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观念传播与词语变化
“富有强烈感情和充满热情的观念，已经不是枯燥的东西，而是一种‘能量’。它像微生物那样具有繁殖力，像传染病那样具有感染力。它可以使人精神振奋，有时甚至使人陷入发狂的状态之中。一种观念，像切口或咒语那样在民众之中传播而使一帮人着迷的现象，在现代社会里是司空见惯的。意识形态上的现象就是如此，语言里充满了热病传染般的魔性，理应操纵语言的人，却落到任凭语言摆布的境地。”[1]
“概念”这个词语源于日本西周[2]，西周以“念”对译英语的“concept”和德语的“begriff”，而“念”有“概念”（notion，归纳之思）与“想念”（idea，推演之思）二个层面。此后，今井恒郎在其所译的《哲学阶梯》中称“观念由觉性而得，概念由悟性而得。”[3]观念、概念等词语在20世纪初传入汉语世界。
观念与概念在实际的使用中，会相互替换。一般情况下，概念用于逻辑学和语言学，而观念更多用于政治和文化语境。概念一般与词语相对等，由词语所固化，而观念可能没有固定的词语予以固化，而以一些复杂的表达法存在于语言中。观念在形态上有时等同于概念，有时则可能包含一个概念群和一些表达式。
分析观念史的创始人阿瑟·洛夫乔伊认为“观念是世界上最具迁徙性的事物”。[4]他将“观念”比作进入国际贸易中的商品[5]，用以说明观念所具有的充满活力的流动性。洛夫乔伊认为观念史所研究着眼的观念在时间上的差异要大于观念在地域或空间上的差异，“从总体上看，一个16世纪晚期典型的有教养的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在基本的观念、品味和道德秉性上的共通性，比当时的英国人和18世纪30年代、19世纪30年代或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人之间的共通性还要多一些。”[6]欧洲国家在历史上具有同源性，当观念在具有不同源头的文化间传播的时候，就会产生较大的互补性与差异性。
观念传播要通过语言交流来进行，异域文化与观念的传播最直接、最重要、最方便的工具首选是语言。汉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多次开放性地通过语言吸收了不少异域文化的观念，语言交流可能源于物质交易、人际交流和观念交流的需要，而语言交流在语言上的变化将会影响到词汇、句型、语法和语音等方面的变化。汉语的变化首先表现在词汇上，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汉语利用本身所具有的更新、适应功能，创造了一些词语来表达西洋新事物。1840年以后，随着文化接触的加深，语言间开始了正面接触，相互之间的翻译也变成一种需要，语言间开始寻求一种多方位、深层次的对应关系。
所谓观念传播是指日常事物、生活方式、知识理念、思想认知和语言表达方式等观念或概念在不同文化、语言之间单向或双向流动的交流活动与方式。观念传播的途径则由贸易与生活接触，遍及教育、翻译、期刊、图书、传教士、洋务运动、电波媒介如电报、电话的引进与使用、留学与外交等。观念传播的方式则有：阅读与讲报，事件，生活方式的变化，集会，面对面的接触。
概念是名词，是对静态客观事物的深层的本质认识，它推动人去思考；观念是思想，是对动态客观事物的浅层的现象认识，它推动人去行动。[7]
观念是观察与审视事物的理念，观点是观念在观察、审视、评价某一事物时所形成的意见。观念是系统性的。如在19世纪我们引入人权观念、民主与科学的观念等，在天下观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引入了日心说的星球观，打碎了万邦来朝的帝国观，而转变为诸国间用万国公法为规范进行交往的万国观等。随着这些观念的引入，一大批汉语新词也随即产生，用词语固定，用相应的语言表达强化这些观念并应用于现实交际生活中。
观念传播也经常会遇到障碍或产生误解，与自身无关的事物性观念，一般多采取猎奇的心态予以接受并再传播。而且在猎奇意识的驱使下，会无意识地在其“奇”的一面层层加码，使得传播过程更为离奇曲折。随着传播进程的深入，爱斯基摩人描述雪的词语已经被确定为有上千个。这样就很好地解释了生活环境可能会导致词语数量增长的所谓理论。极地寒冷多雪，生活其中的爱斯基摩人需要对雪做更多的分辨，从而也产生了更多有关雪的词语。
人类学有关语言和思想的误传与不实的报道，典型的就是生活中极地严寒环境下的爱斯基摩人有很多跟雪有关的词语的公案。实际上爱斯基摩人跟雪有关的词语并不比英文多，而且还正好相反。传说中的爱斯基摩的雪词有四百个，也有人说有两百个或一百个或四十八个或九个。据查字典，描述雪的被收集了二个。如把词语的标准放宽、范围扩大，爱斯基摩的雪词大约有十二个，而英文也差不多有这么多。例如snow，sleet，slush，blizzard，avalanche，hail，hardpack，powder，flurry，dusting，snizzling等。
爱斯基摩拥有很多雪词这个神话源于何时、何处？人类学家马丁（Laura Martin）发现1911年有人提到爱斯基摩人表达雪的词根是四个，这四个词根相互之间不相干。沃尔夫将雪词增加到七个，还暗示可能有更多。沃尔夫的文章被广泛传播引用，特别是进入了许多教科书。爱斯基摩的雪词数量就越传越多，最后变成了“惊人的事实”的传说。
语言学家蒲朗（Geoffrey Pullum）在《爱斯基摩词汇大骗局》[8]（The Great Eskimo Vocabulary Hoax）中引用了马丁的文章，认为爱斯基摩的雪词数量越传越多与爱斯基摩人的其他有些荒诞不经的传言相符合。这些传言包括：太太可以与陌生人同床，不仅吃生鱼，还吃生脂肪，不赡养老人，把老人丢给北极熊吃掉等奇闻异事。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来自波亚斯学派，语言相对论认为，人类语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论是有文字传承的语言，还是没有文字记录的语言，只要是一个社区全方位使用的语言，都具有同样的复杂与高级的质性。语言相对论学者所引证的爱斯基摩雪词数量的小案例，本意是要开阔人类胸襟，平等对待各种人类语言，而在后续的解读中，更多地被用于对异质文化意义的猎奇上了，把爱斯基摩雪词数量多看成很奇怪、很有异国情调。
爱斯基摩雪词数量的迷思，受到了语言学教科书的热捧。教科书上是这样写的：“对爱斯基摩的文化来说，无疑的，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它把这个相当于英文中一个字一个想法的概念，切割成许多截然不同的层次……”这样解释使得雪词的数量与某一专业，如平面设计有很多颜色专业词汇一样，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情，所以即使爱斯基摩雪词数量确实比其他民族多，也并不显得那么的吸引人，但是这些平常的事情如果跟乱伦杂交、生吞鲸脂等传说连在一起，这些平庸的现象就会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围观。
观念的传播与接受具有一定的生态环境的要求。有需求才会有接受。爱斯基摩关于雪的误传是如此，汉文化在近代社会接受西方观念时也可以找到这样的线索与影子。吕叔湘说：“两千多年以来，从有书面记载的汉语历史看，汉语词汇各个时代发展很不平衡。有时几百年发展很快，有时又较慢。好像隋唐时代发展快，宋朝就慢些，晚近发展又快了。什么时候发展快，为什么快；什么时候发展慢，为什么慢，应该好好研究。其中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佛教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就很大，也需要专门研究。”[9]
19世纪以来正是汉语词汇发展变化较快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词汇的发展变化一直就受到研究者的重视。19世纪早期开始的中外语言接触，拉动了汉语词汇快速变化的车轮，这种变化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慢下来的意思。新词，特别是其中的外来词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兴趣与关注，对外来词的词源、外来词的类型、外来词的规范等方面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对外来词所携带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更是趋之者众，还有有关汉语外来词的辞典编辑和出版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综观汉语新词，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外来词或与外来文化有关的。中外交流，世界经济一体化，成为汉语词汇快速发展的一大动力。在中外交流所产生的汉语新词中，外来词占有很大的比重。
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历史源渊流长，涉及的面更是极其纷繁复杂，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广泛涉及汉语外来词研究的诸多方面，全景式描述了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成果与蓝图。正因为它的全，才有某些地方的疏于简略，略述而非深入。而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因为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1840年到1898年这一特定时段，所以达到了相当精深的地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世纪是一个过去了的时代，有些语言现象已经成为语言化石，如“火轮船”“火蒸船”“伯里玺天德”之类的词语，如果用在今天的语言中，不是让人感到怪异，就是不知所云。而这些正是当时较为流行的词语，在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过程中扮演过重要的历史角色，是词汇进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梳理19世纪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轨迹的研究方面，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开端，本书就是希望沿着这个方向继续作一些探索。由于书中经常会涉及汉语外来词的问题，所以这里先对外来词的问题作一些说明。
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中国吸收外来观念的时期。各种观念、各种主义被介绍到中国，并在思想的碰撞中被更广泛更深入地得到认知，理解和接受或排斥。在这个过程中，也从观念所由来的原语言引入了相关的新词汇。
王国维认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添新语不可。”[10]在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中，经常会获得一个已经有确实性内涵与外延，并有固定表现形式的概念，而这些概念需要在目标文化中获得一种表达方式。在同为拼音文字、音系相近的文化中，就采用源文化语言的表现形式，即引进概念与词语，在目标语言中形成外来词。而汉语吸收外来文化概念并不简单。汉语吸收外来概念会采用音译、意译、音意结合和自创新词等多种方法。
从外来词研究的角度看，只有音译、音意结合的方式才算是合格的外来词，那些自创的新词和意译的词语就被排除在外来词之外。研究者为了追溯这些词的来源，提出了外来概念词的说法，但接受度并不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