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人评介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 披肝沥胆弘儒学

—当代哲学名家郭齐勇先生推介

王锟

一 学术简历

郭齐勇先生1947年生于中国湖北省，今年75岁。他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1984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师从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教授，并留校在哲学系任教。1989年晋升为副教授。1987年至1990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萧萐父先生，1992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晋升为教授。郭先生一直在武大哲学学院与国学院当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国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兼人文学部召集人等。社会兼职主要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3—2015）、教育部高校哲学教指委副主任（2001—2013）、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2005—2007）和副执行长（2007—2016）、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第五届至第八届，1999—2018）、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2005—2018）、国际儒学联合会（ICA）理事暨学术委员（2004—2018）与顾问（2018— ）、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2013— ）等。曾被邀请为美国哈佛大学、日本关西大学、台湾大学访问学者，德国特里尔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儒学讲座教授。

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06）、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2011）、山东省人民政府与文化部主办的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颁发的“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2017）。

二 主要学术成果

郭齐勇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熊十力思想研究》《熊十力传论》《郭齐勇自选集》《文化学概论》《守先待后：文化与人生随笔》《儒学新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中国人的智慧》《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史十讲》《郭齐勇新儒学论文精选集》（以上为独著）,《诸子学通论》《梁漱溟哲学思想》《钱穆评传》《传统氤氲与现代转型》（以上为合著）等，与冯达文共同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主编《熊十力集》《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经典精读》《儒家文化研究》辑刊等，主编的大型十卷本《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即将问世。其中，《中国儒学之精神》《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三书，获岳麓书院、凤凰国学网主办的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

三 重要学术思想

学术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学人对一些复杂难解且重要的问题意识进行反思、对谈和讨论的产物。在一定的时代，复杂难解的问题意识是一般的、普遍的，但对之反应者则因人、因时、因地而是具体的、有特色的，这就形成不同的学术思想个性。郭先生从他的视角出发，回应时代问题，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

1.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争论中研究、绍述现代新儒学思潮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学界掀起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争论，郭先生积极参与此热潮。从1985年至1990年，他评析当年诸名家的文化观，尤其对“儒学复兴”“西体中用”“彻底重建”诸说的文化观予以评论，阐发了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又从人类学与文化哲学的不同维度对“传统”做出疏导，并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文化的诠释与评价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经过这次文化争论，先生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大转折，开始自觉正视和开掘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资源，形成了其学术思想品格。先生对儒学资源的开掘，是从现代新儒学大家熊十力开始的。以199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熊十力研究》为起点，陆续生成《熊十力思想研究》《熊十力传论》，主编《熊十力全集》。之后，先生还持续开掘现代新儒学这座学术思想富矿，深入研讨了现代新儒家“三代四群”十多位大哲学家的本体论、方法论、文化观，以现代性与传统之关系为中心，检讨“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正确反思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通过理性批判传统的负面因素来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承继传统文化的资源，开发传统文化具有现代价值的精神观念。同时，他还深入挖掘熊十力、冯友兰、冯契等人哲学思想的内在张力和困局，讨论了他们对传统儒释道诸家及易学传统之重建的得失，探索中国哲学在当代重建的方向、重心和路径。这些深入研究最后结集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上述成果，使先生成为熊十力及现代新儒家研究当之无愧的代表，在学界卓然成家。

2.在中西文化比较和争论中廓清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1990年代以来，新一波中西文化比较和争论兴起，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问题、中国哲学的特质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先生从世界主义与中国本位主义视域融合出发，主张努力确立中华民族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主张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框架、范畴的束缚，实现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发展，构建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通过对中国哲学的“道”“气”“阴阳”“五行”等“基元概念”及儒释道诸家哲学理路的分析，从根源上揭示中国哲学的要义与特征。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实体主义；其宇宙论是生成论，主流是生机主义，将世界视为连续性的创进不息的过程；注重天地人物我之间、身心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在天人性命、形上形下、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的统一；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形上学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创化日新、生生不已；二是相依相待、整体和谐；三是事实与价值的联系、语言与超语言的贯通。这些原创性的智慧是全人类极宝贵的思想传统和资源。他还诠释中国哲学的最高神圣性源头—“天”的意义及天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或他人之间、个体人的身与心之间的辩证智慧及其当代价值与意义。

值得一说的是，先生在继承前辈和自己精神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精神特质概括为以下七点：自然生机、普遍和谐、创造精神、秩序建构、德性修养、具体理性、知行合一。这也就是：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这些概括很有学理依据和说服力，被学界广为认可。

3.在国学热的喧嚣声中冷静地为传统文化培养读书种子

进入21世纪，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和国学热有增无减。在“国学热”的喧嚣中，先生适时组建武大国学实验班。先生对国学实验班的培养，注重文字学的功夫，坚持延请文史哲名家对学生作中国古文字、音韵、训诂的训练和国学经典的研读，亲自开设“四书”、《礼记》等专题课程。先生在多种场合说过，建立国学实验班的初衷是想培养一点读书种子，一方面是做人要正派，有君子人格，有士操；另一方面是在学术上要有中国文化的基础知识，要扎扎实实地研读经典。他指出，办国学实验班还有两点原因：第一点要克服文史哲分家、分科，希望深度地打通文史哲，精专和博通互为基础。第二点是扭转文科学生的培养长期以来存在概念加通史、缺乏经典研读之不足，坚持以经典为主，通论、通史和原典相结合。因为文科学生的培养，不能没有经典的基础。读经典可启发学生的原创性思维。以国学实验班教学为契机，先生示范“经典重读”，对先秦各家经典的核心范畴、精神价值与运思风格等方面，对中国人的终极归属、政治观、伦理观、人生修养论的现代意义等作了新阐释。如他对原始儒家（孔、孟、荀）的正义论与道德心性论，郭店楚简与孟子心性论的关系，《礼记》中蕴含的社会公正思想资源，苏格拉底、墨家与儒家关于“孝”“爱”的同异，《老子》与《庄子》之“道”论及其同异，佛教的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马祖禅的哲学意蕴，朱熹与王夫之的心性情才论的比较等，尤其重视儒释道的心性修养论、人格境界论、生死观等在当代社会心理调节等方面的功能，重新肯定先秦到宋明的心性论这一富矿有益当代，值得发掘。他对学术前沿的课题，如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公与私、公德与私德、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文明对话等论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值得指出的是，先生重点阐发了先秦儒家所蕴含的中国古代社会正义论的思想内涵与特色，指出“亲亲互隐”观念、亲属容隐制度在古代与现代的意义，唯有合乎人情、顺乎人心的法律规定才能真正保护并捍卫人民自身的权利。先生还特别关注儒家与专制王权之关系，肯定传统儒家型社会是“大社会”，认为其众多自治组织和广大的民间社会空间的传统是接植民主政治的基础。这些观点，与近年来政治哲学研究热互为表里，在学界有一定的反响。

4.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重建儒家伦理和宣扬中国传统文化活动

先生是具有实践性品格的学人。他常说，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学生，要在坚持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向社会去传达哲学智慧、国学智慧。“国学热”“传统文化热”，说明社会需要这些东西。先生时常到民间讲学，给社会大众讲中国文化的传统。先生与学界同人一道，试图在社会大众中重建中华人文精神，认为国学与中华人文精神所具有的“美政美俗”“化民成俗”的意义仍值得珍视。在宣讲过程中，他重点阐发了儒释道智慧与当代人心理调节的关系。在前贤的基础上，先生提出在现代社会重建“六伦”，即在创造转化传统“五伦”的基础上，重建新型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把君臣关系改造成上下级关系，重建同事关系一伦，包括上下级关系，涵盖职业伦理。再增加群己关系一伦，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涵盖人与他者、人与不同人群、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这就是新六伦：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同事、群己。相应地，扬弃三纲，重释五常，把仁义礼智信的内涵作与时俱进的改造。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再生与重建，他对现实社会和人生问题进行反思，发表多篇学术随笔，结集成《守先待后：文化与人生随笔》等书。先生在大学和民间普及推广儒家文化的演讲，结集为《中国儒学之精神》等书，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可读性强，流传影响广远。

总之，郭先生随时代脉搏而动，以人文精神探求和文化主体意识为旨归，在中国传统思想、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思潮的“三角张力”中，在学术与思想、书斋与社会、知与行之间披肝沥胆弘儒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并在学术思想史的长廊中留下了自己的脚步，必将启发后来者的思考、对话。

四 治学感悟

在教书育人、学术研究与公共服务工作中，先生有如下感悟、心得与体会：

老师们对我恩重如山，学术界与我校前辈们对我的关照、提携、扶掖，春风化雨，点点滴滴，我永远铭记心头，没齿难忘。我时刻保持敬畏之心、感恩之心、恻隐之心。我希望有志于国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青年人甘坐冷板凳，潜心苦读、钻研中外经典，且要有一定的阅读量，全面、准确理解第一手资料和学术前史（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还是孟子讲得好：掘井及泉，以意逆志，深造自得。这既是态度，又是方法，更是工夫。我们需要以健康的心态体认传统社会、哲人及其智慧，在当代予以创造性转化与重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作为儒者，我力求做到学问与生活一致，做人与做学问一致，洁身自好，公道正直，敬老尊贤，提携后进。我将尽心尽力推动国学（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普及工作，与学子们共同切磋古代经典，努力培养读书种子，教学相长，其乐无穷。

五 重要著作介绍

《熊十力思想研究》，该书从熊十力哲学架构、主要范畴、命题等核心问题入手，对“境论”（本体—宇宙论）、“量论”（认识与修养方法论）、“佛学”（儒佛心性论）、经学（政治历史哲学）、易学观、道家思想及熊十力与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学术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系统而深入讨论。从内容来看，该书前五章可视为内篇，后四章可视为外篇。

就内篇看，是以“境论”“量论”为内核阐述形上学。先生认为，熊十力哲学的中心范畴是“本心”“仁体”，范畴体系围绕“体与用”而展开。他的本体，不是僵死、机械、外在、无根的自然本体，不是君临于宇宙万象和人类生活之外之上、与人的活动脱节的、虚构的“精神本体”，而是现实、能动、刚健、有活力的人类生命本体。此体即本体即主体即现象即功能。“体用不二”模型将宇宙人生打成一片，合天地万物于一体，强调了人之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有机、动态的整合，进而认定生生不息、翕辟开阖的宇宙本原，即吾人之真性，即人之所以为人之真宰。该书特别指出，熊氏在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的双向批判和扬弃过程中，发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融会儒学、佛、西方思想，建构以“仁心”为本体，以“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生生不息”和“冥悟证会”为宗纲，熔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于一炉的博大哲学体系。熊十力哲学具有自身的特质：重人文，尊生命；反空无，箴寂灭；主健动，阐变易；严思辨，倡体悟；一理欲，明道德；合天人，扬主体。熊氏形上学的路数，大体上是孟子—陆王的路数，同时综合了佛学的变化观、周易哲学的生生不已之论，把客体面的大化流行，基建于主体面的日新其德。他的哲学洋溢着勃勃生机。他虽然间接地受到柏格森、倭伊铿哲学的影响，却严厉批判西方生命哲学把本能、欲望、冲动等与形骸俱始的习气看成生命力的本质。熊氏挺立人的道德主体、强调自我本然的道德心性（良知）的自我觉醒和自家体贴的个人生命体验，将文化生命或精神生命实存地投射或推扩到天地万物中去。熊氏借助他学到的唯识学和因明学，以缜密的理性思辨，对实存的本体论化及其所导致的宇宙论观点作了系统论证。

就外篇看，是通过解释经学来阐发政治—历史哲学。该书认为，熊先生的政治哲学镶入历史之中，在历史中求根据，并以此转而批评历史，形成了他独特的“庶民史观”。他的政治思想是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他向往一种革命、民主、公平的社会主义。由于他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不是以纯思想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而是一定要镶在历史中去讲，镶在思想史中去讲，便不能不引出若干纠葛甚至误读。在这一方面，他不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而是以微言大义阐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庶民史观的思想家。该书还进一步指出，熊氏在外王学上继承谭嗣同、章太炎的理路，结合自己亲身参加辛亥革命的实践体验，借助心学和佛学，彰显个性、能动性和自由，强调“依自不依他”，主张舍故趋新、不守故常，努力从传统思想资源里寻找“科学、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的根芽。

该书最重要的特色，不仅详细阐述熊十力诸思想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脉络，而且在熊氏前后思想变化的历程中分析其内在紧张与困局，并对之进行“批导”，许多观点值得进一步深思。透过熊十力思想特质和困境，可以理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特质和困境。总之，《熊十力思想研究》是一部很有深度的熊十力哲学研究专著。另外，该书文笔清新流畅，富含情感和价值关怀，读来使人动容，欲罢不能，这对一部哲学研究类著作尤其难能可贵！

【作者简介】王锟，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孔氏南宗与儒学研究所所长，《浙学研究》副主编，现为中华朱子学会理事，浙江省朱子学会副会长，主要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近年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出版《孔子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朱学正传：北山四先生理学》《怀特海与中国哲学的第一次握手》等专著5部，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