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背景
（一）国内研究现状
从国内看，近代以来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社会结构几经变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三农问题”愈演愈烈，引起了许多学者和专家的高度重视，也提出了许多农村文化理论和对策。农村文化的主体是广大农民群众，农民群众既是农村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又是农村文化活动的受益者。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因其人文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各有不同，农村文化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同时由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滞后，使农村文化问题的研究更加复杂。国内研究人员分别从城乡融合与社会转型、传统农村文化的特质、农村文化的变迁、文化变迁中的冲突与矛盾、农村文化建设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第一，关于中国城乡融合理论的研究。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1]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2]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把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张凤超、张明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马克思空间正义视阈下的思考》中认为：城乡融合的实质是空间正义逻辑下的城乡关系重塑。马克思空间正义理论下的城乡融合代表了空间正义的实现方式，它既非一种空想，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根植于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以城乡产业发展为物质基础，以城乡劳动分工演变为内在动力，以城乡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依托，以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和谐统一为实现目标。[13]
何仁伟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中提出：城市和乡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互相促进、相互支撑，方能实现城乡共荣共生、和谐持久的良性循环。因此，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路径和基本逻辑。[14]
汪厚庭在《中国农村改革：从城乡二元到城乡融合》一文中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之间融合互动和共建共享，更是城市和农村成为一个“有机体”。他认为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是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需要着力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特别是在制度上、要素上和产业上，引导城乡之间融合发展。[15]
何红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内容与路径分析》一文中提出：城乡融合发展需要首先抓住几个核心内容的融合，即城乡空间的高度融合、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城乡产业的合理布局，进而通过推动城乡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和深化体制改革等措施来促进城乡间的快速有效融合。[16]
白雪秋等著的《乡村振兴与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一书中这样认为：城乡融合是破解城乡发展失衡的根本出路。城乡融合发展强调平等互动和共建共享，是促进城乡实现平衡协调发展的根本之策。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既反映中央政策的一脉相承，又体现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具体要求。[17]
第二，关于农村文化概念的界定和农村文化特质的研究。传统上对中国农村文化概念的使用依不同的学科和所强调的农村文化的面相而不同。在社会人类学研究中，费孝通把农村文化定义为乡土文化，以强调和突显30年代传统的中国文化与乡土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在农民学中则以“小传统文化和农民文化”来表述农村文化的特点和特征，强调的是农村社会作为一部分社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文化内涵。在经济学中，则以生存理性和道义经济等概念反映农民经济行为的文化内涵。刘安全著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武陵山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一书中这样提到：乡土文化突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人”与“土地”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文化的一种标签。[18]吴理财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文化的变迁》一文中这样认为：在现有研究中，还尚未对“农村社区文化”和“农村文化”两个概念进行严格区分，常常将它们相提并论或者混为一谈，农村文化的概念主要是相对城市文化（或都市文化）而言的，他认为农村社区文化是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总之，在农村文化研究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而又十分有用的概念框架和分析的线索，同时众多的概念也使农村文化研究产生相互置换、界定不清、指意不明、使用含糊等现象。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其本质是农村文化。传统农村文化研究是隐含在对中国文化研究之中的。[20]
对于中国文化特质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比较典型的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费孝通以“差序格局”的著名论断，揭示了中国文化以己为中心向外推演的伦理关系、本位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模式的文化原理。从乡土社会的内在本质出发来剖析中国农民的特点，他认为农民的特性首先是“乡土性”，主要指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其次是血缘化，世代定居一处，流动小；第三是自我主义。[21]李龙梅认为，乡土文化是由乡村农村顺应社会背景和具体生活处境而建构出来的行为原则和关系模式。乡村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体现在信仰、价值观念、社区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公众制度、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文化环境和特定象征等方面的安土重迁、崇尚勤俭、保守封闭、重农轻商、熟人社会等大众文化特征。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结构下的小农文化固有的文化特征。[22]其次是许烺光通过美国与中国的比较人类学研究，揭示出中国文化中以互相依赖为中心，以情景为转移的中国人的集团生活方式。最后是李亦图通过对民间文化的研究，运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揭示中国文化两个文化层次中存在着内在关联，指出了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一致中和，追求均衡”的核心价值取向。[23]
有关当代农村文化的实证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上。黄树民在《林村的故事》一书中，对中国村落文化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并以民族志形式对福建一村庄40多年文化历史变迁进行了详尽和细微的描绘。他指出在中国农村中有“一种全国性文化明显抬头。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慢慢被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层峰的决策，极有效率地一路贯彻到最底层，只作了些微观调整。政治机构深入村级单位，村中干部以充满政治术语的词令，每天宣传传统上地理的及社会的藩篱，助长了全国单一文化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村民似乎变得非常政治化，而且与国家政治斗争息息相关。”[24]
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一书中把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定义为村落家族文化，并进一步概括了转型期村落家族文化向现代社会变迁的主要特征：“群体性质由血缘性转向社团性，居住方式由聚居性转向流动性，组织结构由等级性转向平等性，调节手段由礼俗性转向法制性，经济形式由农耕性转向工业性，资源渠道由自给性转向交易性，生活方式由封闭性转向开放性，历史走向由稳定性转向创新性”[25]。
第三，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目前，随着“三农问题”研究的升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多见，李友梅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乡土文化转型》一书中指出，大规模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对乡土文化的冲击，从过程上来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四个路径”。[26]乡镇企业、农民工进城和征地拆迁是农村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因。
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虽然没有直接探讨农村文化问题，但对文化变迁的涵义、动因、规律、周期和文化变迁的意义进行了全面的理论解析，对于农村文化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27]
李建春在《论当代中国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一书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对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建立了一个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理论框架，为人们更深入地反思和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基点。[28]
邹玉杰在《转型期农民文化心态变迁及其健康发展》一文指出：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持续性进行，在整个过程中农民的文化心态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具体表现在已经完成由顺从隐忍向自主自立的转变，由畏富怕富向敢于致富、正确理解贫富差距的转变，由畏惧权势、消极无为向主动追求参政议政、要求人人平等的转变以及由封建的家族伦理向现代的道德文明转变等几方面。[29]
王国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文化变迁探微》一文指出：在中国，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文明所滋生出来的农村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有着特定的情态、理念和精神气质。物质经济生活的变化导致农村文化的变迁当然不是自今日开始的，但自中国加快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后，农村文化所受到的挤压和冲击却是前所未有的，其没落与危机日甚一日。农村文化的变迁从规模上看是“颠覆性”的，从过程上看是“冲突”与“和解”的过程，从形式上看则体现了“肢解”与“整合”的统一。[30]
张娟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文化的变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公民文化的因子日益凸显。但消极、滞后的传统政治观念仍然存在，处于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境遇。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政治文化建设，推动农民的政治文化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31]
范大平在《矛盾·困惑·出路——对当代中国农民文化心理的探析与思考》一文指出：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转型和“全球化”对中国农村的文化影响，使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巨大变化。当代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日趋复杂，呈现出种种矛盾、困惑、迷茫、焦虑、浮躁的文化心态。农民是中国农村文化的主体，客观地探析当代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有助于增强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针对性。[32]
何海涛、陈鲁文在《农民现代化的社会心理认定研究》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缔造了城乡二元文化格局。并运用文化滞后理论，从城乡二元文化差异入手，分析了城市对农民、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的心理偏见，并认为这是阻碍农民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原因；[33]
吕效华在《变迁语境下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一文中提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村庄已经发生了如地域边界逐渐消失、社会精英主体消失、“熟人社会”的边界模糊、村庄传统功能退化等方面的变迁。[34]
孙喜英在《时代境遇变迁中乡土文化的规约与走向》一文中指出：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乡土文化在精神、物质、行为等层面都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困境同时也在不断进行着转变和转化。[35]
陶维兵在《新时代乡村民俗文化的变迁、传承与创新路径》一文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为时间主线，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乡村民俗文化主要发生了内容上、功能上以及传承主体上的变迁三大方面，同时具体指出造成乡村民俗文化发生变迁的原因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多种要素有关，认为应该从完善村级治理、保护保留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开发利用好农村的文化资源等方面发展新时代的乡村民俗文化。[36]
第四，关于农村文化问题及其对策方面的研究。张东华在《中国农民文化素质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认为：中国在农村和农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受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的制约，而受教育程度低是导致农民文化素质低的主要原因。通过对农民文化素质及面临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主要举措。[37]
李云、张顺畅在《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性制约及对策》一文认为：农村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因素的影响，农村文化一直徘徊不前，与城市文化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既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在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下，必须转变农村文化体制，实现农村文化管理体制的创新，推动农村文化的全面发展。[38]
丁永祥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反思》一文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乡村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精神生活出现了困境。要改变这种状况，应该向传统民间文化寻求资源，重视发挥传统民间文化的民族性、交流性和传承性的作用。在当代多元文化共生中，需要重构文化生态，促进新时代乡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和谐。[39]
中共襄樊市委宣传部课题组在《论农村文化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指出：农村文化需求与满足之间的矛盾，不单是由农村文化缺乏造成的，而是文化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运动的结果，这表明政府供给制度在农村文化配置上的缺陷。民办文化与市场相联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异常活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农村文化发展的生力军。各级政府在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同时，启动农村民办文化发展的新机制，是大力发展农村文化的最优战略和现实的必然选择。[40]
王宁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进路——基于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实践探索》一文指出：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在城乡文化的关系认识上有所偏颇、对乡村文化中的先进文化因子把握不足、在乡村文化价值认同方面出现偏差、偏执于产业化的乡村文化发展方式等几种现象引起足够的关注和警惕，同时需要通过传承创新中华先进传统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激活文化资源打造乡村精神文化地标等具体措施来作出努力改变。[41]
杨光、高子健在《乡村文化“内卷化”问题何解》一文提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主要存在“内卷化”和主体缺失这两大问题，其中“内卷化”的问题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分离、公共文化服务重“送”轻“种”、部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异化”等方面，主体缺失的问题则主要体现在公共文化建设的责任主体缺失、公共文化建设的组织主体缺失、公共文化建设的参与主体缺失等方面，需要通过完善服务供给制度、培育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自觉意识与创造能力、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等具体措施来实现改善。[42]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崭新的时代，“共享”理念逐渐成为整个时代的发展诉求，农村经济存在贫困早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农村文化同样存在贫困问题，故而“精准扶贫”的理念同样适用于文化上的扶贫工作。张霞等在《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农村文化精准扶贫路径探析》一文中提要以“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的理念来落实农村文化扶贫工作。[43]
（二）国外研究现状
从国外来看，关于新乡村建设的研究并不少见。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像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开展了“新农村运动”，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农村文化建设体系。但国情的差别使我们对这些制度和经验只能借鉴，不能照抄照搬。“新农村运动”在国内外学术界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法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农村社会的转型；日本“农村现代化”从严格意义上讲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经济更生运动”；韩国从1971年开始新村建设运动；欧盟从1999年开始实行新的农村建设政策等。国外的新农村建设与发展形式各具特色，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纵观国外乡村建设的成功经验，无不渗透着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以及农业、农村、农民的同步发展。法国通过社会转型实现了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欧盟针对青年农民实施了人力资源培训计划，日本针对农民广泛推行农业科学技术指导，韩国致力于提高农民素质、培养国民意识。他们都通过不同的措施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建设乡村的同时也促进了传统农民向现代农业工人的转化。[44]
国外学者还对中国的农村文化建设有着深入的研究，如：里查德·麦迪森在《中国村庄中的道德与权力》一书中，以访谈的方式，对大陆和香港村民进行了实地调查，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村庄中的道德权威与政治秩序的变迁与演进过程。他认为在传统社会秩序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之后，产生出了地方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士绅。在这一新的社会秩序下，以普遍公平与正义为诉求的阶级观点同传统的父权统治的个人性和亲属性理念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与矛盾。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没有直接改变士绅式的父权统治，但新的社会道德标准代替了父权社会的道德评价标准，从而潜在地，也逐渐地摧毁了他们得以存在的合法基础。两种道德思想和世界观发生碰撞并一起瓦解，产生了思想真空和非道德化的趋势。总之，麦迪森强调了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与传统德治父权统治之间根本差异和潜在矛盾和冲突，揭示了村落文化变迁的基本态势。显然麦迪森夸大了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影响作用，实际上传统村落文化的稳定性与合法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社会主义轻易地否定，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决定了它会长期地隐藏起来。
安德鲁·瓦尔德则在《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以中国的工厂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对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和文化结构，进行有益探讨。通过对单位制度的文化研究，瓦尔德揭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模式，对于我们今天深刻分析国家对农村文化的影响具有启发意义。他指出，国家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使其表现为“有原则的特殊主义”，即在社会关系的形式上是普遍主义的，而且真诚地反对“无原则的团结，提倡办事情要讲原则。但在实际行事中，却往往奉行一种特殊主义的原则。这种‘有原则的特殊主义’之所以形成，在于对代表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公共效忠的结合。并由此构成了一种既讲原则，又讲关系的独特状况”。瓦尔德在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工厂里存在的制度文化中，强调国家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与融合，而非对立的模式，对于了解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村庄的影响，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但也应当看到村庄毕竟不同于工厂，还应像黄宗智所说的那样结合村庄做具体的研究与分析。[45]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用精辟的语言阐述了现代性的断裂性特征。他认为，在现代性社会背景下，体现出明显的与传统社会秩序不同的特征，这一特征，借用他的概念就是断裂性特点。吉登斯在分析西方社会转型及文化转型的基础上，明确地指出，西方社会的文化转型具有非常明显的断裂性质。他的这一学术见解虽然不一定具有普世的理论价值，但却为我们反思自身的文化转型，解析中国当代文化生成的现实实践，提供了一条可以参照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