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与陈岸峰教授相识于香港浸会大学，后来又在香港大学再度成为不同部门的同事，从时间上说，倒也有八九年光景了。说来既奇怪却又毫不意外，我们原来见面的次数总的加起来，可能并不超过五回，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的负担都很沉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在性格上，都有一种自甘于孤独的倾向吧，所以我们都把社交有意无意地减到最少。要知道，现在的所谓学术和文化界中人，颇不乏以鼓吹交际应酬、自我营销和将学术与文化假普及之名而行市场化之实的大腕，他们都很吃得开，但大多名实不符。我有理由相信这种现象已成为无须多辩的主流。可能是我与岸峰都有着相对于其他惯于归宗入派、集体成家的学者们，更为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和思想吧，我们对于这种社交式，甚至是武林式的学术交流，态度一向是比较冷淡的。而我和他之间的沟通，一般就通通电话，谈的都以业务为主，偶尔吐吐工作和生活上的苦水，却从来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圆满。君子之交淡如水，水却是流动鲜活的；流水不腐，不是很好吗？我想真正的学者，他们之间的交往，重要的并不在于密切与否，而是在于各自对学术的真诚程度。选堂师说的求正、求是和求真，大抵是每一位有诚意的学者都会认同的处世态度，有此基础，就能成为朋友。而我和岸峰，就是朋友。

在学术和文化工作方面，我是非常敬佩岸峰的。在今天中华文史的学术界一味强调专业，以专家为重的时候，他却是一位罕有的少数派，做学问竟不赶时髦，以打通为己任。当今学林，遍地专家，但吾师选堂先生以为其中多有不通者，因此，他一方面自嘲无家可归，另一方面却又诱导学生要不分家。依我看，岸峰治学其实也是朝着不分家的方向走的，他以中国文学研究为主，堪称是一位卓有成绩的中国文学史家，但细分他曾经涉足过的课题，不难发现他其实是宜古宜今的。试问现在能有多少个四十多岁的博士、教授，可以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国文学史、香港文学、中国古典文论与文学批评、明清诗学等领域，都有所著述，都有学术上的建树呢？岸峰就是这样年轻有为的一位学者。他在沈德潜诗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研究和现当代中国小说研究、文学史、魏晋文学及杜诗学等几方面，都有专门的著述面世，如果把这几本书连接起来读，相信可以证明我上面说的打通这一点。最少他可以算是从古典文学一直打通到现当代文学的一位充满着学术热诚的学者，再加上他对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理论也十分娴熟，并能恰到好处地运用于他的各个研究课题里，同时也能恰如其分地自我克制，没有一般比较文学出身的学人常见的那种在研究中国文学时西风硬压东风、喧宾夺主的过火表现，的确难能可贵。

眼前这部《五四复调：疑古思潮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书稿是岸峰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岸峰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毋庸置疑，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学术史上，已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谈一谈他的选题。以我所知，在他之前还没有学者曾认真地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顾颉刚的疑古史学之间的关系，作为核心的研究考察的范畴，从而清楚揭示晚清民初以来学术思潮的重大流变；因此说岸峰是一位长于开辟新课题的学者，当不为过。约十多二十年前，我也曾经用力于研究澳门这个特殊地方的文学发展历程，后有《澳门文学史初稿》一书行世，该书的选题当时也属草创，研究和撰述的过程备极艰辛，多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地方，因此我自信是颇能体会岸峰研究时的甘苦，任何一个新题目，都不是容易做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可能是“五四”时期最前卫的其中一部文学史的书写。胡氏几乎把一切他认为已死的文学，主要是旧体文学和许多古代名家的文学打入另册，重新标榜他所主张的历代白话文学，并为之编写通史，他这样做的目的，恐怕就是要彻头彻尾地颠覆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传统，从而建构他心目中新的中国文学史传统，并为这种传统重新定位，以争正统。《白话文学史》对20世纪以来中国人认识自己的文学传统这一方面，影响至巨，但胡适在此书及他一系列的文学史论述背后的根源思想何在，却一向乏人探究。岸峰却能不辞劳苦，以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把晚清以来一系列的疑古和反传统浪潮中的头面人物如王闿运、廖平、吴虞、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由时间到空间，勾勒出一条胡适所受影响的真正脉络，继而考索胡氏对他的学生顾颉刚在《诗经》研究方面的疑古影响和传承史实，得出崔述—胡适—顾颉刚这样一条非常清晰可信的文学史疑古关系线和崔氏对新文学阵营有重大影响等新颖的结论，以上是他在这部书里纲领性论述方面的贡献，成绩可喜可贺。而他在研究这个课题时，方法论方面的表现也十分恰当，既有历时性的历史考证，追源溯流，条分缕析，也有共时性的比较研究。他出入于胡、顾二氏常用的历史研究法、古史与传说的层累造成说、杜威的实验主义的简化和中国化、作为白话文学史学方法论的疑古史学、民间文学理论以及白话文学史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等理论、方法与方法论，举重若轻，并率先把上述这些理论、方法与方法论，与胡、顾二人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史传统的重要关联论述清楚，使我们读后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学术上的建树。最后要指出的是，岸峰在整部书的论述中，表现出了反对单元或简单二元论的论述，处处主张多元、歧异等存在的更为真实的历史事实，着实超越了一般学者，尤其是许多走红于今日标榜“洋为中用”的某些比较文学学者。我研究晚清民国文化史，前后也有二十多年了，也曾有一两本书面世，可说是累积了一点经验，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这部书乃一本自成体系的文学史学，以至于晚清民国学术思想史的著作。

岸峰为学通古今、贯中西，加上治学风格严正，极为重视学术上的规范化要求，全书注释清楚明白，征引书目又极详尽，非时下一般大大小小以巧取豪夺他人研究成果为术的“学人”可望其项背的。我确信这是一部有益的著作。谨在此祝贺岸峰。

郑炜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