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内涵

何为“激进主义”或者“激进”？本质上，“激进主义”或者“激进”是对某种思想或行为的描述，是当事主体通过具有激进性的思想或行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方式。福柯曾指出：“激进主义”或者“激进”这个词来源于自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英国。它被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立场，“在面对治理主权的滥用，不论是现实层面上抑或只是一种可能的滥用，持有这种立场的人都试图确保那些著名的原初权利，也就是在日耳曼人入侵之前，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保有的那些权利。这就是激进主义。因此，通过对公法进行历史性反思，界定出基本权利的内容，并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原初权利的价值。这就是激进主义的核心内容。然而，对英国激进主义而言，‘激进’指涉的是这样一种立场：它持续不断地就实用性和非实用性的问题，对治理以及普遍意义上的治理艺术提出质疑”[1]。福柯是从治理、权利、法律的角度来界定激进主义或激进的。

套用福柯对“激进主义”和“激进”的这一界定，我们可以明晰激进女权主义的基本内涵。西方激进女权主义关涉的问题必然是在女性生存和发展的视域下，对于社会权利、社会治理、社会政策、文化价值等各个层面的审视与反思，是女性主义者对于当下社会中女性社会地位、存在价值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中对于女性生存发展造成的不公平境遇的质疑、批判和反抗。简单来讲，它是女性群体对于特定历史阶段，自身所处的“不公正”状态的一种不满意、质疑和反抗，其目的是促进社会或者某项政策达到自己向往的愿景，实现与男性的平等。

西方激进女权主义以其明确的理论和运动形式强烈冲击了弥漫于妇女上空的不平等和压迫体系，促进了传统文化观念、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各个领域的社会变革，为妇女争取合法权益，推动妇女合法走向社会，为推进妇女参政议政，性别平等理论和运动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贾格尔认为：“她们最初自我定义为激进女权主义，这意味着她们要揭露和根除女性受压迫的体制性或根源性的原因。后来这个名称逐渐显示出激进女权主义的信念，即女性受压迫根源于所有其他压迫体系。”[2]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确致力于揭露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并主张彻底解除这种压迫根源。然而，事实证明，尽管他们在揭露和根除女性压迫的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他们揭露和批判的着力点并不足以完成他们最初的设想。

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着力批判父权制。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制是压迫女性的根本所在、是最根本的性别压迫制度。正如姚大志指出的，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对妇女的压迫来源于父权制，从而父权制是万恶之源”[3]。贾格尔也指出：“不管他们是否相信女性的从属地位在历史意义上是原始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普遍都认为这种原始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构成其他社会问题的根源。”[4]批判父权制可以说是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最主要思想特征。但是不同的激进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对于父权制的理解却存在差异。有人认为父权制是一种社会制度，有人认为父权制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父权制作为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在二者的批判力度上也有所差别。

如米利特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角度理解父权制。虽然米利特看到了父权制的双重性，但她将社会制度层面的父权制归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父权制，认为父权制文化是父权制制度形成的原因。格里尔主要从文化层面理解父权制，认为父权制文化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本所在，最终转向文化批判。费尔斯通虽然也批判父权制，但她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女性的生物性特征，即性的本质。所以，尽管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者都批判父权制，但他们对于父权制的理解有差别，这导致他们的最终批判矛头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向，大部分都转向了对文化、文明、意识形态的批判或文化技术的批判，而忽略父权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批判，进而掩盖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加忽略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

从本质上，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没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展开猛烈的批判，这是其根本局限性所在。在资本主义如日中天的20世纪中后叶，西方激进女权主义并没有具备如此长远和深邃的目光，它主要致力于对父权制文化或男性中心主义文化批判。当然，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很多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激进”的特色，有些观点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有些观点有待我们更理性的分析和评判。但是西方激进女权主义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问题，并为女性解放提出了一些“革命性”的建议，在20世纪中后叶西方两性平权的道路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西方激进女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促发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女性生存发展问题的更深刻反思和关注，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