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谋划发展、推动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最需要的就是以科学的发展理念来谋划、布局。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觉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结果，即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将其具体化为适用中国的指导思想和方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像我们安身立命的空气一样，唯有依靠它，中国社会发展才有理论归属，才有实践方法，才有科学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全新境界。在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如何进一步结合中国语境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自主性，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议题。随着理论层面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经历了巨大变化，这种巨变的重要理论意义就在于以事实说话，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正确性、指导性，并推动着新的理论成果的不断形成。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解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唯物史观不仅推动了人们对一般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同时也推动了对中国自身发展和在世界领域发展的认知。唯物史观不仅是一种历史观念，更是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的方法论，主要价值意义在于解释和解决时代和社会发展提出的重要课题，其中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具有丰富的内容，在后来的理论发展与现实实践中得到了不同角度的阐释与运用，同时也推动了自身不断发展。
在唯物史观的内容体系中，社会现实虽然是它的直接研究对象，但它并没有直接给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具体办法，而是提供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论。新发展理念就是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现实产生的独创性理论。它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内部孕育而生的，是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相呼应的理论创造。
一种发展理念的真正成熟，是要摆脱教条式的“人云亦云”状态，进入从自身特殊性出发的自主性状态。新发展理念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原则，在中西社会结构、观念发展逻辑的对比中，以中国社会实践为基础产生的。它意味着一个历史性理论的转折点，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必将为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发展提供积极动力。因此，理解新发展理念，既要弄清唯物史观本身的核心要义，还要弄清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核心本质，把现象问题上升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层面来理解，用规律来推动新发展理念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
作为一个哲学理论，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具有其特有的方式，它是从历史的、批判的角度关注社会发展的，而这种对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批判性的分析，不是停留在社会现象层面，而是深入社会本质、人的本质层面，主要任务是探索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即发现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否定的根据。但是，在唯物史观的传统形态中并没有专门的对“发展”的定位，由此造成当代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中发展理论的“边缘化”“不在场”，这一尴尬情形的出现，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唯物史观的发展理论的过于直白化、简单化、意识形态化、抽象化的解读。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发展理论的研究，多将其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关联在一起，人们难以用常态的学术眼光客观看待它，其研究常常不自觉地去强调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间的对立和不相容，将一切社会发展上的差异和问题，都上升归结为意识形态层次，目的在强调“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拥护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如此一来，人们常常不加分析地把所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容贴上了“非人性”“肮脏”“万恶”等标签，并对其大加批评、攻击，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我们不但将自己的发展理论研究人为地设置上了层层“禁区”，而且还阻碍自己对其他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发展理论进行交流与对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内容和现实意蕴面临着重重遮蔽，也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不利影响。
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有着科学合理的解释。人类历史进程中，实践活动是在不断发展的，从简单的、个体性的实践活动，发展到复杂的、群体性的社会实践，如何能清晰地梳理出人类历史的发展线索，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归纳，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勇敢迎接这一难题，创立了唯物史观，借用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上的创新，对社会发展提供合理性的阐释。
具体来说，唯物史观注意到了社会发展的以下特性：
一是长期性。人们在看到社会发展时，往往从单点的孤立描述开始，较少注意到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唯物史观首先注意到了历史的长期性特征，才能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形态特征。
二是实践性。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把社会发展看作社会现象的总和，具有直观性，虽然看到了物质生活的重要地位，但是没有上升到规律化、抽象化、理论化的高度。唯物史观重点讲物质生产活动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进而提出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地位。
三是主体性。唯物史观对人的本质的说明，对社会的认识，对人民群众的看法，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等，无一不贯穿着主体性特征。
四是灵活性。社会事件充满了偶然性、特殊性，是复杂的，因此，研究方法必须要适应研究对象的变化与发展，不能教条化、公式化、僵硬地去思考，应该随着实践变化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也就是说，唯物史观不提供可以适用任何场景的药方和公式。
21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度体制、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进而形成了唯物史观理论研究发展问题的几个维度，即发展研究的哲学维度、历史维度、经济学维度、社会学维度等。总的来看，发展问题已经被纳入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之中，但是现有研究在发展理念的方法论层面还相对较为薄弱，还没有形成理论自觉。
唯物史观的学术发展中，发展理念的方法论“缺位”意味着理论体系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需要在研究广度与深度上进一步深入。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依据，对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发展理论进行“本真还原”，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范畴、理论与实践，探讨唯物史观的发展理论创新以及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1]。这一段话中，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全部内容。创新发展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协调发展是关于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思想，绿色发展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开放发展是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共享发展是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这说明，新发展理念是立足当今的时代和世界，特别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断地提炼出来，是有科学规划性的新理论。
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分析路线、分析方法等对近代史学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二者虽然在研究内容上各有侧重，但它们在一些基本原理上存在着许多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共识”。本书以阐释唯物史观的发展理论为主旨，反映了笔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史学理论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发展问题并非纯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不仅是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研究和探讨发展规律，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试图用历史变迁来构造一个长时间段的“发展—历史”互动模型，社会两大基本矛盾决定了历史变迁方式，是理解社会发展变迁的关键，从这一角度可以说，史学理论的推陈出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问题背后较为隐蔽的主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与挖掘。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规律的科学理论，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唯物史观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坚定地把唯物史观作为指导社会发展的理论，是我们把握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推进新发展理念深入社会实践的过程，也必然是唯物史观不断扩大和提升现实力的过程。
旗帜鲜明地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新发展理念区别于其他发展理论的根本标志。唯物史观为我们准确理解、运用、落实新发展理念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新发展理念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唯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才不会走偏、不会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