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时代，诗人何为？

海德格尔曾在《诗·语言·思》中，针对他所处的时代，提出过一个有名的命题：“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如何为？”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个诗人何为的问题。

如今我们面临的新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是开创者的时代。新时代的诗人任重道远，他不仅要以新时代见证人的身份，记录下这个伟大的时代，而且还要以预言家的身份既憧憬美好的未来，又要让人们对通往未来的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这就对诗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诗人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写作技能技巧等有了很大提高，诗歌创作的队伍大大扩展了，诗歌创作的整体水平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些有才华的诗人勤奋地写作，作品发表了，诗集出版了，但往往在读者中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就像投入幽深湖水中的一颗石子，没有溅起一圈涟漪。这些诗人觉得自己写得蛮好了，却得不到承认，他们怪读者冷漠，怪评论家没有眼光。其实他们不明白，一个诗人在有了深厚的文化素养，有了诗歌写作的能力与技巧之后，能否达到新的高度，能否创造出光彩夺目的名篇，最终比拼的是人——是人的心灵、襟怀与品格。最美的心灵，才有最新的意境；最高的品格，才有最好的诗篇。在中外诗史上，历来是诗人品格的高下，决定诗歌的高下。“诗如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徐增《而庵诗话》）胡风在1942年，收到一位青年诗人的来信，信中说：“对于诗，这个庄严的命名，我从没有轻佻地去走近她。”胡风非常欣赏这位年轻人对诗的态度，称之为穿透环绕他周围的湿雾的一道阳光，感动之余，给他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胡风著名的诗论：《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在这篇文章中，胡风强调：“有志于做一个诗人者须得同时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人。无愧于是一个人的人，才有可能在人字上面加上‘诗’这一个形容性的字。”（《胡风全集》第3卷）

的确，在任何一个时代，诗人都不能把自己等同于芸芸众生。他不仅要真实地抒写自己真实的心灵，还要透过自己所创造的立足于于大地而又向天空敞开的诗的世界，展开自觉的人性探求，坚守诗歌的独立品格，召唤自由的心灵，昭示人们返回存在的家园。

诗人的角色是一种社会角色，诗人是社会的人，这是不以诗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任何人写诗，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那么，面对新时代，我心目中的诗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把它概括为如下的六句话，即诗人应当是一个呼唤心灵自由的人，是葆有一颗童心的人，是拥有博大的爱情的人，是既要仰望天空又要俯视大地的人，是自然之子，是神圣的命名者。

一个呼唤心灵自由的人

2007年4月在廊坊师范学院举行的“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的闭幕式上，诗人邵燕祥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诗歌作为一种语言方式，一种心灵表达的方式，其‘核心价值观’即是自由。”

自由是诗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诗歌最根本的属性，这话说得太到位了。对此，我国老中青三代诗人也都曾用自己的语言做过表述。

艾青这样礼赞诗歌的自由的精神：“诗与自由，是我们生命的两种最可宝贵的东西”。（《诗与宣传》）“诗是自由的使者，永远忠实地给人类以慰勉，在人类的心里，播散对于自由的渴望与坚信的种子。诗的声音，就是自由的声音；诗的笑，就是自由的笑。”（《诗论·诗的精神》）

吉狄马加说：“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普希金的《纪念碑》时给我带来的激动和震撼，那是终身难忘的。普希金在诗中写道：‘在这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不幸的人们祈求过怜悯和同情。’无可讳言，作为一个未知的少年，是普希金告诉了我什么是自由，使我第一次懂得了自由对于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寻找另一种声音》）

小海声称他是“为了获得自由而从事写作”（《年代诗丛·小海诗选》）。

这些诗人在不同条件下关于心灵自由的论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心灵的自由不是靠恩赐。历史上皇帝被推翻了，不见得心灵就能获得自由。保持心灵的自由还要有一定的内在条件。这就是说，在外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固然要充分发挥自己心灵的自由，即使外界条件不允许也要尽可能地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的心灵自由提供一种正常的防卫。

保持心灵的自由需要有勇气。一位法新社记者曾经问过巴金：“巴金先生，假如我是一位年轻的中国作家，你有什么忠言勉励我？”巴金引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英雄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来回答他（《巴金在香港答记者问》）。巴金还说过：“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探索集〉后记》）巴金的话是非常感人的。中国也有句老话，叫“放胆文章拼命酒”，酒是不能拼命去喝的，文章却要放胆去做。为了保持心灵的自由，作家应当有勇气直面人生，直面旧的习惯势力和世俗的种种压力。一个真正的诗人，总是走在一般人的前面，站得也比一般人高一些，因此总有一定程度的超凡脱俗，他不易被世俗限制和束缚，而往往是旧的习惯势力的叛逆者。

维护心灵的自由，还要靠诗人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准确把握，对自己的创作才能的冷静分析以及对人生、对艺术的坚定信仰的基础上的。优秀的诗人可以谦虚地听取意见，但却不会无止境地否定自己，相反他们充分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富有独创性的作品的价值。普希金在他临终前不久写的《纪念碑》一诗中，为自己的创作做了这样的总结：“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普希金正是由于有这样坚强的自信，他才能在形形色色的流言与诬蔑面前保持了一种自由的心境。

为了捍卫心灵的自由，诗人需要耐得寂寞、甘于寂寞，一方面去掉功利之思，不慕繁华，不逐浮名，视功名富贵如浮云；另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创作追求，恪守自己的美学理想，决不随波逐流。有了寂寞之心，才能寂寞做人，才可能祛除杂念，排除内在的与外在的干扰，建立一道心理的屏障。这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澎湃，大众文化的红尘滚滚而来，人们物质欲望空前膨胀……这一切给作家带来强大的精神压力与生存压力。作为社会的精英，诗人若想避免与流俗合流，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就要像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为捍卫人类的最后精神领地而搏斗，心甘情愿地充当诗坛寂寞的守望者。

创造的成功是自由的实现。说到底，心灵的自由不仅是创造成功作品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人生追求的一种境界。

一个葆有一颗童心的人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赤子之心”，即是“童心”。俞平伯在他第一本诗集中表白：“‘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我反对诗人底僭号，什么人间底天使，先知先觉者……我只承认他是小孩子的成人。”（《〈冬夜〉自序》）冰心也曾诚恳地向小朋友们说：“我是你们天真队里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为止，我恳切地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寄小读者·通讯一》）这些作家均用热烈的语言表达了对童心的高度尊崇，值得我们深思。

童心的可贵首先在于它的真诚、纯洁、不会掩饰，不会作假。诗歌说到底，不就是一句掏自心窝的真话吗？童心的可贵还在于它的超脱实用。儿童由于阅历浅，不谙世事，他们不是从实用的角度去看事物，而是喜欢沉浸在幻想的境界中与实际的人生拉开距离，从而能在为成年人所忽视的东西上发现美。这是由于成年人看事物偏于实用，而儿童却另有一种眼光，他们不受世俗习惯的拘囿，对事物总有一定的新奇感、陌生感，他们看事物的视点不固定，想象的天地也远比成年人开阔得多。而诗人的审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像小孩子一样，要摆脱实用的态度，这样想象的翅膀才能升腾起来。

实际上，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大孩子”，他们不是羞于与儿童为伍，而是尊崇儿童，尽力使自己的心态、思维与儿童相沟通。正如法国作家都德所说：“诗人是还能用儿童的眼光去看的人”。郑振铎在五四时期曾写过一首小诗：

我们不过是穷乏的小孩子。

偶然想假装富有，

脸便先红了。

这首题为《赤子之心——赠圣陶》的小诗，是诗人的“夫子自道”，它不仅是赠给叶圣陶的，也是赠给后来者——新时代的诗人们的。

一个拥有博大的爱情的人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中有一行诗：“美呀，在爱中找你自己吧。”一句话，便点出了美的发现与爱的关系。

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光自爱是不行的，光爱一个人也不够，他还要以一颗博大的爱心拥抱世界。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有这样的诗句：“谁要是在受着苦难的兄弟的病床前，/不流眼泪，谁要是心里没有一点同情，/谁要是为了黄金而把自己出卖给别人，/这种人就不是诗人！”

诗是哭泣的情歌。大凡留传后世的伟大诗篇，都不是为统治者歌舞升平，为豪门描绘盛宴之作，而恰恰是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的。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往往孕育着伟大的诗。所以德国诗人麦克尔才说：“诗歌不是天使的栖身之所”，“诗是苦难的编年史”。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苦难意识，这里不单有对社会生活的苦难体验，更有诗人在精神上去主动承受苦难的一种人生态度。夏济安说过：“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耶稣基督在荒野里对魔鬼说：‘撒旦，走开！’这些都是两位教主生命中的大事，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悟到了‘道’，他们有了自信。这种内心的动作，应该和释迦托钵乞食，耶稣治疗麻风病人这种外界的动作一样重要，甚或更为重要。”（《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如果没有释迦托钵乞食、耶稣治疗麻风病人那样身历苦难，如果没有他们那颗博大的爱心，也就不会有他们得道时的“悟”。对诗歌之“悟”，亦可作如是观。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诗人们不仅写诗表达对遇难者的哀悼，抒写一种大悲悯的情怀，而且直接投入了抗震救灾的斗争，充分显示了博大的爱心。曾主编《后朦胧诗集》的先锋诗人潇潇在大地震发生后，一个人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了灾区，在成都火车站搬运救灾物资，此时的潇潇，如现场见到她的诗人所描写的：“此刻她不再是那位漂亮的、爱化妆的女诗人，而是一个身着蓝褂子的、满脸汗渍的劳动中的妇女。”（《废墟上的歌声》）潇潇后来在北京召开的“‘诗歌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上说：“汶川大地震彻底改变了我写作的态度。我以前是按纯诗的观念去写。大地震后，我感到在举国同悲的时候，诗人不能缺席，而要在场，诗人就是要为灾区人民扎扎实实做些事情，面对天崩地裂，面对特大的灾难，我的感受是语言是轻浮的，只有生命是沉重的。当我在摇动的车上为志愿者朗诵我的诗，他们被感动了，我才真正意识到诗的价值。”

有了这种博大的爱情，在寻常的生活景象与自然景象中就往往会有独到的发现了。诗的创造，从本质上说，来源于诗人的充溢着爱的心灵。少女可以为失去的爱情而唱，守财奴不能为失去的钱袋子而歌，原因就在于少女有一颗纯真的、赤诚的心，而守财奴的心早已硬化、冰结了。

一个既要仰望天空又要俯视大地的人

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的人。这里说的对天空的关注，不单是迷醉于天空的美，而是指能把个人的存在与宇宙融合起来那样一种人生境界。人生是一个过程，寄居于天地之间，追求不同，境界也就存在着高低的差别。诗人郑敏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念书时，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人生哲学”课。冯先生把人的精神世界概括为由低而高的“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说一个人做事，只是顺着他的本能，这与动物界很接近。功利境界，是说他所做的事，其后果可以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道德境界，是说他为社会的利益去做各种事，所做的事都有道德的意义。天地境界，是指一个人意识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为宇宙的利益做各种事。立于这种境界的人才算是“大彻大悟”，这也是最高的人生境界。《管子》上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天即宇宙，宇宙是人所生活的大环境，人只有和宇宙这个大环境保持一致，才能领略到人生之美，宇宙之美，从而抵达人类生存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的澄明之境。

认识宇宙，也就是认识人类自己。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受到种种的限制，生命的有限和残缺使得人类本能地幻想自由的生存状态，寻求从现实的羁绊中超脱出来。而诗歌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象征形式，是力图克服人生局限，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一种精神突围。

仰望天空便是基于人与宇宙、与自然交汇中最深层次的领悟，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强调在更深广、更终极意义上对生活的认识，让心灵自由地翱翔。基于天地境界的诗歌写作，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哲学、宗教层面的挺进，追求的是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层体认。每一位诗人，因为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这些具体琐屑的人生经验永远满足不了诗人理想与情感的饥渴，他渴望超越。诗歌创作，就是诗人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途径。

仰望天空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的超越，但这不等于诗人对现实的漠视与脱离。人生需要天空，更离不开大地。雨果说：“诗人可以有翅膀飞上天空，可是他也要有一双脚在地上。我们看见他飞翔以后，也要看看他走路。……同时是人也是超人，这就是诗人。完全离开了人，诗人就不存在了。”（雨果《九三年》）海德格尔说，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雨果和海德格尔说得很有道理。这是由于审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不是指向抽象的理念世界或超验的彼岸世界，而是高度肯定和善待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生命与自由。因此，终极关怀脱离不开现实关怀。能够仰望天空的诗人，必然也会扎根大地。重视日常经验写作，把诗歌从飘浮的空中拉回来，在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这更需要诗人有独特的眼光，要以宏阔的、远大的整体视点观察现实的生存环境，要在灵与肉、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冲突中，揭示现代社会的群体意识和个人心态，让日常经验经过诗人心灵的过滤发出诗的光泽，让平庸的生活获得一种氤氲的诗意。

一个自然之子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提出的自然、社会与人，既是人文学科所要思考、探究的对象，也是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自然、社会与人既各自有确定的内涵，又是三位一体的，对自然、社会与人及其三者关系的思考，构成了诗人对世界的把握与诗歌书写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一定的自然环境会诱发一定的心理。《礼记·乐记》云：“人心之动，物使之然”。这里的“物”，即是种种自然风物的总称。自然不仅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物质资源，而且启迪了人类的智慧，开拓了人类的胸襟、熏陶了人类的情感。诗人的创作大多离不开江山之助，所谓“用笔不灵看燕舞，行文无序赏花开”。大自然就像母亲一样以她的乳汁，滋润着诗人的心灵。

真正的诗人都是“自然”的儿子，他们都是怀着对自然的深情，用人的眼光、人的感情来看待自然。在诗人看来，人和自然之间有相通之处。自然能用其独特的语言同诗人交谈，那幽深的森林、寂静的山谷、卷起绒毛似的雪花的狂风、不停息地拍击礁石的海浪……诗人仿佛都能从中感到自然的脉搏，听到自然的声音。这种与自然的沟通，使诗人觉得自然界中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仿佛也有灵魂，有其内在的意义。

经历了现代工业社会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经历了失去家园的漂泊无依，人们渴望回归自然。自然既是激发诗人写作的动力，又是诗人永恒的书写对象。诗人观照自然，把自己的内在感情辐射到自然上，使自然人化或心灵化。诗人对自然的书写，不只是对自然的描摹，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人的内在生命的隐秘，这也构成了人类与自然对话的桥梁。

一个神圣的命名者

海德格尔说：“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必须经由语言的本质去理解。”（《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诗歌语言在日常的、实用的语言系统之外，建立了一个自主的独立的艺术符号世界。卡西尔认为，伟大的诗人“不仅有运用而且有重铸和更新语言使之形成新的样式的力量。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在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死时与他们生时是不相同的。这些语言由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经历了本质性的变化，这些语言不仅为新的词汇所丰富，也为新的形式所丰富”（《语言与艺术》）。罗兰·巴特也说：“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儒雅风度，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承诺，甚至也不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的改变。”（《写作的零度》）

诗人不仅记录生命，而且为世界命名。语言便起源于对事物的命名。这种命名本身就是美妙的，充满诗意的。栖居在语言家园中的诗人，他不只是把语言视为工具，而是视语言为生命，视语言为诗意的存在。诗人要打破人们对日常语言习惯的近乎麻木的心态，从全新的角度对诗的语言进行审美观照。“但诗人不能完全杜撰一种全新的语言，他须得尊重自己语言的基本结构法则，须得采用其语法的语形和句法的规则，但是在服从这些规则的同时，他不是简单地屈从它，他能够统治它们，能将之转向一个新的目标。”（卡西尔《语言与艺术》）这个意思用清代诗人袁枚的话来说，就是“字字古有，言言古无”，诗人用的字是古来就有的，但用这些字组合而成的诗句却是全新的，前无古人的。在这一过程中，诗人所感受的言语痛苦是非常人所能感觉到的，也非常人所能承受的。如德·斯太尔夫人所说：“诗的天才是一种内在的禀赋，它同令人们作出英勇牺牲的禀赋属于同一种性质：写一首壮丽的颂歌无异于做一场英雄主义的梦。”（《德国的文学与艺术》）这就要求诗人必须有一种强烈的言语动机，像杜甫那样“语不惊人死不休”，方能在严格的限制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此时，“言语痛苦”就会转化为某种创造的愉快，这即是普希金所说的：“善于驾驭文字的人最为幸福。”（列·格罗斯曼《普希金传》）

新时代是实现“中国梦”的时代，是前无古人的时代，也是对诗人挑战最大的时代。为应对新时代的挑战，诗人们应做好多方面的准备。以上所胪列的六点，仅是个人学习、思考所得，愿与诗界同仁共勉，在新时代相伴而行。

2019年11月19日