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二程洛学创立的时代背景

徐复观先生说：“任何思想的形成，总要受某一思想形成时所凭借的历史条件之影响。”[1]洛学自不例外，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

一是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宋代自立朝伊始，有鉴于五代十国藩镇割据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宋太祖即位之初，便从两方面入手削弱武将权利，一是“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2]；二是采取“杯酒释兵权”的平和方式逐渐限制和剥夺武将的权力，这就从根本上打压武将，形成轻“武”的政策和用人导向。与之相应的是，宋太祖开始重用儒者，据载：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学之士初未甚进用，及卜郊肆类，备法驾，乘大辂，翰林学士卢多逊摄太仆卿，升辂执绥，且备顾问。上因叹仪物之盛，询致理之要。多逊占对详敏，动皆称旨。他日，上谓左右曰：“作宰相当须用儒者”，卢后果大用，盖肇于此。[3]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宋太祖对儒者的使用经历了从轻视到重用的转变，尤其太祖所确立的“作宰相当须用儒者”成为定律，被后世皇帝所沿用，更向社会释放出尊重儒者、尊重文人的积极信号。更进一步，宋太祖采取较为宽容的文化政策，通过刻立誓碑“不杀士大夫”[4]来保护文人，也采取“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允许各种流派思想和谐共存，后来仁宗的“儒以治世，佛以治心，道以修身”将此推至极致。而到宋太宗这，继续实施一篮子的文化发展策略，逐步实施盛世修典策略，在太平兴国二年（977），诏令李昉、扈蒙、徐铉、张洎等儒臣，编撰《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等，推动文化的繁荣和昌盛，后继之君如真宗在景德二年（1005），诏命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十八人编纂《册府元龟》一千卷，宋仁宗在景祐元年（1034）又命张观、李淑、宋祁等校定整理三馆与秘阁藏书，是为《崇文总目》，著录北宋前期图书三千四百四十五部，计为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宋神宗又诏命儒臣搜访遗书，予以增补，宋徽宗时将其改名为《秘书总目》。历代皇帝的修典之举折射的正是对文的重视，这种治国方略自上而下地影响着整个社会，形成了宽松、包容的学术环境，为“道学”的诞生从外缘的角度提供夹持之力。

二是学风的转变。肇始于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至北宋时期已经初现成效，治学学风亦为之转变。也就是说，早在韩愈之时，已经开始对浮华无实的文学进行抵制和批判，认为其徒有华丽的文辞，脱离现实生活，空洞无味，难以承载圣人之道。因此，韩愈不遗余力倡导古文运动，他说：“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5]这就是说，古文虽也推崇文辞，但更为看重是“道”，这就开风气之先，而这种风气演进至宋初，以“三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继续推进这种学风，并将其从文学扩展至儒学研究、科举等领域，如胡瑗较之韩愈就更为明确地指出：“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6]这就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国家科举考试，认为其取士不以体用为准，反倒追求华丽的辞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直接导致学风的颓废和败坏。为了针治此病，胡瑗有针对性地提出“明体达用”来扭转这种不切实用的学风。孙复深有同感地指出：“国家钟隋唐之制，专以辞赋取人，故天下士人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探索圣贤之阃奥者百无一二。”[7]孙复痛斥的亦是科举考试取向所带来的士风败坏，致使圣人之道晦暗不明。而宋初“三先生”的另一位石介亦批判华而不实的西昆体文风，将其视为孔门大害，力主“学”必须以仁义为本，不能脱离这个根本，不能追求没有实质内容的浮华之词。这些宋初学者的不懈努力推动了学界风气的转变，逐渐形成崇道抑文的学术风气和氛围，贬斥浮华之文，凸显文以载道，将“文”拉回切实致用的轨道上来。

三是排斥佛老的思潮。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渐趋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尤其在经历隋唐的长期发展和兴盛之后，至北宋，已对儒学的地位构成直接的威胁，出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局面，这从大多数士大夫皆有出入佛老数十年的经历可得到印证。而有识之士有感于儒学面临的这种危机，开始有意对佛老展开排斥和批判，开启辟佛兴儒的学术之路。当然，这种对佛老的批判虽早在宋代以前已经开始，但却只是停留在“迹”上，没有进一步深入佛学内部进行批判。而这演进至宋代，则大有改观，如宋初的石介说：“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8]石介认为，佛老以虚妄怪诞之论损害圣人之道，作为卫道者，他必须展开对佛老的批判。同时代的柳开亦批道：“佛于魏隋之间，讹乱纷纷，用相为教。上扇其风，以流于下，下承其化，以毒于上。上下相蔽，民若夷狄，圣人之道陨然告逝，无能持之者。”[9]可以看出，他们主要从伦理、功利等角度批判佛学，还未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式，但相对韩愈等从“迹”上辟佛，已有较大进步。后来的欧阳修则直接点出：“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礼义者，尚能不为之屈，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矣’。”[10]这里，欧阳修不再像以往的学者那样通过焚书、灭迹、还俗等形式来排佛，而是主张从根本处入手，虽然欧阳修所说的“根本”还不是后来张载、二程所要建构的形上本体，仍然停留在儒家伦理上。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宋初、中期的排佛已经开始变得深入，这就为后来二程从佛教最为擅长的存在论和心性论上展开辨难和建构做好了理论铺垫。

四是经学的转向。“中国哲学家取历史或经典诠释方式阐发义理，其每一时代思想系统之差异，乃由于其所注重经典之不同和诠释原则之变化。……诠释原则的变化，一则由于现实境况或历史际遇的不同，一则由于外来思想的冲击。”[11]此语不虚，准确抓住了中国哲学范式转变的要义。众所周知，汉唐儒学倚重五经，解经方法上以训解名物为主，形成“疏不破注”的治经氛围，师法、家法延绵不绝，精于训诂，流于烦琐，恪守古训，不逾规矩，终成不切实用之学，背离经学“经世致用”的初衷，以致出现“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也”[12]的学术现状，但这种局面到庆历年间已有改观，“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13]，这就是说，经学到庆历年间，已经开始发生实质性的转向，学界开始质疑和鄙弃汉唐注疏之学，因为他们深深认识到“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14]，故开始转向义理解经的方式重新诠释经典，以求重新发挥经典之“经世致用”的作用。而刘敞所作的《七经新义》无疑开义理治经的先河，成为治经方式转变的重要标志。当然，不仅是诠释方法的转变，与之相随的则是经典依据亦在悄然发生变化，宋代建立以后，《五经》之学虽然仍占据科举考试的主流地位，但“四书”的地位亦在不断升格。早在韩愈、李翱之时，已经开始推崇《大学》《中庸》，并在北宋地位获得进一步的抬升。同时，《孟子》亦在经过激烈的尊孟和非孟的争辩之后，由子入经，至后来朱子合刊四书，正式确定“四书”之名，并于元代正式列入科场程式。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的经典地位变化那么简单，而是直接预示着新的学术形态的即将到来。

以上这些因素综合构成二程洛学建构的时代背景，正是因为二程之前历代学者的累积、创辟之功，为二程洛学的诞生提供了有力的积淀，正如黄震所言的“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15]。当然，这只是二程洛学建构的外缘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二程本人的以道自担，我们将在后面展开系统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