过先秦的百家争鸣阶段，西汉最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独一无二的思想统治地位，“学而优则仕”亦渐渐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唯一的人生道路选择。西汉以来，文学创作与选官制度的密切关系日益彰显出来。
一、汉代察举制与文人游谒
西汉确立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即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人才经过试用考核再被任命官职。汉高祖曾下求贤诏：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西汉建国，便建立起察举制大致框架。而后，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文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察举制逐渐完善。汉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至此，西汉察举制基本完备，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最重要途径。
此外，直接上书朝廷，阐述政见，也有机会进入仕途。如，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察举制度之下，士人除才学能力之外，关键需要让外人知晓自己的声名或了解自己的才能，方有机会获得荐举。寒窗苦读，面壁十年，与世隔绝，就完全不可能获得荐举的机会。士人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弘扬声名，引起关注。其中，游历与拜谒就成为主要手段。上书朝廷，同样需要游历与拜谒。这样的风气，自武帝以后开始蔓延，两汉各举一例以见之：
（主父偃）游齐诸子间，诸儒生相与排傧，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省。资用乏，留久，诸侯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也。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交友者多异之。
东汉以后，此风愈炽。“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路，饥不暇餐，倦不获已。”世风日下，察举变味，其间充斥着营私舞弊。《抱朴子·审举》云：“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于是，游历拜谒、疏通关系、借助外力成为士人第一要务，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为重要。应璩诗云：“京师何缤纷，车马相奔起。借问乃尔为，将欲要其仕。”再读《风俗通义》的一则记载：
太尉沛国刘矩叔方，父字叔辽，累祖卿尹，好学敦整，士名不休扬，又无力援，仕进陵迟。而叔方雅有高问，远近伟之，州郡辟请，未尝答命，往来京师，委质通门。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阔，为之先后，叔辽由此辟公府博士，征议郎。叔方尔乃翻然改志，以礼进退，三登台衮，号为名宰。
刘矩乃东汉名臣，号为贤相，《后汉书》有传。刘矩长辈“士名不休扬，又无力援”，必然“仕进陵迟”。刘矩“雅有高问，远近伟之”，才有“州郡辟请”、二公“为之先后”，刘矩由此“三登台衮，号为名宰”。《后汉书》载：“矩少有高节，以父叔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其志义，故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辟，拜议郎，矩乃举孝廉。”刘矩长辈的出仕得官，获益于刘矩的声名。
二、察举制下的文学创作
明了两汉察举制下形成的士人热衷漫游之世风和“处士纯盗虚名”之士风，就会对《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有更加深入的体会。《古诗十九首》的核心话题就是“游子思妇”，正是这种“冠盖填门，儒服塞路”奔波劳顿的心路历程之展现。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这是以居家妻子的口吻抒写对飘零在外的丈夫的思念之情，语言质朴晓畅，却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段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如点化前人诗语、比喻、夸张等，离别相思之情被写得细腻而生动。结句对丈夫的体贴关心，是直接学习了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古诗十九首》反复吟唱着这一主题：“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游宦途中，他们当然会表现出对功名利禄的极端热望：“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
轲长苦辛。”“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得不到荐举，他们就会有种种怨言：“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或者会有知音难觅的感慨：“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长年游历拜谒失败，就会产生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等颓废情绪：“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从察举制背景下文人的生存常态角度考察，《古诗十九首》的系列主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解读。
再将视野拓展到两汉其他文学创作，游子思妇也是最为常见的主题。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主题与《行行重行行》完全一致，开篇即云：“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再举两首汉乐府为例。《悲歌》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古歌》云：“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游子的悲苦情绪郁积到无法抑制、倾泻而出的地步，感情极为强烈。游子长期离家，对家人与家乡的思念无日不萦绕于心头。思念已极，只能以远望来排解，但是，远望永远不能“当归”，引起的是更多的苦痛。思乡泪已流尽，只能以悲歌倾诉内心情感。后一首，诗人用肃杀凄寒的秋风作背景，强化了抒情效果。诗歌的语言极其质朴，感染力却很强。《文选》所载七首所谓李陵、苏武诗，主题皆为游子思妇，所谓“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如云“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之送别，“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之相思，皆情真意切，入木三分。
同样一个主题，在两汉不同阶段、不同作家手中反复出现，成为那个时代表达最为频繁的话题，其共同关联性或深层原因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古诗源》录入《古诗十九首》后，简评云：“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将作者身份首先确定为“逐臣”，就是没有将上述创作与察举制联系在一起阅读而产生的误解。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比较确切地解读了这系列作品的背景，说：当时文人“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或游京师，或谒州郡，以博一官半职”。可惜没有将这种现象联系到当时的选官制度，没有给学界留下深刻的印象。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很好地阐述了《古诗十九首》所展现的“游子思妇的万般情怀”，同样没有揭示何以如此的原因。其他文学史研究者认识更加模糊，他们强调“东汉中后期那个统治思想崩溃、社会动荡不宁的时代”，文人们寻找不到“人生的出路”，“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这时在他们心中显得更为强烈”，由此“展开了闺怨、友情、相思、怀乡、游宦、行役、劝慰、愿望……等各项内容”。似是而非，完全没有理解选官制度作用下所形成的世风与士风对文学创作之影响。
- 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40 页。
- 班固：《汉书》卷一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71 页。后引是书，均出此本，不复注之。
- 班固：《汉书》卷六，第 160 页。
-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3205 页。
- 班固：《汉书》卷六四下，第 2814 页。
- 班固：《汉书》卷六四上，第 2798 页。
- 范晔：《后汉书》卷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643—1644 页。后引是书，均出此本，不复注之。
- 范晔：《后汉书》卷四九，第 1630 页。
- 夏传才主编，林家骊校注：《中论·谴交》，载《徐幹集校注》，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137—138 页。
- 葛洪著，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393 页。
-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朝宋诗·魏诗》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473 页。
-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14 页。
- 范晔：《后汉书》卷七六，第 2476 页。
- 范晔：《后汉书》卷八二上，第 2725 页。
- 沈德潜：《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88 页。以下《古诗十九首》与其他汉代诗歌皆引用此版本，不再注出。
- 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第 1 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11 页。
-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98 页。
-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8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