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疑古思潮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

一 前言

文学史的书写并非止于记录文学的发展及其演变，同时亦昭示一个民族的过去与未来，甚至蕴含了该民族的集体记忆，以“维持一个社群与身份的共同感觉”（to support feelings of community and identity）。[1]文学史之编写，一方面，是为记录文学的发展脉络，作家的作品因此无论是否不再存世，或为任何因素（如政治）干扰而禁毁，其作品与文学的观点均可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文学史之编写也可为后来者鉴，唯有如此，文学创作才有发展与突破的生机。故此，“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具体便是白话文学史的建构，这是一场综合文学、历史，以及思想史的重大革命。历来有关白话文学史的建构，均大体侧重于文学层面，而长期忽略“五四”期间史界的关键人物，亦即同为疑古史派主帅的胡适与顾颉刚在理论上的探索与实际白话文学资源上的开发。

1.粗疏与沿袭

文学史作为史学的一种，要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才能下判断实属必然，然而沿袭前人的文学史书写内容及其模式并非尊重“客观事实”，而是缺乏创见。学术研究并非创作，我们当然不能凭空想象，然而学术研究更应注重新问题与新范例的创发，别将问题简单化，不然将一池死水，了无生气。例如，胡适乃白话文学的主帅，首揭新文学革命的大旗，他的白话文学史观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当然他的一言一论都极重要，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最推崇的文学盛世却竟然是元代，他认为当时之文学“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而元代的关汉卿等剧作家当然亦是他力捧的白话文学正宗。[2]而他这个观点的出处并不幽僻，就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当中。这是一篇几乎是所有“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者与胡适研究者均必读的文章，然而没人提及这一重要的观念，[3]亦没有人予以质疑。我们都知道，元代的国祚短暂而且兵荒马乱，当时汉族备受蒙古统治者的歧视，文人的地位更是位列第九等的卑微地位。故此，除了极少数被纳入朝廷的汉族文人如赵孟頫等之外，其他绝大多数的文人均绝意仕途；至于有才华者为了谋生不得已而流落勾栏，故而杂剧成为元代的文学主流。然而，除了杂剧之外，元代其他的文类则成就不高，几成中国文学史的定论。[4]故此，胡适将元代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史上之最盛的朝代，其见解相当独特，却难以令人信服，而他代表的又是新文学革命的主要发言人，故而他的这一文学史观便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以至于质疑。这并不是说历来都没有如此观点者，就断定胡适的观点必然是荒谬。我们必须探索为何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截然不同于时流的文学史观？其论断是有合乎逻辑的论证，还是故作惊世骇俗的革命语言？[5]这对于理解胡适的整套文学史观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而这一观点亦牵涉整个“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这都是值得大书特书、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几乎在所有的“中国文学史”的元代部分、“现代文学史”的专著或有关胡适的文学史研究中，胡适所提出的这一观点均未曾为人所注意。此例子的疏忽说明学者沿袭前人的论见而缺乏自己在资料堆中爬梳、整理、发现的耐心，以及提出新观念的期待与勇气。

2.“疑古思潮”在“现代文学史”中的缺席

综观而言，有关新文学运动的研究的范围，大致如下：第一，新文学运动的性质。论者着重的是，新文学运动究竟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或是两者皆非？[6]第二，新文学运动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早年曾有王瑶的零星论文论及[7]；近年之论述则较着重于晚清以来的古典文学及其与白话文运动之角力。[8]第三，探讨个别文学家与学者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或个别作家作品及其思想的研究。[9]第四，关于文学史的书写。这方面因基于政治立场的不同，故而对新文学运动的性质以及个别作家的评价均截然不同，譬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1949年之后的现代文学史，或如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及其所引发与普实克的论争。[10]在上述的四个论述范畴中，对于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史派对白话文学史建构的思想背景、方法以及其在文学史、学术史以至于思想史上的意义，在目前的现代文学史，[11]或者有关白话文学史的研究中，[12]均未有足够的深入探讨或深刻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被忽略。

直至目前为止，并未见有任何将“疑古思潮”与胡适及顾颉刚建构白话文学史的关系的专著。目前学界主要还是将“疑古思潮”置于史学的范畴，将胡、顾两人并称为“疑古派”的，唯有周予同与许冠三而已。[13]而且，现在的论著一提起疑古学派，必定首举顾颉刚，而胡适却反而敬陪末座，更多的是连陪坐的份儿都没有。[14]故此，方有学者提出如下的证据以说明胡适在《古史辨》与疑古思潮中的重要性：

胡适在《古史辨》上发表文章持续到1933年第六册出版，他对古史辨派的贡献不容忽视。尤其重要的是，在古史辨派创立初期，胡适实际上具有规划、领导的作用。即使在顾颉刚提出“层累说”之后，胡适也仍然是古史辨派的思想导师。在顾颉刚提出“层累说”的同时，胡适提出了“缩短”与“拉长”的“两阶段说”。既然胡适在古史辨派“内部”具有创立此一理论的“资格”，那么“两阶段说”就应当与“层累说”一样被视为古史辨派早期的重要概念而与“层累说”平行并举。[15]

所谓“古史辨”学派，是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长期以来，学界都把顾颉刚作为这一史学派别的创立者，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应该指出的是：胡适乃“古史辨”学派的启示者和支持者，没有胡适，就不会形成“古史辨”学派。[16]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钱基博已犀利地指出胡适乃承王闿运（壬秋，1833—1916）、廖平（季平，1852—1932）、吴虞（又陵，1872—1949）、康有为（广厦，1858—1927）与梁启超等清末疑古学派的一脉而崛起，[17]并在“五四”期间的学术界间风云际会，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文学革命。而在1950年左右，晚年的胡适亦曾以英文撰写了一篇关于疑古的文章，题目是：The Important Role of Doubt in Chinese Thought（《中国思想中怀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8]由此印证“疑古思潮”在胡适思想中的重要位置，从而亦正可佐证胡适与顾颉刚师生二人在《古史辨》中的思想导师与实践者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