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世界需要新型全球治理
我们应对“全球化2.0”作何期待？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1]
如今，人类正经历持久而痛苦的逆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究竟是不是历史上注定发生且无可避免的，还有待观察。若非不可避免，人们就可以推断谁该对事态的这种转变负责。无论如何，2008年至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0年至2013年危机后的复苏都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全球化几乎不可能是线性——遑论指数——发展的过程。危机过后，全球互通性的关键指标（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要到2010年代中期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而到2010年代末又再度暴跌。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层面的离心趋势已累积起强大势头。如果期望像2020年乔·拜登赢得美国总统选举这样单一的国际事件（无论多么重大）能逆转或阻止全球化趋势，那实属天真。在今后数年国际社会亟待处理的任务似乎是，在经济和政治逆全球化方面削减相关成本，降低相关风险。
尽管面临这一艰巨任务，人们也不应忽视长期的国际趋势。毫无疑问，全球化将以某种方式回归。无论反全球化分子怎么说，当前都有以下两个日益强化的因素推动着世界的全球化发展进程。
第一，从气候变化加速，到出现疫情威胁，再到迫近的全球资源紧缺，这些共同的难题和挑战让人类感受到不断增长的压力。为了生存，我们需要以某种形式的联合行动来应对上述挑战。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最终会拥抱“全球化2.0”这一进程。
第二，当下的逆全球化进程并未阻碍技术进步。相反，技术发展空前快速，持续创造出新机遇，让各种远程沟通得以实现。全球的物理空间和资源总量正在缩减，然而，在不同地理空间分布的工作、教育、娱乐、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可行模式正在成倍增加。拿破仑“地理即命运”的旧观点正在失去其昔日的公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新冠肺炎疫情对线上活动的推动作用，使其成为一个“大均衡器”，削弱了多种传统等级制度和国际壁垒。
我们终将迎接新一轮全球化来临的曙光。这种“全球化2.0”将与我们在21世纪早期所经历的情况明显不同，但它会沿大体相似的方向演化，并保留上一轮全球化的一些本质特征。如果把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作为起点，并假定当今世界已经处在或接近逆全球化进程的最低点，我们就能相当有把握地预测，全球互通性的下一个“U”形拐点将出现在21世纪20年代中期。如果考虑到2020—2021年的危机相对于2008—2009年的危机更加错综复杂的本质，我们需要把“U”形转折的时间点再推后两三年甚至五年——颇为接近21世纪30年代末期。
不过，预测“U”形转折和“全球化2.0”到来的准确时间节点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尝试预测新一轮全球化的基本参数，这些参数使得新一轮的全球化与人类在21世纪初经历的情况大相径庭。
一 没有霸主的全球化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全球化，正值美国国际实力和影响力处在历史巅峰。事实上，从比尔·克林顿到贝拉克·奥巴马，正是美国总统们在新兴的全球化世界中定义了基本游戏规则。美国的霸权已经延伸到了国际发展和国际安全两个领域。所有主要多边机制，无论是联合国、北约、八国集团和后来的G20，还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甚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都反映出美国的全球议程设置并掩盖了美国为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不懈努力。在少数情况下，当美国未能在适当的多边组织内推行（有利于）自身的决策时，华盛顿会毫不犹豫地绕过这些组织。而此时，国际社会的阻力非常有限，甚至没有任何阻力。例如，2003年美国领导的“意愿联盟”对伊拉克的军事介入。
新一轮全球化将与这种模式截然不同。在“全球化2.0”下，美国不太可能会继续成为“全球化2.0”的主要驱动力。重启全球化不一定需要一个当仁不让的世界霸主，更有可能的模式是建立在多边基础上的横向全球化，其范例已然出现。例如，在2020年年底，十五个亚太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标志着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的正式成立，该自贸区涵盖22亿总人口和28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GNP），约占全球GNP的三分之一。耐人寻味的是，加入协定的既有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有其反对者。与外界此前预料的相反，RCEP的核心推动者并非中国，而是近20年都在致力于推动该项目的东盟国家。
至于美国，在新的全球化阶段，其领导层将不得不适应华盛顿并非总有能力处处充当绝对领导者或者规则制定者的现实。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将不得不接受自身成为国际规范的参与者或者旁观者。在一些领域，美国仍将是规范制定者，但在其他方面美国将成为规范的被动接受者。这对于在两极和单极国际体系时期登上政治舞台并走向成熟的美国建制派内的多个派系而言，无疑是一场痛苦的转变。美国领导层将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仍有待观察。
二 不区分中心和边界的全球化
人们在“全球化1.0”伊始预计，全球化浪潮将从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技术核心（即“大西方”）逐步向边缘扩散。半边缘化的大国，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被视为这一进程的“传导器”。对全球化的早期假定还包括，随着全球化进程从核心向外围转移，全球化的阻力会增加，从而引发冲突和贸易摩擦，并播下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种子。这些“反对浪潮”会拖慢全球化的总体进程，但不会深刻影响到全球核心区域，它们会在从边缘扩散的过程中逐渐减弱。全球核心区域将继续趋于巩固，而边缘区域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碎片化。
然而，“全球化2.0”的参与模式将与“全球化1.0”大不相同。全球化的“浪潮”可能会反向而动——从边缘向核心，而“整个西方”已经在试图采取与全球南方隔绝的做法：限制移民、重拾保护主义、将产业迁回国内，体现出西方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高涨。这种转变折射出全球核心与边缘之间的经济力量平衡发生了持续、根本性的变化。回望1995年，在“全球化1.0”的前夕，七大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墨西哥）的GNP（按购买力平价衡量）总计约为七国集团（G7）（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GNP的一半。在2015年，这两个集团的GNP（按购买力平价衡量）基本持平。到2040年，“新兴七国”的经济实力将是“发达七国”的两倍。
在参与重大全球化进程的程度方面，全球核心区仍然较全球边缘区（我们是否应称其为“前全球边缘区”？）享有巨大优势。然而，这种优势正在迅速缩减。例如，中国在2020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谁将领导“全球化2.0”，这一问题仍无定论。人们甚至不确定“全球化2.0”是应该有单一的地理中心，还是应该与特定地区或某一国家集团相关联。下一轮全球化更有可能以没有明确地理等级的网络式进程演化。“全球核心”和“全球边缘”的概念可能失去原来的意义，因为在任何国家都能找到二者的元素。
三 可持续发展而非线性经济增长
上一轮全球化是与经济加速增长及个人和公共消费增长息息相关的。应当承认，“全球化1.0”为全球（特别是亚洲国家）消除贫困、壮大中产阶级队伍做出了很大贡献。繁荣的国际贸易、增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新兴的可持续性跨国经济与技术链，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许多雄心勃勃的国家现代化项目。由于这些积极的改变，人们开始相信“水涨船高”，这意味着全球化的益处最终将惠及全人类。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假设看起来是合理的。与三十年前的父辈相比，世界人口平均生活质量提升，平均寿命变长。然而，全球化未能在全球人口中公平地分配收益。恰恰相反，“全球化1.0”将世界分割为新赢家和新输家。显然，前者与后者的界限并不总是与“成功”国家和“不成功”国家的划分一致。更多情况下，我们看到国家内部的分歧加深，这体现在不同人口和职业群体之间，大城市和乡村之间，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之间，等等。简而言之，在能适应新生活方式的人群和不能适应的人群之间，出现了新的分化。例如，在过去四十年里，美国所有家庭中较贫穷的那部分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未增反降，这为各种社会动荡和政治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全球化2.0”时期，各国成功的主要标准也许不会完全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而是确保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过渡。社会公平、生活质量、环境和气候议程、社区建设、个人和公共安全等议题将受到更多关注。私人和公共消费的线性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它将让位于“智能消费”的更细致的指标。此外，“消费社会”这个概念本身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各国间的相互竞争，将越来越体现在一国为其公民的自我满足所提供的总体机遇水平，而非简单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四 社会驱动而非金融驱动
跨国金融企业是“全球化1.0”的先锋。金融市场国际化、为获取外国投资进行国家间竞争、增长中的地域和行业资本流动、以专业技能和共同文化为纽带的跨境金融管理群体的涌现，所有这些趋势对生产、政治乃至大众文化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秉持世界主义观念的技术专家已经成为变革的榜样和象征。
然而，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这种全球化模式的严重局限性。跨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与国家生产和社会环境严重脱节。世界主义的技术专家又成了贪婪、道德相对主义和逃避社会责任的象征。由于遍布的失望情绪，此前不受限的资本扩张，被高度基于民族主义的经济和金融战略所遏制。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和金融优先事项是国际银行家遭受失败的生动注解。21世纪初自信的经济学家们的希望和期待并没有实现，因为经济从未把政治驯服成恭顺的仆人。情况恰恰相反，政治开始凌驾于经济之上发号施令并采取与经济可行性叙事迥异的决策。矛盾的是，“全球化1.0”为反全球化者建立跨国联盟提供了一系列新机遇。如今，反全球化主义者们可以说比其对手更好地利用了全球化机遇。
有理由相信，“全球化2.0”的动力将主要来自社会而非金融层面。引人注目的是，即使在今天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水平显著降低的情况下，跨境信息流量仍继续稳定高速增长。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使人们分隔，但其长远影响会促进新通信手段的加速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的另一个显著影响是助推建立人类历史上首个全球公民社会的进程。相比各民族国家的传统金融精英，跨境非政府组织、专业社群、公共运动、倡议联盟可能在“全球化2.0”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若果真如此，可以认为“全球化2.0”将拥有比上一轮全球化更广泛、更稳健的社会基础。因此，未来对反全球化趋势的抵御力量也可能增强。
五 社会公正而非个体自由
上一轮全球化进程反映出自20世纪80年代或更早以来，在全球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公众对个人自由的诉求。全球化的推动力源自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领导人的经济和政治计划，它在左翼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因苏联和中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实验失败而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获得加速动力。从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到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再到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全球化1.0”的远见者们梦想着未来的社会由完全原子化的“世界公民”构成。他们享有无限的选择自由，而很少（如果有的话）受限于过时的群体身份和相应的责任与承诺。
全球政治的钟摆在21世纪初达到极点，并在2010年代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从现在到2050年间，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更加明确和更加坚定的公众对社会和政治公正的诉求。这其中暗含着左翼意识形态的复兴，也标志着左翼政治运动和政党取得进展。已经有很多迹象表明，国际和国内社会倾向于牺牲一部分经济和政治自由，以换取他们认为的社会正义和公平的保障。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私营部门和更富裕社会阶层的税收负担将增加，新平等主义风行，带有政治动机的审查和自我审查增多，政治正确做法剧增，在信息管理领域限制性的新措施纷纷出台，其以安全考虑为由限制隐私权。尽管自由民主政体为了存续和与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竞争（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情形）而不得不更加强调社会公正，但上述趋势不意味着自由民主政体被威权政治模式彻底击败。
基于社会公正优先的全球化与基于个人自由优先的全球化有很大不同。现代社会尚未形成兼具国际和国内适用性的，统一且合理的公正标准。这意味着在“全球化2.0”时代，对各种社会、政治、种族、宗教和其他群体以及许多国家来说，世界仍然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然而，我们可以预测，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将更加一致地推进平权行动，将出现大规模再分配物质财富的非市场机制，将更加坚持不懈地努力缩小“富人”和“穷人”间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获得成功，就必须在世界以及特定国家内部在对公正的多种不同理解之间找到平衡。
六 多元行为体而非单一国家行为体
“全球化1.0”的消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关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消亡所造成或加速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至上的观念，以及对外国干涉本国国内政治事务的担忧，在许多社会，特别是在以国家为导向的传统国内精英群体之中变得相当流行。几乎在世界各处，都可能看到国家官僚、军队、国防部门、特种部队和执法机构等精英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上升。某种程度上，传统的（即与经济中工业部门相关的）中产阶级也经历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21世纪初的很多被追捧的身份，正在失去他们曾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新的创造力团体、私营金融部门、国家精英中的世界主义派别、自由派媒体和买办知识分子都不得不努力避免被彻底边缘化。世界正从后现代范式退回到新现代范式，而在若干维度上甚至大大倒退至更早的时期。以往的全球化非国家驱动力——例如大学、独立智库、专家、网络、跨国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以及面向全球的私营部门——被推到了国际体系的边缘。
然而，随之而来的逆全球化时期证明，民族国家的这种复兴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各国对国家主权的重视，既没能阻止新冠肺炎疫情，也没能阻止国际油价暴跌和货币汇率动荡加剧。更严格的国家财政政策没能消灭全球离岸经济，正如更严控的边境管制和签证制度也没能阻止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进入欧洲。尽管民族国家付出巨大努力，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在重新掌控跨境资金、货物和服务、信息和人员的流动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很难相信“最后的胜利”会很快到来。
“全球化2.0”可能为国际关系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间的互动提供一种不同的模式。尽管主权国家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但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要靠广泛的公私伙伴关系（PPP）这一形式才能得到解决。例如，为了封锁充满危险和不稳定性的军备竞赛之路，防务部门的私营公司和研究型大学的积极参与必不可少。若没有全球范围内众多民间社会机构和地方社区的参与，“绿色议程”无法顺利推进。如果私营部门不肩负起国家或国际技术援助机构的职责，在世界最贫穷国家已推行成功的发展项目也注定会失败。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的这些公私伙伴关系中，非国家玩家未必愿意仅扮演民族国家手中的工具，而是想发展伙伴关系，即有自己的利益和优先事项，甚至有时不同于国家的利益和优先事项。建立高效的公私伙伴关系的能力对未来的国家领袖们而言至关重要。
七 多元主义而非普世主义
“全球化1.0”时代适逢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肆意蔓延。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将“自由的全球化”和“全球自由主义”这两个概念等同，或至少承认二者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由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在当时预期将在全球最终获胜，而这会成为全球化的关键助推器和最重大成就之一。在当时那种语境下，任何非自由或反自由的发展模式看起来都有些过时，是现代化缺乏一致性且不完整的症结，使其支持者无法适应新的全球世界。当涉及某一社会时，人们可能对什么是最高效的现代化途径有争议，但毫无疑问，大部分人都认为“西方”本身就是现代化的象征和化身。
但如今，全球化与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直接因果联系，已远没有30年前那么令人信服。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正处在艰难时期，其基本理念甚至在西方也受到质疑，而其他一些社会政治和经济模式不仅显示出韧性和可持续性，而且往往还展示出高效率。中美两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对比可以视为这种新现象的教科书式的范例。西方已经失去了对如何定义现代性方面的垄断地位，自己成了被居高临下指指点点的目标，被认为过时又落伍。
这种全球发展的新动态表明，“全球化2.0”应当找到一种方式，将全球化与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道路多元化相结合。新兴国际体系中的游戏规则制定必须让处在不同社会和政治阶段或背景的参与者感到同样公平。大家普遍认为仅靠坚持政治自由主义就能让各国自由、不受限地参与全球化，这是不现实的。“全球化2.0”必须能够吸纳政治制度具有极大差异的参与者，无论是自由民主国家还是非自由专制国家、神权共和国还是绝对君主制国家。多边全球项目的推进将不是围绕共同价值，而是围绕共同利益。人们可以假定，“全球化2.0”（或以后的“全球化3.0”）将会促进全球价值观的融合。该假设存在争议，但这种趋同无疑只能在相当远的未来作为全球化的结果出现，而不能视作“全球化2.0”的前提。
八 异步而非同步
尽管对“全球化1.0”的研究最初主要关注其金融和经济维度，但全球化明显是一个复杂深刻的进程。人们假定，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就像“火车头”，必然带动全球化的其他维度，例如社会、文化、政治等。此外，他们还期待全球化在各领域以某种方式同步推进，并通过互动加速全球化各维度发展，从而对整个国际体系产生累积性影响。最初分析这一现象的人大多是主修宏观经济和金融事务的学者，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会出现对全球化未来的还原主义看法。因此，对经济技术决定论不应过于惊讶。全球发展在一段时间内似乎印证了同步化观念的正确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在人类生活中某些领域的“全球化阻力”明显强于其他领域。此外，一体化与整合、统一之间没有直接明显的因果关系。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将城邦描述为“多样化的统一”，这也恰好适用于全球化的世界。事实证明，全球经济化和全球政治化无法实现同步。经济和政治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给整个“全球化1.0”进程带来严峻挑战：经济要求的是战略性、系统、全球、洲域、主动以及多边的解决方案，而政治需要以战术性、机会主义、局部、保守及单边的解决方案为优先。如上文所述，经济理性未能战胜政治考量，这致使全球化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
很明显，“全球化2.0”将是异步的，这意味着全球化进程将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速度推进。例如，民族文化对全球大众文化的抵抗将不会被视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巨大障碍。各社会维护其历史传统和独特身份的努力将是对全球多样性的有机补充而非人类统一进程的阻碍。全球多样性反过来也将强化全球社会体系的整体稳定性。在深度异步化的“全球化2.0”中，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协调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这需要极其精细化和高度专业化的政治技艺。如今，我们只能猜测未来的政治家会如何融合所需技能。
九 灵活的联合体而非僵化的结盟
“全球化1.0”充分利用了冷战结束后基本保持完整的西方安全和发展机制。当初普遍的预期是，这些机制在空间和职能上的持续扩展，最终会推动人类社会在统一的保护框架下解决大多数紧迫的全球性难题。但实际上，包括北约和欧盟在内的大多数机构，却很快地表现出了局限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近乎功能性的缺陷。同时，大多数试图启动新机制以替代西方领导的旧组织的尝试都显现出长期的制度疲劳，以致这些倡议无法超越活动俱乐部的范畴。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全球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导致包括联合国框架在内的许多多边机构陷于失能。
很难想象，新兴的世界秩序没有承袭上一阶段的核心制度。尽管如此，大多数国际活动并未在20世纪遗留的僵化官僚组织内运行，而将围绕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其他主题展开。之前的国际权势集团将不再如过去般无所不能，“超级大国”或“大国”的观念将显得过时并失去解释力。同时没有迹象表示，被赋予广泛权力和普世合法性的“全球政府”会很快出现并发挥作用。
为解决这些具体问题，一些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将建立灵活的临时联合体，这不仅仅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还可能包括私营部门、民间机构或其他国际事务的参与者。此类联合体将相对容易地聚合、解散和再聚合。复杂、耗费资源的官僚机构，或是过于耗时的决策流程将没有用武之地。尽管如此，这种基于问题的国际合作方式也并非完美无缺，但（随着发展）可能会变得更有意义并比旧机制更能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
十 南北分化而非东西分化
传统观念认为，“全球化1.0”因美国和中国的对抗而受挫。人们认为，2020年到2021年的经济危机和流行病危机，使全球经济和政治加速转向美—中两极格局。这种逻辑暗示如今需要考虑美中两极格局将呈现出的僵化（或灵活）程度。僵化的两极化事实上会将世界分割为两个对立的体系，就像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一样。灵活的两极化则会允许大部分国际行为体在各自的外交政策中保持灵活性和自主性。这种看似有吸引力的逻辑需要紧密结合今后若干年的实际情况。然而，展望“全球化2.0”时代，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两极分化似乎越来越不沿着过去一个世纪的东西向轴线排列，而是过渡到沿着南北向轴线排列。
现有的东西分化显然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消失。至少数十年内，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与西方模式显著不同。然而，将视角放得越长远，就越有理由将中国（以及俄罗斯）纳入广义的全球北方。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达成战略妥协的实现多少有迹可循，需要双方的政治意愿、决心、耐力、时机和灵活性。但对于可能出现的南北妥协，人们甚至欠缺某些一般性的理解。我们没有理由期望全球北方能够按照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向欧洲提供的马歇尔计划的思路，为全球南方提出一个全面的大规模发展援助计划。恰恰相反，我们不能排除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再次抬头将进一步加深全球北方与南方的隔阂。据此，处于“全球化2.0”阵痛中的世界可能会见证北方经济体在加深一体化的同时，削减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甚至人道主义联系并实施更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和跨境移民的新限制。
“全球化2.0”的关键挑战不是将全球南方拉到与全球北方持平的水平，这无法实现。因为将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扩展到地球全体居民，会给地球的资源造成过大压力，注定让地球生态系统陷于不可逆的恶化过程。此外，如今全球北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并不像它在全盛时期那般有效。全球北方正逐渐失去对现代性的垄断，因此全球南方逐渐不再将其视为效仿对象。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之间的地理边界将越来越模糊。北方通过南亚、中东、非洲和拉美的现代都市区，以及新的经济行业和消费模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南方。南方则以移民潮、生活方式、宗教及文化的形式向北方渗透。南北之间的“文化分离”近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人类不能就文明融合达成共识，那么“全球化2.0”时代将有负期望，无法实现21世纪最根本的使命。
（马思远 译）
[1]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