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来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只有用更高的境界、更强的本领、更优的作风、更好的精神状态，积极主动顺应，锐意开拓进取，才能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新成就，不断把包括文化强国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报告提出要在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提高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并且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四个方面做了总体部署。[1]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等五个方面做了战略部署。[2]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3]这些重要论断和战略部署关乎文化的精神内核，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中公民的道德自觉、文化权益，传统伦理的现代文化意义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价值取向与建设根基等问题。落实这些重大战略部署涉及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追求，文化制度的伦理规导，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伦理秩序，文化交流转化中伦理风险的解决等。这些突出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绕不开的课题。
针对这样一些重要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锐意进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战略判断。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文化是什么入手，针对文化强国建设应以什么样的价值观为支撑，文化制度的改革完善应以什么样的价值导向为追求，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应以什么样的立场来取舍，文化交流对话中应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创新思想重点强调了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伦理道德建设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价值，勾勒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中国逻辑。例如他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讲话中提出：“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4]同样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着力推进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使这样一种宝贵的道德资源与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实践相结合，从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5]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中他则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6]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社会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是否深入人心，是否在全体人民中得到弘扬、认可和践行直接决定着文化软实力的强弱。核心价值观又是一种涵盖国家、社会、个人的价值追求与道德规范的三位一体的“德”。这些重要论断为我们从增强伦理认同的视角认识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
如果说在文化的构成中伦理道德居于核心位置，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文化的重要维度为以伦理道德问题治理为重点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根基，建设文化强国厘清了理论逻辑。那么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制度创设，文化产业发展，文化活动中的主体就必定会围绕伦理道德提升展开，就必然面临着一系列的价值选择和伦理困扰。要引导人们做出正确、合理的价值判断，解除这些伦理困惑，就需要从凝聚价值共识，化解伦理风险，建立道德规范等方面入手，这体现了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治理的实践逻辑。然而这正是长久以来我们在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中所忽视的重要内容。“唯物质决定论”的单向惯性思维，不仅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思方式，误读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伦理内蕴，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危害。例如在文化建设中原本应以价值引领，道德支撑为核心，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之中，在消费主义的穹顶之下，文化产业景象却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由此导致的“文化空心化”“文化沙漠化”等不良倾向使人们感觉到冰冷的“无文化状态”。可见，突出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的治理维度，让文化建设重回伦理轨道已成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提出以伦理风险治理为突破口促进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还与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文化—伦理”关系的认识逐渐清晰，对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的关注日益密切相关。20世纪以降，关于如何理解文化的本质，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等相互交错、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各国各民族文化如何自处，人类文化将走向何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根源，中国文化在“新轴心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取向和先进文化的评价体系等系列重大问题成为诸多思想家思考如何实现人类“文化性生存”的重要视角。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7]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哲学分析，认为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正在走向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伦理失灵”。由此，他提出了“文化的伦理本质”这一重要命题，强调“伦理的文化概念”存在的可能与价值，系统地阐述了影响文化强国建设的伦理风险与解决途径。[8]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则认为人类文化是“人格的无限扩展”，文化与伦理天然地具有“内在联结”的机缘。我国著名文化学者梁漱溟先生则提出人类社会进入“现世”后，随着物质生活问题的基本解决，处理人与人关系为主的伦理风险将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矛盾和中心议题，以“伦理本位”为特色的中国文化将面临难得的以崭新面貌重新复活的机遇。当然，对这种复活我们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当代中国文化应当重复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伦理文化，更不能把它归结为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翻版，而应当着眼于它的更新升级、创新转化。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伦理道德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人类文化的进步应该在道德的领导之下，“必使经济与政治皆备有道德性”[9]。钱穆先生并不是从存在论意义上认为道德决定着经济、政治，而是在价值论意义上认为作为引领文化发展方向的应当是伦理道德精神，夯实伦理道德根基对于文化大厦稳固不无裨益。在重建中国文化过程中，要弄清楚文化的本质，特别是厘清伦理道德在文化构成序列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伦理风险治理对于解决好如何从“旧伦理文化”走向“新伦理文化”等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理论意义
“伦理文化”“文化伦理”“文化的伦理本质”“伦理的文化本性”“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文化建设的伦理维度”等这样一些范畴渐成学术热词。这表明人们对于文化是什么的认识业已超越了泰勒等学者提出的“文化复合体说”等观点，已经进入更为深入、细致的精神境地，对其结构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对于文化的界定，人们不再满足于文化即“人化”或专指精神文化层面这一说法，而是想进一步弄清楚精神文化的本质、构成和内核。视伦理道德为文化的本质虽然存在着对文化理解的“伦理主义”倾向，但也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至少可以表明伦理道德是文化的核心构成或者说是文化的最重要维度。那么，“伦理文化”模式的当代意蕴是什么？“文化伦理”的内涵如何界定？“文化的伦理本质”是如何存在和体现的？是否存在一种“伦理质态”可以担负起文化强国建设的重任？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伦理风险及其解决之道进行理论上的澄清。
（二）实践意义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当前国际综合实力较量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涵育“共有精神家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那么如何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怎样才能尽快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确立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导向，加快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推动公民道德建设等多方面入手。深入探究，这些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对其有效解决离不开加强伦理道德建设这一维度，因为伦理化生存是人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具体来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制度伦理促进文化制度的改革完善，不断增强文化产业的道德底蕴，重塑公民道德人格等对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加快文化强国建设意义深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一个民族、国家的“道德价值”被抽空，那么一个国家的文化独立性，也就是文化主权就可能丧失，就会沦落为他国文化的“应声虫”。可见，深入剖析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伦理风险，找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真钥匙”对于铺平文化强国之路具有重大实践价值。
总而言之，党的十八大把文化强国建设确立为新时期党和国家最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并针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制度伦理为支撑完善文化体制机制，增强文化产业的道德底蕴，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促进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文化交流对话中的伦理原则等新形势和新问题提出了新要求。这些新要求概括起来就是要对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的生成逻辑、治理路径与评价体系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东西方思想巨匠业已提出了“文化—伦理”的亲和关系，指明了伦理风险是阻碍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所在，展示了文化强国建设伦理转向的趋势和愿景。马克思主义更是从根本上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化进步、社会变革的最终目的，并且指出了实现之道，体现了对文化建设强烈的伦理观照。我们需要做的是直面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伦理风险，深刻反思，提出对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文化力量。
二 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对现有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的生成逻辑、治理路径与评价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伦理的哲学本性，文化建设的伦理审视，文化转化交流中的伦理风险等三个方面。
1.“文化伦理”的哲学本性
（1）文化与伦理的互证互成
揭示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需要从文化、伦理各指什么说起。在汉语中文化有三层含义：第一层从广义上讲，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能力及相应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特指人们的精神生产能力及相应产品。第二层指一般知识。第三层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实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如南齐王融《曲水诗序》中就有：“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10]英语中与“文化”一词相对应的是“Culture”，其意有两层。作为名词时指文化、文明，看法、态度，种植、养殖，细胞、细菌；作为动词时有培养之意。[11]由此可见，中西方词义中的文化都涉有与人相关的活动和成果的意思。关于文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学术界也展开了长期的论争。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的学术定义已多达300余种。代表性的观点如英国学者泰勒提出的“文化复合体说”，德国学者卡西尔提出的“文化符号说”，我国学者梁启超先生提出的“文化思想结晶说”，梁漱溟先生提出的“文化生活意欲说”等。这些观点或相互交杂，或相互对立。这一方面表明人类文化存在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揭示文化本质的复杂性。尽管如此，对于文化即“人化”这一有限共识却并无异议。也就是说对文化的理解不能脱离“人”这一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享有者的主体。从人的活动和成果上来看，文化的构成约可分为三层即与“物化”相关的活动及相应成果，与“制度”相关的活动及相应成果，与“精神”相关的活动及相应成果。文化的构成层次不同，其价值密度和伦理厚度也有差异。一般来说，物质文化的价值密度和伦理厚度最小，制度文化的价值密度和伦理厚度居中，精神文化的价值密度和伦理厚度最大。随着文化的价值密度和伦理厚度的不断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抵牾也就越大。到了精神文化这一层次，各民族由于生活经历和历史背景的不同，所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常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因素由于长期的生活习惯已经融化到了民族文化的血脉里，内化为民族文化的特质，从而成为与异质文化相区分的重要标志。[12]因此，为了进一步聚集问题实质，通常情况下谈到文化专指精神层面的文化，故称为精神文化。
那么，这些构成精神文化层面的要素，它们对文化本身的影响是平行的，还是有侧重的呢？也就是说每一种要素对文化整体来说具有同等意义，还是意义不同，存在核心要素？如果说存在核心要素，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它区别于其他要素并左右着文化的性质和品格。通过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对比可以看出，从“类”的生活内容来看，有的民族信仰宗教，但同样存在不信仰宗教的民族；从个人的生活追求来看，有的人把哲学、艺术作为自己的追求，有的人则终身与此无缘。但是，唯有伦理道德是任何一个民族或个人都离不开的。这样一种实际状况反映在文化中就表现为没有哪一种文化形态可以缺少伦理道德要素而独立存在。这说明不同的精神要素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范围和影响深度是不一样的，伦理道德是其中的核心要素，进而对文化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责任。说到这里，就要进一步探究什么是“伦理”，何谓“道德”？从词源上看，汉语中的“伦理”可表达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指的是事物的条理。第二种意思指的是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应当遵守的道理和准则。两种意思在《礼记·乐记》中都有相关记载。如“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类也；理，分也。”，又注：“伦言人伦。”[13]现在通常与“道德”作为同义词使用。那么“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又指称什么呢？在汉语中关于“道德”的意思有两种。第一种意思描述“道”与“德”的关系。如《论语·述而》中孔子就主张：“志于道，据于德。”[14]这里的“道”指的是社会图景或理想人格，“德”指的是安身立命的准则和行为规范。《道德经》五十一章中则载有：“道生之，德畜之”，“道之尊，德之贵”。[15]这里的“道”意指普遍的规律或万物的本体。“德”和“得”相通，意指具体的事物从“道”那里所得的特殊规律或性质。另外，对于“道”的认识修养有得于己，亦称为“德”。第二种意思指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手段和人类自我完善的社会价值形态，其突出标志在于这样一种规范手段和价值形态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来实现的。[16]现主要在第二种意思上与“伦理”通用。在英语中，与“伦理”一词对应的是“Ethic”，其意有道德准则、伦理标准、道德体系、行为准则之意。故用“Ethics”来表示伦理学，道德学。[17]与“道德”相对应的词是“Morality”，其意表示道德、道德准则、道义；合乎道德的程度；道德规范，道德体系等。[18]可见，从词源上来看，中英文当中的“伦理”与“道德”都指一种规范和价值体系，二者可以交互使用，甚至连用。但进入近代以来，一些思想家开始对伦理和道德进行分辨，特别是黑格尔对此做了缜密的论证。黑格尔认为“伦理”指的是“超个人”的规范，是一个“团体性”的概念，“道德”则主要指涉个人行为领域。黑格尔的这一区分是深刻的，有利于人们更为全面地审视“主体”及其行为尺度。尽管如此，人们仍习惯于将“伦理”与“道德”交互使用。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伦理”与“道德”无须严格区分，这两个词表达的都是一种如何使人更好生存的精神、规范、品格等以“善”为评价标准的价值体系。概言之，伦理道德指的是一种规导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趋于合理性的“稳定的共享性社会精神”。[19]这种精神是对社会生活进行持续反思的连续性结果，它常常以良知信念、风尚习俗、行为规范等多种表现形式广泛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由此可以看出，伦理道德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和强大作用是由人类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的本质所决定的。它一旦形成便可以渗透到其他要素和领域中发挥作用。诸如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制度伦理、科技伦理等的提出便是伦理道德在其他文化领域、层面产生影响的理论和实践应答。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的要素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极易导致在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中偏离核心，远离轨道，加重“文化空心化”的趋势。可喜的是随着“文化自觉”意识的不断加强，从哲学的高度来审视文化的精神要素及其相应的文化责任有望扭转这一局面。基于此，有学者提出只有在“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的双向融通之中方可真正把握文化与伦理的本质，弄清楚二者互为“本心与习心”的本真状态。[20]有学者从文化的本质反映在伦理道德上这一逻辑前提出发，得出文化建设的最终结果体现在公民道德人格趋向整体性的高尚，进而实现优雅生存之中。[21]还有学者细致地论证了文化与伦理的生态模式，认为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四个方面体现了“伦理的文化本性”与“文化的特殊品性”[22]。概言之，揭示文化本质离不开其伦理之维，审视伦理的本性不能脱离其文化母体。二者在“质”与“性”之间的相互联动，深刻体现了文化与伦理互证互成的关系。这说明文化强国建设必须紧紧置于合理的伦理道德体系之上，而伦理道德的养成也不能置文化母体于不顾。然而在现实中，受市场逻辑的强力冲击，伦理道德的边缘化情势明显加重。这种变化已经使作为道德之母的文化变得支离破碎，使文化原本应有的维护共同体优良伦理秩序的作用不再完整。[23]除此之外，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原有的伦理道德自身的价值合理性开始受到质疑，构建一种符合文化强国建设需要的伦理道德体系就成为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樊浩教授认为要实现这一目的，在建构方法上应当扬弃西季威克揭示的“自我本位”、韦伯主张的“关系本位”向“生态合理性”方法转变即一种伦理道德体系的合理性应当以契合整个文化生态发展的需要为标准。他还提出了“生态合理性”的四大原则，即“有机性与内在关联”“共生互动与自我生长”“整体性”“具体性”等原则。[24]这一思路克服了在看待“文化—伦理”关系时简单、片面的缺陷，为我们以系统性、生成性的视角确证伦理道德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建设的合伦理性提供了智慧。还有学者从伦理精神即价值观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出发提出价值观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价值观的不同决定了文化的根本差异。[25]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培育和弘扬道德价值不能脱离“文化场域”，发展文化离不开“价值主轴”和“伦理之维”。那么当代中国文化应当与什么样的伦理道德体系相契合，或者说一种什么样的伦理道德体系才能担负起整饬和支撑文化强国建设的重任？如何对文化建设状况进行伦理评价？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文化伦理”的存在与功能
鉴于文化与伦理之间的紧密关系和文化强国建设中需要解决的伦理风险越来越突出，“文化伦理”这一新的范畴正式出场。其中代表性的看法如：“文化伦理”是人们在文化活动中为了更好地处理复杂的人际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形成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的总和。[26]“文化伦理”的内涵包括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和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27]“文化伦理”指的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审视文化，从而揭示文化现象的伦理底蕴和提出文化建设的伦理规范。[28]从以上关于“文化伦理”的典型定义可以看出，虽然学者们对此看法不完全一致，但也存在“重叠共识”。综合来看，“文化伦理”包括二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指蕴含于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体系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指按一定标准对文化建设进行的伦理评价。它是“文化中的伦理”与“文化的合伦理性”二者的结合。“文化伦理”的提出是回应文化怎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主体道德需要的追问。它的功能体现在四大方面：一是文化伦理的认识功能即它可以使人们从伦理角度认识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底蕴；二是文化伦理的调节功能即它可以通过调节文化活动中主体的行为和主体间的关系，从而使社会秩序趋向文明化；三是文化伦理的导向功能即它可以对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起到“方向盘”和“指路灯”的作用；四是文化伦理的评价值功能即它可以通过评价，使先进、优秀的文化受到鼓励，使落后、腐朽文化受到贬抑。[29]这些功能的综合运用，使得文化的继承、创新、教育、传播等活动有了一种伦理调控的机制，从而有利于促进文化“向上向善”发展。总的来说，对“文化伦理”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对“文化信念伦理”“文化制度伦理”“文化产业伦理”“文化主体道德”等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文化与伦理的内在机理，提高对“文化伦理”的理解，从而有利于增强文化建设的伦理品质。
（3）“文化伦理”出场的实践基础
“文化伦理”作为一种观念并不是先在的、自为的，它的真正主人不是上帝，不是绝对精神，而是从事现实生产活动，并受生产方式制约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马克思主义强调，诸如思想、观念等各类社会意识总是与人们所从事的物质活动、交往以及现实生活相互交织。甚至可以说思想观念，精神活动直接的就是人们物质活动的产物。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法律等意识形式并不能够独立存在，也不能单独运动，它们没有历史也没有发展，它们不过是被人们通过意识活动而反映出来的“人们的存在”。这样一种“存在”的本质和内容需要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去寻找，也只有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才能得到真正解释。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改变着自己的现实生活，同时也影响着由此而产生的精神活动及其产物。说到底，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生活，而是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意识。“文化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之所以日渐受到学术界重视与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是分不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践，是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产生和“文化伦理”提出的实践基础。因为从根本上说当今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及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的产生是由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等影响和决定的。[30]李鹏程教授还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分析了市场经济同时作为一种“文化伦理”的现象，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人的经济活动发展的结果，它有着一定的人类文化、伦理基础。换句话说，市场行为本质上具有“文化伦理”的性质，隐含着丰富的人文内容；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合目的性”活动，其直接目的是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最终目的则是优化人的生命存在。[31]据此，他进一步探讨了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形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及社会伦理条件，市场行为与“文化伦理”的关系等问题。还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工业化和经济的市场化是现代“文化伦理”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加强文化建设必须要厘清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伦理”原则。[32]这样一些观点把当代中国的实践，特别是现代化、市场化等作为考察“文化伦理”出场的实践基础，体现了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当前，加强对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的研究要继续坚持这一原则，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要的实践基础，否则就会导致把问题抽象化、虚无化，问题产生的根源，解决问题的治理路径等就无从谈起。结合研究现状来看，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化强国建设，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中各类主体的道德责任，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和其健康运行的伦理秩序都有待开拓性研究。
（4）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及其伦理内蕴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立足人的实践活动，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变革。邹广文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为了防止文化建设的异化，在揭示文化的本质时，始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来确定人的本质力量和文化的“人化”标准。[33]他还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逻辑，“世界历史”意识与现代性批判，主体价值的拓展，人的需要与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及其伦理内蕴进行了深入分析。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立足于唯物史观基础上阐发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人与自然的本然状态以及人类自身如何更好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的现实境遇和人的解放作为文化思考中最核心的问题，体现着强烈的“人本取向”和伦理观照的结论。[34]概言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及其伦理内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体现着科学性、革命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一理论体系以“新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以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精神解放为目的，是真正的“群众的文化观”[35]。当前，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及其伦理内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包含着的丰富的伦理意蕴需要进一步学习和挖掘，这对于我们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2.文化建设的伦理审视
（1）文化建设的伦理维度
基于“文化—伦理”双向融通的内在机理，文化建设过程中必然要以伦理道德建设为重要维度。有学者从文化强国建设的未来走向提出，中国文化建设若要取的真正突破，其关键在于以全民性的道德自觉实施文化的伦理救治和道德拯救。[36]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工作在于营造一种文化伦理观，这样一种文化伦理观应当能够恰当调适人们的文化关系，推动文化建设，适应文化创造，其中文化责任、文化公正、文化和谐等要素都应包括其中。[37]有学者从文化建设所涉及的主要方面，提出社会主义文化伦理规范应当涵盖文化生产、流通、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和方面的伦理规范等。[38]还有学者进一步细化研究范围，对城市文化伦理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城市文化伦理建设的动力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取舍，包括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加强制度、硬件、软件和环境建设是城市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39]还有学者从伦理道德建设标准、建设的可行性、建设方式等方面阐述了文化建设中的伦理风险，提出公平正义是伦理道德建设的基本标准，集体主义是辅助性标准，加强制度建设、教育宣传是基本手段，其中制度建设要以公平正义为内在规制，起到规范民众和政府行为的作用，而教育宣传应以“底线道德”为中心，注重培养公众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思维。[40]在探讨文化建设的伦理维度的过程中，我国学者还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认为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重建西方文化就必须确立能够体现“文化的伦理的理性的世界观”对于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文化具有有益启示。[41]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伦理文化”的重建，西方“伦理文化”建设经验和研究成果在研究领域、方法、思路等三个方面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42]这里的“伦理文化”其实指的是伦理道德学说的构建，与作为文化模型、形态的“伦理文化”需区别对待。这些研究成果涉猎伦理秩序，公民道德建设，伦理文化的构建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颇具新意。但是在分析中未能深入地对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剖析，并给予来自伦理学的解答。关于文化强国建设中涉及哪些伦理风险，它们形成的背景、原因、对策等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这方面的研究需要继续加强。
（2）“文化三自”与道德建设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以下简称“文化三自”）是文化建设中绕不开的话题。有学者提出“文化三自”实际上是“道德三自”。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逻辑前提在于文化的本质反映在伦理道德体系之中，那么道德价值的自觉、自信、自强就从根本上决定和反映着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由此，在文化建设中就势必要将伦理道德建设放在突出位置。[43]文化自觉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三重叠加之中，中华文化原本就是在多元一体的文化关系中形成的，当前更是如此。在此情景中，提出文化自觉就是要重视在世界范围文化关系多元一体格局的语境中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中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问题。[44]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其实质指的是民族国家在文化交流、对话中应当所持有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自觉。对于文化自信与道德自信，有学者提出文化自信的源泉是伦理精神自信，伦理精神自信支撑和挺立文化自信。之所以说文化自信的本质是伦理道德的自信，理由就在于在实践当中，文化的自信必然体现在伦理精神的自信之中。人们不断地创造文化、发展文化和拱卫文化的深层动力来自对伦理精神的守护和追求。这即是说，伦理精神自信在整个文化自信的系统结构和动力动能之中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是最具力量的构成部分。一句话来说，伦理精神自信集基础性、动力性和目的性自信于一体，对于文化的生成、发展和创新均有重大推进作用。[45]伦理精神的自信本身体现的是对自我生活状态的满意和自信，进而必然表现为文化的自信。对于文化自强与道德自强，石中英教授认为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着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分裂主义等多重威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要求我们在文化建设中牢牢抓住文化自强，其实质是道德精神的自强。当前，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不断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增强人们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建立健全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46]概言之，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伦理道德的自觉、自信、自强。那么与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相契合的伦理精神是什么，如何对其进行构建？在“文化三自”的论域中我们又该怎样处理“伦理例外”与“伦理对话”在文化建设中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不断深化。
（3）文化产业中的伦理风险
自党的十六大确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来，这一朝阳产业历经十余年的发展，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潜力，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突出问题。这些问题是经济问题，更是伦理风险。胡惠林教授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论》中从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发展学问题、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文化产业的公共责任三方面详细地论述了文化产业正义这一重要议题。[47]还有学者认为政府在对文化产业发展进行调控时，综合运用商品价值规律和社会价值规律符合文化产业及其运作特点。与此同时又强调文化产业发展要立足于社会价值最大化这一前提，也就是说文化产业发展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兼顾经济效益，最终“达成二者的默契和平衡”。那么该怎样认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社会价值规律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价值规律。社会价值规律的基本意涵指社会生存、发展和完善的根本需要决定着事物的社会价值，价值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内在的规定性来自社会主体的价值标准的赋值。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社会价值规律就是社会价值规律在文化产业领域中的具体化。[48]还有学者针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提出了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具体包括文化生产伦理规范、文化流通伦理规范、文化传播伦理规范、文化消费伦理规范等。[49]厉以宁教授针对当前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伦理风险，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如他认为营利性的文化产业单位必须坚守法律和道德两条底线，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来衡量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以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方向来评价文化产品；兼顾“道德基础”和“物质基础”的同时更加突出“道德基础”的重要性是评价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中必须坚持的原则。他还创造性地提出，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道德调节缺一不可，特别是道德调节的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为突出，是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50]这样一些观点切中了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坚持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必须有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做支撑。只有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才不会偏离正确方向，人民群众在文化消费过程中的道德需要才能不断得到满足。概言之，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克服“唯利是图”的错误倾向，不断增强文化产业的道德底蕴。
（4）后现代主义“消隐伦理”对文化建设的影响
针对后现代主义“消解价值”“消隐伦理”的强势来袭。王岳川教授从后现代主义的整体特征出发，分析了它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影响。他着重探讨了后现代主义的思维论、价值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消隐伦理”的取向对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影响等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方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批判否定精神和异质多样的文化意向这一后现代主义的思维论对文化建设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要看到消极影响。这主要反映在后现代主义在价值论层面上持虚无主义态度和“零度”艺术观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他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起，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促进了当代中国在文化建设中的写作观、语言观、阐释观、批评观等的形成。同时，这一思潮也引发了诸多问题，比如说批评主体的复杂性、批评的缺席和游击状况等。要改变这一不良状况，重建新的学术规范和更加合理的文化批评体系必不可少。另外，后现代主义常常持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严重的反文化姿态，在对待传统文化时态度决绝，采取价值消解策略，对待资本主义甚至是现代文化时，则持完全的否定态度。这样一种理论态度和性格悖论，使后现代主义理论自身充满着矛盾、谬误和偏颇。因此，对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必须认真地进行分析，批判的加以吸取。概括起来讲，要看到后现代主义在在“思维论”层面上所具有的批判否定精神和异质多样的文化意向对于冲破僵化保守的等级秩序和话语戒律有重要价值。但同时要预防和抑制它在“价值论”层面上所隐含的虚无主义态度和“零度”艺术观。[51]可见，针对后现代主义“消隐伦理”倾向，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绝不能因伦理价值多元而忽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整合作用。为此要积极预防在理想主义坍落的“后乌托邦”时代“文化空洞化”的风险。
3.文化转化交流中的伦理风险
（1）传统道德的当代文化意义
传统道德是传统文化中最精要的部分，对于中国文化的延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弘扬。然而伦理道德与文化形态是需要相匹配的，探讨传统道德的当代文化意义总是与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整体方向、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的，而这又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无关系。从社会结构上来看，传统中国社会是以王统、道统、血统共构的三维体系，传统道德对这一体系的稳定发挥着纽带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这一稳定的结构被打破而传统道德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时至今日，传统道德的文化意义再次受到学界关注。有学者认为建立起与中国文化相匹配的“概念系统”是准确理解、把握传统道德“中国特色”的重要步骤。中国传统道德的概念系统可概括为三大体系即“家国一体”“伦理政治”“人情主义”。具体来说，传统伦理的逻辑和历史起点鲜明地体现在“家国一体”中，其理论抽象与伦理关系的动作原理则突出地表现为“伦理政治”，而与之相匹配的精神形态与伦理生活方式则重点折射在“人情主义”之中。三者以社会结构为基础，以主观构建形成相应的伦理关系为途径，以影响现实的伦理生活为目的，形成了“客观—主观—现实的辩证链环”[52]。也就是说只有把传统伦理道德放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形成的生态系统当中去，才有可能把握传统伦理道德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在讨论传统道德的当代文化意义的过程中，对于传统道德最大的质疑来自中国社会为何缺乏“公共性”文化与价值观念，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公”“私”观念的真实底蕴究竟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为何未能塑造出如西方近代社会那样的“公民社会”。对此，有学者提出应当积极学习、借鉴现代公共哲学的新理念和新方法，以“公共性社会信念历史性生成”的角度出发，对中西“公共性价值观念”进行对比分析，寻找其形成的历史和文化依据，为处于全球化和市场化双重冲击下的当代中国寻找公共性道德价值观念生成的有效思路。[53]当前，传统道德对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意义正在以理性回归的方式回荡于学术讨论之中。问题在于传统道德如何克服“虚无主义”与“复古主义”的干扰，如何与时代精神相契合，以符合时代要求的话语系统传达传统道德的优秀思想，最终完成现代转型的任务。这是传统道德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2）儒家伦理的世界文化价值
随着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此过程中思想家们试图寻找一种可以顶起世界文化建设重任的伦理道德体系，其中儒家伦理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源。万俊人教授提出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必须从多种文化资源中寻找依据，开展不同文化的对话交流，而儒家伦理是其中最具历史感，最不可忽视的资源之一。为此，要弄清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对于建构世界文化的资源意义；二是这一资源意义的理解限度。对于第一个问题，万俊人教授认为现代人类可以吸取儒家美德伦理中的仁爱宽恕之道、崇义尚德的义利价值观、成德成人的完整人格论，而儒家伦理中“爱有差等”的等级理念、唯义非利的禁欲主义、道德价值标准至上的“唯德性主义”等则要加以摒弃。对于第二个问题，万俊人教授认为儒家伦理对于构建世界文化虽然有重大价值，但也是有选择的，是需要合理转换的。[54]也就是说儒家伦理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既有益，也有限度。杜维明教授认为近年来个别戴有色眼镜的人视儒家伦理为现代社会的对立物，这种做法极其错误。他提出孔汉思等西方学者认为在构建世界文化的过程中首要的是达至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这样人类社群才能和平共处。对于政治的关切，积极地介入社会治理和对文化进步的重视是儒家伦理的三种属性和三大优势。构建当今世界文化，应当倡导包括儒家伦理在内的多种文明的对话、沟通，以此来减低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等带来的冲击。然而在现实中，儒家伦理的优点黯然失色而缺点则暴露无遗。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在于儒家伦理常常在经济、政治生活中曝光而在文化宗教领域内保持沉默。这种情况对于正确评估儒家伦理的世界文化价值是极为不利的。[55]还有学者认为，对于世界文化重建，儒家伦理无疑是最宝贵的文化选项，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儒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其理论逻辑表现为既然儒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56]这样一些观点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儒家伦理的世界文化价值有重要启发，但是如何实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在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交融中体现儒家伦理的价值仍需要持续深入地研究。
（3）全球伦理与文明冲突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不可阻挡的潮流，然而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终止来自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的冲突。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似乎成为人类交往和民族文化自立中不可回避的话题。面对这一复杂境遇，通过对各民族国家文化的挖掘，构建全球伦理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对此，我国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提出在伦理观念上取得“最低限度的共识”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因为人类在伦理风险上必有共同的难题，必定存在可以被不同民族与国家接受的伦理准则；在全球伦理构建中需要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伦理的基础上，挖掘有利于构建全球伦理的思想观点；寻找全球伦理必须关心当今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如经济、政治、环境问题等，特别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和而不同”原则是建构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对消除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间的矛盾、冲突具有积极意义，而且是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动力之一。在提出寻求全球伦理的重要性和基本原则之后，汤一介先生进一步讨论了在伦理观念上取得某种“共识”需要克服思想上的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文化上的霸权主义，一种是文化上的相对主义。他认为之所以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原因就在全球伦理应当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以理解和尊重多样化和差异性为基础，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包括不同文明、民族、群体甚至个人之间存在的差异。反对文化上的相对主义的理由则是因为不同文化之间虽有抵牾，但是仍然存在某种伦理观念上的一致性，应当承认在某些伦理观念上存在客观标准。[57]万俊人教授则提出全球伦理目前只能是一种“低限度的道德共识”，“共享的全球性道德价值理想”和“共同认可和接受的道德行为规范系统”，每一种特殊的道德文化传统既要承认人类价值的共同性和优先性，又要注意保存其差异性和独特性。[58]樊浩教授创造性地提出化解“文明冲突”，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中所需要的既不是普世价值观，也不是相对价值观，而应该坚持“生态价值观”的理念。他认为之所以要倡导“生态价值观”就在于“生态价值观”的优势在于可以以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生态对话、生态发展消解价值霸权，抵御文化帝国主义，扬弃文化相对主义。[59]概言之，建构伦理精神的合理性价值生态，培养生态对话的文化品质，坚持伦理精神的生态发展，需要以生态价值观为形上基础来化解文明冲突，实现文化对话、交流，对此尚待进一步深化认识。
（4）全球化中的伦理认同
全球化不仅改变着世界各国经济形势、政治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多元文化论”是时下流传广泛的社会思潮。有学者认为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冲突是必然的，但融合仍是主流。没有文化的交流、传播、适应和外来文化的本土化等文化融合方式，人类文化就不可能繁荣发展，更不可能丰富多彩。[60]万俊人教授认为从文化多元论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交叉视景来看，全球化理论与实践是典型的“现代性”事件。在此之中，夹杂的“一”与“多”、“现代化”与“文化乡愁”的矛盾使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之中的各种关系异常紧张。这样一些紧张关系作为一种文化限度影响着经济全球化运动，并且作为基本原因促使全球化积极接受理性反省和文化批判。[61]通过这一反省或批判，我们可以对全球化中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形成某种必要的预备性理解。与文化多元论相伴的还有所谓“文化全球化”。有学者指出“文化全球化”的深层意图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大力推行意识形态战略的重要手段和话语载体。[62]这种影响在伦理维度上正以伦理认同与伦理冲突的矛盾现象凸显出来。对此，有学者提出面对全球化的文化挑战，在伦理认同与伦理冲突的夹缝中，采取适度的伦理多元主义立场有一定的必要性。[63]关于“文化多元论”，“全球化”中的伦理认同与“全球化”的实质、文化的本质和特征、全球文化建设的态势等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产生的重要背景，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研究和商榷。
（二）国外研究现状
1.文化的伦理本质
“文化的伦理本质”是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提出的重要命题。他认为现代西方文化正在走向衰落，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伦理失灵”。鉴于此，他反复强调文化以伦理为本质，“只有伦理的文化概念才有权利存在”。在他看来，丧失伦理的进步，“人类心灵就仅仅作为糟糕的变压器而起作用”，文化的衰落就不可避免。相反，伦理的力量被重新激活，将会填补人们精神的空白，文化则会由衰转兴。也就是说，只要伦理精神重新回归文化世界观并由此产生文化信念，文化复兴的火焰就能被再次点燃。施韦泽通过对西方历史上各个时期伦理道德资源的梳理、对比后提出能够担负起现代西方文化建设重任的伦理观是“敬畏生命”的伦理观。这样一种伦理观基于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以肯定世界和生命为导向的世界观，并由此实现“行动的道德化”，从而能实现真正人道精神的文化理想。一句话，这种伦理观以保存和促进生命的最普遍和绝对的合目的性为指向。在施韦泽那里，伦理的必然性可以概括为“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毁灭和阻碍生命”。[64]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于他所持有的“敬畏生命”的立场即人们要对所有的生命意志采取敬畏生命的态度，这与对自己的生命意志采取敬畏生命的态度并无两样。概言之，他以“文化的伦理本质”为逻辑前提，进而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观为支点来重建现代西方文化。从施韦泽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在论证文化的精神品性方面是有力的，但他未能幸免掉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沼之中。他提出的以“精神重构精神”的文化重建方案，并未彻底地提出文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对于他的文化哲学，需要经过唯物主义的检省之后，方可加以吸收。这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哲学时值得重视的地方。
2.伦理的文化意义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曾轰动学界。在这本书中韦伯主要探讨了近代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文化现象究竟是哪些因素引起的？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广泛存在，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唯独在西方产生而未能在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中产生？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设，那就是新教伦理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精神文化气质，这种特殊的伦理道德及其由此形成的文化只有在新教国家才可能产生，并催生资本主义文明。[65]韦伯关于只有新教伦理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形态才能促进现代文明发展的结论也许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二次大战后，迅速崛起的东方文明就是这一论断的反例。但是，他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与文化建设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不仅能促进文化建设，而且会推动社会的巨大进步。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出版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该书的出版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文化的高度关注。在此书中，贝尔重点说明了“文化矛盾”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引发的困境。他认为影响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是“文化矛盾”而不是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的核心。之所以产生这一矛盾，其根源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伦理为核心的宗教冲动力正日渐式微，而以“贪婪攫取性”为特征的经济冲动力则日趋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死穴。[66]贝尔深刻地揭示了伦理道德失衡对西方文化，进而对整个西方文明带来的危害。马克斯·韦伯和丹尼尔·贝尔虽然以西方文化和社会为分析对象，提出了伦理道德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由此得出的具体结论如不加分析地平移到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来也许并不合适，但是他们对伦理道德的文化意义的分析对于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重视伦理道德建设，提高文化的道德品质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3.多元文化与人类伦理
1996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正式出版。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引发热烈讨论，被称为美国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的国家文化战略宣言书。亨廷顿提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将由七大或八大文明决定其格局。在这样一种多元文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来自文化差异。由此，全球将正式进入“文明的冲突”时代。[67]文明的冲突根本在于不同伦理道德精神的冲突，他认为这是多元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亨廷顿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背后的理论实质是“道德相对主义”。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伦理道德不具共性。这一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否定了文化对话的可能，随即遭到批评。德国学者赫尔穆特·施密特就认为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并不完全正确，“文明共存”依然具有可能性。他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引导人们主动关注“伦理共识”以期实现文化对话，文明共存。他还以神学家的“黄金规则”、伊曼努尔·康德的“绝对命令”“禁止杀人”“诚实守信”等道德规则为例，提出在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都可以找到同样的道德戒律，以此来说明多元文化背景下，人类伦理形成的可能性。[68]基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塞缪尔·亨廷顿在他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这本书中，来自众多领域的资深专家从多个层面，不同视角对于道德价值观如何影响社会文化进步，价值观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文化帝国主义”形成的缘由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人类走向未来过程中促进文化变革的发展规划。[69]可见，“理性”使跨文化交流对话成为可能，各民族文化可以本着“文明共存”的理念，构建人类伦理。因为基于理性推导和实例举证，至少在两方面可以为多元文化背景下寻求人类伦理提供证据。那就是：其一，依其本性，人类未必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其二，人们在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民族背景下进行积极的道德对话既有必要也有可能。[70]概言之，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作为两种不同的主张，背后的理论根基是“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普适主义”的较量，反映的是对人类伦理形成是否具有可能性的态度。对此，应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予以具体地分析。
4.软实力中的道德要素
20世纪末开始的国际竞争中，文化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1993年剑桥大学教授查尔斯·汉普登—特纳联合荷兰学者阿尔方斯·特龙佩斯，对1.5万多名表现卓越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进行了调查，并提出国家竞争力的根源来自文化，其中道德价值体系的作用尤为明显，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资本主义的七种文化》，此书的出版引起了人们对作为文化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的积极关注。[71]与此同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了后来被世界各国学术界广泛关注和研究的“软实力”理论。他认为在传统上起主要作用的军事、武力等硬实力在世界秩序新的变革中正失去原有的力量，而文化、价值观、外交政策等软实力正成为改变国际竞争格局，谋求本国利益的重要手段。[72]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特别是蕴含于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中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要素对于进一步巩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控制力和主导力十分重要。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自传入中国以来，受到国内学者热议，同时其理论语境也被大大改变。国内学者将“软实力”改造为“文化软实力”，其内核不是基于征服、领导和输出意识形态中所形成的“外在力量”，而是基于先进文化建设而生成的具有向心力、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国力”。
三 研究难点
（一）主要研究内容
本书的研究内容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弄清楚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的生成逻辑、治理路径与评价体系研究的基本状况，提出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阐明文化、伦理、道德等基本概念、重点范畴。第一章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加强，信息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广泛介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深化，人类文化发展方向及其可能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主要探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的产生背景。第二章从精神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化强国建设中价值取向多元，文化制度伦理的缺陷明显，文化产业中伦理风险突出，公民道德失范行为消解文化力等方面入手，分析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的主要表现。第三章从多元伦理资源竞争稀释主流价值，文化制度创设之中伦理规导不足，文化产业与伦理道德的结合不实，公民道德失范行为中的人格障碍等方面出发，寻绎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的生成缘由。第四章从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整合作用，厚植制度伦理促进文化制度完善，着力增强文化产业中的道德底蕴，重塑公民道德人格夯实文化根基等方面提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的治理路径。第五章从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评价的主体，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评价的对象，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评价的标准，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评价的方法等方面出发构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评价的基本体系。最后以加强伦理风险治理，向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迈进为结论，对全书进行总结，提升。
（二）研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困难
1.国外相关文献收集难度大
目前，国外关于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一批在国内翻译出版，其中有部分着眼于分析文化建设中的伦理风险，如施韦泽的《文化哲学》等。但总体来说，相关文献较少，在收集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在研究过程中将主要借助外文数据库查找资料，了解国外研究动态。
2.跨学科研究存在一定困难
研究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伦理风险需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哲学、伦理学、文化产业学、文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支撑，跨学科研究有一定困难。在研究中，将找准结合点，将焦点集中在具体问题上，深入学习和研究相关学术成果，克服跨学科研究带来的困难。
（三）特色与创新之处
1.问题导向
从现有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对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伦理风险已有初步涉及。但主要倾向于从理论上阐释“文化的伦理本质”与“伦理的文化本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集中在“文化伦理”的形而上学层面，对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介入不够。为此，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将突出问题意识，以着力解决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伦理风险为支点，回答好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风险的产生背景是什么，主要表现是什么，生成缘由是什么，治理路径是什么，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伦理评价的基本体系是什么等重大问题。
2.观点创新
在学习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过程中将以更加自觉的眼光以伦理的视角审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状况，力求全面、深入地从多个视角透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伦理风险，并找到解决方法。在价值取向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制度伦理与文化制度建构与创新，增强文化产业的道德底蕴，公民道德人格对文化强国建设的影响，对文化强国建设状况进行伦理评价等方面均有创新之处。
3.方法创新
在研究中，着力克服“唯科学主义”运思方式，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遵循历史的方法、主体的方法、生态的方法等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协同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研究法、思辨反省法、直觉体验法、交叉研究法等多种具体方法进行研究。
4.资料创新
资料创新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现有资料的充分运用和新的解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伦理内蕴要进行深入挖掘。另一方面，积极吸收近年来有关价值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经济哲学、制度伦理学、经济伦理学、文化产业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做到以全新的论据支撑研究全过程。
四 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紧密围绕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伦理风险展开文献搜集、对比、分析、提炼。在细致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肯定成绩，查找不足，进而提出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二）比较研究法
采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两个维度，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体系和西方文化中的伦理资源进行比较，找出存在的优点和缺点。对照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伦理风险进行深入剖析。
（三）系统研究法
在研究过程中，以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伦理风险为核心，参照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可能趋势等背景，以系统的眼光提出解决问题之道。
（四）思辨反省法
文化、伦理、“文化伦理”等问题与人们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运用思辨反省法能很好地总结和反思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五）直觉体验法
直面现实，发挥作为社会成员的主体作用，真实地感受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伦理风险，以真切的体验问诊文化强国建设的现状和进步的尺度。
（六）交叉研究法
以文化学、文化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不同视角开展交叉研究，发挥各学科的特点和优势，对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伦理风险展开解读和研究。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人民日报》2020年10月31日第4版。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0页。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0—161页。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页。
[7] 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被誉为与阿尔贝特·爱因斯坦齐名，是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参见[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8] [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9]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10]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5页。
[11] [英]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石孝殊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12—413页。
[12] 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13]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5页。
[14] 李泽厚：《论语今读》，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8页。
[15] 王凯：《老子〈道德经〉释解》，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16]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1页。
[17] [英]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石孝殊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80页。
[18] [英]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石孝殊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24页。
[19] 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20] 刘曙光、李武装：《文化哲学及其研究棱镜》，《探索》2012年第1期。
[21] 袁祖社：《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使命与精神生活的道德价值逻辑》，《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4期。
[22] 樊浩：《伦理的文化本性与文化定位》，《中州学刊》1997年第4期。
[23] 袁祖社：《文化的伦理本质与现代德性生活的价值真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24] 樊浩：《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25] 袁贵仁：《关于价值与文化问题》，《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26] 郑又贤：《试论加强文化伦理规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
[27] 李萍、魏则胜：《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
[28] 孔润年：《自觉开辟文化伦理学的研究方向》，《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5期。
[29] 孔润年：《自觉开辟文化伦理学的研究方向》，《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5期。
[30] 安启念：《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31] 李鹏程：《论市场经济作为文化伦理现象》，《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32] 吴忠：《略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伦理原则》，《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6期。
[33] 邹广文：《马克思文化思想及其中国文化观》，《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
[34] 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35] 牟成文：《论马克思文化观的本质》，《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6期。
[36] 袁祖社：《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使命与精神生活的道德价值逻辑》，《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4期。
[37] 龚天平：《文化建设的伦理维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8] 郑又贤：《试论加强文化伦理规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
[39] 段钢：《论城市文化伦理建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
[40] 邵华：《文化建设中的伦理美德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41] 陈泽环：《文化的衰落和重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42] 杨方：《西方伦理文化对当代中国伦理文化建设的三重启示》，《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5期。
[43] 袁祖社：《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使命与精神生活的道德价值逻辑》，《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4期。
[44] 费孝通：《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45] 王泽应：《伦理精神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和根本》，《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5期。
[46] 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7] 参见胡惠林《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论》，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267页。
[48] 张曾芳、张龙平：《论文化产业及其运作规律》，《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49] 郑又贤：《试论加强文化伦理规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
[50] 厉以宁：《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道德力量》，《光明日报》2015年04月09日，第14版。
[51]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52] 樊浩：《中国伦理的概念系统及其文化原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53] 袁祖社：《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本位”特质与民众“公共精神”的缺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54] 万俊人：《儒家伦理：一种普世伦理资源的意义》，《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6期。
[55] 杜维明：《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文史哲》2006年第6期。
[56] 蒋国保：《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3期。
[57] 汤一介：《“全球伦理”与“文明冲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58] 万俊人：《儒家伦理：一种普世伦理资源的意义》，《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6期。
[59] 樊浩：《应对“全球化”的价值理念及其道德教育难题》，《教育研究》2002年第5期。
[60] 陈平：《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61] 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62] 刘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哲学研究》2007年第5期。
[63] 薛桂波：《全球化中的伦理认同与伦理冲突》，《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1期。
[64] [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65]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页。
[66]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5—30页。
[67]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68]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69]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70] [美]史蒂文·卡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类伦理》，《学术界》2014年第8期。
[71] [英]查尔斯·汉普登-特纳、阿尔方斯·特龙佩斯：《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徐联恩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72] 参见[美]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