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缘起

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大趋势，跨越民族国家地理疆域的全方位互动的大潮流，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与势；综观全球化时代所凸显的以语言为核心的全球大博弈，语言矛盾愈演愈烈，语言竞备热火朝天，阐明了国家安全语言战略的危与机；审思中国英语教学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摒弃将语言作为传统意义上信手拈来而又挥之即去的“工具”思维，将其塑造为和国家荣辱与共的民族“认同”[2]，决定了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艰与险。

时与势的把握，使中国在面临本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双转型与双升级的改革挑战时，科学谋定创新发展的大棋局；危与机的博弈，使中国在从“本土型”向“国际型”国家转型的征程中，以主动融入全球竞争新格局的姿态来引领中国语言教育战略大变革；艰与险的体悟，将我们求解的悬疑牵引至“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核心命题和根本动力之上。

本研究试图深入解读应用型英语教学的内核，祛除教学转型行为纷繁复杂的表象。但是，其终极目标是求解一些超越应用型转型表象本身的真实问题：英语类专业教学存不存在向应用型转型的问题？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需要转型吗？转型方向在哪里呢？基于这一思路，本研究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细化深入：从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已有研究文献、专家访谈论证和研究者个人教学实践经历的三角互证，确定本研究问题为真命题；从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的现状调查中，锁定教学转型的难点与焦点；从对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多案例深描中，追踪教学转型的轨迹与动力；从对教学转型个案间的纵横异同对比中，总结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普适性理论与规律。在上述涉及教学层面、转型文化层面和隐喻层面的意蕴之下，暗流涌动的是对英语教学理念和教学范式转型的教育学本质透视。而这种透视通常会随着时代的前进发生本质性的嬗变。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便体现于此。

一、研究缘起

（一）一个驱动世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引擎”：高等教育转型支撑

1.世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魔咒”与“契机”

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正面临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持续低迷和发展不确定性的阴霾，长久笼罩着世界各经济体。回首过去，受“三低一高”（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问题长久困扰，全球经济深陷低速增长的泥淖，复苏脆弱乏力，增长艰难曲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1%，比2015年的3.2%略有下降。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从2015年的2.1%下滑至2016年的1.6%。[3]持续下行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阴晴不定的国际金融市场、高位攀升的全球债务水平、差距恶化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进一步加剧了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世界经济面临危机，深陷发展“魔咒”，艰难复苏的症结在于，由全球投资不足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放缓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低水平增长，[4]具体表现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衔接缺位，传统经济增长推动力疲弱低效，而引领未来发展的新兴动力尚在孕育阶段，未能通过人力资本革命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良好支撑。

众所周知，人力资本的效度与经济增长的需求是否适配是制约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需求是否适配的衡量标准包括：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就业能力与流动能力的强弱以及劳动报酬的涨落。[5]经济持续增长与有效人力资本供给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有效的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物质资本的产出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知识积累、推动制度创新和减缓经济波动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对人力资本相关要素的产出效率也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如将人力资本的“契合度”与“效率值”视为经济发展的新指标等。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的转型成为为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培养适销对路人才的关键支撑。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其著名论著《教育思想的演进》中着力强调，“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症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6]。总之，高等教育转型为世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2.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变化”与“新常态”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以质量提升替代单纯高速增长。这涉及调整经济结构、改良生产方式和探求发展新动力。国家“四个全面”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信息化和国际化发展新阶段，面临分类发展、转型升级的新态势。中国高等教育如何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已成为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转型发展，根本在于有无转型升级的劳动力结构作为支撑。所以，中国高等教育需要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对接国家“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的战略组合需求，主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以提升高等教育服务能力为导向，[7]借助转型发展这一方法与工具，优化其结构布局，优化人才类型结构，调整高校发展重心，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站”。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升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种从柔性到刚性的论断改变，从外延到内涵的拓展，既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升级换挡的内在要求，也是对“纠结于规模扩张、校名更改、土地扩大、层次升格”式转型误读的时代批判。

（二）一个撬动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支点”：高校应用型转型

1.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点”与“亮点”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是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和系统质量提升的时代新命题，为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新支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虽然成就瞩目，但转型升级的压力仍迫在眉睫。高等教育资源仍不均衡、整体质量仍不够高，还不能高质量满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8]

当前，旨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调整供给结构、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建立与需求侧相适应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成为中国新常态经济学中的“主题词”。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进中国经济在效率、质量、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上实现新跃升的必然之举。中国经济“凤凰涅槃”的“路线图”就在于实现经济转型，接受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淬火与洗礼。

然而，在推进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及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新常态对接的进程中却是挑战连连。首先，面对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窘境，中国经济的常态与模式需要由需求决定型转向供给决定型，即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要由原来“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所决定的需求侧，转换为由供给或生产能力（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所主导的供给侧，这构成中国“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逻辑起点。其次，生产方式需要由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鼓励自主研发和创新，提高全要素（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等）生产率。由于资本、技术和劳动力是经济社会供给侧的主要构成，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以及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体现为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包括教育体制、科研体制和企业制度的改革等，共同构成创新驱动的核心力量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新亮点。

2.高校应用型转型的“现象”与“本质”

经济困境与教育困境彼此勾连。要推进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前提是调整教育结构，尤其是高等教育结构。这是由人力资本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决定的。这就凸显了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性。高等教育以其多重角色处于经济“供给”和“需求”天秤的两端，构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它既作为“三驾马车”的内容之一处于经济的“需求侧”，又作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制度和创新供给的基础处于“供给侧”。所以，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要求高等教育提供因应、推动与协同之策，高等教育则需要在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肩负起应有的责任、贡献与担当。

中国高校的转型发展，本质上是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9]其结构欠合理的表征主要是，定位为精英学术型人才培养的院校遍地开花，致力于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院校却凤毛麟角。高校的同质发展导致教育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难以匹配，使“就业难”问题凸显。转型是适应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也是这些学校谋求生存发展的现实诉求。当前，无论是“一带一路”“经济内涵式发展”等宏观战略规划的推进，还是“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微观改革政策的落实，都对应用型人力资本寄予厚望。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不足。因此，优化教育结构，凸显院校特色，推动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是推进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保证。

（三）一场中国“第一专业”的尴尬：英语类专业危机四伏

1.英语类专业的“热”与“冷”

当今社会，世界语言生态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英语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语言。[10]英语之崛起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奇迹。英语的魅力在于它与外面的世界、金钱和成功连在一起。[11]与400年前英语仅为极少数人所使用的一种模糊语言[12]的情形所不同的是，英语当今已成为世界上流行最广、最主要的国际通用语之一。全球约有1/4的人口会讲英语或至少懂英语。[13]10余个国家或地区将英语作为母语，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将英语作为官方语。此外，作为“传媒”工业的语言，英语在全球1/2的报刊、3/4的邮件、3/5的新闻广播中被广泛采用。[14]英语还是把80%的信息存储在全世界电脑上的媒介。英语作为一种全球现象——作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或外语[15]的崛起，其本身就说明了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借用哥本哈根商学院英语系知名教授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的名言：“掌握英语为繁荣商业社会、强化国际影响、促进全球融合以及提升个人就业能力大开希望大门，然而，与此同时，对英语不擅长者则意味着此路不通。”[16]英语成为在当今社会立足从而求取成功的基本工具。[17]

与英语热力节节攀升相匹配的是，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英语教育事业迎来了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新春天。“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更是促使英语专业迅速发展成为英语类专业（包括英语语言文学、商务英语和翻译专业）。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1494所本科院校（1219所普通本科院校，275所独立学院）[18]中设有1110个英语语言文学点、294个商务英语点、230个翻译点[19]（见图1—1—1）。根据2010—2015年教育部《人才培养学科分类目录》显示，我国目前有超过80%的高校设置了英语类专业，招生与报考都异常红火，将英语类专业推上了中国高校第一大专业的宝座。

英语类专业之所以成为第一大专业，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实用性强，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为子女甚至是自己的英语教育买单，直接动力就是英语类专业工具性特征明显，它与职业发展、跨文化交流沟通、生活服务、留学深造等需求息息相关；其二，应用范围广，全球化时代，英语应用无处不在，它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交流合作跨越国内国外的地域分界，生活、学习、交友等人类共同活动超越线上线下的空间阻隔；其三，专业办学成本低，部分院校在专业建设上贪大求快，认为英语类专业建设在基本办学标准，如办学条件、师资水平、保障体系上不需要高要求，拉齐人马（有教师、有学生）即可开工，客观上造成教学保障条件、人才培养质量及培养体系低位徘徊；其四，发展前景好，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逐渐加大，作用空间日益拓展，复合应用型英语类人才，如商务英语人才，陪同口译、同声传译人才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择业空间和黄金发展机遇。

图1—1—1 2010—2015年中国普通本科院校数与英语类专业学科点分布数对比图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7—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英语类专业就业市场连年遭遇“寒潮”，但高端英语类人才市场供给力严重不足，供需错配相当严重。据《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0—2016年，在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7次中国大学本科就业红牌黄牌警告专业（高失业风险型专业）中，英语专业年年赫然在列。2010—2013年，英语本科专业被连续亮“红牌”，2014—2016年又被连续亮“黄牌”。[20]英语类专业蓬勃扩张的动力必然来自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但令人不解的是，英语人才需求的持续高涨何以招致红黄牌警告专业的厄运呢？据《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在营语言服务及相关企业为37197家，专职从业人员达到119万人。[21]据《中国翻译服务业调研报告2014》显示，截至2013年底，企业数增加到了55975家。语言服务需求旺盛，从事语言服务企业数量激增，竞争日渐激烈。这对语言专业人才的从业水平及专业素养，尤其是对语言业务中的项目化实施、流程化生产、信息技术支持、标准化执行[22]等运作能力的专业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与以高端应用为导向的市场需求以及以学术人才培养为目标的教育体系背道而驰，一方面导致学生学非所用，另一方面也严重制约了语言服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以翻译专业为例，据中国翻译协会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5287家专业翻译公司中，仅有10%的专职译员充分胜任其翻译工作，不超过5%的接受过高水平翻译训练。胜任国际会议口译的专业译员更是凤毛麟角。[23]对于在国际社会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来说，如此一支规模有限的专业队伍如何能有效应对逐渐攀升的国际交流需求？究其根本在于尚未有效建立以应用型和实践性为特色的高端应用型英语人才培养体系，这成为制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

2.英语类专业发展的“危”与“机”

英语类专业学科点逐年增多与英语类专业就业市场遭遇寒潮这样的冰火两重天状况，揭示出英语类专业发展危机四伏。专业发展危机的症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高端英语类人才和国际化人才从数量、质量到结构与层次都无法匹配国家经济社会转型与国际化战略发展需要；从中观层面来看，英语类专业人才培养与语言服务行业的社会适应度不高，高端应用型英语人才极其匮乏；从微观层面来看，用人单位虽基本能招聘到英语类专业毕业生，但学生的专业相关度与岗位适应度普遍不高。这样较为低端、较低质量的就业造成人才的浪费，专业发展受阻。其次，英语类专业的同质化发展导致英语类专业人才培养“小才拥挤，大才难觅”的困局。产生困局的病理在于，其一，人才培养类型的同质化，无视能凸显区域特色与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执着于学术精英型人才培养；其二，人才规格的单一化；其三，教学理论与培养实践脱节，校企合作难以互洽共赢，学生综合素质与岗位需求错配。因此，摆脱英语类专业发展困局的根本是要对接英语市场需求，合理调整专业培养定位，清晰确定多元培养路径，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四）一条“哑巴英语”的“死胡同”：英语类专业教学问题重重

1.“哑巴英语”的“罪”与“罚”

“哑巴英语”，中国亿万英语学习者心之所痛。究其原因，除“费时低效”外，一浪高过一浪的英语考证、考级行动也难辞其咎。从儿童到成人，从白天到夜晚，疯狂学的竟是中国式的“哑巴英语”。无论是中国英语学习者以时间换效率的天真，还是用证书证明能力的功利，都写意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心头挥之不去的伤痛。而催生这一痛苦的根源则在于英语教学应用性与实用性的缺乏。长期以来，我国英语教学走的是一条学语法、背单词、听不懂、说不出的“哑巴英语”的“死胡同”，严重阻碍了英语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生成，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英语教学的规律以及英语学习的初衷。缺乏较强的英语交际能力和娴熟的沟通技巧的大学生，在国际交流日益深入的当下，无力、无意更不敢参与全球竞争，这将严重影响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2.英语类专业教学的“难点”与“焦点”

英语是一种被用作广泛交际的语言。[24]语言学习是一个复杂过程，许多因素，如从语言输入的途径到学习动机、个性因素等非语言影响等因素对于成功的语言习得都发挥重大的作用。[25]英语类专业教学的难点聚焦于：首先，英语教学理念。英语与文化相连是根本，英语与专业结合很必要。其次，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应用的联结。再次，英语教学活动安排与学生学习需求的满足。学生学了不能用与需要用又没学的现象普遍存在。最后，教学环境与学习氛围的营造与学习情景的创设。长久以来，英语学习高投入低产出问题严重。据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英语教育机构英孚教育公司所发布的《英语熟练度报告2015》（EF EPI）显示，尽管中国英语培训投入逐年攀升，但中国大陆英语熟练度仍以49.41的得分在所有参加英孚英语熟练度测试的70个国家中位列第47位，处于低熟练度得分范围，[26]较之2014年的全球第37位呈现出明显下滑趋势，与多年蝉联第一的瑞典（70.94分）更是相去甚远。这一结果激发了全社会对以应试为主导的传统英语教学的质疑，也重申了以应用为导向的英语教学转型的重要性。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与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遥相呼应为本研究设置了恢宏的时代背景，“英语类专业教学研究”为本研究锁定了中心问题域，“教学转型理论与实践研究”则为本研究勾勒出了基本的研究路线图，这也是对教学——“教育永生主题”与时俱进的发展诉求的写照。

二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1.探索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理路，为国家应用型转型提供学理支撑

本研究以教学转型为切入点，探讨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体系构建问题，并重点剖析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原因及其转型路向，为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的教学转型提供多路径、多方向的实践策略，特别是对不同类型本科院校的英语培养目标、教学定位、课程设置、师资要求、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明确差异，彰显特色，引导各类院校的英语教学分类定位，按需抉择。

2.丰富应用型转型问题研究的理论视角

本研究借鉴新制度主义相关理论，细致阐述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根本动因，为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并结合英语类专业特殊的教学转型实践，对新制度主义相关理论进行相应的借鉴与改造。

3.建构“宏观—中观—微观三位一体”的教学转型理论体系

本研究建立了融“四大要素”和“三大机制”为一体的动态立体螺旋式教学转型理论模型，为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对教学转型“四大要素”“三大机制”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横向与纵向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对比分析，细化拓展现有应用型转型发展理论，丰富完善其理论内涵。

（二）实践意义

1.总结转型实践策略，指导按需抉择转型路径

本研究对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提供了多路径、多方向的实践策略。对不同类型本科院校的英语培养目标、教学定位、课程设置、师资要求、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明确差异，彰显特色，引导不同属性院校英语教学分类定位，按需抉择转型路径。

2.匹配专业特色定位，倡导教学“二次转型”

针对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这一主题，本研究提出，不同属性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结合其具体专业的发展定位与优势，逐渐形成特色化的应用型教学体系，根据教学基础与教学转型所处的阶段，在具体的方向和策略上，选择一次转型或二次转型。

3.响应国家外语战略，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

本研究探索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主题，响应国家培养应用型外语人才的语言战略号召，促进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国家应用型转型提供全新的决策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