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国际关系

伊戈尔·伊万诺夫[1]

我们可以放心，新冠肺炎疫情迟早会被击败。我们当下感到的过度焦虑和恐惧将会逐渐消退，科学会指引我们找到有效的抗击病毒的良药。届时当人们回望疫情下的数年，便会觉得犹如经历了一场噩梦。

同时可以明确的是，疫情后的世界将与我们过去所了解的世界大相径庭。自冷战结束以来，认为世界需要一次大变革进而走向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观点一直相当流行。有些人预言，严重的经济危机会引发这一变革，还有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正在酝酿之中。然而，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世界大洗牌几乎会毫无征兆地来临。短短几个月间，新冠肺炎疫情折射出了当今时代全方位、大规模的矛盾与倒退。同时，疫情也勾画出经济繁荣、科学突破和技术进步的前进路径，为自我实现和满足开辟了新机遇。而当下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谁将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新现实和正在展现的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也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留下了烙印。

在20、21世纪之交，国际体系深陷于危机之中。20世纪末冷战的终结，实际上标志着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确立的两极世界秩序，开始向一个尚待开创的新模式过渡。关于新的世界秩序应该是何种形态，人们的争论十分激烈，但尚未形成定论。若干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都想充分利用全球事务中的这种不确定性，重新分配世界势力范围，重塑世界秩序。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前景并不出乎意料。因为公共领域出现的深刻变化，和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20世纪中叶确立的僵化的国际关系模式之间的冲突，在最近几十年间已持续激化。

事实证明，新冠肺炎疫情给国力带来严峻和空前的考验，揭露出当前国际体系的局限性。无论是金融风暴、反恐斗争、区域冲突或其他困局，过往危机不管事态多么严重，实际影响都是暂时的，其牵涉面十分有限。新冠肺炎疫情则超越了各国政治体制、社会习俗、经济水平和军事力量的差异，其影响波及全世界。疫情暴露出现代世界的脆弱以及正在增长的风险和挑战，如果忽略这些，世界就会陷入自我毁灭的下降螺旋。

疫情仍在持续，这意味着关于它对国际关系体系的影响，我们还无法下最终定论。话虽如此，若干初步结论也已经逐渐成形。

一是全球化尽管有明显的副作用，却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无可逆转地推动世界各方真正地相互依存。这并非新的观点，然而，全球化的反对者们一直试图并继续努力地贬低它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事实上，他们想认定，全球化并不比国际生活中的一个插曲重要多少。尽管至今全球化已经持续了很久，但它无力改变人们熟知的世界版图。疫情则揭开了现代世界真实情况的幕布。在这里，国家边界只不过是一种行政和官僚的建构，因为它无力阻止人们在精神、科技、信息或任何其他方面频繁的沟通。同样地，官方的边界并不能阻止当前安全威胁在各国之间快速扩散。几轮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损失，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如果不能认清这一明显的现实，进而开始思考各国在新环境下应该采取的措施，同样的情况会伴随其他挑战一再发生。

二是尽管危言耸听者们无休止地预言（现行）国际体系即将崩溃，但其承受住了最初的剧烈冲击。经历了短暂的茫然无措，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G20）及其他全球和区域组织回到正轨（尽管有些组织比其他组织做得更好），紧急采取行动来防控疫情。这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关系体系仍在发挥作用，尽管它远非完美无缺。

延续上述思路，抗疫斗争已经表明，多种国际框架越来越与当代现实脱节，其已被证明无力进行足够快的动员，难以在变动的世界中有所作为。这就再一次将改革联合国体系（以及其他国际机构）这一愈发紧迫的议题推到前台。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可能还将不得不面对危险性不亚于当前疫情的种种挑战，对此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三是国际机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逐渐减弱，离心趋势正在加剧，其表现为各国——主要指几个全球领导者——开始将本国利益摆在首位。围绕多种新冠疫苗展开的全球信息战，就是这种趋势的典型事例。它不仅严重干扰了抗疫斗争走向成功的进程，还拓展了互不信任和竞争的新维度。世界事实上退回了冷战时期的“规则”之下，即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各国极力证明自身的优越性，而很少关注安全和发展等共同利益。

在当下奉行这样的政策可能给各国带来严重后果，因为新型安全威胁不受传统边界约束。阿富汗危机应被视作全人类的教训，这说明任何严重的区域危机，即便发生在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也将无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影响。因此，我们都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联合起来对抗这些新挑战，要么被各种极端分子和投机者“绑架”。

四是还有一些政治领导人迅速地以疫情带来的挑战为借口，以牺牲基本民主原则和有约束力的国际义务为代价，强化国家的职能。在一场严重危机的攻坚阶段，当需要动员所有可用的资源来抵御威胁时，此举可能是正当甚至是必要的。

然而，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些政治家正愈发追求这些扩展的权力，并非常愿意以可能发生新危机为由紧握这些权力。这种思路给建立符合当代现实的国际关系新模式带来难题。在这一新模式中，各参与国被期望通过协作服务于全球安全与发展的利益。

五是正如在深刻的危机期间总会发生的那样，国际社会正在关注大国及其领导力。人类社会所有领域的未来历史走向，自然也包括国际关系，将取决于大国的选择，进而决定团结能否战胜国家利己主义。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举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的倡议，可以成为促进理解和探寻前进新道路的一个良好起点。我们不能一直推迟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坦率而透彻的对话，因为再度推迟所产生的代价恐怕会过于严重，无人能够承担。

（马思远 译）

[1]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部长（1998—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中俄思想库交流机制俄方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