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肖洛霍夫都是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家。自20世纪30年代我国开始译介肖洛霍夫的作品至今，这位独具特色的作家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俄罗斯作家之一。

（一）20世纪30—40年代

《静静的顿河》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从译介开始。在翻译、介绍和评价肖洛霍夫作品的人们之中，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是先行者。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国内革命和斗争时期，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时代环境和精神需求促使鲁迅先生致力于翻译苏联文学，“为了‘窃火’给中国，鲁迅更着眼于反映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文学”[48]。1928年《静静的顿河》的第一部在苏联的《十月》杂志上发表，小说问世后不久就引起了鲁迅的关注。1930年，他委托当时旅居德国的徐诗荃和在苏联的曹靖华分别为他寻购该小说的德译本和俄文本。在他收到徐诗荃寄来的、由德国作家奥尔加·哈尔培恩翻译的德译本之后，便转交给贺非[49]翻译。鲁迅对《静静的顿河》的翻译十分重视，亲自审阅并校对了译文，然后把它编入“现代文艺丛书”，由上海神州国光社于1930年10月出版。作为我国致力于介绍肖洛霍夫的先驱，鲁迅先生为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当年贺非的译本只是《静静的顿河》原文本第一部的第一、二卷而已，虽然它只是这部皇皇巨著的一小部分，但却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热心的读者赵洵根据俄文原文，黄一然根据英译本合作翻译了第一部的第三卷，1936年12月由光明书局出版发行，至此小说的第一部才算在中国完整问世。《静静的顿河》的中文全译本是由我国现代著名翻译家金人[50]翻译完成的，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间由光明书局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金人又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将中译本与苏联1953年的新版本对照，完善了译文，从而使它成为国内最为流行的译本。时至今日，金人的译本多次再版，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一时期，评论界在小说译介的基础上逐渐展开了对其的研究。

第一，《静静的顿河》艺术特色鲜明，引起了多位研究者的关注。在此方面，鲁迅先生当属先驱。在为由贺非翻译的小说撰写的译后记中，他特别注意到肖洛霍夫创作风格的问题，并以作家的眼光评价道：“风物既殊，人情复异，写法又明朗简洁，绝无旧文人描头画角，宛转抑扬的恶习，华斯珂普[51]所说的‘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的大概，已灼然可以窥见。”[52]这可以说是中国首篇有关肖洛霍夫创作的评论。当人们开始探究《静静的顿河》奥秘之时就敏锐地注意到小说的现实性和史诗性特点。例如，戈宝权和司马文森一致认为，小说具有现实主义和史诗性质。前者在《二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一文中指出，《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关于国内战争的碑石似的作品”[53]，而后者则指出，小说已多少摆脱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限制，其成功之处除了正确的主题外，“还在于它的真实，在这里面充满了生活，充满了人间味”[54]，因此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从二者的评论中不难看出中国早期研究者认识的正确性和对小说的喜爱之情。

第二，对《静静的顿河》主人公形象的评价成为当时研究的重点之一。众所周知，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小说的中心人物，自然地，研究者纷纷将关注的目光首先聚焦于此。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评论多采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其间偶或充斥着庸俗社会学的方法，使得某些观点具有浓厚的阶级性倾向和时代特性。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评论界对该形象的评价大多毁多于誉，并将其悲惨命运视为教育人们的反面例证。戈宝权的《肖洛霍夫及其〈静静的顿河〉》一文认为，葛利高里是“反革命，或者是被欺骗的”[55]典型，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这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而已。司马文森则认为葛利高里是“一个略带人道主义而摇摆于革命反革命之间而不能自决的青年人”[56]形象。梅莎在《葛利高里的毁灭——读〈静静的顿河〉有感》一文中指出，在葛利高里身上有新旧两个灵魂，他想从旧社会中走出，但旧意识和固有的生活习惯却成为他步入理想王国的障碍。因此，世人“必须下决心消灭原来的旧我，创造新我。必须不断地揭露和克服在思想中的落后意识，对于新鲜的东西要拼命地吸收，要用全力培养新的思想和情感”[57]。

从对小说最初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最早一批的评论者们已经认识到该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性因素，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他们又仅把这种悲剧性归结为个人的特色，而忽视了整个哥萨克群体乃至整个俄罗斯人民或民族具有的特点。这种不够成熟的认识将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得到深化。

此外，针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人们对其性格特点及生存状况做出了整体性评说。司马文森认为，作品中的哥萨克女人热情而勇敢，温柔而敦厚，她们与男人一起构成整个顿河哥萨克典型的群体代表。鲁迅先生则将其视作与自己塑造的女性形象一类的人物：“这里的人物（男女主人公自不用说），如伊利妮友娜、娜塔利亚、妲丽亚等等，尤其是像在中国一样被埋葬在旧礼教《坟》里的无数女性，萧洛霍夫[58]了解他们是如此透彻。”[59]由此可见，在中国评论界对《静静的顿河》中女性形象关注时已经敏锐地捕捉到其体现出来的美感。

这一阶段，中国评论界对《静静的顿河》的研究视角虽然有限，研究的方法带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成果亦不算丰富，但却不乏精辟的见解。人们在研究的最初已认识到小说的现实性和史诗性等特点，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20世纪50—70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肖洛霍夫的作品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这种可喜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文学评论界发表了数十篇评论肖洛霍夫的文章，针对小说《静静的顿河》，人们的研究视角如下。

第一，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文学界深受该原则的影响，最初研究者以这一创作范式为标准来衡量肖洛霍夫的作品。他们几乎一致认为，《静静的顿河》和《新垦地》（又译《被开垦的处女地》）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杰作。作家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苏维埃人的发展，刻画出了他们身上具有的典型特征。辛垦指出，肖洛霍夫笔下的英雄是“极其朴实的普通人们，是参加劳动和战斗的人们，劳动和战斗给予他们以欢乐和生活的意义”[60]。但随着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式理解的深化，人们开始关注其中暴露出来的教条主义等问题，此时已有研究者在同一部小说中敏锐地觉察到了肖洛霍夫对这一创作范式的突破问题。作家刘绍棠以《静静的顿河》为例，反思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对文学创作的限制。他认为，在这种定义和戒律的检验下，肖洛霍夫的这部名作却是不合格的作品。在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教育意义方面，金人指出，《静静的顿河》的艺术性表现在作家精心营造的悲剧氛围，反面衬托的叙述手法，深刻的心理描写以及塑造人物形象时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而小说的思想教育意义就在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但它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而党的领导则是革命胜利的有力保证。很显然，尽管评论者有意识地突破创作教条的限制，但其对作品的上述诠释仍带有那个时代的浓重特征。

第二，在对待葛利高里形象的悲剧性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得到不断深化，对其的否定逐渐转向赞誉。金人认为，葛利高里是一个悲剧形象，作者对其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却没有把他引导到灭亡的道路上去，在书的最后作者却使葛利高里仍旧回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这和通常的一些英雄人物壮烈牺牲的悲剧是完全不同的，这正是作者艺术手法极其卓越的地方”[61]。刘绍棠则以反问的形式指出了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形象所具有的意义：“试问：葛利高里这个人物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呢？他的具体的教育意义是什么呢？据说，葛利高里是代表小农私有者的个人主义的悲剧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心目中矗立起来的，是一个崇高和勇敢的形象呢？……那个把生命和一切献给葛利高里的婀克西尼亚，将给她安一个什么称号呢？好，算她是个反革命的追随分子吧，可是这个千秋万代不朽的婀克西尼亚，却影响着人民的品质和美德。”[62]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研究者对人物形象的认知已经深化，从最初的否定转向对其内在精神意蕴的探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共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双百”方针的提出，一时间我国文坛涌现出一批揭露官僚主义，描写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揭示人的情感世界的作品。在对待外国文学的评介方面由盲目地翻译、介绍和接受逐渐转向自觉地批评，开始有选择性地传播艺术性较强，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作品。这其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人的遭遇》（又译《人的命运》）等作品成为诸多作者争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也成为评论家关注的重点。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反右”斗争的兴起，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关键词”，国内肖洛霍夫研究的高涨热情逐渐冷却下来，其作品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因素被遮蔽，而那些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东西因被夸大而得以凸显出来。

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60年代初期至‘文革’前夕，中国对俄苏文学的译介明显呈逐年递减的趋势。1962年以后，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此后几乎所有的译介作品，都是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63]

在这场运动中，肖洛霍夫非但未能幸免，反而首当其冲，成为“集体”反对的对象。特别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受到“肖洛霍夫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文艺鼻祖”这一论调的影响，报刊上充斥着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于是在强制阐释的过程中，《静静的顿河》中一直颇受争议的葛利高里形象便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人们把他的摇摆视为反革命行为。例如，钟英认为，葛利高里虽出身于中农家庭，但却是一个疯狂屠杀红军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凶恶的敌人”[64]，他的摇摆是作家为掩盖其反革命的真面目而耍弄的两面派手法。署名为“外语系大批判组”的文章《肖洛霍夫其人》指出，葛利高里是个杀人越货、怙恶不悛的“人民的敌人”，肖洛霍夫却以同情的笔触把他打扮成时代的“英雄”。此时，国内对肖洛霍夫其他作品的译介则多冠以“内部发行，供批判用”的名号。

（三）20世纪80—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东风一夜之间吹遍神州大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生机。正当国人为之欢呼雀跃之时，学术界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许多外国文学的名家名作被大量译介过来，而那些尘封已久的作家和作品则重又走进人们的视野。此时，肖洛霍夫的作品也开始重新出版，肖洛霍夫又回到中国读者中间，随即我国对其创作的研究也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逐渐得以缓和，我国的苏联文学研究再次活跃起来，以高校的研究和学习为目的引进并翻译了多种苏联文学史教材，其中包括：科瓦廖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马克·斯洛宁（М.Слоним）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叶尔绍夫的（Л.Ф.Ершов）《苏联文学史》等，而我国学者在苏联文学史的编撰方面也有著作问世，例如：李明滨和李毓榛主编的《苏联当代文学概观》、曹靖华主编的《俄苏文学史》等。上述著作都分别着重介绍了肖洛霍夫及其创作。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不断有著述问世，例如：《肖洛霍夫》（孙美玲，1985）、《肖洛霍夫的思想与艺术》（李树森，1987）、《永恒的顿河：肖洛霍夫与他的小说创作》（丁夏，1993）、《肖洛霍夫创作研究》（徐家荣，1996），等等。

此外，1979年9月，当代苏联文学讨论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肖洛霍夫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会后，何茂正的《评〈一个人的遭遇〉》、孙美玲的《苏联文学著作中的一桩公案——〈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钱善行的《〈静静的顿河〉——一部重要而复杂的长篇小说》等文章的发表被看作是我国重新评价苏联文学和肖洛霍夫创作的信号。自此之后，评论肖洛霍夫的文章不断出现在各大报刊上，其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1984年9月，中国首届肖洛霍夫创作研讨会在吉林省吉林市拉开了帷幕，会议紧紧围绕着作家的世界观、创作思想、艺术上的成败得失等议题展开了激烈而深入的讨论。此后，又分别于1987年（长春）、1990年（武汉）、1993年（贵阳）和1995年（北京）连续举行了四次全国性的肖洛霍夫学术研讨会，大大促进了我国肖洛霍夫研究的发展。从总体上看，上述五次专题讨论会基本上触及了当时评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会议前后发表的论文也极具代表性。

第一，这一时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主流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展开了对外国作家、作品的重新认识，因此，对作家的阶级性问题的探讨比较深入且范围很广，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李树森认为，只有用“肖洛霍夫是苏维埃时期农民情绪的表达者”[65]这一论断才能给作家创作的基本思想和艺术成就以科学合理的评价。在《肖洛霍夫的思想和艺术》一书中，他再次论证了这一观点，并将肖洛霍夫视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列夫·托尔斯泰。而更多的评论者则坚持认为肖洛霍夫是一位无产阶级作家。例如，李毓榛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肖洛霍夫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手法，以非凡的胆识和勇气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歌颂和揭露并存，因此，他是一位勇敢无畏的无产阶级作家。张达明和杨申共同撰文指出，不能因为肖洛霍夫写的是哥萨克农民，反映了哥萨克农民的思想感情，就把他定为哥萨克农民的代言人。“从总的倾向看，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作家。他以无产阶级作家的身份来描写哥萨克并反映其思想感情。”[66]

第二，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以真实的笔触描绘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以宏大的史诗规模展现了时代的悲剧性。因此，研究者在探究肖洛霍夫创作的艺术特征时重点分析了小说的现实性、悲剧性、史诗性以及作家创作的真实性问题。李毓榛指出，肖洛霍夫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他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和对生活认识的独特概括，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史诗性把握都使其创作充满迷人的魅力。《静静的顿河》流露出浓厚的悲剧性，这与作家的悲剧意识和真实的创作原则密不可分。刘铁认为，肖洛霍夫以强烈的悲剧意识来观照历史转折关头普通人的命运是其人生基本感受生发出的美学倾向，其创作的“悲剧化倾向是对社会主义文学悲剧意识的强化”[67]，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式的限制。孙海芳则着重探讨了作家悲剧意识的来源问题：它来源于作家对社会、历史和人民的忧患意识。在小说中，肖洛霍夫力求以悲剧的形式表现真实的生活，因此，严酷的生活真实成为其创作原则，他总是力求做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对此，钱晓文指出，作家独特的生活感受与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俄罗斯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等都是促使这一创作个性形成的重要原因。徐家荣在《史诗巨著〈静静的顿河〉的艺术特征》一文中指出，小说气势磅礴，场面宏大，再加上直书生活的真实，共同体现了作者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和悲剧史诗的创作风格。由此可见，在对小说进行分析时，研究者能够抓住小说最主要的艺术特色，并给予其正确、合理的评价。真实性是肖洛霍夫一生秉持的创作原则，准确而深入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就成为理解肖洛霍夫创作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三，随着对肖洛霍夫文学创作了解的深入，人们的研究视角发生了变化，仅从社会—历史等角度分析其阶级性、艺术特色等并不能全面揭示出《静静的顿河》以及哥萨克的群体历史命运。于是哥萨克这一特殊的群体一再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可以说，对该小说的研究已不能绕开对哥萨克群体的了解，因此研究者就从人类文化学等角度进行了若干探索。作为俄罗斯特殊的社会群体，哥萨克有着与众不同的历史、风土人情以及性格特点，他们那独具风情的生活世界吸引着广大中国研究者的目光，人们从民俗、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探讨哥萨克的群体性格特征研究方面，张达明和杨申在共同撰写的《〈静静的顿河〉与哥萨克》一文中指出，哥萨克是以俄罗斯族为主体的族际混合体，有着强烈的一体感，性格剽悍、豪放，但又保守落后。哥萨克军人阶层几百年来一直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为沙皇厮杀于疆场”[68]。刘铁的《哥萨克古谣与〈静静的顿河〉的民俗基调》一文从民谣和民俗两方面研究了哥萨克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他认为，歌唱民谣是哥萨克文化生活乃至精神活动的重要内容，无论和平还是战时，哥萨克都用歌谣表达着心声，而战场上哥萨克的残忍、奸淫、抢劫等特点实际上是战争化了的民俗的体现。徐家荣在探究《静静的顿河》的艺术特征时指出，肖洛霍夫运用民间文学资料生动地描绘了顿河哥萨克的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其中既有劳动场面，又有哥萨克民间节日、婚宴、葬礼、娱乐晚会、歌舞场面，作者甚至还将哥萨克的民间传说、笑话、儿歌、摇篮曲等引入小说，从而在展现宏大的历史事件的同时将哥萨克生活的世界呈现在读者眼前。围绕着《静静的顿河》，人们的研究角度呈多样化发展趋势，虽然研究者对哥萨克群体的历史、个性特征、风俗习惯等的探究仍不够深入，却也掀开了哥萨克那神秘世界的一角，对我们更好地理解肖洛霍夫的小说大有助益。

第四，在这一时期，研究者围绕着小说主人公的悲剧性命运及其成因问题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实际上，自小说问世之日起，关于这一人物的争论就未曾停息过。我们认为，所有与此相关的评论在“葛利高里是一个悲剧形象”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对其悲剧根源的解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强调阶级原因，认为这是一个哥萨克中农的悲剧，是“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和狭隘的民族主义”[69]把他引向了死胡同。还有论者认为，“封建积垢”是主要原因：他把封建积垢的“哥萨克观念”当作真理，从而步入歧途，导致在历史洪流里的精神毁灭。[70]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葛利高里的悲剧是其自身矛盾性格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例如，马晓翙在《论葛利高里形象的矛盾性》一文中指出，葛利高里的矛盾性格表现在对待爱情、婚姻，对真理的追求以及社会变革的态度等方面，这既与他个人独特的教养、所处的阶级地位有关，又与外界的历史大环境密不可分。仝茂莱认为，葛利高里是一个具有双重意识、充满复杂矛盾感情的普通哥萨克的悲剧典型，其性格的基本特征“所具有的巨大概括力，在于一方面包含着超越阶级、时代、民族的普遍性信息内涵，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民族和阶级个人的特殊性本质，是两者错综复杂的交叉”[71]。第四种观点则在葛利高里的摇摆中看到了“人的魅力”。在《人的魅力——论葛利高里性格的悲剧美》一文中，孟湘指出，葛利高里的“近乎盲目和理智之间，幻想与妥协之间”[72]摇摆不定的探索正是由其性格因素导致的，但同时这也是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美之所在。可以说，由于出发点不同而导致了上述观点的相异，但在某种程度上都各有其合理成分，正是因为评论者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从而导致了这一情况的产生。但当我们换个立场来看，各种观点的存在本身就向我们说明了葛利高里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这也恰恰再次向我们说明对其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的空间。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除了塑造了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一形象外，还描写了若干女性形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文章逐渐增多，人们开始探究这些形象蕴含的内在魅力。总的来说，无论是阿克西妮亚，还是娜塔莉亚和达丽亚，都是充满浓厚悲剧色彩的人物，在其苦难的命运和死亡中流露出一种强大的悲剧之美。邓九刚在《永恒的是情感》一文中指出，上述三者都是悲剧形象，其生命因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而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孙美玲认为，阿克西妮亚和娜塔莉亚都视爱情如生命，只是她们爱的方式不同而已。熊志潮的《烈日和风暴中的铃兰花》、徐家荣和施永秀的《〈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妇女群像》，以及高文斌的《〈静静的顿河〉人物散论》等文章都不约而同地分析了作品中包括伊莉妮奇娜、杜妮亚在内的形象鲜明、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勤劳、善良，对爱的执着与真诚和叛逆、反抗精神是她们鲜明的个性特征。此外，还有论者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一种新的阐释视角，为我们多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开阔了思路，提供了借鉴。

除此之外，在这一阶段，研究者还关注到了作品的景物、心理描写、语言特色等问题，并对此做出了卓有见地的评价，丰富了我国的肖洛霍夫研究。

（四）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们的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据肖洛霍夫的相关研究资料显示，肖洛霍夫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值得玩味，许多不同时期的研究者总是能够在其创作中找到一些例证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自进入21世纪以来，对作家的阶级性分析已然过时，评论者的视角重新回归到作品本身，从作品出发反观作家的归属问题。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针对肖洛霍夫属于中心还是边缘作家这一问题的争论，刘亚丁教授指出，肖洛霍夫的创作既遵从中心文学的基本原则，又突破其约束，其作品既有中心文学的合法性，又不失边缘文学的批判性，所以作家处于中心与边缘的过渡地带。此后，他与何云波合作撰文《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关于肖洛霍夫的对话》，继续探讨了该问题。他们提出，在小说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当时时代胜利者的声音和牺牲者的声音，“前者适应了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符合走向社会主义的总的趋势。另一种声音是被历史抛弃的人的声音，反映了个人在历史大潮中的孤苦无依的控告”[73]。在此基础上，他们进而提出在小说中存在三套话语的观点，即关于真理的话语、“人的魅力”的话语和乡土的话语。在《顿河激流——解读肖洛霍夫》一书中，刘教授指出，作家关注胜利者和牺牲者两种声音的同时显露了他中心作家边缘写作的人生智慧，正是以此种方式肖洛霍夫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范式的突破。而对于小说的悲剧性问题人们的认识又有了新突破。在《生命的回溯意识——论肖洛霍夫小说独特的悲剧超越方式》一文中，冯玉芝教授着重分析了作家创作中对悲剧的超越方式：“生命的回溯意识作为小说悲剧的独特超越方式彻底完善了肖洛霍夫的悲剧程式。”[74]在《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研究》一书中，冯玉芝将研究的焦点定位在“悲剧”和“史诗”之上，深刻剖析了肖洛霍夫小说艺术形态整合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并总结了作家解读文学传统的意义与影响，成就与局限。这堪称我国肖洛霍夫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第二，唯真求实是肖洛霍夫的创作原则，其中流露出浓厚的人道主义激情。人们对《静静的顿河》的现实性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此时研究者集中探究了真实的创作原则在小说中的体现及其形成的深层原因。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的《肖洛霍夫文集》，这是中国首次把肖洛霍夫所有的作品，包括论文及演讲结集出版，其意义非凡。在文集的序言中，作家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肖洛霍娃（Светлана Шолохова）指出，“真实”是她的父亲一生始终遵循的创作原则。许多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看到了其背后隐藏的作家的人道主义激情。萧英在《肖洛霍夫创作的美学品格》一文中指出，求真、求善是肖洛霍夫创作的美学品格，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使其作品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谢昉则指出，《静静的顿河》是一部优美的人道主义作品，小说“因其人道主义而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内涵”[75]。

第三，作家笔下哥萨克形象丰富多彩的个性吸引着人们对这一群体不断的关注，此时，研究者从哥萨克的历史、沙皇政府与哥萨克的关系等方面进一步探究该群体的特征。许芳撰文详细探讨了哥萨克的起源及其与沙皇政府的关系问题。在《俄国哥萨克起源探究》一文中，她向读者展示了哥萨克产生时复杂的历史环境以及该群体个性形成的原因：“哥萨克是草原的历史产物，正是南俄广阔的草原孕育了哥萨克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76]而农奴制的确立使他们形成追求自由，富于反抗的群体个性。她在《试论沙皇政府对哥萨克政策的演变》一文中指出，随着沙皇政府不同时期对哥萨克所采取政策的变化，哥萨克逐渐从逃亡农民的组织转变为俄罗斯国家的一个军事阶层，从自由与平等的象征演变为沙皇专制制度的工具。对于哥萨克群体中规模最大的顿河哥萨克，新华社记者子河专门撰写了题为《寻找顿河哥萨克》的文章，追忆了他们的今昔。顿河哥萨克有着辉煌的历史，在沉寂了近70年后他们迎来了新的复兴。作者详细介绍了其复兴的组织及其以宗教、军事和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复兴任务。在这种今昔对比中加深了我们的直观认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人们对俄国哥萨克的研究涵盖了哥萨克的产生、历史、群体特点、与沙皇政府的关系等多方面内容，虽然其中有些研究与文学的关系不大，但却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第四，这一时期，中国评论界对葛利高里形象的研究已从探究其命运悲剧的原因转向对其“人的魅力”的研究。尽管这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物形象，但在肖洛霍夫笔下他却散发着人性美的魅力。在作家传记《肖洛霍夫》中，何云波主要从“人的魅力”和人物陷入的两难境地来分析该形象。他认为，作家表现人物在历史中迷失的同时展示了其美好的人性。在《解读葛利高里的美》一文中，王灵玲认为，葛利高里身上具有人性美、人情美、人道美，而人的魅力主要体现为对自由生活和爱情的追求，以及对生命的热爱。刘冬梅在《葛利高里的“人的魅力”》一文中指出，葛利高里之所以能够打动读者，在于人物流露出的生活美和理想美。与此同时，人们还将葛利高里摇摆的一生看作一个探索过程，他也就随之成为真理的探寻者。张吉珍认为，葛利高里在残酷的环境里始终没有丧失良知、同情心和人的尊严，他执着地追求自由，表现出顽强的自由意志，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真理探索者。曾思艺则认为，这一形象反映了历史剧变时期一个追求独立与自由的人性思考者的悲剧，他“在历史剧变时期力求做一个人道主义者”[77]。从最初的反面典型到流露着人性魅力的“真理的探寻者”的转变不可谓不大，而这也正体现了人们冲破时代环境的局限，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

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里，我国对《静静的顿河》的研究除了继续探讨小说的艺术特色、文化内涵、人物形象等问题外，研究的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人们把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引入肖洛霍夫研究中，在将肖洛霍夫与俄罗斯本土作家以及与中国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中探求肖洛霍夫文学创作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